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威尔逊:“进步主义”的理想与幻灭(下)

作者:余杰


美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图中间是总统威尔逊,最左边是他的特别顾问豪斯(Wikimedia Commons)


巴黎和会与国际联盟:世界史上昙花一现的“威尔逊时刻”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威尔逊及其庞大的代表团乘坐的“华盛顿号”抵达法国港口布列斯特。不计其数的法国居民身穿五颜六色的当地传统服装到港口迎接,人们不停地欢呼:“美国万岁!威尔逊万岁!”

美国这个大洋彼岸的年轻国家,第一次被欧洲人当做救星。美国确实是欧洲的救星——若非潮水般的美军被投入西线战场,在俄国爆发革命并退出战争之后,德国从东线调回的军队发起凌厉的攻势,士气低落的英法联军恐怕难以抵挡。美国的参战,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军事史家李德哈特指出:“如果欠缺美国的经济援助,美国未派兵使联军在数量上居于优势,尤其在精神上使联军收到鼓舞,胜利不可能取得。”15

威尔逊一行的专列抵达巴黎后,他受到更为盛大的欢迎。礼炮响彻整个巴黎,宣告美国总统的到来,一名在法国的美国人描述说:“对巴黎人来说,这真是最难忘、最富激情、最有好感的游行,我从未听说,更别提看到过这种场面了。”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不无嫉妒地说:“威尔逊认为他是另一个耶稣基督,来到地球拯救人类。”16

威尔逊之前的美国总统,对参与国际事务(尤其是欧洲事务)兴趣索然,威尔逊本人在战前也是如此,他在一九一三年就职典礼前夕对朋友说:“如果我的政府不得不主要处理外交事务的话,那将是命运的讽刺。”命运确实如此讽刺了他:与后来的小罗斯福一样,威尔逊以承诺不让美国卷入欧战而当选(他在竞选演说中表示,若美国参战,对美国和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他的竞选广告是“他使我们远离战争”),在其任上却将数百万美国青年派往欧洲大陆作战。

多达十一万六千多名美军丧生欧洲战场,此前从来没有哪场海外的战争让美国军队遭受如此惨重的伤亡。威尔逊对战死异乡的美国官兵心怀内疚,在苏里斯尼斯美军墓地,他痛苦地喊道:“我把这些孩子弄到这里来送死,我曾经到这里来作出保证,现在我还能说一句与这种保证前后矛盾的忠告吗?”在普韦布洛中风那天发表的长篇演说中,他令人惊奇地坦白说:“在法国战场上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们来到我身边,拉住我的手,不仅眼泪滴在我的手上,而且还对我说:『总统先生,愿上帝保佑你!』她们为什么祈求上帝保佑我呢?是我要美国国会造成了参战的形势,结果导致她们的儿子们阵亡。”17没有什么像战争那样,彻底粉碎乌托邦幻想,将理想主义转变为现实政治,将善意转变为怨愤。

欧战不是威尔逊第一次发动的对外战争。再此之前,他已多次出兵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尼加拉瓜、海地等国,历史学家沃尔特·拉伯夫将其形容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干涉主义者”——尽管威尔逊信誓旦旦地反对帝国主义,承诺美国“不再会通过征服来多求一英呎的土地”,但他解释说他要“教导拉美人民如何选出一位好人”。

美国到遥远的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由“美洲的美国”、“门罗的美国”,摇身一变成为“世界的美国”、“威尔逊的美国”。这是美国第一次参与乃至主导塑造全球秩序,这是《西伐利亚条约》和维也纳会议之后国际秩序的最大变动。在作家威尔斯看来,威尔逊“一度成为全人类的化身。或者说,至少他似乎象征着全人类。在那短暂的时期中,全球有一股非同寻常的重要浪潮在呼应着他。局势是如此热切,以至于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去接受和赞美威尔逊——或以一句成语,或以一个手势”。似乎,威尔逊心目中的“世界政府”如同一个让人惊艳的宁馨儿,即将呱呱坠地。

威尔逊率领庞大的团队参加巴黎和会,也标志着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开始拥有庞大而基本不受约束的权限。从此,美国虽然只有一个总统(President),但却有两个总统职位(Presidents),一个对内,一个对外。威尔逊专横而跋扈,拒绝任何一位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同行。当然,最终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国会以绝对多数否决了他在巴黎和会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包括国际联盟条约与凡尔赛和约。

