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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艾茵·蘭德:翻轉美國「紅輪」的異鄉人(上)

已更新:2021年7月19日

作者:余杰



捍衛你自己的人格,捍衛你自尊的美德,捍衛人的本質:他至高無上的理性頭腦。在捍衛中,你應該無比堅定,完全相信你的道德就是生命的道德,你是在為能夠獲得一切曾經在這個地球上存在過的成就、價值、偉大、善良和幸福而鬥爭。

艾茵·蘭德

這個十九歲的猶太裔俄羅斯少女,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中已然歷經滄桑。她父親在彼得堡的藥店被布爾什維克政權沒收,一家人在逃難路上顛沛流離。帝俄時代衣食無憂的美好生活,落花流水春去也,號稱解放全人類的布爾什維克偏偏比沙皇更致力於實施排猶政策——儘管猶太人托洛茨基是紅軍的創建人。

這個十九歲就拿到大學畢業文憑,聰明和堅韌得讓父親用敬仰的眼光看待的女孩,最大的夢想是遠赴美國——在她心目中,那是「地球上最自由的國家」。唯一可以代替移民的,是留在俄國,通過創作諷刺性電影劇本來反對共產主義。此前,在逃亡路上,她曾被迫燒掉好幾本記錄咒罵共產黨的心聲的日記。她和家人都深知,用文字來對抗共產黨這條路不僅走不長,還可能導致死亡。

因此,家人支持她離開網羅越來越嚴密的俄國。母親安娜拿出家中最後一點珠寶,為女兒換了三百美元的「很大」一筆錢,作為旅費和簽證費。

她順利地拿到了簽證。她曾對一位朋友說,如果當時美國駐里加領事館官員不給她簽證,她會徒步走向邊界,與死亡不期而遇。

一九二五年,在父母為她舉行的告別派對上,一位親戚請求她,如果她能離開俄國,一定要告訴世界:「俄國是一個大墓地,我們正在那兒死去。」她發誓說,她一定會將這句話告訴世界。

她乘坐火車離開時,她的父親當著她的面,對她的母親說:「你就等著吧!阿麗薩會向全世界展示她是誰。」她的離開,不僅代表一個家庭,不僅代表一個民族,甚至代表所有被「紅輪」碾壓的人。[1]

一九二六年二月,她乘坐郵輪抵達紐約市的港口,她被紐約市蔓延至地平線的摩天大廈建築群所深深感動,後來她在小說《源泉》裡寫道:「我會願意放棄世界上最壯觀的日落場景,只為目睹一眼紐約市的摩天大廈建築群,大廈蔓延直至紐約的天際,人類的意志力是如此明顯。我們還需要什麼信仰嗎?我感覺到如果這裡面臨戰爭的威脅,我會將我自己拋身天際,以我的肉身保護這一切。」此後,她在美國生活的半個世紀,一半多時間都住在紐約,她親眼目睹紐約更多、更高的摩天大廈拔地而起——如果她更長壽,見到恐怖分子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駕駛飛機撞毀紐約最高的雙子塔,一定傷心欲絕且怒髮衝冠。

她到了美國之後,棄用了原來的名字阿麗薩,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沒有俄羅斯味道的名字——艾茵·蘭德。很快這個名字就名動天下。她未能倒轉蘇俄的紅輪(這個使命日後靠雷根、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索忍尼辛和戈巴契夫等人共同完成),卻奇跡般地倒轉了險些在美國上演的讓一路血肉橫飛的滾滾紅輪。她幾乎以一人之力對抗羅斯福新政以來的左派思潮和社會政策,說她是拯救美國的「神奇女俠」並不誇張。

回顧二十世紀,沒有任何一名異鄉人像艾茵·蘭德這樣用文字和思想深刻地影響美國的歷史進程。創刊于一九八七年的《自由》雜誌曾對讀者進行調查,艾茵·蘭德兩次都位於「對您的思想影響最大的前五位學者」之榜首,高於傑弗遜、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米塞斯和海耶克。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每月好書俱樂部一九九一年聯合調查的結果顯示,她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聳聳肩》是「繼《聖經》之後對當代美國人影響最大的一本書」。

