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巴,欧罗巴,何时猛回头?

《大光》第二卷《欧洲的歧路》序言


作者:余杰




宗教改革之后,英语民族与欧洲大陆分道扬镳


一九四零年,纳粹德国的装甲兵团横扫欧陆,闪电战所向无敌。号称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的法国羞辱地投降了。希特勒制定登陆英国的计划,期望创造继凯撒征服、诺曼征服和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第四次对不列颠的征服,他在一次演讲中狂妄地声称:“衰败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必将寿终正寝。”

然而,短短五年后,希特勒在柏林总理府地下室自杀身亡,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二战后,迎来了美国的黄金时代,美国继承英国的使命,带领西方盟国,对抗苏联及遍布全球的共产极权体制,最终在一九九一年赢得冷战的胜利。英美模式不再是“例外”,经历了二十世纪七〇年代开始的、遍及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英美式的民主、自由、宪政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观念秩序。

宗教改革以降,英国(后来的美国)与欧洲的现代化模式有了本质的区别。就核心价值和观念秩序而言,欧陆奉行启蒙主义,不断削弱基督教,迷信福利国家,政府介入经济运行和个人生活,平等先于自由,实行绝对的多元主义,即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则继承宗教改革传统和清教徒观念秩序,信奉个人主义,自由先于平等,坚信多元之上有“一元”的超越价值(上帝的主权),政府不干预自由市场经济,即右翼的保守主义。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欧洲各国政府都深陷于腐败和低效率的泥沼中。统治阶层都希望在面临外国威胁时能增强其军事能力,但增强的方式是错误的:私人垄断公共职位、税收承包制、内部信贷、军事企业化。在法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强国,强有力的派系成员在政治上、社会上和财政上牟取暴利,在国家提高王室对军事的控制权时,他们使国家的很多领域进一步“非理性化”。贫富悬殊加剧、民怨沸腾,这就形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背景。

英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形,英国有一个常设议会严密监督政府核心部门的运行——常规性的议会、更自由的新闻媒体、更有影响力的公共舆论,彼此相互增强,都作为监视人,监督中央行政管理机构显赫圈子里的人,防止他们以国家整体为代价而牟取暴利。英国自治的地方政治共同体组成国家代议制,这是一种与欧洲大国不同的国家形成模式留下的永久性制度遗产。

在广义的西方文明内部,若以清教徒观念秩序之强弱来判断现代化路径及国家模式之优劣,可梳理出此一明显的位阶次序:美国是清教徒观念秩序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也面临左派思想的腐蚀,但其清教徒观念秩序充满活力,川普执政让美国再度伟大,更准确地说是让美国的此一观念秩序再度高举。次之是其他英语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的观念秩序和政治经济状况像钟摆一样已向左摆动,但尚未脱轨,正在缓慢回归之中。再次之是日本——地理上身处亚洲,精神上却是欧洲国家。再次之是法、意、比、西、葡等拉丁欧洲(天主教欧洲)。再次之是德、奥等德语国家或日耳曼国家。最后则是俄罗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东正教国家——俄罗斯自彼得大帝改革三百年来,至今仍未争取到“欧洲国家”之名分。

判断现代化路径及国家模式之优劣,还可从其是否成功抵御二十世纪的极端主义观念秩序(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来判断:拥有清教徒观念秩序的美国,具有最强的抗体,极端主义从未成为其主流思想;天主教国家的抗体明显较弱;东正教国家更弱。法国是大革命的发源地,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俄国则是共产革命的发源地。

本书中的欧洲模式,即英美清教徒观念秩序之外的现代化路径,大致可分为五种:法国、法国之外的拉丁世界、德国及日耳曼民族、俄国及东正教圈、日本。


日本:比欧洲更欧洲


日本学者坂野润治在《未完成的明治维新》一书中指出,明治维新永远“未完成”,因为从维新事业刚开始时,就存在四个不同的方向:西乡隆生主张“强兵”和对外战争,大久保利通主张“富国”和“殖产兴业”,木户孝允主张制定宪法,板垣退助则主张开设议会。

