人口與社會動能:重構護家愛台的保守主義論述(2021修)

已更新:2021年9月30日

作者:邱慕天

(本文转自https://breath35.wordpress.com/category/theology-transforming-culture/ )


一、隆中對:時間不在小國/脆弱型社會這邊


基督教保守主義思想家劉仲敬(阿姨)近期論「少子化」為中華民國(台灣)和中國大陸各自最大國安危機。他論定,台灣自身的人口結構趨勢雖然脆弱,但中國大陸自身有同樣的問題,在它的政治文化構造和現今量體下,將會更難自顧。因此,北京已經失去拿下台灣機會。


這一段劉仲敬的相關原話如下:


”共產黨為什麼認為它能夠打倒臺灣呢?因為臺灣有很多脆弱社會的特徵,低生育率就是一個典型。但是在這方面…,臺灣能夠站住的主要因素就是中國自身的脆弱。 …所有家庭在培養自己的子女的時候都有一個潛在的羡慕對象。而子女往往是在還沒有長大的情況之下已經被培養成了這個樣子,因此改也改不了了。臺灣本土社會也已經虛弱得很夠嗆了。這個虛弱…是在社會本身上。他們實際上是已經預設了冷戰經濟學所帶來的這個社會是合理的,他們自己也要走這條路,因此他們自己的生育率也降低得很快。而臺灣價值的區隔性又很小,尤其是它提高不了生育率,也改變不了臺北和大都市中心的發展模式,所以他們只是稍微晚了一步而已。很可能在自身的政權構建和各方面還沒有來得及形成保護自己利益的穩定結構的時候,自身就已經進入重度老齡化社會。這種前途只能說是極其糟糕。等到那一步,相當於你這個年齡的人,你的孫子那一代的時候,你會突然發現,印尼穆斯林和菲律賓天主教徒處在比你有利得多的地位,儘管他們的爺爺是被你的爺爺所瞧不起的人。“


附和阿姨論點,可以三國歷史時期的魏蜀局勢為戰略參照。史學家大多推定,當公元220年之後,曹魏一統北方、關羽丟失荊州敗亡,則蜀國(季漢)國祚已如倒數計時。 諸葛亮承接大權後立即北伐,匡復漢室的口號理想是其次,必須採取攻勢「北伐」的客觀原因,乃是在於從「抗戰」的沙盤推演,蜀被魏併吞已是必然的終局。時間不在小國這邊。 基於曹魏控制的已開發領土是蜀的三倍大、人口是五倍多,當北方的地力、經濟力從東漢末年董卓之亂中開始恢復,魏的國力就將隨著時間倍數式地與蜀國(季漢)拉開差距。 早在與劉備初次相會時提出〈隆中對〉,諸葛亮即以「跨有荊、益」以三分天下為務實戰略,待「天下有變」可圖謀北方。言下認定,「盡人事」方三分天下,「聽天命」才有機會統一天下。

而且,這種攻勢是困難的:對「豐饒型社會」者如曹魏,有本錢吃上多次的敗仗(赤壁之戰/漢中之戰),也不會動搖國本。但「脆弱型社會」如季漢,上賭桌的籌碼無多,每一次軍事挫敗(夷陵之戰/街亭潰敗)都具體地縮短了該政權在博奕中的剩餘選項和玩家壽命。


即便是魏蜀在荊州戰前的奪漢中之戰(217-219),以劉備軍斬將退敵獲致全勝並進位「漢中王」。將此敗曹魏承受的戰損比,代入總體軍政後,仍可說是戰略性地消耗了蜀。(曹魏雖然失去土地,但分三波撤退時將漢中40萬居民與動產轉入魏境並焚田;而劉備則須從蜀地上移10萬戶屯墾漢中,執行佔領與重建)。


西方漢學者繪製的三國地圖。古代政權地圖僅表示大略勢力範圍。值得注意,在南朝之前,華中華南地區城市與農田大多屬於低度開發狀態。除去荊州已於先秦時期有楚國開墾治理,有江陵之富饒之外,人口密集與農業經濟生產重鎮地方,多在三國魏所掌控的華北地區。


二、挑戰人力金字塔論的兩個變因


然而以古論今,以人口經濟結構作為國力強盛的主要變因,個人必須提出「全球化」與「科技化」兩項現代人類社會的革命性變因,作為引述劉文段落後的商榷和補充。

以今日中東的卡達境內260萬人口為例,其中卡達(阿拉伯裔)公民的只佔30萬,其餘230萬由外勞/移工身份構成,多半來自尼泊爾、印度、孟加拉、厄利垂亞。 外籍移工包辦所有各項製造、服務、照護等前線工作。卡達公民則靠油源福利坐享其成,掛階公務員、業主、投資人。30萬人坐享世界首富的人均GDP。


