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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马歇尔:丢掉中国的罪魁祸首?(下)

已更新:2021年3月25日

作者:余杰



1946年3月4日,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在军调小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下,飞抵延安。左起: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


“传教士外交”何以沦为“亲共外交”?


加拿大资深记者文达峰(Jonathan Manthorpe)在《大相貌的利爪:中国如何渗透、影响与威吓加拿大》一书中,以专章追溯了加拿大内部亲共力量的历史渊源,其主要构成居然是“传教士之子”群体。

从一八八零年代开始,不计其数的加拿大传教士远渡重洋,到中国去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有许多加拿大传教士的家族在中国待了好几代,深刻影响了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在亚洲唯一具规模的加拿大社群,他们的影响被放大,从而形塑了加拿大官方及民间对中国的看法。

由传教士以及他们在中国长大的子女(熟悉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即所谓“传教士之子”)所形塑的公众支持,使得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上台后,加拿大很快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五零年代,加拿大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们——思高顿、皮尔逊、文森·梅西、休姆·朗等人——都来自联合教会,都有传教组织“基督徒学生运动”之背景。传教士之子同情中共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他们讨厌法西斯色彩的国民党,二是因为卫理公会和加拿大联合教会对基督信仰的解释,在政治上属于中国偏左。14

文达峰还讲述了多个传教士及“传教士之子”如何为中共服务的故事——他们对为上帝服务已经感到厌倦,于是转而为中共服务,或者他们以为,为中共服务就是为上帝服务。作为传教士之子的文幼章在战争期间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之前身),他通过在加拿大使馆做外交官的传教士友人魏璐诗的介绍,认识了周恩来,从此将正面评价中共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呈送给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者。也是传教士之子的穰杰德在加拿大驻华使馆任第一秘书,对周恩来赞不绝口:“他是位自信而谦恭的男子。他的举手投足几乎就像中国的士大夫。”穰杰德在其著作《革命中国回忆录》中如此描述一位加拿大医生访问延安时的感受:“进入共产党领土就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人民受到良好对待,也支持各社区所建立的人民委员会。当地没有贪污或压榨,共产党员友善对待新教传教士。他们的医院管理特别良好,他们给予免费的医疗服务。他们管制粮食价格,赋税并不过重,当地未有饥民。”15

当然,这些外来参观者在红色中国的首都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精心打造的“波坦金村”。他们绝对不知道关于延安整风的血腥惨烈的真相:异见学者、翻译家王实味被砍死后扔入枯井,作家萧军如此描述延安令人窒息的氛围——“这次’抢救’大部分是靠吓诈、株连等办法,很少靠证据解决问题,而且应用的是报复主义,巫神主义,形式逻辑,打手主义,立功主义。”16估计,马歇尔访问延安时,所看到的也是同样虚假且生机勃勃、井井有条的景象。

马歇尔不是传教士,也不是传教士之子,但他被这两类人包围,这两类人的观点和立场深刻影响了他。马歇尔本人信仰淡薄,且并未形成基于清教徒传统的保守主义观念秩序。他是一名干练的技术官僚,筹划了一支人数多达八百多万的、历史上空前的武装力量,以及更为强大的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综合的、统一的工业体系——战后初期,这个“有机整体”对全球工业产值的贡献超过一半。然而,马歇尔并不清楚地知道美国力量的终极来源,他当然反对共产主义,但他不知道如米塞斯所说“只有观念才能打败观念”——仅仅用技术和军事的力量来反对另一种观念是不可能成功的。

