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马歇尔:丢掉中国的罪魁祸首?(上)

更新日期:3月 11

作者:余杰



在中国共党行为之纯中国方面,与全世界共党通用技术之型态间,甚难划一明显之界限,然在余使华期间,中国共产党于对美行动中,毫无疑问地,具有此两者之要素。其纯中国方面之型态,最易说明者,为激起中国人民,使其相信美国,将替代其敌人日本地位之宣传。彼等以为,此乃共御外侮之呼吁,最易攫取中国人民之心理,使其赞同彼等之立场。但至终局,则纯中国之型态,似乎多少埋没于世界各地共党所利用之技术之中,尤其与美国有关者,大率相同。

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韩战的紧要关头,杜鲁门总统将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免职。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受到民众盛大欢迎。反之,杜鲁门及其国防部长马歇尔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马歇尔被传至国会,受到严厉质询,但他坚持称,罢黜麦克阿瑟是因为其策略“要使美国和中国、苏俄掀起大战”。

麦克阿瑟则在听证会上指出,美国对华战略的失策,引起一连串灾难,是美国百年来政治的最大败笔:“我们未来几代人要为此付出代价:或许要一百年之久。”

马歇尔与麦克阿瑟两位五星上将之争论,是几年前“谁丢掉了中国”的余音续唱。1苏联的全球扩张和共产党中国的为虎作伥,激起美国民众的危机感和对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的不满。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公开指控马歇尔“卖国”:“马歇尔放弃国民政府,使中国沦于中共;罢黜麦帅,使美国输掉韩战。”麦卡锡还出版了一本名为《美国从胜利中的溃退:马歇尔将军的故事》的专著,指控马歇尔参与了“一个如此巨大的阴谋集团,犯下了如此黑暗的恶行,使得人类历史上任何先前的冒险行为都相形见绌”。

麦卡锡对马歇尔的指责过于夸张。马歇尔不是卖国者——对于指控,他只回应了一句话:“如果我必须在此刻解释自己不是美国的叛徒,那么我认为是不值得。”但马歇尔确实对丢掉中国负有相当之责任。尽管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大获成功,马歇尔随后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但这些光辉无法抹煞他在中国失败的污点。

美国“丢掉中国”这个命题只成立一半——美国从未真正“拥有”过中国(所谓“拥有”,不是指将中国作为殖民地,而是指中国成为美国的真正盟友,如二战中的英国、二战后的日本那样),既然不曾“拥有”,何谈“失去”?但是,这个命题也成立一半:美国与中华民国政府尽管时有龃龉,中华民国政府至少愿意身处美国领导的自由阵营(虽然其自由“多乎哉,不多也”);但内战后夺权的中共政权,则毫不掩饰地将美国当作敌人,而且它确实将自己锻造成美国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敌人(在这一点上,超过了军国主义的大日本帝国、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此种局面的形成,确实跟美国对华战略的一错再错有关。

“丢掉中国”的第一责任人当然是腐败无能、进退失据、“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团队,当然还有投向共产党的大部分中国民众。其次,则是签署《雅尔塔密约》导致满洲乃至整个中国赤化的罗斯福和斯大林。再其次,就是在中国奔波一年之久、最后“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的马歇尔。

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蒋介石设晚宴饯别因调停失败而决定离开中国的的马歇尔,再次邀请马歇尔重返中国担任其特别顾问,并答应赋予马歇尔所需要之一切权力,“共同为使中国成为中美两国人民所想望之国家而努力”。马歇尔当然知道这是场面话,笑而不答。

次日,马歇尔黯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蒋介石夫妇亲至机场送行,场面虽隆重,但辞别者和送行者心中都知道,事态已然不可收拾。此时此刻,回首一年多之前出使中国时的众望所归,宛如过眼云烟。


为什么调停国共内战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马歇尔出使,对其个人来说,有特别之考量:接受这一远程任命,离开华盛顿这个是非太多的政治泥潭——当时,马歇尔面临国会对其在珍珠港事件中失察责任之调查,其处境颇为尴尬难受。2而且,享有出使中国这一亚洲第一大国的“钦差大臣”的荣光圈,且为这个文明古国带去和平,何乐而不为呢?