当威尔逊启程前往法国参加巴黎和会时(他是首位在任内出访的美国总统,他在巴黎足足停留了六个月,是美国有史以来在海外停留时间最长的在任总统),当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和平计划》时,“世界迎来了『威尔逊时刻』——这个词汇捕捉到这样的事实,即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这个段期间成为全球数百万人的偶像,以及与多数人共同展望的『奠基于自决原则的公正国际社会』,并成为此一愿景的最佳代言人。而且威尔逊的名字——在许多情况下——他的形象化作那些理念的象征与概括,且在一段短暂但关键的时期里,威尔逊更成为国际事务新时代的先驱。”18在威尔逊之前,在美国国内,能够以总统之名命名的时刻,唯有“华盛顿时刻”和“林肯时刻”而已,而“威尔逊时刻”已然溢出美国国境和美国国内政治,成为一个世界史的焦点。

威尔逊提出以《十四点和平计划》重建欧洲乃至世界秩序。其核心内容是:建立国际联盟,提供集体安全保障,要像运行良好的公民社会一样,由政府、法律、法庭以及警察保障安全。威尔逊认为,对这场刚刚结束的致命且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言,竞争型的联盟体系恰恰是主要的诱因之一,因此他力图废除这一旧体系。旧制度——势力均衡原则——失败了太多次,必须被抛弃;国家间的和解应当基于新的原则,也就是正义和宽容的原则。威尔逊及其支持者相信,在国际联盟这一合作型安全的新型包容体系内,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将参与其中,它代表着对国际体系稳定的一种更加有效的保证,远远优于声名狼藉的均势体系。少部分国家结成的联盟将被所有国家创建的“世界同盟”所取代。国家间的争端将被提交到国际联盟,其目的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方案。19

威尔逊倡导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背后,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目标,那就是使美国成为全球领袖,按美国的想法重塑战后世界。20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作为对参议院施压的回应,威尔逊在巴黎的谈判中坚持保留国际联盟宪章第二十一条,其中规定:为保证和平,宪章的任何内容都不“影响国际条约的合法性,如仲裁条约和门罗主义等区域性谅解”。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保证世界特定区域(这里指西半球)的一群国家,有权设计自身的安全条约,从而把区域外的国家排挤出去。21

威尔逊天真而固执的国际主义在欧洲偏偏寸步难行,没有一个欧洲列强愿意全盘接受其建议。在凡尔赛宫,他像其他任何一位政府首脑一样加入了这场推推搡搡的竞争。威尔逊的坚定支持者、新闻记者弗兰克·柯布写道:“在总统与这些总理、外交大臣坐在会议桌前的那一刻,他就失去了所有来自远方和公正的力量。他没有成为人类自由的伟大仲裁者,而仅仅变成了一个要对付其他谈判者的谈判者。”

巴黎和会所达成的《凡尔赛和约》既不公正也不仁慈。蓝辛提醒总统,和约的各项条款看上去是非常苛刻和带有羞辱性的,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根本不能执行。威尔逊回答说,和约出自“上帝之手”。然而,这份和约让被迫接受它的自由民主的魏玛共和国在德国人民眼中失去了合法性。德国人怨声载道,希特勒趁虚而入,称签字者为“十一月的罪人”。巴黎和会达成的短暂和平,甚至不比上世纪末期维也纳和会达成的和平——法国的福煦元帅直率地评论说:“这不叫和平。这叫停战二十年。”

威尔逊认为,《凡尔赛和约》是属于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的,但国际联盟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有一种几乎是宗教上的虔信,认为他有能力以国际联盟的形式实现一种新式的“国家间的和谐”。但是,美国国会断然否决美国加入该组织——威尔逊企图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这一条款塞入《凡尔赛和约》并拒绝对此做出任何妥协,让参议院与之分道扬镳。威尔逊为此展开一场全国巡回演讲,希望得到民意的支持,却徒劳无功。他在中途中风倒下,从此缠绵病榻。

国际联盟成立了,总部设在日内瓦,在其建立的一九二零年,其成员国达四十八个。但人们只能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继续威尔逊所憧憬的世界新秩序。