聚集在马歇尔身边的传教士和传教士之子们,跟他们的加拿大同仁一样,其信仰根基早已动摇,他们信仰的是一种被进步主义、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和进化论腐蚀、掏空的基督教,其外在表现就是舍本逐末的“社会福音”——即从事教育、医疗、慈善、文化事业,而放弃对基督教基本教义及其形成的观念秩序的宣扬(当然,他们自身并未具备此一观念秩序,就更谈不上将其传播出去了)。比如,深受马歇尔信任并被其推荐出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是这种自由派基督徒的典型。司徒雷登是传教士和教育家,在教会内享有崇高声望,参与创建了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这两所学术水准极高的大学并长期担任校长。但是,司徒雷登在中国推行的并非承续清教徒传统的基督教教育,而是杜威式的进步主义教育,因为美国本国的教育基本上就是如此。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夫妇及国民政府的很多基督徒高官保持着良好关系,也与很多共产党人建立了他自以为沟通良好的管道。在国共内战中,他当然支持蒋介石,但他极少批评共产党——因为他确实没有认识到共产党敌基督的本质。

在共产党军队攻占南京、即将下令驱逐美国外交官前夕,司徒雷登仍对共产党充满正面评价:“共产党努力致力于官员与群众能够和睦相处,该党的党纪、军纪十分简单且务实,他们有着良好的贯彻力。共产党给老百姓留下了一个印象:他们领导的革命运动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会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要知道,以前基督教会和其他文化势力也都试图实现这一目标,但得到的效果实在不佳。”17

司徒雷登试图影响华府的对华政策,让美国与中共政权继续保持外交关系。但当毛泽东决心向苏联“一边倒”并发表战斗檄文《别了,司徒雷登》之后,司徒雷登才发现他的善意换来的是巨大的恶意。

晚年的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承认:“马歇尔谈判期间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两边无法调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他进而写道:


共产主义依旧是中华大地上的核心问题。……中共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且颇具争议性。……也许是当年我们太过幼稚,并没有看清楚共产主义的本质。18

围绕在马歇尔身边的,还有著名的“三个约翰”——即在美国外交界一度炙手可热的“中国通”戴维斯、谢伟思(John Stewart Service)、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他们也是国务卿艾奇逊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对华政策白皮书》的背后操刀手。

其中,范宣德为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国务院多份重要对华政策报告皆由其执笔。他起草了马歇尔出使中国前的国务院对华政策书,立场明显偏向中共——他特别添加了三个要点:在停战期间,国军不宜北运;美援对于反政府所生之不利影响,必须避免;广泛代议制度成立时,共军不必归并为国家军队。这三点明显偏向中共。范亦认为,即便共产党赢了,对美国未必就是灾难性的。

而戴、谢二人,生卒若同年(生于一九零八年,卒于一九九九年),均出生美国传教士之家,说得一口地道汉语。然后回美国修读大学,进入国务院成为外交官,派驻中国。他们年轻敏感,接触国共高层和社会人士,以西方学识、浪漫主义对比国共问题,自然而然地站在中共一边。他们要求组成“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近三年间上百人赴延安,主动提供让中共宣传洗脑的机会。

谢伟思与毛交谈数十次,对毛佩服得五体投地,毛视为“外交统战的开始”。戴维斯也对共产党予以相当正面的评价:“共产党人生气蓬勃、富有凝聚力和纪律严明。他们锐意进取,深孚众望,而且有组织天才。这些无形的东西,给了共产党人全面的优势。”

与这些亲共的职业外交官相反,魏德迈与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则持坚定的反共立场,对国民政府有相当的同情。他们对蒋介石有限的军事资源感到担忧,也对其抑制腐败及派系斗争的能力感到怀疑。他们更担心苏联插手中国事务,而中国已然深陷困境和贫穷之中。他们将国民党视为对抗苏联在远东地区野心的堡垒。但他们的观点受到左派的职业外交官们的压制而无法影响白宫。

赫尔利愤而辞职,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谴责亲共的外交官群体说:“专业外事人员与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和帝国主义国家集团(苏联)站在一边……这些专职人员公开劝告武装起来的共产党,拒绝中共统一于国民党军,除非授予中共以控制权。”19他甚至批评了杜鲁门总统本人。

