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大光”——读余杰《华夏转型二百年》

作者:張坦 (本文转自 “坦言”,原文链接在文末)


一、蜀中三子


余居之夜郎古国,向以“自大”著称。此病遗余,眼高手低不能自觉,除吾师姜澄清的庄学、吾友何士光的佛学,不屑其他。后赴蜀作文化公司,虽筚路蓝缕,也有川大川师川美教授十余众落草相从,遂以为华阳之国,也止廖化先锋。不期遇三同庚青年学子,曰彭强、余杰、王怡。彭强条理清晰,基督神学娓娓道来,千万线索经他一点即通;余杰笔锋锐利,文章大开大合,潇洒放逸而富有才华风情,读之如饮茅台酣畅淋漓;王怡更有神来之笔,矫若游龙,臧否天下,立论的根基却不在世上——此曲应只天上有?彼时余折服于三子才华,思三子文章行实如何不同寻常,不得其故。后接触基督之教,方发现彀中缘由——原来三子均得圣灵内住,有圣灵光照,自然不与世俗的五光十色同——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大光”。


二、《华夏转型二百年》


日前,余杰兄传来数册书稿,打开一看,“大光”二字赫然在目。欣喜之余,先拜读《华夏转型二百年》。“自序”中余兄曰:“有人說,中國變成今天這樣,不是傳統文化的錯,應統統歸咎於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即外來「黃俄」,只要驅除「黃俄」,中國自然國運昌隆,真是如此嗎?為什麼以保守主義者自居的我,同時要推翻所謂源遠流長的中華傳統呢?保守主義者難道不是應當竭力「保守」傳統嗎?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保守什麼樣的內容,比保守的姿態更重要。如果在基督教世界,尤其在英美文化和清教徒觀念秩序中,當然要保守傳統;但在中華文化體系中,並並無值得保守的成分,不僅不需要保守,還要全盤拋棄、清理乃至「刮骨去毒」” 。凭此见识,不随“左-右”大流,不走“自由-保守”寻常路,不循“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路线斗争,非子有所“独到”,当得“大光”光照矣。我们长期以来有个误区,认为“共产主义无神论”导致中国执政党敌对基督教并造成今日的专制之局。其实,这只能算是“正确”的但不是“准确”的答案。如果站在文化的角度观察,共产主义也是在基督教建立的叙事框架下完成的,共产主义与基督教都是同一条文明河流的产物,一为主流一为异端,一为清流一为浊流;就像天使堕落而为路西法,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基因变异。“三子”之一的王怡也认为:“共产主义是对清教徒世界观的一次全面模仿。但它带出来的是一种截然相反的“国家主义”或说“国家崇拜”的政法模式。回到处理永恒的问题,它的回答就是国家与永恒有关系,国家与永恒必须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国家就代表着永恒。”(《与神亲嘴》)用王怡自己的话来回答他“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第二种最完整的世界观”的定义,应该改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对基督教世界观模仿最完整的赝品”。而相比“异端”,中华“政教”更是“邪教”——因为它是另一条河的异流——而且这一条河与产生基督教文明的那一条河同样长同样宽同样深,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生长环境、发展轨迹、思维方式和理念符号,各自拥有自己的叙事框架和表达系统。《圣经》从一开始就指出敌挡神的蛇-宁录-巴比伦模式,而且预示了这一模式将与人类历史并存至世界末日。共产主义作为这一模式的流行文化,顶多算是这一模式的激进思潮;而中华“政教”则是从古自今“人崇拜”的基因,是这一模式的最高呈现。共产主义无神论“不信神,就什么都信”是反人性的(因为人天生需要信仰),所以不可能长久(比如现在的俄国在苏联解体29年后,最不容易建立信仰的两个群体:军人与共产党员,有宗教信仰的军人占到总数的70%,苏联解体时便有80%军人党员退党;而俄共党员中,拥有东正教信仰的占到总数30%-40%);但中华“政教”不但有“信仰”,而且“信”得深沉,只不过它的“信仰”对象是皇帝不是神。共产主义唱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国际歌》);中华“政教”却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东方红》)。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模式是“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但当旧世界砸不烂时,他们的新世界就无从建立。中华“政教”的模式是“回归旧世界,杜绝新世界”,“旧世界”既是理想又是经验的目标,所以是他们在其中游刃有余,以至于天下第一大“马列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布要在2025年全面“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政教”与基督教都是人类最古老的原生文明,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唯一可以让两条河融汇交流的办法就是打通河道,让基督文明的清流来冲刷中华文明的污垢烂泥。而“打通河道”除非“天工开物”(神亲自动手),在人永不可能完成。当然,这不是意味我们只能消极地坐等神的恩典,“神亲自动手”也包括神启示、装备工人来动工——如果这样理解无误,这也就是神交给我们的文化使命。凯伯尔说: “世界问题,最初从亚洲开始,最后要在亚洲解决” (转引自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序》)。欣慰的是,余杰的这部新作正是神启示下对母语文化的批判。并且已经诊断:中国的文化传统(注:不是传统文化)才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未能转型的主要原因——感谢“大光”使余杰有此看见。


三、“大光”


余杰写到:“我在本書詳細討論兩百年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教會史,更指出華夏轉型的「發動機」乃是基督新教及其觀念秩序。我有充分的自信,迄今為止,在華語思想場域從未有過一本著作,像本書這樣論述中國近代史、中國教會史及與西方近代化諸模式之關係。聖經説,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我能寫這本書,不是因為我擁有多少智慧,乃是我有幸被聖經真理光照。如此,我如盲人今得看見,迫不及待地與讀者分享重見光明的甘甜與喜悅。這是上帝引導我看到的光明與真理,也是華人教會和華人社會的出路所在:英語民族何以催生普世價值?這是何其神秘而偉大的「三位一體」——首先,清教徒清新剛健、敬虔奮發的生活方式、觀念秩序及精神和心靈秩序,對婚姻、家庭及社區等小共同體的建構產生了點石成金般的轉化作用;其次,宗教改革的先驅們基於對上帝所造之人的罪性的認識,設計出權力分割與制衡的教會組織架構,現代民族國家的立憲共和政體即由此複製而來;第三,宗教改革中誕生了博大精深的喀爾文神學及政治哲學,由此衍生的英美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至今仍是維持美國及英語國家強大的「定海神針」。對於個人來說,這三大要素乃是基於聖經的「人生說明書」;對於國家和民族來說,這三大要素乃是既有教堂、也有憲制的「大國崛起」之磐石。 中國破碎、重建及救贖的秘密皆在於此。”我对余杰的这些看法深以为然,我从来主张跳出左-右,跳出先进-落后,跳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三界”,在神-人的视角即《圣经》的观点上 “重新发现中国”。平心而论,这是中国学界的匮缺,是中国基督教学者的匮缺,甚至包括书中列出的那几位学人也有此匮缺。便是余杰自己,虽得此异象,但也没有基于《圣经》刨根问底。《撒加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三子”中的彭强牧师有“入于内室,出到营外”的证道,希望余杰弟兄的下一部著作在“入于内室”上更多着力,不凭恩赐,多凭恩典。


总之,在中国基督教一部分“听党话、报党恩、跟党走”,另一部分以“属灵”为借口不敢关注社会的当下,余杰的这部新作非常的及时,希望所有读者都能够“同感一灵”,在其中看到“大光”!

于美国独立日


原文链接:http://www.zhangtan.org/2021/07/blog-post_5.html?spref=fb&fbclid=IwAR0MRzcH2XjbnoWwO_8Usj0zisIZ_G0pz72oUQjdkj8BEcDOGFZJ3M8-f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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