国际联盟更为致命的缺陷在于,威尔逊精心打造的是一个非常容易破碎的“玻璃百宝盒”。当时,法国代表莱昂·布尔热瓦建议,为了使得国际联盟能够拥有必要的军备来推行其命令,应快速部署一名总参谋长和一支常备军事力量以应对侵略。然而,威尔逊愤怒地否决了将这种想法引入一个旨在保卫世界和平的组织,他将其视为军国主义的灵魂。结果,当道义劝说和经济压力无法保证和平时,国际联盟缺乏通过使用军事力量来击退侵略的关键权力。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德国的重新武装和欧洲军备竞赛的重新兴起,再加上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在太平洋上再次扩充军备,致力于合作型安全的国联被谴责置身事外,而列强们则在囤积武器准备大战。22

“威尔逊时刻”很快以雪山消融般的崩解告终。如同王莽恢复古制、“以『德』治国”却导致西汉帝国的覆亡;威尔逊“以『德』组建国际秩序”的白日梦,埋下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崛起的隐患,巴黎和会刚刚落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枪炮声就从远方隐隐传来,威尔逊对一战的定义“一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成为历史笑柄。历史学家本内特评论说:“没有人比威尔逊更应为丧失和平负责。这是他的悲剧——也是我们的。” 23



没有公民德性,民族自决变成种族屠杀


威尔逊失败,是因为他背离了美国人习以为常的保守主义观念秩序。他对人性抱有过于积极乐观的期待,陷入民族自决、万国平等的想像,这种理想主义迷人而危险。美国外交政策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威尔逊主义亚文化最初发端于分离主义分子对信仰清教的新英格兰的忠诚,并在逐渐衰落的美国加尔文主义漫长而淡薄的余晖中得到了发展。这个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米德未能洞悉清教徒和加尔文主义人性论的核心——清教徒和加尔文主义对“人性本罪”的坚信,显然与威尔逊的“全球社会向善论”背道而驰。

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负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创造接纳法治的和平国家社会的道德义务和重要国家利益,而促进民主和防止战争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威尔逊主义确实与美国的传教士传统有关。历史学家布尔斯廷在《民主历程》中指出,传教活动是理解美国与世界交往的核心因素。传教士及其朋友、支持者、在美国国内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其他人不仅影响美国对一些具体国家的政策,而且为美国整体外交政策建立了广泛的概念——美国既是灯塔,更是救星,尤其是对那些非民主的国家的民众而言。他们相信,当前的任何弱点或缺陷都不能推翻美国向世界各地传播民主革命的权力、义务和使命。

然而,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和西方的传教运动,其背后的动力是受进步主义浸染的社会福音运动,“社会”先于“福音”本身就说明“福音”不再纯正,很多传教士也俨然将自己而不是上帝视为落后国家和民族的救星。当他们的影响力溢出教会,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时,负面效应就鲜明地呈现出来。

威尔逊主义固然是根植于美国的文化和历史的真实的存在,但它不能一家独大(在威尔逊执政时期就是如此),它必须受到其他立场的制约,比如重视本国经济利益的汉密尔顿主义、更关心国内安全的杰斐逊主义和以美国人民的利益为首的杰克逊主义。24

威尔逊以为理想主义是美国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其实,美国人在理想主义之外还有一种谨慎而悲观的现实主义——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的想象力,即使飞翔得很高时,也是小心谨慎和迟疑不决的。它的行动受到束缚,它的目标难以达到。这些谨小慎微的习惯,也见于政治社会,并对国家的安定和所定的制度的持久产生极为有利的影响。”制宪者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基于人性中的幽暗意识,在制宪过程中重点考量的不是缔造一个无所不能的大政府以及赋予总统以国王般的权力,而是如何将权力关进笼子里,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和民主的暴政。

从本质上来说,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共和国、联邦国和宪政国。威尔逊以为民主是美国的首要特征,要将美国式的民主向全球推广——这种传教士般的热情和正义感,看似高尚,一旦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原则,必将带来巨大灾祸。与威尔逊相似的自信满满的宣告,出现在小布什第二个总统任期的就职宣言中,那似乎是干涉主义的宣言:“美国的关键利益和最深的信仰是一体的。从诞生之日起,我们就宣布世间所有男女都有权利、尊严和无可匹敌的价值,因为他们都背负着造物主的形象。世代以来,我们都宣扬自治的必要,因为没有人适合当主人,没有人应当为奴。传播这些理念是美国得以创立的使命。”小布什以此理论为其轻率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作出辩护。他宣称,美国负有某种神谕式的使命:“美国的政策是在每个国家和文化中寻找、支持民主运动和机构的发展。”而奥巴马也试图通过支持阿拉伯之春运动来改变中东的政治制度和势力叛徒。然而,他们都忘记了托克维尔至关重要的论述:民主在美国的成功得益于新教伦理及其塑造的公民美德,如果没有这种公民美德,任何国族的人们既无法享受自由,也无法维持独立。美国经验在价值上是普世的,却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换言之,并不具备对所有国家的普适性,它受限于不同的民情秩序。小布什和奥巴马都犯了跟威尔逊一样的错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未能给这两个国家带来稳定的民主制度,阿拉伯之春最终痛苦地演变成漫长而严酷的阿拉伯之冬(尤其是在叙利亚与利比亚等国)。