后来,戴维斯、谢伟思回国后都受到国会的审查。麦卡锡参议员指责国务院里窝藏了两百零五名共产主义者,那些“身穿条纹裤且浮夸的外交官”都是弄丢中国的罪人。戴、谢被赶出国务院,谢一度卷入间谍案被捕,后来两人都自我流放、出国谋生。但他们终其一生都不曾为亲共言行认错悔罪。中美建交后,谢应邀到中国访问,得到周恩来的接见。

这些“中国通”(其实一点都不通)的欺骗性极强,马歇尔对他们言听计从,就连“冷战之父”乔治·肯楠(George Frost Kennan)都受其蒙蔽——肯楠在日记中记载,一九七零年三月十日,他在一次晚宴中遇到老朋友戴维斯夫妇。“晚饭后,戴维斯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是关于毛泽东的。他将毛泽东描述为质朴务实的农民和浪漫主义者的复合体。”20

此时,文革暴政已进入第五年,土改、三反五反、反右运动等早已让神州大地血雨腥风,戴维斯却仍执迷不悟。


中共是“儒家党”或“农民党”或“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吗?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马歇尔出使中国前,借道东京,与盟军占领日本的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会晤。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几年不见,发现马歇尔苍老了许多,过去的敏锐与活力不复再见,“比起过去来仿佛只剩下一幅骨架”。

麦克阿瑟直言说,不明白国务院为何要赞许中共是“农民改革者”而不是极权的共产党?为何不协助蒋介石夺取明明可得的胜利,而要张罗停战和谈,搞联合政府?

马歇尔不置可否。两人思想观念的分歧已然不可调和,在韩战中还将大爆发。

杜鲁门给出使中国的马歇尔发出的训令,归纳起来无非是六个字:停战、开会(召开代表各种政治力量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排苏(将苏联的力量从满洲和中国排除出去)。其实,前面两点的目标都指向第三点,第三点才是核心之核心。换言之,在全球冷战格局中,中国究竟会变成怎样,美国其实并不太关心——只要中国不成为苏联的附庸,美国就放心了。

所以,当马歇尔使华时,其目标是希望清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力量存在,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杜鲁门政府最大的担心是苏联在中国东北、华北地区还有朝鲜驻扎,拒不撤退,并将这一地区的资源与苏联远东地区的资源相整合,从而可以在远东建立类似于一九三零年代日本人创建的那种“力量复合体”。美国军方已普遍意识到:“我们被排除在中国之外很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下一代人中,苏联对中国东北地区和内地的人力、原材料和工业潜能的影响力将得到扩张。届时美国和整个世界在中国海域及其南侧将会面对一个类似于一九四一年时的日本那样的强权,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苏联人也许可以在欧洲和中东地区也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对于东北的危局,国民党方面也有清醒的认识。国民政府派遣接收东北和整理财政的大员、银行家张嘉璈指出,“若东北全赤,则华北亦赤”,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写道,“苏方竭力阻止美国染指东北,断绝中国以夷制夷之观念”。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共之狡诈,美国之暧昧”,使得情势危急,难以“苟安图存”。21加拿大驻华大使欧特伦告诉张嘉璈,满洲恐成第二外蒙,建议“蒋主席应与美总统与英首相见面一谈,彼此有一切实了解”。张嘉璈认为这个建议未尝不可取,但“当时政协正在进行,国共军队冲突频繁,焉有余暇,可能出国?”22

马歇尔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最大的担忧,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一旦控制东北,他们会将它与苏联的经济连接起来,“由此产生的苏联在远东的自给自足,再加上苏联西部工业,将会把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力量聚集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而没有东北地区的中国在维持远东均势方面将不能成为有效的平衡砝码”。23然而,当一九四六年五月国民党军队在四平街击败林彪的部队并将乘胜追击之际,马歇尔却不让蒋介石进军哈尔滨,在那里彻底击败共军残部、巩固东北全境,而是强迫国军停战。