川普政府的要員們幾乎都是她的忠實讀者,他們按照她的若干理念來治國。二○一六年,川普在競選演講中公開聲明:「我是艾茵·蘭德的粉絲!」他還提到《源泉》,「這是一本有關商業、美、人生、內心情感的書,裡面幾乎談到了一切」,並以小說主人公霍華德·洛克自詡。[2]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CEO、川普政府的首任國務卿蒂勒森(Tillerson)稱《阿特拉斯聳聳肩》「是我最愛的一本書」。川普政府第二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聲稱:「伴隨我成長最嚴肅的一本書就是《阿特拉斯聳聳肩》,這本書對我的人生影響特別大!」還有一位比總統更重要的人物——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主義中流砥柱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曾表示,早年閱讀了非裔保守派經濟學家沃爾特·威廉姆斯(Walter E. Williams)的《種族與經濟學》和艾茵·蘭德的《源泉》,再加上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幫助他建立起一套保守主義的法哲學體系。

誰會相信,剛到美國時,艾茵·蘭德只會說幾個英文單詞——她用半生不熟的英文與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英俊的演員奧康納談戀愛,奧康納說,這個俄國女孩說的話他一句也聽不懂。

她來自俄國,可以告訴美國人共產主義有多麼邪惡

艾茵·蘭德如此受人愛戴,當然也如此受人憎恨。猶太裔極左翼學者诺姆·乔姆斯基说過:「艾茵·兰德是二十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其實,「邪惡」這個詞語更適合用於為恐怖分子和獨裁者辯護的喬姆斯基,他如果照鏡子,「邪惡」的影子呼之欲出。

喬姆斯基與艾茵·蘭德之對照極其鮮明:出生於費城這個美國建國史上的「榮耀之地」的喬姆斯基,是美國精神和美國價值的憎惡者,一生都受美國學院體制和言論自由環境的庇護,卻跟與之同屬左翼陣營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荒謬地自稱「包裹在穆斯林文化裡的基督教徒」)一樣,一提起愛國主義就感到困惑:「我仍然不能理解愛國是什麼意思。」[3]有趣的是,他們都不願放棄美國國籍。

反之,艾茵·蘭德主張個人價值高於國家,但在一九三一年獲得美國公民身份之後,一直以身為美國人而驕傲。她曾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說:「我可以說——這絕不是愛國的陳腔濫調,而是根基於完整的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政治和美學的智慧基礎上說,美利堅合眾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最高貴和在最初的建國原則上唯一道德的國家。」她痛斥喬姆斯基之流的反美知識分子——每逢美國受挫或表現軟弱,他們就洋洋得意,他們要「對美國追究罪責,而又讚美敵人,這是對美國的侮辱和譴責的大爆發,就像一場往美國臉上吐唾沫的狂歡」。

艾茵·蘭德也是漢娜·鄂蘭所說的「大洪水的偶然倖存者」這一。「大洪水」或是納粹的集中營,或是蘇聯的古拉格。艾茵·蘭德對「大洪水」氾濫之地的俄國毫無眷戀,離開之後再也沒有回去過。她在一九八二年去世,那時蘇聯共產政權並無斷氣的跡象,但即便蘇聯共產政權崩潰了,她也不會像索忍尼辛那樣興沖沖地「凱旋而歸」。

艾茵·蘭德厭惡俄國的一切——這當然不是真的,終其一生她都喜歡俄國古典音樂和俄國糖果。但如果說她對布爾什維克充滿刻骨仇恨,倒也一點不假,正像同樣是俄羅斯流亡者的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說,他寫作生涯中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更早到美國,他與當下俄國疏遠的理由是「我憎恨和鄙視獨裁」。[4]艾茵·蘭德跟納博科夫的妹妹是童年的閨蜜,她後來在受訪時曾談及此一細節,卻對納博科夫的作品不置一詞。

艾茵·蘭德在美國的第一個成就是說服美國人意識到蘇聯、共產主義和左派的本質就是邪惡,且對美國憲制構成嚴重威脅。她到美國之後的第一部作品是帶有自傳色彩的《我們活著的人》。這部小說以愛情故事為外殼,暴露了剝奪富人特權以加強窮人福祉的集體主義夢想的輕率,也揭露了其腐敗。這一夢想總是以最好的人的毀滅而告終。這是一個美國公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聆聽的主題。