对杜鲁门来说,任命功勋卓著的马歇尔(杜鲁门称之为“二战中我国乃至所有国家中最伟大的人物”,邱吉尔则将其誉为真正的“最高贵的罗马人”和“胜利建筑师”)使华,取代突然辞职、并发表批评当局对华政策、让华府极为难堪的共和党人赫尔利,既可摆脱共和党之攻势,亦可转移民众之视线。杜鲁门说,他“想不出其他更适合前往中国担任这一艰难使命的人选”。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战刚一结束,身心具疲的马歇尔即向杜鲁门写信要求卸任,同时推荐艾森豪作为继任者。十一月,白宫举行进行隆重的卸任仪式,杜鲁门宣读马歇尔的过往以及奖令状,并为其戴上橡树叶勋章。仪式之后,杜鲁门祝马歇尔退休愉快,并说“我不会再打扰你”。

马歇尔夫妇在维吉尼亚的利斯堡购买了一处农庄,开始安享退休生活。3但杜鲁门很快就食言了。十二月的某一天,杜鲁门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将军,我要你为我到中国去。”为人严肃内敛的马歇尔的回答也是一句话:“知道了,总统先生。”然后迅速挂掉电话,他不想打扰夫人凯瑟琳的午睡。夫人午睡一小时后,来到起居室,发现丈夫正半靠在躺椅上听收音机的新闻,播音员宣布:“杜鲁门总统任命五星上将马歇尔为驻华特使。他即将赴任。”接受此一任命,马歇尔感到最愧疚的是凯瑟琳——有一次,他对副手迪恩·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说:“我没有感情,仅有的一点是留给马歇尔夫人的。”

马歇尔出发前,杜鲁门特意发出训令明确其使命:“鄙人对于中国情势之关切,只就鄙人邀请阁下赴华之一举而论,已足证明。予与国务卿皆深望中国能依和平民主之方法,及早实现其统一。望阁下以特使之身份,以适当而现实之态度,运用美国之影响力,达到上述之目的。具体言之,阁下宜敦促中国政府召开全国政治分子会议,使中国得到统一,尤其在华北方面停止敌对之行为。”杜鲁门并鼓励说:“当兹阁下离美赴华前夕,鄙人对于阁下愿承此一艰钜使命,重申感慰。鄙人对于阁下处理此一艰钜使命之能力,至具信心。深愿尽其心力,以为阁下之后盾。”4

总统的信任固然重要,但马歇尔为何认为自己可以承担且完成此一使命?

首先,马歇尔自以为很了解中国。他在四十四岁时(一九二四年)出任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参谋主任,一度兼代司令官,在华两年半,算是美军高层中少有的“知华派”(其实,他居住在封闭的军营中,没有中国朋友,对中国所知有限)。当时,他在给母校维吉尼亚军校校长考克准将的一封信写道:“在中国任职是件快乐、有趣,有时甚至令人兴奋的事情。从政治上说,这里是当今世界最受关注和最危险的地方;从军事上说,在中国服役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能获益。”他声称自己的汉语水平不错,“在法国待了两年后我的法语还远不如汉语说得好”,但随军牧师米勒及上尉海恩斯指出,马歇尔只是“热爱汉语”而已,并不能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

马歇尔十分珍视一九二五年中国民众赠送给第十五步兵团的一件礼物——一尊大理石牌楼(后来被运回美国,安置于本宁堡基地),那是本地人感谢这支外国驻军保护他们免受本国军阀之害的见证。马歇尔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四日团体日发表讲话时指出,这个小型纪念品证明第十五步兵团驻华任务的性质,美国陆军是“一支和平之师,捍卫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以妥善发展公民的权利”。这一观念“可能孕育了此后的马歇尔计划”。5

其次,马歇尔以为他的功勋与声望可以压制国共两党内的激进派,让两党中的温和派达成协议。他对善意和理性的力量过于乐观,而仅凭这些不足以将敌对的双方联合起来。他过分依赖自己在二战期间与欧洲盟国进行谈判的经验。但是,他用来对对丘吉尔来自斯大林的手段,放在毛和蒋的身上却未必行之有效。6魏德迈将军(Albert Coady Wedemeyer)一九五八年在回忆录《魏德迈报告》中指出:“马歇尔是一军人,既无研讨共产主义之时间与兴趣,又缺乏辨识国际斗争之智能,更眛于共产党假仁心而行暴政之邪僻”。除了过于天真之外,魏德迈写道,“对大多数位高权重者易犯的错误”,马歇尔也“未能幸免”。二战结束后,“马歇尔的声名如日中天,政治影响力……如此巨大,使他认为自己能够完成其他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魏德迈认为,这位前任上司犯了“天真”和“狂妄”的错误。7

