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捍衛你自己的人格，捍衛你自尊的美德，捍衛人的本質：他至高無上的理性頭腦。在捍衛中，你應該無比堅定，完全相信你的道德就是生命的道德，你是在為能夠獲得一切曾經在這個地球上存在過的成就、價值、偉大、善良和幸福而鬥爭。
艾茵·蘭德
這個十九歲的猶太裔俄羅斯少女，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中已然歷經滄桑。她父親在彼得堡的藥店被布爾什維克政權沒收，一家人在逃難路上顛沛流離。帝俄時代衣食無憂的美好生活，落花流水春去也，號稱解放全人類的布爾什維克偏偏比沙皇更致力於實施排猶政策——儘管猶太人托洛茨基是紅軍的創建人。
這個十九歲就拿到大學畢業文憑，聰明和堅韌得讓父親用敬仰的眼光看待的女孩，最大的夢想是遠赴美國——在她心目中，那是「地球上最自由的國家」。唯一可以代替移民的，是留在俄國，通過創作諷刺性電影劇本來反對共產主義。此前，在逃亡路上，她曾被迫燒掉好幾本記錄咒罵共產黨的心聲的日記。她和家人都深知，用文字來對抗共產黨這條路不僅走不長，還可能導致死亡。
因此，家人支持她離開網羅越來越嚴密的俄國。母親安娜拿出家中最後一點珠寶，為女兒換了三百美元的「很大」一筆錢，作為旅費和簽證費。
她順利地拿到了簽證。她曾對一位朋友說，如果當時美國駐里加領事館官員不給她簽證，她會徒步走向邊界，與死亡不期而遇。
一九二五年，在父母為她舉行的告別派對上，一位親戚請求她，如果她能離開俄國，一定要告訴世界：「俄國是一個大墓地，我們正在那兒死去。」她發誓說，她一定會將這句話告訴世界。
她乘坐火車離開時，她的父親當著她的面，對她的母親說：「你就等著吧！阿麗薩會向全世界展示她是誰。」她的離開，不僅代表一個家庭，不僅代表一個民族，甚至代表所有被「紅輪」碾壓的人。[1]
一九二六年二月，她乘坐郵輪抵達紐約市的港口，她被紐約市蔓延至地平線的摩天大廈建築群所深深感動，後來她在小說《源泉》裡寫道：「我會願意放棄世界上最壯觀的日落場景，只為目睹一眼紐約市的摩天大廈建築群，大廈蔓延直至紐約的天際，人類的意志力是如此明顯。我們還需要什麼信仰嗎？我感覺到如果這裡面臨戰爭的威脅，我會將我自己拋身天際，以我的肉身保護這一切。」此後，她在美國生活的半個世紀，一半多時間都住在紐約，她親眼目睹紐約更多、更高的摩天大廈拔地而起——如果她更長壽，見到恐怖分子在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駕駛飛機撞毀紐約最高的雙子塔，一定傷心欲絕且怒髮衝冠。
她到了美國之後，棄用了原來的名字阿麗薩，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沒有俄羅斯味道的名字——艾茵·蘭德。很快這個名字就名動天下。她未能倒轉蘇俄的紅輪（這個使命日後靠雷根、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索忍尼辛和戈巴契夫等人共同完成），卻奇跡般地倒轉了險些在美國上演的讓一路血肉橫飛的滾滾紅輪。她幾乎以一人之力對抗羅斯福新政以來的左派思潮和社會政策，說她是拯救美國的「神奇女俠」並不誇張。
回顧二十世紀，沒有任何一名異鄉人像艾茵·蘭德這樣用文字和思想深刻地影響美國的歷史進程。創刊于一九八七年的《自由》雜誌曾對讀者進行調查，艾茵·蘭德兩次都位於「對您的思想影響最大的前五位學者」之榜首，高於傑弗遜、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米塞斯和海耶克。美國國會圖書館和每月好書俱樂部一九九一年聯合調查的結果顯示，她的代表作《阿特拉斯聳聳肩》是「繼《聖經》之後對當代美國人影響最大的一本書」。