艾茵·蘭德將集體主義定義為一種思想或行為體系——在此體系中,個人將屈服於群體的共同利益。她告訴友人,集體主義在全球的興起是「我們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在一九五九年版的該書的序言中,她寫道:「《我們活著的人》講述的不是一個關於一九二五年蘇俄的故事。它其實是一個關於獨裁的故事,無論這種獨裁是蘇俄、納粹德國還是一個社會主義美國(這部小說可能在防止美國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方面做出了貢獻)的。」[5]

這部作品完成後,名不見經傳的艾茵·蘭德投稿給著名報人門肯。門肯親筆回信讚揚其小說寫得不錯,但警告說,小說中的反共產主義信息可能會讓其遭到出版社拒絕,在當時的美國,「公開地批評蘇聯政府恐怕還不能被接受」。

大蕭條正在創造艾茵·蘭德以為自己將其拋在俄國的那種政治怪物(日光之下無新事,二○二○年,中國武漢病毒在美國乃至全世界創造了一個同樣張牙舞爪的怪物,以防疫為名的國家管制和隔離在很多西方民主國家暢行無阻)。大蕭條不僅僅被看作一次經濟危機,還被看作這個國家的中央信仰系統面臨的一次危機。

此前,艾茵·蘭德一度樂觀地相信,美國最多不過有一小撮無足輕重的共產主義者,美國是資本主義之家,在這裡受到獎賞的是能力,而不是華而不實的言辭,因為《獨立宣言》正式公布了恰恰是個人主義基礎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然後,艾茵·蘭德很快發現,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不清楚「粉紅色」在美國的滲透程度,不清楚共產主義者的口號對電影編劇、導演以及美國破產農民、礦工、失業的產業工人的感染力正在增強。在紐約,左轉的趨勢更加明顯,特別是在文化菁英之中——索爾·貝婁將紐約描述成「莫斯科的一種智力附屬物」。

當時,許多文學名流和評論家要麼是美國共產黨員,要麼是它的同情者。在文學雞尾酒會和活動中,他們稱頌史達林主義,將其視為一種崇高的試驗,舉杯慶祝美國即將到來的「紅色黎明」。他們傳遞的信息是,經過檢驗,資本主義已經失敗了,按照蘇聯模式嘗試馬克思主義的時刻已經到來。媒體報道了十萬美國人移民去俄國爭奪六千個技術工作之類的假新聞,時事評論員開始討論布爾什維克主義,各階層的美國人也開始表達建立一個不同社會制度的願望。很多人認為資本主義會完全垮臺,那些失業的人當中會爆發暴力革命。[6]

在紐約生活一年或兩年後,艾茵·蘭德才看清美國左翼知識分子中存在的親共產主義偏見到了何種程度。她感歎說,美國公眾對共產主義缺乏真正的了解,如果他們知道白令海峽對面發生什麼,那麼即使是自由主義的美國人也會「震驚得尖叫」。「還不曾有來自蘇聯的人講述它那裡發生的事情,」她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宣稱,「這正是我要做的」。[7]

很快,艾茵·蘭德成了一個受歡迎的反蘇聯演講人。她在紐約市政廳俱樂部發表了一篇題為<被粉飾的俄國>的演講,她讓聽眾想像自己被一群人統治。這群人既不是被選舉出來的,也不能被罷免,他們控制著所有公共信息,分配所有食物、住房和就業機會。他們不能受到批評,在不經審判或聽證的情況下,就會把政治對手送入土牢或處死。他們聲稱,個人權利是不存在的。她向聽眾提出挑戰,你們願意生活在那「兩百萬雪白的(史達林主義)天使」的控制之下嗎?她的結論是,蘇聯絕對不是左派描述的烏托邦天堂,「如果蘇聯邊境曾經被開放的話,那麼就會出現類似中世紀早期的移民狀況」。多年後,柏林墻倒下的那一天,這種情況果然出現了。