日本迫不及待地“脱亚入欧”,不到三十年时间,就在军事层面实现了这一梦想——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一八九三年),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第五届帝国议会发表演讲,特别强调日本已然跃升军事强国:“从军备的角度来看,我们拥有十五万常备兵,在将士训练和器械精锐方面几乎可以与欧洲强国的军队匹敌。海军也有将近四十艘军舰,将来只要国家军费允许,我认为军舰数量还会继续增多。”果然,日本很快击败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成为新兴强权。

然而,日本的现代性纲领,否定其他文明(主要是基督教文明)的普遍主义主张,强调日本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独特性,追求纯粹的日本精神,漠视逐渐融入新的国际体制中。日本唯一看重的是实际的(即权力或经济的)利益。这使得日本很快走上军国主义的歧途。

太平洋战争的惨败,反倒让日本获得了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契机。战后,日本的宪法和民主制度是美国强加的。战后的日本常被焦虑感所困扰,比较直接的根源就在于以民主等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宪法,这些原则是从西方演化而来,与位于传统社会中心的集体主义格格不入。与美国建国纲领中铿锵有力的英语相比,日本宪法中连语言都是对英文原版的逐字逐句的机械翻译。尽管如此,战后被美国全面规训和改造的日本,比“老欧洲”更美国化,比英国更亲美。日本的政府和执政政治人物,如吉田茂、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在政治经济光谱上比欧洲的政府和执政政治人物都更右翼。日本是非基督教文明、非地理上的欧美、非以白人为国民主体的国家中,在民主与法治上的典范。

但是,日本从美国和西方移植来宪法、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却拒绝西方现代文明的根基——基督教文明及清教徒观念秩序。日本基督徒的数量不曾突破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远低于作为“亚洲四小龙”的台湾、香港、南韩和新加坡。作为文明根基的清教徒观念秩序的缺失,是日本现代化之路上最大的困境。这也影响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日本对中国等亚洲邻国的人权和民主化不闻不问,无意于充当亚洲民主化的倡导者和领头羊。


法国和天主教世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杀人放火


颇具东欧精神的作家卡内提(Elias Canetti)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群众象征,法国人的群众象征就是革命。在俄国革命之前,人们一提起“革命”这个词语就会在前面加上“法国”。“革命”是法国人最大众化的纪念品,在世界面前标明了法国人的特点——直到俄国人以其革命在法国人的国家意识上打开一个令他们不愉快的缺口。

法国大革命是沉重的失败,是巨大的创伤。革命者们成功的推翻了旧制度,却未能建立持久的新政体,甚至连理论上的新体制也并未确立。撒切尔夫人曾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之际指出:


英国的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第一次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有洞察力的批评,他也是我的意识形态导师。所以,对我这个英国保守党人来说,一七八九年的事件代表的是一种永久的政治幻想。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旨在推翻传统秩序的乌托邦的尝试——它是一群自负的知识分子以一些抽象的概念为名发动的。它的失败也并非偶然,而是因为自身的缺点和罪恶:它便最终演变为清洗、大屠杀和战争。在许多方面,它都促成了一九一七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然而,英国的自由传统是经历几个世纪才发展成形的,最明显的特点是连续性、尊重法律及平衡杆——一六八八年的光荣革命就体现了这些特点。