驻华记者约翰·梅尔评论说,尽管马歇尔是一名“伟大的战士”,但毕竟是个“其视野和精力都受到职业军人身份限制”的人,他缺乏丘吉尔那样对共产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也没有在战场上与共产党对垒过——与其说他是战士或名将,不如说他是擅长后勤保障和组织管理的技术专家。所以,罗斯福任命诺曼底登陆行动的总司令时,没有选择马歇尔,而选择了艾森豪威尔。马歇尔传记的作者、历史学家波格指出:“马歇尔的长处在组军有方,用人多当;而其短处,则在未读兵学,不谙将略。对于极权主义之理论与权术,以及国际政治之倚伏与钩斗,皆鲜探索,重执行而乏变化,受其时代军事教育之限制。”

第三,马歇尔处事老辣,设计谨密,他深知在华任务的成功,端看他手中握有多少王牌、能对国共双方施加多大的压力。所以,他在出使之前就从杜鲁门那里获得完全的授权,垄断中美之间互动的一切渠道和美国的对华援助。一方面,他在华盛顿设置联络员与后勤员,专门负责直通白宫的电信与文件,不受其他任何部门的审核与阻挠,能得到直接来自总统的迅速回应。另一方面,他封闭其他接洽援华之门路,使此后一切对华事务,皆由其一人掌控。8此两条都与美国宪法及政府权利架构有所冲突,但杜鲁门都慨然答应。

马歇尔由此在中国拥有太上皇般的权威。但他用切断美援来阻止国民党收复失地,却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美援中断,国民党的实力立即被削弱,而共产党却能源源不断地得到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国共的强弱态势立即翻转。这一策略最终证明是得不偿失。历史学家苏珊娜·佩珀评论说:“一九四六年武器禁运的姿态既不能诱使政府方面对其战争计划作出重要改变,也不能从共产党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示。”9另外,美国政府的政策是,美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进行干涉,以迫使其中任何一方接受和解。按照计划,美国海军陆战队驻扎的时间十分有限,也只能开展有限的行动。没有可以动用的武力,马歇尔就成了“纸老虎”。

在马歇尔出使之前和出使之初,各种不祥之兆已逐渐浮现。马歇尔的参谋长、陪同他前往中国的拜德罗上校告诉他,他成功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二。马歇尔的老上级、二十年代驻华美军司令艾萨克·纽厄尔特意致信告之,“你已经接受了一个难题(调停中国内战),其难度同你刚刚解决的那个(组织美军打赢二战)不相上下”。

当马歇尔于一九四五年圣诞节前夕抵达上海和平饭店时,刚安定下来没几分钟,就安排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到其套房内长谈。“我告诉马歇尔将军,”魏德迈后来回忆说,“他绝不可能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做出一项可行的安排,因为仍然掌握着大部分权力的国民党是铁了心不会放弃一丁点权力的,而共产党这边在苏联的帮助下,同样也是铁了心要夺取所有权力。”正踌躇满志的马歇尔听了这种怀疑论调,面露愠色,一改惯有的彬彬有礼,给出严厉的回答:“我要完成我的使命,你要帮助我。”10

国民党方面亦有相当之隐忧。陈立夫得知马歇尔使华的消息以后,特别向蒋介石进言三点意见:“第一,国、共间的问题,宜直接商诸苏联,反易解决;第二,美方对共党问题,见解不深,易受其欺;第三,国、共问题,调解成功之机会极小,马歇尔将军英雄人物,为世所称,此番出任调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如何收场?其咎若诿之于我方,我又将何以自处?”蒋深以为然,却对美方做出的决定无能为力——此前,蒋已逼迫罗斯福换掉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如今,面对不太友好的杜鲁门,他不可能逼其换掉马歇尔。

十二月二十一日,马歇尔抵达南京,与蒋介石夫妇讨论国共停战问题。他表示,美国的军事援助及帮助战后中国的重建,都取决于国民政府与共产党达成和解。至于共产党,如果他们不愿配合“他们将很快失去美国的所有同情”。