川普政府的要員們幾乎都是她的忠實讀者，他們按照她的若干理念來治國。二○一六年，川普在競選演講中公開聲明：「我是艾茵·蘭德的粉絲！」他還提到《源泉》，「這是一本有關商業、美、人生、內心情感的書，裡面幾乎談到了一切」，並以小說主人公霍華德·洛克自詡。[2]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CEO、川普政府的首任國務卿蒂勒森（Tillerson）稱《阿特拉斯聳聳肩》「是我最愛的一本書」。川普政府第二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聲稱：「伴隨我成長最嚴肅的一本書就是《阿特拉斯聳聳肩》，這本書對我的人生影響特別大！」還有一位比總統更重要的人物——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主義中流砥柱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曾表示，早年閱讀了非裔保守派經濟學家沃爾特·威廉姆斯（Walter E. Williams）的《種族與經濟學》和艾茵·蘭德的《源泉》，再加上虔誠的基督教信仰，幫助他建立起一套保守主義的法哲學體系。
誰會相信，剛到美國時，艾茵·蘭德只會說幾個英文單詞——她用半生不熟的英文與後來成為她丈夫的英俊的演員奧康納談戀愛，奧康納說，這個俄國女孩說的話他一句也聽不懂。
她來自俄國，可以告訴美國人共產主義有多麼邪惡
艾茵·蘭德如此受人愛戴，當然也如此受人憎恨。猶太裔極左翼學者诺姆·乔姆斯基说過：「艾茵·兰德是二十世纪最邪恶的人之一。」其實，「邪惡」這個詞語更適合用於為恐怖分子和獨裁者辯護的喬姆斯基，他如果照鏡子，「邪惡」的影子呼之欲出。
喬姆斯基與艾茵·蘭德之對照極其鮮明：出生於費城這個美國建國史上的「榮耀之地」的喬姆斯基，是美國精神和美國價值的憎惡者，一生都受美國學院體制和言論自由環境的庇護，卻跟與之同屬左翼陣營的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荒謬地自稱「包裹在穆斯林文化裡的基督教徒」）一樣，一提起愛國主義就感到困惑：「我仍然不能理解愛國是什麼意思。」[3]有趣的是，他們都不願放棄美國國籍。
反之，艾茵·蘭德主張個人價值高於國家，但在一九三一年獲得美國公民身份之後，一直以身為美國人而驕傲。她曾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說：「我可以說——這絕不是愛國的陳腔濫調，而是根基於完整的形上學、知識論、倫理學、政治和美學的智慧基礎上說，美利堅合眾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最高貴和在最初的建國原則上唯一道德的國家。」她痛斥喬姆斯基之流的反美知識分子——每逢美國受挫或表現軟弱，他們就洋洋得意，他們要「對美國追究罪責，而又讚美敵人，這是對美國的侮辱和譴責的大爆發，就像一場往美國臉上吐唾沫的狂歡」。
艾茵·蘭德也是漢娜·鄂蘭所說的「大洪水的偶然倖存者」這一。「大洪水」或是納粹的集中營，或是蘇聯的古拉格。艾茵·蘭德對「大洪水」氾濫之地的俄國毫無眷戀，離開之後再也沒有回去過。她在一九八二年去世，那時蘇聯共產政權並無斷氣的跡象，但即便蘇聯共產政權崩潰了，她也不會像索忍尼辛那樣興沖沖地「凱旋而歸」。
艾茵·蘭德厭惡俄國的一切——這當然不是真的，終其一生她都喜歡俄國古典音樂和俄國糖果。但如果說她對布爾什維克充滿刻骨仇恨，倒也一點不假，正像同樣是俄羅斯流亡者的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所說，他寫作生涯中最大的遺憾是沒有更早到美國，他與當下俄國疏遠的理由是「我憎恨和鄙視獨裁」。[4]艾茵·蘭德跟納博科夫的妹妹是童年的閨蜜，她後來在受訪時曾談及此一細節，卻對納博科夫的作品不置一詞。
艾茵·蘭德在美國的第一個成就是說服美國人意識到蘇聯、共產主義和左派的本質就是邪惡，且對美國憲制構成嚴重威脅。她到美國之後的第一部作品是帶有自傳色彩的《我們活著的人》。這部小說以愛情故事為外殼，暴露了剝奪富人特權以加強窮人福祉的集體主義夢想的輕率，也揭露了其腐敗。這一夢想總是以最好的人的毀滅而告終。這是一個美國公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聆聽的主題。