诚如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森(Ian Davidson)所说,革命者留下了断头台、恐怖统治和世界上首个现代化警察国家的精妙制度,他们还发明了“大规模战争”的概念,其特征为动员全民参与,大规模集中经济资源与官僚资源,不达胜利决不罢休。这种“大规模战争”成为拿破仑横扫欧洲的关键因素——比拿破仑个人的军事天才更重要。但是,大革命带给法国政治和社会的灾难性后果一直影响至今:永无休止的政治动荡,无休无止的政权更迭,以及纵横交叠的暴力冲突,这也正应了毛泽东的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就是杀人放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的革命者们在就新的法国政府进行辩论的过程中,拒绝考虑英国的模式和英国的经验。但法国经历的每一次动荡之中,很多重要人物在遭遇困难和危险时都去英国避难,因为那里的局势更加安全和稳定。《人权宣言》和多达十部的宪法都不能保护他们:从垮台的国王查理十世到拿破仑三世,从保守派的历史学家基佐到左翼历史学家勃朗——他在英国完成了十二卷的《法国大革命史》。

其他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大都经历了形形色色的革命及暴政,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西班牙的弗朗哥独裁。一六七九年,英国政治家亨利·卡博尔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讲中指出,欧陆的天主教世界及其政治模式与英国存有根本性差异:“罗马天主教强化了常备军和专制权力的观念,早先的西班牙政府、现在的法国政府都是这种教宗制根基的支持者。”

作为天主教世界神经中枢的梵蒂冈教廷,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惨剧中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美国历史学家大卫·I·科泽(David I. Kertzer)查阅了大量梵蒂冈解密档案后,得出触目惊心的结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得以掌权并维护其统治地位,梵蒂冈起了核心作用。教廷及意大利天主教会与法西斯当局亲密合作,延伸了警察镇压民众的触手。法西斯政府将犹太人当做二等公民,教会不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还为墨索里尼采取严苛措施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

教廷与日本皇室一样,是对二战期间的人道主义灾难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两大机构。日本的天皇制度经过美国占领当局的大幅改造,成为类似欧洲王室的“宪法之下的君王”。然而,梵蒂冈的教宗制至今仍保持中世纪封闭而僵化的、金字塔式的专制结构——今天,教廷又如同当年拥抱法西斯一样拥抱中共独裁政权。


德国及日耳曼民族:黑森林中的党卫军


德国经过了“半个宗教改革”——从地理范畴上看,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北部取得了成功,路德宗教会成为统一后的德国的国教;但德国南部尤其是巴伐利亚地区,仍然是天主教独大。在宗教改革的深度上而言,马丁·路德的神学存有若干致命的缺陷,如强调对国家政权绝对顺服、圣俗二分的“两国国度论”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使德国的宗教改革比起日内瓦、尼德兰和英国来,乃是半截子的宗教改革。这种状况使得德国的现代化陷入某种持续痉挛般的姿态:忽而突飞猛进,忽而一泻千里,忽而浪漫,忽而暴戾。当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德国的路德宗教会和天主教会都毫无抵抗之力。

卡内提指出,英国人喜欢想像自己在海上,德国人喜欢想像自己在森林中;很难把他们在国家情愫方面的区别表达得比这更简洁。德国的群众象征是军队,军队又宛如森林——德国特色的“黑森林”。军队不只是一大群人,军队是行进着的森林。在近代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一样,对森林保持着如此鲜活的感受。笔直而平行的树木,它们的密度和数量,使德国人的心中充满了深切而神秘的欢乐。时至今日,德国人仍在寻找他们祖先居住过的森林,他们感到同树木是一体的。森林成为军队的预表,说明德国精神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的:


对德国人来说,军队和森林无论如何是融合在一起了,尽管他自己不认识这一点。尽管在他人看来,军队是枯燥、单调无味的,但是在德国人看来,这种枯燥和单调却是森林的生命和光辉。他在森林中并不害怕,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所有这些树木的保护。他以树木的刚毅和正直作为自己的准则。