威尔逊以为“民族自决”是一个美好且可以实现的原则,却没有料到它如同一颗被引爆的炸弹,“我宣称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有如此多的民族会接连不断地找上我们”。当追求独立而被英国政府镇压的爱尔兰人前来向威尔逊寻求帮助时,威尔逊却不敢跟最亲密的盟友英国翻脸,只能冷冷地拒绝他们,却宛如自己打自己耳光。国务卿蓝辛质疑说:“总统在说『自决』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个什么单位?是人种、地区,还是团体?”蓝辛认为,威尔逊使用这个词语是个灾难:“这种说法只会带来永远无法实现的希望,我担心千万条生命会因此而葬送。 有人为了这个原则会不惜诉诸武力,但理想主义者无视这种危险,等意识到这一点时,一切都太迟了。最终『自决』必然落得万众唾弃的下场,被人们当成理想主义者的春秋大梦。”蓝辛进而质问:是什么造就了民族?是像美国那样,一种共有的公民权?还是像爱尔兰那样,一个共同的族群?如果它不是自治,那么应当改为自治吗?要是这样的话,自治到什么程度才够用?不管怎么定义,一个民族能在一个更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幸福地生活吗?25

威尔逊故意不对“民族自决”作出清晰界定,他也拒绝回答蓝辛的一系列追问。“民族自决”这种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比后来出现的核武器的威力还要大,它拉枯摧朽般地加速了俄罗斯帝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四大帝国解体。在帝国解体所留下的真空中,十个新的民族国家脱颖而出,但和平并未降临,反倒陷入更残暴、更恐怖的战乱之中。从战败国所处的东欧、中欧到南欧连接形成“弧形暴力地带”,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以及一九三零年代以来再度爆发的武装冲突中,平民遭到杀害的数字普遍都超过士兵阵亡的人数,这一现象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布尔什维克革命及其反革命,种族清洗,国家间的疆域争端,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各种不同形式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几乎都带有种族或阶级屠杀的色彩:中欧和东欧大部分新兴民族国家内部都发生了规模空前(却非绝后)的反犹运动和对犹太人的屠杀,按照近代民族国家模式建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和库德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样刚刚从帝国重压下获得独立地位的民族国家,却又急不可耐地迫害其境内的少数族裔(这些少数族裔反倒怀念在作为仁慈帝国的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旧日时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短暂获得独立地位的波兰,俨然以缩小版的多民族帝国自居,对其境内的犹太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竭尽压迫、歧视和羞辱——就如同后来经过越战获得统一的越南,摇身一变成为中南半岛的“小中华”,对柬埔寨、老挝、泰国等邻国颐指气使乃至兵戎相向。国家,和民族一样,也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当人们认为国家的权力是合法的,它就是合法的。每当民族复兴浪潮涌来,知识阶层就暴露在大规模清洗的危险中。针对阶级身份而实施的屠杀是这个世纪的新现象,不仅知识分子,而且富人(农村的地主和城市的资产阶级)也沦为清洗的对象。26

没有清教徒传统,无法产生美国式的公民美德;没有公民美德,法律和秩序乃一纸空文。历史学家罗伯·葛沃斯指出,全球帝国瓦解、民族国家兴起以及暴力循环升级,起源都是一九一八年的“威尔逊时刻”。一战和二战之间的一系列小规模的战争及内乱带来致命遗产——渗透了国内与国际冲突中的新暴力逻辑:所有国家都要经过整肃,清除掉在种族与政治上不受信任的群体(“劣等居民”和“敌方平民”),以达成某种“净化过的社会”。27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威尔逊固然不需要为希特勒的大屠杀负责,但是,在“威尔逊时刻”之后一百年的今天,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南斯拉夫的内战、车臣战争、“阿拉伯之春”转变为“阿拉伯之冬”、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战争……无一不是对“民族自决”这一貌似进步的理念阴郁的反讽。