艾茵·蘭德將集體主義定義為一種思想或行為體系——在此體系中，個人將屈服於群體的共同利益。她告訴友人，集體主義在全球的興起是「我們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在一九五九年版的該書的序言中，她寫道：「《我們活著的人》講述的不是一個關於一九二五年蘇俄的故事。它其實是一個關於獨裁的故事，無論這種獨裁是蘇俄、納粹德國還是一個社會主義美國（這部小說可能在防止美國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方面做出了貢獻）的。」[5]
這部作品完成後，名不見經傳的艾茵·蘭德投稿給著名報人門肯。門肯親筆回信讚揚其小說寫得不錯，但警告說，小說中的反共產主義信息可能會讓其遭到出版社拒絕，在當時的美國，「公開地批評蘇聯政府恐怕還不能被接受」。
大蕭條正在創造艾茵·蘭德以為自己將其拋在俄國的那種政治怪物（日光之下無新事，二○二○年，中國武漢病毒在美國乃至全世界創造了一個同樣張牙舞爪的怪物，以防疫為名的國家管制和隔離在很多西方民主國家暢行無阻）。大蕭條不僅僅被看作一次經濟危機，還被看作這個國家的中央信仰系統面臨的一次危機。
此前，艾茵·蘭德一度樂觀地相信，美國最多不過有一小撮無足輕重的共產主義者，美國是資本主義之家，在這裡受到獎賞的是能力，而不是華而不實的言辭，因為《獨立宣言》正式公布了恰恰是個人主義基礎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然後，艾茵·蘭德很快發現，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不清楚「粉紅色」在美國的滲透程度，不清楚共產主義者的口號對電影編劇、導演以及美國破產農民、礦工、失業的產業工人的感染力正在增強。在紐約，左轉的趨勢更加明顯，特別是在文化菁英之中——索爾·貝婁將紐約描述成「莫斯科的一種智力附屬物」。
當時，許多文學名流和評論家要麼是美國共產黨員，要麼是它的同情者。在文學雞尾酒會和活動中，他們稱頌史達林主義，將其視為一種崇高的試驗，舉杯慶祝美國即將到來的「紅色黎明」。他們傳遞的信息是，經過檢驗，資本主義已經失敗了，按照蘇聯模式嘗試馬克思主義的時刻已經到來。媒體報道了十萬美國人移民去俄國爭奪六千個技術工作之類的假新聞，時事評論員開始討論布爾什維克主義，各階層的美國人也開始表達建立一個不同社會制度的願望。很多人認為資本主義會完全垮臺，那些失業的人當中會爆發暴力革命。[6]
在紐約生活一年或兩年後，艾茵·蘭德才看清美國左翼知識分子中存在的親共產主義偏見到了何種程度。她感歎說，美國公眾對共產主義缺乏真正的了解，如果他們知道白令海峽對面發生什麼，那麼即使是自由主義的美國人也會「震驚得尖叫」。「還不曾有來自蘇聯的人講述它那裡發生的事情，」她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宣稱，「這正是我要做的」。[7]
很快，艾茵·蘭德成了一個受歡迎的反蘇聯演講人。她在紐約市政廳俱樂部發表了一篇題為<被粉飾的俄國>的演講，她讓聽眾想像自己被一群人統治。這群人既不是被選舉出來的，也不能被罷免，他們控制著所有公共信息，分配所有食物、住房和就業機會。他們不能受到批評，在不經審判或聽證的情況下，就會把政治對手送入土牢或處死。他們聲稱，個人權利是不存在的。她向聽眾提出挑戰，你們願意生活在那「兩百萬雪白的（史達林主義）天使」的控制之下嗎？她的結論是，蘇聯絕對不是左派描述的烏托邦天堂，「如果蘇聯邊境曾經被開放的話，那麼就會出現類似中世紀早期的移民狀況」。多年後，柏林墻倒下的那一天，這種情況果然出現了。
當時，羅斯福當局將蘇聯當作一個熱愛自由的國家來宣傳。在時代潮流之下，批評集體主義，或公開提倡資本主義和公民自由，即使往最好處說也是社交失禮，並且那個時期的編年史證實了艾茵·蘭德的看法——評論者之所以對她的主題保持沉默，害怕遭到報復或斥責是唯一貌似可信的原因。她給一位商界友人的信中說：「如果我為共產主義辯護，我現在已經成了好萊塢的百萬富翁了，不僅擁有一個游泳池，還擁有一個私人樂隊來演奏《國際歌》。」當然，後來她取得了作為暢銷書作家夢寐以求的巨大成功——在美國歷史上，任何保守派知識分子都不曾擁有過的成功。