蒋略带疑虑地回应说,共产党拥有一支独立的军队,而且得到苏联的帮助,所以在近期的几次冲突中取得了胜利。马歇尔对此提出异议,他并不认为苏联人有意削弱国民党政权。他说,二战期间,他曾经与斯大林直接打过交道,以个人经验来看,“这位领导人值得信赖”。11马歇尔一度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通情达理、信守承诺的人,西方有可能与苏联达成妥协,直到几年后全球冷战态势形成,他才从对苏联的幻想中梦醒。

次年二月,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唯马歇尔与职工商谈已有月余,其对中共欺人之手法,或已渐了解乎?”数周后,他明确表示这位特使过于天真:“然其受共党之麻醉日甚,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诳,其老练如马氏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

随即,马歇尔飞往中国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在那里建立了他的总部。马歇尔首先会见的共产党人是周恩来。周是一位英俊潇洒、有礼貌、技巧娴熟的外交官,具有对西方的知识与经验,立即迷惑了马歇尔,让他放下了戒心。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马歇尔倡议下,在重庆成立“三人小组”,三名成员包括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群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三人小组”被指定起草有关停战的协议,然后再交由蒋介石和毛泽东批准。一月十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为了贯彻这项决定,在北京成立一个“执行部”,该机构经常派驻小组到一些冲突热点地区去监督停战状况。

马歇尔对该协定寄予厚望,他在三个月内便帮助中国敲定了实现全面和解的框架,成功似乎唾手可得。魏德迈虽然承认,马歇尔“表现出色,赢得了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们的尊重与赞赏”,但他又警告说,蒋介石和毛泽东只不过是利用停战协定来重新结集各自的兵力以发动新的进攻,该协定相当脆弱。

在此期间,马歇尔的健康每况愈下,经过无休止的奔波和谈判,加上不计其数的会议与宴请,他看上去比过去更加憔悴,需要回国稍事休息。三月中旬,他返回华盛顿,受到媒体英雄般的对待。然而,正如魏德迈所说,“(马歇尔)所取得成就的时间长短取决于它在当地停留时间的长短”,他的病假和离开极大地影响了他的使命。

参与“执行部”工作的美国驻华武馆吉勒姆将军发现,中国人对已经做出的承诺没有责任感,美方除了弄到签字外别无他事可做,因为事先已经知道协议和文件毫无实际意义。“执行部”的共产党委员叶剑英将军告诉苏联驻华使馆官员列多夫斯基说,共军不会执行停战令,“共产党人对停止敌对行动不感兴趣”。12当马歇尔于四月中旬返回中国之时,发现“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局势已然极度恶化。

马歇尔不可能做到“不辱使命”,他面临的困难超过他的解决能力及可运用的资源。首先,马歇尔无法解开《雅尔塔密约》之魔咒——罗斯福与斯大林联手在密约中伤害中国之主权,密约规定“苏联应该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包括对大连、旅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控制等。而“得满洲者得中国”,苏联一旦控制满洲,必以满洲的资源武装中共,中共遂不再受制于任何协定。难怪魏德迈后来反思说:“我们在远东所犯的战略上付出最高代价的错误,乃是我们坚持要求俄国参加对日战争。”

其次,国共两党都相信成王败寇、“枪杆子里出政权”,这是由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现实,源远流长的民情民风、观念秩序,以及两党都是列宁式政党的本质所决定的。中国人既没有选举的经验,也对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缺乏认识,更没有现代民族国家“国防军”只能对外的宪制规定。马歇尔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中国的民情和权力逻辑,更不能硬生生地将美国制度移植到中国。用亲共的资深外交官约翰·戴维斯(John William Davis)的话来说,即使马歇尔以“像奥林匹斯山神的威望”,也不可能改变中国。

第三,在国共之外,马歇尔找不到任何将中国带往民主自由方向的健康力量。马歇尔在中国与各种政治及意识形态倾向的政党和团体的代表会见并交谈,在此过程中发现了妨碍其实现任务的严重困难。他特别指出,中国对话人除了就中国的主要尖锐问题进行“有创见的讨论”外,谁也想不出克服危机的出路,所有的中国人都持有需要民主的共同观点,但谁也不曾提出过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中国人对民主的真谛并无明确的概念。

马歇尔为了提高“第三方面”的反对派的地位,竭力游说蒋介石吸收他们加入政府,同时又劝告蒋“不能照老一套的做法,以有诱惑力的任命收买他们以消除反对派”。然而,“第三方面”并不争气,很多人早已待价而沽,青年党的曾琦当面要求蒋:“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这就是马歇尔寄予厚望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马歇尔如若有知,当做何感想?