中東油國卡達,人民世界首富


台灣在鄰近東亞區域中為經濟現代化的先進者隊列。以卡達、香港為參照,則當全球化人力流動成為大規模現實,某種程度仍可能保障社會在超高齡化之際,依然能向境外吸收低階勞務的服務人力,並且將本國的青壯人力安放在高階管理的位置,確保國家先進產業的運作並維持舒適。——此一情況亦在美國白人引入拉美和墨西哥裔,填補清潔、維修、製造、護理、餐飲服務缺口的模式看見。 「全球化」人口移動變因,使生產力和經濟引擎的延續趨勢不再能僅從本地生育結構來預測。

其二,「科技化」勢必在醫療方面將帶來壽命與退休年齡(健康餘命)的延長,減緩超高齡社會的實際經濟衝擊。而諸如人工智慧、機器人對長照、服務業人力的應用取代,還有軍事方面的應用等「人機共治」的准未來世代願景,在在都值得我們對單純的「少子化亡國論」做出更複雜的修正。


三、多子不等於強國


然而,古典論述在「勞動力結構」的表象統計後,有更值得畫線拉出的側重點,是國家/社會/社群「形成及輸出秩序」的能量。以劉仲敬的原話說的是:

”票投民進黨、選舉蔡英文或者搞中美外交什麼的都還是次要問題,你能自己多生幾個孩子嗎?多生幾個孩子是非常具體的問題。對於中產階級來說,因為中產階級是時間經營者,犧牲時間對他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損失,尤其是對於中產階級女性來說。而且,如果你僅僅有一個小家庭,僅僅是丈夫配合可能還不夠,你周圍需要有一個像是美國小城市那種教會自己辦幼稚園之類的整個社區組織。

所以,你要能夠動得起來,要有一點凝結核的能力。不僅要帶動你,而且還要帶動你的社區,使你的社區能夠像過去比如說鄉下人或山裡人那個所謂的主幹家庭,祖父母也能帶孩子,所以讓你能夠多生孩子。

美國教會的規矩是,大孩子就要到幼稚園帶小孩子。整個教會都能夠整個帶起來,帶起一個高生育率來,能夠製造出這樣的社區。這樣的社區能夠製造出來,那麼臺灣是不用害怕外部的戰爭失敗的;如果製造不起來,那麼你在外交和高級政治上面就必須一步也不能錯。脆弱型社會的問題就是,每一次勝利都只能給它增加一些不重要的資本,而一次失敗就可以前功盡棄,整個社會完蛋…但是在無限長時間的演化當中,…你早晚要犯錯誤的。所有人之所以能夠現在存在,都是因為他們的每一代祖先都是處於那種能經得起錯誤、能在失敗中倖存下來的社會。

這些社會很可能被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看成是極其老土的,我才不願意生活在這種連自由戀愛都沒有的社會。但是你注意,如果你的祖先當中有連續三代是進步人士所講的那種原子化家庭和少子女的自由戀愛家庭,今天肯定沒有你,你早就被歸入那個不可能出生的系列裡面了。“


顯然,國家並不是因為「生的孩子多」而變強,否則印度、奈及利亞這些毫無節育觀念的國家,早該走在成為超級強權的道路上了。 「新生人口」比例對後工業國家的指標,乃是在於它還能在相當程度反映一般人民/中產階級擁有社會組織的能動性、強大的社會與社群意識,因而形成有效率的社會秩序體系,此三者方才構成了「生養眾多」的「多子化社會」為目標的現實。


當一個社會體現內在堅強,從一般公民開始就普遍擁有強大的領導、集結與配合能力,這樣有自發文明性的公民就算不足1億,也不是一個人口有14億,卻普遍不曉得上下車排隊、沒有人際間的真誠信任互助、沒有威權口令就組織不起的一盤散沙能夠輕易犯境。


四、社會組織:左之動能、右之資本


在台灣和香港近年的大型運動中,個人曾親身體驗到年輕人那種素昧平生,卻能深度合作形成互助的平行社會的組織力。有人提供理髮、有人給沖涼、有人發放茶葉蛋/便當/包子、有人當糾察隊、翻譯官、新聞官、醫護兵;在前線需要物資的時候,年輕人可以形成長達兩公里的接力人龍,把雙手變成軌道輸送帶一般傳遞物資。