那個時代的好萊塢已成為左派的基地。在一次國會聽證會上，艾茵·蘭德特別質疑了一九四四年拍攝的一部名為《俄國之歌》的電影。這是一部在美國政府鼓勵下，由米高梅拍攝的戰爭宣傳片，其目的是說服美國人支持俄國在遭到納粹入侵後的衛國戰爭。故事的大致情節是：一個名叫約翰的美國指揮家到蘇聯訪問，愛上了俄國鋼琴家娜佳，他們一起參加鄉村音樂節，畫面中的農民強壯、富裕、快樂、熱愛音樂、自由，他們開著最新型的拖拉機，似乎擁有他們耕耘的土地。
艾茵·蘭德對這部電影所傳達的信息感到憤怒和痛苦。她來自一個邊境封鎖、遍布密探、食物匱乏、充滿集中營的國家。蘇聯農民的真實生活不是那樣的。編劇為什麼要撒謊呢？這部電影的兩名編劇都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8]
艾茵·蘭德認為，美國即使是為了打敗納粹德國而不得不和蘇聯結盟，也不應該虛構蘇聯生活的正面景象：「如果我們有好的理由、如果這正是你所相信的，那好，為什麼不告訴我們真相？承認蘇聯是一個專政國家，但我們想要與之結盟。承認與撒旦合作是有其價值的，如同邱吉爾所說的，這是為了打敗另一個邪惡的政權——希特勒。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但為什麼要掩飾俄國的真相？」邱吉爾雖然沒有像艾茵·蘭德那樣在俄國生活過，但他對蘇俄的看法與之同樣深刻——他常常引用勞合·喬治的名言：「共產主義意味著民眾被囚禁。」[9]
艾茵·蘭德對蘇聯的抨擊，並不是像索忍尼辛等流亡異議分子那樣幻想推動蘇聯民主化。她對蘇聯的未來不抱任何希望，她從家信中欲說還休的字裡行間知道蘇聯局勢正在日漸惡化。她抨擊蘇聯，乃是為了捍衛美國的自由，要說服美國人奮力抵抗蘇聯這個美國建國以來最危險的敵人，要讓美國避免變成第二個蘇聯——而羅斯福政府正試圖這樣做。
美國可能會轉向獨裁嗎？
艾茵·蘭德對美國政治的認識有一個逐漸深化的過程。她成為美國公民後的第一次投票，投給了羅斯福，不是因為其承諾的新政政策，而是因為其承諾取消禁酒令——她認為禁酒令是對個人權利的粗暴侵犯。推動禁酒令的主力是教會，其用意是好的，但帶來的後果卻是毀滅性的。它忽視了人性的弱點，而將糾正時弊的權柄賦予政府。結果，暴力和放蕩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腐敗的警察和荷槍實彈的私酒釀造者在大城市橫行無阻，這對於禁酒運動希望樹立的節制和道德典範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諷刺。[10]另外，羅斯福還承諾振興商業——這符合她對資本主義的肯定。然而，她很快就為這次投票感到後悔，她發現羅斯福新政的實質是反資本主義。最具威脅的是，羅斯福禁止私人擁有黃金，這使得美國政府有可能引發通貨膨脹，就像她十幾歲時的布爾什維克政府和當時統治德國的納粹政權那樣。
艾茵·蘭德不安地發現，羅斯福政府專橫地剝奪富人的財富，將其再分配給窮人。福利國家、管制經濟的興起帶有法西斯主義的意味。這看起來非常像權力從舊的自由資本主義階級向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政府菁英暗中轉化。當羅斯福宣佈第三次參選總統時，她不辭辛苦地為共和黨人助選，她斷言：「極權主義正在形成，如果羅斯福第三次當選，就可能再也沒有另外一次聯邦選舉了。美國可能會轉向獨裁。」
共產黨的威脅就在身邊，美國若變成蘇聯，再也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躲藏。艾茵·蘭德不僅坐而論道，還起而行道，她在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幫助清理一些電影裡的共產主義內容。由此，左派攻擊她參與了政府對公民言論自由的剝奪，給她扣上「告密者」的帽子。她回應說，「言論自由的原則要求我們不能通過法律或警察的力量來禁止共產主義者表達他們的理念，但言論自由的原則並沒有要求私有、私營的電影廠給共產主義作家提供工作」，或給他們提供工具「用我們的錢來宣揚我們的毀滅」——她對那些因受到調查而失業的共產黨員及其同情者並不感到抱歉，包括旅居瑞士避禍的卓別林。