當時,羅斯福當局將蘇聯當作一個熱愛自由的國家來宣傳。在時代潮流之下,批評集體主義,或公開提倡資本主義和公民自由,即使往最好處說也是社交失禮,並且那個時期的編年史證實了艾茵·蘭德的看法——評論者之所以對她的主題保持沉默,害怕遭到報復或斥責是唯一貌似可信的原因。她給一位商界友人的信中說:「如果我為共產主義辯護,我現在已經成了好萊塢的百萬富翁了,不僅擁有一個游泳池,還擁有一個私人樂隊來演奏《國際歌》。」當然,後來她取得了作為暢銷書作家夢寐以求的巨大成功——在美國歷史上,任何保守派知識分子都不曾擁有過的成功。

那個時代的好萊塢已成為左派的基地。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艾茵·蘭德特別質疑了一九四四年拍攝的一部名為《俄國之歌》的電影。這是一部在美國政府鼓勵下,由米高梅拍攝的戰爭宣傳片,其目的是說服美國人支持俄國在遭到納粹入侵後的衛國戰爭。故事的大致情節是:一個名叫約翰的美國指揮家到蘇聯訪問,愛上了俄國鋼琴家娜佳,他們一起參加鄉村音樂節,畫面中的農民強壯、富裕、快樂、熱愛音樂、自由,他們開著最新型的拖拉機,似乎擁有他們耕耘的土地。

艾茵·蘭德對這部電影所傳達的信息感到憤怒和痛苦。她來自一個邊境封鎖、遍布密探、食物匱乏、充滿集中營的國家。蘇聯農民的真實生活不是那樣的。編劇為什麼要撒謊呢?這部電影的兩名編劇都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8]

艾茵·蘭德認為,美國即使是為了打敗納粹德國而不得不和蘇聯結盟,也不應該虛構蘇聯生活的正面景象:「如果我們有好的理由、如果這正是你所相信的,那好,為什麼不告訴我們真相?承認蘇聯是一個專政國家,但我們想要與之結盟。承認與撒旦合作是有其價值的,如同邱吉爾所說的,這是為了打敗另一個邪惡的政權——希特勒。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但為什麼要掩飾俄國的真相?」邱吉爾雖然沒有像艾茵·蘭德那樣在俄國生活過,但他對蘇俄的看法與之同樣深刻——他常常引用勞合·喬治的名言:「共產主義意味著民眾被囚禁。」[9]

艾茵·蘭德對蘇聯的抨擊,並不是像索忍尼辛等流亡異議分子那樣幻想推動蘇聯民主化。她對蘇聯的未來不抱任何希望,她從家信中欲說還休的字裡行間知道蘇聯局勢正在日漸惡化。她抨擊蘇聯,乃是為了捍衛美國的自由,要說服美國人奮力抵抗蘇聯這個美國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敵人,要讓美國避免變成第二個蘇聯——而羅斯福政府正試圖這樣做。

美國可能會轉向獨裁嗎?

艾茵·蘭德對美國政治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她成為美國公民後的第一次投票,投給了羅斯福,不是因為其承諾的新政政策,而是因為其承諾取消禁酒令——她認為禁酒令是對個人權利的粗暴侵犯。推動禁酒令的主力是教會,其用意是好的,但帶來的後果卻是毀滅性的。它忽視了人性的弱點,而將糾正時弊的權柄賦予政府。結果,暴力和放蕩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腐敗的警察和荷槍實彈的私酒釀造者在大城市橫行無阻,這對於禁酒運動希望樹立的節制和道德典範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10]另外,羅斯福還承諾振興商業——這符合她對資本主義的肯定。然而,她很快就為這次投票感到後悔,她發現羅斯福新政的實質是反資本主義。最具威脅的是,羅斯福禁止私人擁有黃金,這使得美國政府有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就像她十幾歲時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和當時統治德國的納粹政權那樣。

艾茵·蘭德不安地發現,羅斯福政府專橫地剝奪富人的財富,將其再分配給窮人。福利國家、管制經濟的興起帶有法西斯主義的意味。這看起來非常像權力從舊的自由資本主義階級向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政府菁英暗中轉化。當羅斯福宣佈第三次參選總統時,她不辭辛苦地為共和黨人助選,她斷言:「極權主義正在形成,如果羅斯福第三次當選,就可能再也沒有另外一次聯邦選舉了。美國可能會轉向獨裁。」