停战让共军获得喘息之机,并从苏联得到武器和物资的支持,得以重整旗鼓。时任美国海军部长的福莱斯特在访问中国之后认为,马歇尔强迫蒋介石在东北停战,是“好心办坏事”,此举会让东北落入苏联和中共之手,其后果相当严重。历史学者唐纳德·基林在其论文<蒋介石与马歇尔:四平街大灾难>中指出,马歇尔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国民党因此于一九四八年失去了最精锐的部队和整个满洲。

马歇尔事后的解释是,他担心斯大林可能采取报复措施,重新将苏军派到满洲来保护中共的军队。如果苏军介入满洲,美国政府将面临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要么给蒋介石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从而冒美苏军事上正面相撞的风险;要么容忍苏军亲临满洲,使美军本身的威信受到沉重打击。马歇尔的立场得到杜鲁门的认可,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马歇尔确实从中国给他发来电报,他与马歇尔对此事意见一致。其实,马歇尔和杜鲁门高估了斯大林的决心和苏联的实力,处理此事时谨慎有余而魄力不足,这种错误在朝鲜战争中还会重演。马歇尔是守成式的组织管理大师,不是麦克阿瑟那样敢于冒风险的军事家,他不敢玩美国人叫做“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对他来说这个游戏的风险太大、赌注太高。24有时,过度的谨慎就是怯懦,而怯懦必然带来失败。

亚洲大陆似乎是美国人无法理解的另一个世界。当马歇尔成为国务卿并主持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时,中国的失败似乎变得微不足道。马歇尔跟罗斯福和杜鲁门及美国的精英决策层一样,都是大西洋主义者和欧洲主义者,而不是太平洋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在战争期间是这样——欧洲战场远远比亚洲战场重要;在战争之后也是这样——在欧洲遏制苏联远比在亚洲防共重要。马歇尔赞同肯楠的看法,即中国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地区,因为它羸弱、贫困不堪并且在技术上落后,因此美国在中国投入的关注和资源不必太多。

杜鲁门对中国不了解,也没有太大兴趣,他的焦点在欧洲。他将处理中国问题的权力赋予马歇尔和国务院——马歇尔调停中国内战失败回国后,不仅没有为此承担责任,反倒高升为国务卿及国防部长,继续在对华政策上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有大量的个人和机构在同中国打交道,但是只有一个人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他就是国务卿马歇尔。……当他决心做他想做的事情时,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听从他的意见。”25

调停国共内战失败后,马歇尔在国务卿的任上的对华政策继续失败。一九四七年初,当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提出向国民政府援助更多武器时,马歇尔反驳说,顾的上级是“历史上最欠考虑的军事指挥官”,蒋已经“将百分之四十的装备输给了敌军”。如果这个比例上升到百分之五十,美国将不得不考虑切断军事援助。六月,情势更加危急,当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继续向蒋提供援助时,马歇尔坦承自己内心十分矛盾:“我绞尽脑汁,但仍然不得其解。”没过多久,他发电报给司徒雷登:“我们完全清楚中国的需要,但经过最后分析,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找出根本和持久的解决方案。”26但与此同时,他完全忽视了苏联对中共的大力援助。

一九四八年二月,马歇尔提出一项向中国提供五点七亿经济援助的计划——这个数量只相当于欧洲专项拨款的十分之一。八月九日,马歇尔发出指示:“在接受军事援助问题上,中国应当被赋予比伊朗更高的优先位置。”这个指示事后看来有点搞笑:中国跟伊朗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实际上,马歇尔和肯楠都不知道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阻止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27而降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或许也是美国精英决策层掩饰其在中国的失败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必将带来更大的失败。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迅速瓦解。在国民政府开始撤退和流亡的最后数月里,无论是对美国还是他的中国的朋友,马歇尔几乎没有任何建树。