民主需要一套捍衛機制，並非憲法寫好就可一勞永逸。顛覆者常常利用民主社會自身的弱點來發起攻擊。艾茵·蘭德專門以此為題寫了一篇評論，她將前蘇聯間諜希斯出獄後出現在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中自我辯解感到憤怒，認為「這種無恥的行為再一次印證了集權主義者通過濫用道德標準和政治原則混淆視聽的政策」，「這是我們整個國家的恥辱，這件事也體現了某些『自由主義者』毫無顧忌的流氓作風，這樣的作風只有通過文明社會全體人民道義上的抗議才有可能得到制止」。她指出，左派用言論自由的理由來為他們破壞言論自由的行為辯護是荒謬的，因為真正的言論自由是且只能是：
憲法有關言論自由的條文如下：「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憲法沒有要求公民為宣揚毀滅社會的人提供麥克風，為企圖搶奪他們財產的強盜提供萬能鑰匙，或者為要切斷他們喉管的兇手提供刀具。[11]
甘乃迪執政之後，艾茵·蘭德嚴厲批判甘乃迪政府若干企圖延續羅斯福新政的做法。一九六二年，她在福特會堂論壇發表演講說，為了說明甘乃迪「明確和強調國家利益」且蔑視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做法是何其虛妄，她用了一種巧妙的方法——將希特勒的一些話和甘乃迪的一些話匿名放在一起朗誦給眾人聽，聽眾根本無法區分兩者。她指出，「這些混雜而不可理解的政治術語，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他們否認控制為控制，只在口頭上承認自由。這也是典型的『新邊疆政策』」，「甘乃迪先生不想坦誠地面對一個事實，那就是，在他們身後悄悄出現的是法西斯主義」。她提醒美國民眾要有足夠的警惕，不能誤以為美國的自由制度固若金湯，自由非常容易被奪走：甘乃迪和他的顧問們正在利用美國的哲學和文學的破產、利用對手的怯懦，發動一場「知識政變」，讓人們潛移默化地接受當局不敢公開發表的主張，然後有一天人們早晨醒來的時候就會發現一切已成定局，他們驚訝地意識到：「對呀，每個人都知道自由是一種奴役，美國主義本來就應該是集權主義。」[12]
歐巴馬的健保計畫不是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杜魯門政府早就試圖這樣做。艾茵·蘭德和海耶克從理論的層面反對此類計畫，認為杜魯門的健保計畫是一條「通往奴役之路」。一直致力於與健計畫抗爭的惠特克和巴克斯特吸收了他們的思想，惠特克在一九四九年寫道：「希特勒和史達林，以及英國的社會主義政府，都使用公費醫療的鴉片來減輕失去自由的痛苦，並催眠人民，使其無法抵抗。舊世界的強制健康保險，如果傳染到我們的新世界，將標誌美國自由體制終結的開始。接下來，鐵路、鋼鐵廠、電力公司、銀行和農業的國有化，只是遲早的事。」總而言之，醫療改革法案將使美國退回「奴隸國家」。[13]這樣的論述，宛如出自艾茵·蘭德的手筆。
甘乃迪是比羅斯福更有魅力的、年輕帥氣的總統（歐巴馬就是黑人版和退化版的甘乃迪，甘乃迪畢竟還有跟蘇聯戰鬥的勇氣，歐巴馬乾脆就直接向中國下跪了），但艾茵·蘭德在其尚未當選時就嗅出他身上的法西斯氣味。她的超人才能之一，是她能夠對稀鬆平常的小事進行分析，發現其中的微言大義，如彼得·施瓦茨所說，她的時事評論永遠不會過時，因為「她不是以日報記者的眼光看待新聞，而是以歷史學家的視角，用跨越世紀的普遍真理來詮釋世界」，「而原則在本質上是沒有時間性的」。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古巴導彈危機尚未解決之際，甘乃迪興致勃勃地前去觀看訪美的蘇聯芭蕾舞團演出，並在蘇聯駐美大使陪同下到後台慰問演員。甘乃迪不能識破共產國家的統戰伎倆，艾茵·蘭德對此洞若觀火。她敏銳地指出，甘乃迪觀舞是一種「削弱一個民族士氣」的方式，這不是「藝術」問題，而是「外交」問題：「『藝術』這個詞不適用於任何從蘇聯引進的東西：在蘇聯根本沒有自由藝術，他們只有國家藝術。所以，不論作品優劣，你欣賞蘇聯的芭蕾舞、音樂會或電影，那麼認可並支持的就不是『藝術家』，而是蘇聯政府。」甘乃迪的玩世不恭的做法表明：「在我們這個國家，文化在解體，人們萎靡不振，憤世嫉俗，因喪失了生活目標而充滿恐懼，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瀕臨崩潰，年輕一代更是如此。」[14]今天，中國用文化和歷史來包裝孔子學院也是同樣的伎倆，西方再次掉進陷阱。