不在场的列宁,打败了“向全人类发令”的威尔逊


美国左翼历史学家布鲁斯·卡明思认为,威尔逊是民族自治的拥护者,被视为美国理想主义外交关系之父,他绝对是美国仅有的,身上既有严格的加尔文主义(其实已经偏离了加尔文神学的核心部分),又有相应的伪善、传教士的热情、高智商、美德、种族歧视(他支持美国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侵略性,诸多品格在同一个人身上融合。如果说老罗斯福和马汉代表美国的新生力量,代表着一个全新崛起国家的独断强权政治,代表着美国渴望在世界独立活动;那么,威尔逊在他的时代则代表着更新的东西——国家合作和在进步规则下的全新世界(民族自治、国际联盟),当然,这些规则是由美国制定的,如同制定在一个“各国门户大开的世界”必须遵守的条款、法规。从威尔逊担任总统以来,美国的外交关系就在两种倾向之间摆动:第一种是遵循美国传统的国家主义、民族独立、奉行单边主义;第二种是支持新的大西洋主义、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以及在英美主导的进步思想和法则下建立的世界。28

当威尔逊抵达巴黎时,法国左翼作家罗曼·罗兰用他惯有的华丽言辞将威尔逊形容为先知和救星:“总统先生您被独自赋予了普世性的道德权威。所有人都对您抱有信心。回应这些卑微的希望与请求吧!……华盛顿的后继者、林肯的后继者!您一手掌握的,并非某个政党、某个民族的功业而已,而是全人类的命运!世界各地人民的代表,如今都被召唤到『全人类大会』上来!您崇高的道德良知,广土众民的美国所拥有的光辉前景,是您拥有无上权力,领导这一切!发令吧!向全人类发令!”威尔逊不必为罗曼·罗兰的谄媚之词而感动,过不了几年,罗曼·罗兰又要用同样的献词去歌颂斯大林了。不过,威尔逊在“威尔逊时刻”所受的尊崇和爱戴确实真实存在:英国战时内阁秘书,后来的巴黎和会秘书,莫里斯·汉基勋爵总是在公文包中放在一份“十四点和平计划”,他说这份文件是“道德底线”。全欧洲的广场、街道、火车站及公园都贴着威尔逊的名字,海报上用硕大的字样写着“我们要威尔逊那样的和平”。威尔逊于一九二零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个奖已无助于恢复威尔逊头上的神光圈。

其实,威尔逊在启程之前就已意识到其使命有可能失败:“我好像看到了一场辜负众望引发的悲剧——我真心希望自己感觉错了。”一度热情期盼“威尔逊主义”如甘霖般降临的苦难中的中国人、越南人、朝鲜人、印度人和埃及人,并未等来公正与自由。期望破灭的人们对忽悠他们的“画饼充饥”者的仇恨和愤怒,将如同洪水般翻涌澎湃。

巴黎和会上没有战败国的代表出席,也没有推翻沙皇的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与会——欧洲人对马克思所宣称的“共产主义的幽灵”深感恐惧,温斯顿·丘吉尔如此谴责这个幽灵:“文明已经遭受大面积的完全灭绝,而此刻布尔什维克却像一群凶狠的狒狒,在城市的废墟和遇难者的尸体上蹦着、跳着。”

威尔逊听说过列宁这个被德国用密闭火车运回俄国的流亡者的名字,但并未给予更多关注。威尔逊拒绝承认苏联政权,他将之看做是匪徒的政权。一九二零年八月,一份由威尔逊签署的备忘录指出了华盛顿对“新俄国”的立场:“美国政府不可能把俄国的现存掌权者视作一个政府,也不可能同其他友好政府那样,与之建立关系……由于同其愿望相反,所以美国政府认为,俄国的现存政权是在否认所有尊严和善良信仰的原则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

威尔逊派出三万五千名美军,与英国、日本等协约国军队一同出征俄国,主要目的是避免此前美国援助盟友帝俄的军用物资落入德国(以及似乎是德国盟友的布尔什维克新政权)之手。在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等地,美国远征军不可避免地与红军几度发生小规模的交手——这是二十世纪美国人与俄国人的第一次对阵,这也是西方对抗布尔什维克行动的序幕。协约国军队对白军将领高尔察克等人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却并未主动参与任何主要战役。当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节节胜利之时,威尔逊明智地命令美军从俄国撤离。