后来出任国务卿的艾奇逊认为,由于不能直接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美国只能转而防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美国过多卷入中国事务,陷入中国这个克里姆林宫为美国设置的“战略泥潭”,浪费美国有限的资源,且危及美国在更加重要地区的目标。而且,美国不可能帮助国民党克服其致命的缺陷,正如史密斯参议员所说,甚至最狂热地支持国民党的美国人,“实际上也认为,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就等于把钱倾倒进‘老鼠洞’里去”。

美国的对华政策举棋不定,但时不我待:中共在短短三年间就获得了内战的胜利,并全面倒向苏联,成为共产集团的第二把手。

于是,马歇尔和美国决策层选择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自我开脱:他们认为中共只是一个“农民改革党”或“儒家式的共产党”,而非斯大林式的、原教旨主义的共产党。戴维斯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反复强调,中共政策温和,不主张迅猛的革命,不是苏联意义上的共产党,不是“马克思教会中新的耶路撒冷”,他们是“有号召力的农民民族主义者”——如此定位中共,似乎美国就不必太过紧张了。

中共是“农民改革者”之伪说,来自斯大林与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一段对话:斯大林轻蔑地说,中共是一个“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斯大林从骨子里瞧不起“小农主义”的中共和毛泽东,但他对中共的蔑视其实也可移用到苏共自己身上——若以马克思主义原典衡量,俄国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低的国家,是落后的农业国,最没有资格建立共产党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说者无意,听著有心,经西方传媒广泛报导,斯大林的一句戏言给西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世界共党阵营的领袖称中共只是一个假共产党。耐人寻味的是,延安从未就此辟谣,因为这个说法在当时反倒有利于改善共党的暴戾形象,斯大林无意中帮助中共打出一张宣传统战的好牌。

尽管大获全胜的毛泽东兴冲冲地赴莫斯科朝圣,并与斯大林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美国仍对中国“脱苏”、中共是“非典型共产党”充满幻想。在国务院中长期存在着关于中国的铁托主义者的夸张论断,此后更形成“楔子”理论,即通过压力在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国家之间打楔子。艾奇逊在对华政策《白皮书》中加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段落,认为“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最终一定会再次显现,中国也将会摆脱外国(苏联)的羁绊”。

十多年后,中国与苏联确实闹翻了,两国在纸上爆发杀气腾腾的宣传战,在边境爆发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甚至一度走到苏联要用核武器惩罚中国的边缘(反倒是美国出面阻止了苏联的这一冒险),但中国与苏联翻脸,绝非因为“中国悠久的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的驱动,而是因为毛泽东在斯大林死后要争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权力欲望,以及中共本身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软化与西方的冲突、倡导“和平共处”的、“修正主义”的苏共更加原教旨主义。换言之,中国企图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首要敌人(尽管那时中国的国力远远配不上这个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共确实是农民党——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十有八九都是农民,中共党员中占绝大多数的都是农民,中共夺取权力之后的若干年,中国仍是一个前现代农业国,产业工人数量相当有限。但农民党的特质并不意味着中共的极权主义成分就比苏联东欧的共产党国家更弱。反之,农民的愚昧和野蛮,以及东方专制主义的惯性,让中国、北韩、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亚洲共产党国家比欧洲共产党国家更暴虐凶残。

中共也是儒家党——西方世界对儒家中国抱有无限美好的想像,正如周恩来以其士大夫气质征服无数西方名流,连马歇尔也是如此,“就个人角度而言,他与周恩来的关系非常融洽,极具政治家风范”。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马歇尔与周恩来晤面,周告诉马:“中央不单方面偏于苏联,而愿为美苏两国之桥梁。同时,中共并不欲独占东北,但不欲东北为国民党反共、反苏之根据。”28马信以为真。西方始终未能明白的一点是,儒家特质并不能让中共免于像苏共那样残暴。儒家的本质不是民本,而是专制主义,是唯我独尊的天朝大国、天下秩序、朝贡体系,它一旦与共产主义完成磨合,中国必定变成一个升级版的邪恶帝国——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