艾茵·蘭德比麥卡錫更早地意識到美國的民主有可能會被共產主義的「紅輪」碾碎。保守主義運動的旗手小威廉·巴克利一度與艾茵·蘭德之間有良好互動，他後來說：「她是一個麥卡錫主義者，我也是。」艾茵·蘭德之所以支持麥卡錫，是因為她對共產主義抱有一種原則性的仇恨。在她看來，公開表達對左翼自由主義的反對的人都是勇敢者，麥卡錫如此，她自己也如此。她認為，麥卡錫的使命是正確的，「但他缺乏追查到政府最高層的勇氣」——這個批評不是事實，麥卡錫直接點名抨擊民主黨總統羅斯福和杜魯門，以及共和黨總統艾森豪，對兩黨的建制派政客都不能情面，這導致了他被「深層政府」毀滅。
艾茵·蘭德喜歡麥卡錫，不喜歡艾森豪，她認為艾森豪是一個沒原則、沒骨氣的保守分子。一九四五年，艾森豪與蘇軍元帥朱可夫在柏林會見時，朱可夫挑釁說，「蘇聯體制訴諸理想主義，而美國體制完全訴諸物質主義」然而，當時艾森豪未能對朱可夫作出有力回擊，艾茵·蘭德評論說，艾森豪「沒能把捍衛世界史上最高貴、最自由的國家當作反對歷史上最血腥的獨裁的傀儡作為原則問題」。歷史總是能將正劇改編成諷刺劇——作為二戰英雄的朱可夫後來先後受到來自史達林和赫魯曉夫的猜忌與迫害，那個時候，他還對蘇聯體制的「理想主義」有多大的信心？
艾茵·蘭德不是「美國大地」的產物，卻敏銳地捕捉到美國人對自由傳統無比珍惜，以及對失去自由的憂慮和恐懼。她就如何保護自由作出一系列強有力論述，使麥卡錫主義在經歷一段時間的低潮後重獲新生——蘭德學說抨擊了六○年代盛行的共產主義幽靈，對於各種極具爭議議題，她既有遠見，又有勇氣，常常站在古典自由主義的特定立場上準確進擊、力挽狂瀾。
這個異鄉人，何以成為美國價值的代言人？
體驗過黑暗的人，比那些早已對光明安之若素的人更熱愛光明。艾茵·蘭德剛一到美國就決定永遠不離開這片自由沃土，她很快在美國如魚得水。她認為：「自主、創造性、對權威的蔑視以及勤奮，這是美國人珍視的個人品質和民族性格。」
一九四一年四月，艾茵·蘭德發表了《個人主義宣言》，這既是為抗衡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又是她個人的「美國宣言」。她認為，個人主義是美國精神的基石，它包括三大核心要點：第一，人是一種獨立實體，是他自己的目的，而永遠不是實現目的的手段。人的權利不僅構成了人反對其他所有人的防護，而且是絕對的。歷史上嗜血的暴君曾試圖剝奪人們的這些權利，或者引誘人們為了窮人、祖國、強化的安全及公共利益放棄他們的權利。從來沒有暴君承認他是在為自己尋求權力，他們總是聲稱，是在為某種高貴的目的服務。她警告說，那些告訴你為別人活、為別的事物而放棄你的權利的人，通常想成為這個別人或別的事物。從共產黨陣營裡浪子回頭的法國作家卡繆，說過一句類似的大徹大悟的話：「錯誤的觀念最終造成流血，但在每一種情況下，流的都是別人的血。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某些思想家會對一切事情都隨心所欲地說三道四。」
其次，政府是為保護你的權利而存在，並且只是為保護你的權利而存在，而你不是為了服從或服務國家而存在的。實際上，你根本不欠政府什麼，甚至也不欠稅。正如共產主義證明的那樣，忠誠於國家的首要性其實是奴隸制和停滯的秘訣。艾茵·蘭德以此有力得反駁了甘乃迪的「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你應該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之謬論——甘乃迪顛倒了事情的因果關係。甘乃迪所說的「國家」，隨時可以轉化為「總統」，這句話也是獨裁者們的口頭禪。