德国地处欧洲的心脏地带,并非东欧国家,在精神上却比东欧国家更“东方化”。冷战时期,德国是第一个启动“东方政策”的西方国家,这绝非偶然。日本读卖新闻常驻德国记者三好范英在《德国风险》一书中指出,德国虽然位处欧洲的中心,并不完全认同西欧的价值观。在观念上德国人更崇尚东方,包括俄国和中国。德国人认为西欧过度表象和浅薄,不及东方的深邃和神秘。三好范英举出德国知识分子中最西化的托马斯·曼为例——托马斯·曼在一战期间写下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里,把“具德国性的”定义为“文化、灵魂、自由与艺术,而非文明、社会、投票权或文学”,以此与西方对照。这些历史遗产让德国和东方保持着某种心性上的联系。

德国总统、早年从事人权活动的牧师高克(Joachim Gauck)曾指出,德国长期以来在文化上认为自己有另一种特殊的处境——一种例外主义(即“德意志特殊道路”)——因此认为,符合普世价值的看法并不一定符合德国的需求。但是到头来,这种态度反而让纳粹主义引发了大灾难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悲剧。然而,德国似乎并未彻底完成转型正义和精神上的去威权主义化,默克尔政府的“脱欧入中”政策正在将德国拖入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危机之中。


俄罗斯:融入欧洲长路迢迢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一个月,美国法学家伯尔曼(Harold J. Berman)在美国埃默里大学举办的“基督教精神与民主”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指出,在无神论与基督教的斗争中,无神论失败了。无神论之所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从俄罗斯人那里夺走了属灵的美和力量,夺走了他们所渴望的超越性元素和个人救恩元素:


共产主义的土崩瓦解,从根本上说是道德上的崩溃、精神上的崩溃。苏维埃社会主义宣扬大公无私、诚实正直、社会责任感,但却在行钻营私利、弄虚作假、贪污腐败之实。在我看来,它所信奉的基本美德观,以及由此导致人的自负,缺乏对超然秩序、个人救恩和永生的信仰,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倘若诚实只是一种美德,而非上帝的诫命,便失去了必不可少的神圣性,一旦其无利可图,就会为人所抛弃。


伯尔曼深信,要在苏联各共和国实现真正的宪政,最大的希望就在于正在发生的基督教信仰的复兴,而且这也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更重要的是,与复兴同时并行的,还必须有东正教的改革,东正教不可能也不必要变成另一种新教,但东正教不能回避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吸收。如果没有经历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意义上的宗教改革,甚至连天主教的格里高利改革都没有,俄罗斯东正教则只能永远停滞在“前现代”状态。

当初,东正教与斯拉夫民族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结果:空洞高韬的“爱邻舍,也爱仇敌”的教导,并未软化沙皇体制的暴虐,更无法抵御风卷残云般的共产主义思潮和革命。近代以来,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败坏,东正教会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其组织结构和观念秩序的缺陷难辞其咎。不仅俄罗斯如此,整个东正教世界也都如此。罗马尼亚思想家帕塔皮耶维奇指出,东正教传统无法帮助原苏联东欧国家建立一种依据不带个人色彩的规则运作的公共行事风格,“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俄罗斯、希腊——所有欧洲的基督正教国家都有一个特点:体制不健全。这是因为基督正教具有弹性,它注重的是心灵冥想,而冥想的依据主要不是文本,而是农民的口说传统。所以我们这里有一种透过谣言运作的模式,资讯不足,尔虞我诈……”

从彼得大帝改革至今,俄罗斯仍未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一九九七年,俄罗斯被西方七国集团接纳,成为其第八个成员。二〇一四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半岛及在乌克兰策动代理人战争,被七国集团冻结会籍。俄罗斯站在西方的门槛上,回首眺望着东方,双头鹰真能首尾兼顾吗?

非英美的诸多西方现代化路径,因不具备清教徒观念秩序而步履维艰。它们不是非西方世界效仿的榜样。昔日诞生了宗教改革的欧洲,今日不仅背弃宗教改革的遗产,还试图抛弃整个基督教文明,却让自己陷入更重大的危机之中。欧罗巴,欧罗巴,何时回头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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