共產黨的威脅就在身邊,美國若變成蘇聯,再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躲藏。艾茵·蘭德不僅坐而論道,還起而行道,她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幫助清理一些電影裡的共產主義內容。由此,左派攻擊她參與了政府對公民言論自由的剝奪,給她扣上「告密者」的帽子。她回應說,「言論自由的原則要求我們不能通過法律或警察的力量來禁止共產主義者表達他們的理念,但言論自由的原則並沒有要求私有、私營的電影廠給共產主義作家提供工作」,或給他們提供工具「用我們的錢來宣揚我們的毀滅」——她對那些因受到調查而失業的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並不感到抱歉,包括旅居瑞士避禍的卓別林。

民主需要一套捍衛機制,並非憲法寫好就可一勞永逸。顛覆者常常利用民主社會自身的弱點來發起攻擊。艾茵·蘭德專門以此為題寫了一篇評論,她將前蘇聯間諜希斯出獄後出現在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中自我辯解感到憤怒,認為「這種無恥的行為再一次印證了集權主義者通過濫用道德標準和政治原則混淆視聽的政策」,「這是我們整個國家的恥辱,這件事也體現了某些『自由主義者』毫無顧忌的流氓作風,這樣的作風只有通過文明社會全體人民道義上的抗議才有可能得到制止」。她指出,左派用言論自由的理由來為他們破壞言論自由的行為辯護是荒謬的,因為真正的言論自由是且只能是:

憲法有關言論自由的條文如下:「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憲法沒有要求公民為宣揚毀滅社會的人提供麥克風,為企圖搶奪他們財產的強盜提供萬能鑰匙,或者為要切斷他們喉管的兇手提供刀具。[11]

甘乃迪執政之後,艾茵·蘭德嚴厲批判甘乃迪政府若干企圖延續羅斯福新政的做法。一九六二年,她在福特會堂論壇發表演講說,為了說明甘乃迪「明確和強調國家利益」且蔑視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做法是何其虛妄,她用了一種巧妙的方法——將希特勒的一些話和甘乃迪的一些話匿名放在一起朗誦給眾人聽,聽眾根本無法區分兩者。她指出,「這些混雜而不可理解的政治術語,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他們否認控制為控制,只在口頭上承認自由。這也是典型的『新邊疆政策』」,「甘乃迪先生不想坦誠地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他們身後悄悄出現的是法西斯主義」。她提醒美國民眾要有足夠的警惕,不能誤以為美國的自由制度固若金湯,自由非常容易被奪走:甘乃迪和他的顧問們正在利用美國的哲學和文學的破產、利用對手的怯懦,發動一場「知識政變」,讓人們潛移默化地接受當局不敢公開發表的主張,然後有一天人們早晨醒來的時候就會發現一切已成定局,他們驚訝地意識到:「對呀,每個人都知道自由是一種奴役,美國主義本來就應該是集權主義。」[12]

歐巴馬的健保計畫不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杜魯門政府早就試圖這樣做。艾茵·蘭德和海耶克從理論的層面反對此類計畫,認為杜魯門的健保計畫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一直致力於與健計畫抗爭的惠特克和巴克斯特吸收了他們的思想,惠特克在一九四九年寫道:「希特勒和史達林,以及英國的社會主義政府,都使用公費醫療的鴉片來減輕失去自由的痛苦,並催眠人民,使其無法抵抗。舊世界的強制健康保險,如果傳染到我們的新世界,將標誌美國自由體制終結的開始。接下來,鐵路、鋼鐵廠、電力公司、銀行和農業的國有化,只是遲早的事。」總而言之,醫療改革法案將使美國退回「奴隸國家」。[13]這樣的論述,宛如出自艾茵·蘭德的手筆。

甘乃迪是比羅斯福更有魅力的、年輕帥氣的總統(歐巴馬就是黑人版和退化版的甘乃迪,甘乃迪畢竟還有跟蘇聯戰鬥的勇氣,歐巴馬乾脆就直接向中國下跪了),但艾茵·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