一九一九年,在民主或半民主的欧美世界,列宁这个名字意味着意味着野蛮、邪恶和残暴,远远不能与倡导“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原则的威尔逊相提并论。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不仅是一种针对中欧君主国的美式方案,更是反对布尔什维克及其“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在威尔逊看来,抵制欧洲布尔什维克化的主要武器在于他的世界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将融解直至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平协议才出现的列宁的“新俄国”。29然而,对现代化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历史学家阿诺·梅尔指出,一场“威尔逊对决列宁”的生死搏斗已悄然展开,尽管两人终身未曾谋面。这个不单单是两个人、两个领袖、两个国家之间的斗争,而且是两种意识形态、信仰和观念秩序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冷战、延续到今日——列宁的帝国虽已解体,但中国部分地继承了此一遗产并将其中国化,进而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掘墓人”。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的威尔逊却发现,自己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居然与列宁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两人的对决是在往同一目标的跑道上的竞技。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指出,这两位领导人采用了一种新的民主外交手段,越过政治家而直接求助于其他国家的人民。两人在竞争“人类的选举权”。他们的竞争代表不同的意识形态,但人们可以从这个冷战的前兆中发现,奇怪的是美国和俄国都决心要从欧洲传统大国手中夺取政治和道德上的主动权。30他们都多少用了欺骗的手段,如果说威尔逊是善意的欺骗,列宁就是恶意的欺骗。

在巴黎和会上受伤最深的三个国家,日后都成为美国最顽固的敌人。

在中国,芮恩施早已观察到随着巴黎和会的推进中国民意的转变:“实际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信任威尔逊总统时常宣布过的原则,他的话语传播到中国最远的地方。”然而,“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让中国人民感到强烈的失望和惊醒,“自美国参战的时刻起,人们就怀有一种胜利的信心:所有这些牺牲、这些苦难将换取关于世界行为的正义原则,在这些原则下,人类将生活得更幸福,更安全。这种希望现在几乎完全破灭了。”31

当时,第一代接受民族国家理念的中国大学生,如此描述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诺言的失望:“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像是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中国人一再听说过了……威尔逊曾告诉过他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更告诉他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所签订的协定。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他们抱怨说:“外国仍然是自私和军国主义的,并且都是大骗子。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跟政府毫无关系,也不存在希望,而且也不能依赖像威尔逊这样的所谓伟大领袖。看看我们的同胞,看看那些可怜无知的大众,不能不觉得我们必须奋斗!”32

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与威尔逊的蜜月期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一九一九年的中国人很快看到了另一种方案,既不是回归中国传统的老路,也不是效法美国的道路,而是俄国的那套新秩序。在对威尔逊的盼望幻灭的同时,中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中看到了新的希望,共产主义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办法。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亲美派的努力失败了,尽管他在和会前夕得到威尔逊的接见并与之长谈。巴黎和会宣告了北京政府的死刑,中国模仿美国建立议会民主制的努力划上了休止符。巴黎和会的第二年,一群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年轻的毛泽东在其慷慨激昂的文章中宣布与威尔逊和美国一刀两断,日后他还会写下一篇题为《别了,司徒雷登》的、对美国人充满刻骨仇恨的“断交文告”。

韩国人为引起威尔逊和巴黎和会的注意,发动了三一运动。这场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韩国人却没有得到国际社会任何实质性的支持。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威尔逊相识的李承晚建立了流亡海外的临时政府,但直到一九四八年美国才帮助这个弱小的临时政府回到从日本统治下独立的韩国。朝鲜半岛很快一分为二,苏联和中国支持的北韩金日成政权向美国支持的南韩发起了一场统一战争。麦克阿瑟率领以美军为主体的、共十六国军队参加的联合国军迎战强敌。美军在韩战中付出伤亡十五万人的沉重代价。北韩政权经过三代世袭,以东方式极权主义模式顽强维持,并被美国列在“流氓国家”之榜首。

越南人胡志明也失望地离开巴黎。威尔逊不会料到,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居然终结了法国的印度支那殖民帝国的迷梦,而且将美国卷入旷日持久的、比二战更血腥的越南战争——美国屈辱地吞下了建国以来最惨痛的对外战争的败局,越战给美国社会和美国人带来一道深深的精神伤痕。