没有人能改变中国,美国人不能,甚至中国人自己也不能。戴维斯的回忆录以“抓住龙尾”来自嘲,他虽是传教士之子,却早已丧失基督信仰,对基督信仰改变中国之愿景亦不抱希望。戴维斯以如此阴晦的笔调结束其回忆录,他前半生在中国的事业付之于流水且成为一笔无法摆脱的负面资产:


一九四九年毛在内战中获得胜利后,美国人认为,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中国,斯大林“赢得了”它。斯大林知道得更清楚。但是如果他以为毛已经“赢得了”中国,他就错了。的确,毛征服了中国,继而重建了中国。但他未能得到他最想要得到的东西,没有它,他相信,其它一切成就最后都会化为泡影的。在中国,这个崇高的、以为了不起的目标,就是去改造人的难以捉摸的天性。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救世主毛泽东把中国“丧失”给将军们和官僚们了。

事实的真理是,自从清帝国被推翻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一个巨大而又有诱惑力的实际的笑柄。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和教育家试图使它现代化和基督教化,失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试图征服它,失败了。美国政府试图使它民主化和统一它,失败了。俄国统治者试图孤立它,失败了。蒋失败了。毛失败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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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在三十年代即早有芥蒂。两人同龄(都出生于一八八零年),但麦克阿瑟的仕途更为顺遂,一九二五年即成为美军最年轻的少将,一九三零年升任陆军参谋长。而马歇尔一直在军校任教官,升职缓慢,曾请求老上司潘兴向罗斯福和麦克阿瑟进言推荐。麦克阿瑟让主管审查马歇尔的履历,认为其缺乏领军经验,将其调任第八团团长,之后直到五十八岁,马歇尔才得以出任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尚不能独当一面。一九三零年代末,麦克阿瑟从军中退伍,转任菲律宾自由邦军事顾问;而马歇尔获得罗斯福青睐,跃升为陆军参谋长,任此职比麦克阿瑟晚了九年。在二战期间,马歇尔成了麦克阿瑟的上级。但麦克阿瑟曾直言:“在美国陆军中,没有哪个将领像马歇尔这样受到了过分高估。”戴比和欧文·翁格尔夫妇(Debi Unger、Irwin Unger)、史丹利·赫什森(Stanley Hirshson):《乔治·马歇尔传记》,(香港)恒庆德出版社,2017年版,页188。

2.珍珠港事件之前,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马歇尔较为轻敌,当天他还外出骑马五十分钟,以致迟迟未收到陆军情报局转去的已破译的东京发给驻美大使野村的开战密电。当他将此密电再转给夏威夷的驻军时,日军的飞机已飞临珍珠港上空。在战后国会进行的调查中,马歇尔在作证时流露出的不只是疲惫,还有一丝踌躇不决和令人不安的防御姿态。他的举止或许表明,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他的表现并非无可指摘,因此他对自己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或良心上的谴责。戴比和欧文·翁格尔夫妇、史丹利·赫什森:《乔治·马歇尔传记》,页288。

3.此故居如今保存完好,邻近小镇,古木参天,繁花似锦,离我在维吉尼亚的家仅半小时车程,我多次前往参观。

4.梁敬錞:《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页616-617。

5.阿尔弗雷德·考尼比斯(Alfred Emile Cornebise):《扛龙旗的美国大兵:美国第十五步兵团在中国》,(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页93-94、98。

6.戴比和欧文·翁格尔夫妇、史丹利·赫什森:《乔治·马歇尔传记》,页299。

7.梁敬錞:《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页611-612。

8.梁敬錞:《马歇尔使华报告书笺注》,页629。

9.费正清、费维恺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840。

10.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页382-383。

11.戴比和欧文·翁格尔夫妇、史丹利·赫什森:《乔治·马歇尔传记》,页292。

12.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页396-397。

13.约翰·佩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 Jr.):《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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