第三，有「並且永遠都有」一種進步之源，那就是處在一個政治、經濟自由國家的個體的人。這是汽車、蒸汽機、電燈以及所有偉大的音樂、藝術和文學的源泉。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發展出的唯一個一個僅僅按照與一種際遇或需求並置的個人的理性運作體系。
然而，艾茵·蘭德「闡釋美國」乃至「定義美國」所用的方式，仍然帶著濃濃的「俄國味道」——即以文學表達觀念、以文學干預政治（用中國的說法就是「以文載道」）。美國並沒有這樣的傳統：在美國歷史上，愛默生和惠特曼曾用散文和詩歌傳達美國人的情感和意志，但並沒有參與意識形態戰爭的企圖和野心。
艾茵·蘭德最推崇的作家是杜斯妥也夫斯基、雨果和歐·亨利（O. Henry）。她在給《我們活著的人》一書做筆記時，得出一個結論：政治與哲學思想，尤其是那些披著英雄主義外衣、被嵌進宏大社會小說中的政治與哲學思想，有能力形成觀念並改變世界。在俄國，詩歌與小說是被禁的政治言論的替代品。文學是一種顛覆性力量，這是俄國的特有觀念（上世紀八○年代的中國也是如此，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被民眾視為劉青天，被當做御史，所到之處無數人遞狀紙）。列寧在一九一七年鞏固權力時，不僅求助於馬克思，還更有效地求助於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窮人》、高爾基的《母親》以及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麼辦？》——列寧將其作為行動的靈感和根據。車氏的政治小說《怎麼辦》講的是十九世紀一個為即將到來的革命作出超越常人犧牲的故事。列寧說這本書讓他在十四歲轉向共產主義，並將他寫的一本影響深遠的小冊子命名為《怎麼辦？》，以此向前輩致敬。那麼，艾茵·蘭德一度將其小說稱為「反共產主義宣傳」，或者此後將國家政治看做與公開或潛藏的暴徒勢力進行鬥爭的、以個人自由為主旨的一出道德劇，就不足為怪了。[15]
艾茵·蘭德最欣賞的作家是雨果。她在為雨果的《九三年》作序時寫道：「我十三歲那年第一次讀雨果，當時我置身於蘇維埃俄國。要想理解雨果的本意——和他說構造的美妙世界——以及雨果對我的意義，就必須在最複雜的社會條件下生活過。」她認為，「壯麗」的浪漫主義是《九三年》和雨果的其他作品的主旋律。大革命只是故事的一個部件，雨果並未站在對立的雙方的某一邊，而是表達了這樣的觀念：「當人們為某種價值觀奮鬥是時候，人們可以何其偉大啊！」[16]
艾茵·蘭德肯定浪漫主義是因為「浪漫主義者認為他們的目標主要是維護他們的個性」。但她也指出浪漫主義存在著一個致命的缺陷——浪漫主義盲目地追尋以形而上學為導向的、品位高雅的生活方式，於是就成了資本主義的敵人。浪漫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庸俗的、物質至上的小資產階級系統，卻未能注意到資本主義是唯一一個能夠確保真正的自由、個性和對價值觀追求的觀念及實踐。浪漫主義學派中，一些人選擇成為社會主義的擁護者。[17]可惜，她未能對此作出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述。倒是德國學者薩弗蘭斯基在《榮耀與醜聞》中對德國的浪漫主義傳統作出了全面而深切的反思——浪漫主義若不能拒絕攫取政治的誘惑，就會帶來巨大的的危險。[18]
艾茵·蘭德也正是在浪漫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層面高度肯定詹姆斯·邦德系列電影——那些高級知識分子通常不會公開讚賞此類通俗作品。她認為，這些電影是浪漫主義在熒屏上的巔峰之作——無論是出品、導演、腳本還是攝影，尤其肖恩·康納利（Sean Connery）的演技，都堪稱典範。作為一名好萊塢圈內人，她如此描述肖恩·康納利的的銀幕形象：「肖恩首次在熒屏上亮相就成了一個具備演技、文氣、智慧和謙遜的明星：當別人問起他的名字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他的第一個特寫鏡頭，然後他輕輕地答道：邦德，詹姆斯·邦德。——我看的那一場，觀眾爆發出如潮的掌聲。」[19]我也記得少年時代在錄像廳看到這一幕時的熱血沸騰。