中国、北韩和越南三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都成为列宁及其大同世界承诺的信徒,他们早就将威尔逊及其自相矛盾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宣言抛到脑后。这三个曾经对威尔逊和美国无限向往与尊崇的国家,此后都与美国发生了血腥的战争,美军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伤亡仅次于两次世界大战。

威尔逊口中的正义与和平不过是海市蜃楼。在林肯·斯蒂芬斯的自传中有这样一个难忘的场面。时间地点是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听完威尔逊的“这是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的高论后,质问威尔逊和劳合·乔治说,你们真的相信这个说法吗?威尔逊对这个颇为无礼的追问感到不知所措。克里孟梭开始列举实现和平的必要代价:英国必须放弃他们的殖民体系;美国人必须离开菲律宾并且不再染指墨西哥……类似的要求数不胜数。与会众人被迫承认,这个结果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想要的根本就不是和平,他们想要的实际上还是战争。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维沃评论说:“这就是所有表里不一者的困境,他们鼓吹正义,但真正想要的(且实际上所选择的)却是其他东西。”33

今天的美国,仍在咀嚼“威尔逊主义”的苦果——不能轻易给他人许下你无法实现的承诺,此种行为看似慷慨,实则为撒播仇恨。美国人乃至所有人都应当尊重一个常识:美国道路不是一条适合所有国族的道路,美国价值也不是任何国族都可拿来为己所用的普世价值——如托克维尔所说,对美国民主的结构发生制约作用的有三大因素:地理、法治和民情。其中又以民情占主要地位。所谓民情,就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它是我的观察的焦点,也是我全部想法的终点。”34只有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美国式的民情,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才有可能得以成功移植。而美国自身也必须时刻持守自己的民情,否则美国秩序也可能在美国本土遭到动摇乃至颠覆。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是二十世纪左翼自由派思想和政策的开路人,但“江山代有左派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对于左派而言,没有最左,只有更左,不够左的左派仍然是他们试图毁灭的敌人。从来不懂得尊重言论自由的左派,喊打喊杀,往往会杀伐到自己的老祖宗那里。“黑命贵”运动延烧,威尔逊居然成为牺牲品,遭到毫不留情的鞭尸。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七日,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艾斯古柏宣布,董事会认为,威尔逊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就算以他的时代标准评断”,种族歧视也是相当明显,因此他的名字不适合作为学校或学院的名字,尤其是公共政策学院。于是,普林斯顿校方将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将改名为普林斯顿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住宿学院威尔逊学院改名为第一学院。

反噬是左派的天性。若威尔逊地下有知,看到自己居然被做过校长、贡献良多的普林斯顿大学如此彻头彻尾地抹去,不知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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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德哈特(Liddell Hart):《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下),(台北)麦田出版,2014年

版,页757。

16 麦克菲尔森(James M. MacPherson):《总统的力量》,(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年版,页202。

17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页335。

18 埃雷斯·马内拉(Erez Manela):《1919:中国、印度、埃及、韩国,威尔逊主义及民族自

决的起点》,(台北)八旗文化,2018年版,页25。

19 威廉·R.科勒(William R. Keylor):《联合国:全球合作型安全的守护者》,见沃伊切克·

马斯特尼(Vojtech Mastny)、朱立群主编:<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

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页79-80。

20 伊恩·克肖(Ian Keershaw):《地狱之行:1914-1949》,(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

版,页123。

21 威廉·R.科勒:<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见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朱

立群主编:《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页85-86。

22 威廉·R.科勒:<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见沃伊切克·马斯特尼、朱

立群主编:《冷战的历史遗产:对安全、合作与冲突的透视》,页89-90。

23 威廉·J.本内特(William J. Bennett):《美国通史》(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页50。

24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页181。

25 玛格蕾特·麦克米兰(Margaret Macmillan):《巴黎和会》,(台北)麦田出版,2019年

版,页45。

26 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

1569-1999》,(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页5。

27 罗伯·葛沃斯(Robert Gerwarth):《不会结束的一战:帝国灭亡与中东欧民主国家兴

起》,(台北)时报文化,2018年版,页384。

28 布鲁斯·卡明思(Bruce Cumings):《海洋上的美国霸权:全球化背景下太平洋支配地位

的形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页214-215。

29 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7年版,页20-21。

30 理查德·克罗卡特(Richard Crockatt):《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

199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页28。

31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页125。

32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页124。

33 理查德·M·维沃(Richard M. Weaver):《思想的后果》,(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页190-191。

3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页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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