這些擁有行動與組織力的年輕公民,常在事後不小心被網路聲量高的意見領袖化約為「左左」覺青。他們所抱持的自由主義,確實與英美清教徒教會傳統的保守主義有相當差異,,卻可謂「模仿」(mimic)出了一種新約初代教會的社會主義性格。 ─說模仿,一是因為年輕人只能在街頭的短期展演它,而沒有能力將之定錨(institutionalize)在日常現實中作為秩序輸出。實際上的社會制度運作,需要擁有土地產權、法制權力、經濟消費能力。二是因為更精確地說,完整的「社會力」還要算入保守主義者囤田、狩獵、紮營、製造、殺伐、醫療,能從「蠻荒原始」的地上架構和複製文明社會的技能包。一切社會功能不假外求、不假外部體制文明「供奶」也能生存自立繁衍的族群。 然而社運覺青仍借用街頭作為舞台,扮演生命實習生,仿若「先知」般給予主流社會「提醒」。提醒的是:改變主流社會制度的實際權力,仍是普遍掌握於台灣那些會聲援家庭價值的中產階級(右右)手中。


在台灣,若將少子化的病灶歸咎於進步左翼「不事生產」(雙關),掩蓋了部分事實;家庭價值派應當要意識到,個體成年公民強大的草根社區組織結社實力,才是讓青年男女能冒險走入婚戀,並能養育上三胎、四胎以上的關鍵。


沒有好的鄰舍守望治安、社區機構教育資源分擔各級托育、遊憩設備、居住空間、大孩子引領小孩子、輔導青少年人文養成與志向陶塑的品格導師,那麼即使是高階主管的雙薪家庭,能生到兩胎也是很緊繃了。


«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 -African proverb


五、社會組織的保守典範:清教徒公共神學


先前個人曾有機會稍稍指出,在台灣藉助保守基督教會平台所動員的護家運動,並非真正走在清教徒保守主義神學的啟發軌道上。


許多清教徒信念的企業家不會讓孩子成為世襲的富二代,不僅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對孩子不好,更是因為一套上帝/父母/孩子/社會之間四角關係的公共神學DNA在指引信仰美德的社會實踐。


清教徒理念看待子女、以及對待自由經濟所得的私有財產,「由上帝恩賜暫託於我手照管,而我以園丁般的灌溉,向上帝的託付盡忠」。此一概念,在美國延續到中產階級發生、20世紀上半葉繼承大英帝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即至1930年代羅斯福「新政」、1950年代「垮掉的一代」、1970年代「反戰世代」、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後逐漸耗損。哈佛政治學者Robert D. Putnam社科經典著作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Simon & Schuster, 2000)回顧下,引領人們重視這個存在性瀕危的美國文化精神。

過去數年,華文政治倡議圈,無論是「護家」或「廢家」派都出現大量誤植基督教右派語言的遺憾。這類論述一直無法解釋,台灣福音派護家運動的支持群體,為何普遍同時是更為親近大中華主義、信任或繼承了漢儒威權意識;而英美基督教右派的政治性格則是極力反對威權/強化在地賦權。 清教徒組織結社照顧鄰舍發展社群的公共承擔,展現在美國基督徒企業家致力於社會企業,從後半生為芝加哥「造市興學」的洛克斐勒到長老會成長的巴菲特,將八九成遺產捐贈於成立慈善基金會。


促使基督徒富豪將「個人資源」與「社會責任」同步擴大認知的,既根植於「大社會、小政府」的「疑君」保守主義,也更是因為「上帝所託的忠心管家/園丁」的神學認知,一直在保守主義社會的發展中與「私人產權」相互協調。


六、中華封建神學起源:周文明政教合一與社會想像的分割衰變


中華文明自古不曾真正存在「天下為公」的公共神學根基;研究華夏文化始於商周源遠流長的封建宗教思想,便不意外。 商人祭鳥、周人尊龍,文化不同族不同源。興盛較早的商人少談「天」而論「帝」。上世紀初王國維研究甲骨文後以「祖先崇拜」為商朝神權政治的基礎,其崇敬祭祀的對象為「帝」。 然而商朝人祭祀的「帝」既是自然神,也指列代祖先。雷漢卿〈《说文》“示部”字与神灵祭祀考〉(巴蜀出版社,2000)統計「帝」字的甲骨文16種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