批評者自然可以嘲笑艾茵·蘭德的文學與美學品位，但她確實從不以文學家自居，更喜歡被人們當成政治哲學家，她宣稱，「我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家」。[20]儘管學院派知識分子一直對其作品和思想嗤之以鼻，但她在年輕學生中所掀起的波瀾卻超過任何一個看似嚴謹的學者，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源泉》正式出版之前曾被十二家出版社退稿，大多數編輯都認為說教痕跡太重，情節和人物過於粗糙，文字的優美也談不上。這些批評都沒有錯。該書在出版後的頭幾年裡曾惡評如潮。
對此，艾茵·蘭德引用尼采的話自我辯解說：「在此，對作品層次和地位具有決定意義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那種信念。」她要通過理想人物呈現那種可能使之存在和發揮作用的社會體系——一種自由的、生產性的、合理的體系，它要求回報每一個人身上最出色的東西。這個體系，很顯然，便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21]她確實以此獲得了成功——《讀者文摘》不會直接轉載米塞斯、海耶克的論文，卻會轉載艾茵·蘭德的故事，像雷根、川普這樣非學者型、非知識分子型的政治家，正是從其故事中汲取保守主義的原則與理念。
喜歡讀艾茵·蘭德作品的人，很多都不是文學愛好者，而是對政治學、經濟學和哲學有興趣的人。[22]每次政府要出臺重要的干預市場政策時，人們就想到她，想到書中的主人公高爾特。《華爾街日報》專欄作家斯蒂芬·摩爾寫道：「只要要求每位歐巴馬政府官員與國會議員都閱讀《阿特拉斯聳聳肩》，那麼，我相信我們會加速擺脫當前的經濟危機。」艾茵·蘭德研究所的學者亞龍·布魯克（Yaron Brook）和唐·沃特金斯（Don Watkins）在《自由市場革命：終結大政府之路》一書中指出，艾茵·蘭德不是簡單地批評主流，而是定義了一個革命性的理想並為之奮鬥，用它來取代主流。這個理想是一種新的個人主義哲學，也是賦予自由市場經濟以道德光環。她復興了亞里士多德的傳統，使它更嚴格、更一致、更科學，她是第一位為倫理學提供客觀基礎的哲學家。[23]在此意義上，她的小說就是故事版的米塞斯的《人的行為》和海耶克的《致命的自負》。
但另一方面，艾茵·蘭德也為此付出了代價——她以塑造烏托邦的方式（個體的烏托邦）反對烏托邦（集體的烏托邦），以編造神話的方式（理性的神話）反對神話（共產主義是另一種理性崇拜）。這是俄羅斯文學內在的缺陷，納博科夫首先發現此一內在矛盾——在十九世紀中期，俄國出現政治激進派，這個派別中的批評家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通常剛直不阿，一派英雄氣概，從屬於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以及德國唯物論者（艾茵·蘭德小說的主人公多少有這些人物的影子）。他們與君主專制相抗爭，但也發展出自己的專制。「他們對作家的要求就是一個改造社會的中心思想，除此之外都是廢話，在他們看來一本書要稱得上好書，就必須有造福於民的實際用途。」[24]這是他們的熱情中存在的一個致命缺陷，這個缺陷同樣存在於艾茵·蘭德身上。在此意義上，艾茵·蘭德雖然再也沒有重返俄國，但她從未真正離開俄國。
艾茵·蘭德這個「異鄉人」陰差陽錯地成為美國價值的代言人——儘管這種代言的同時也帶來相當程度的偏差。美國美其名曰是移民國家，無論來自哪裡的移民，到了美國這個大熔爐（其實，美國從來不是大熔爐，只是大拼盤）之中都成為美國人，因此也都擁有言說美國的特權，但是，俄國式的「美國言說」，仍不可避免地存有種種隔膜。這些隔膜和偏差的後遺症，日後將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來。
艾茵·蘭德成為美國的代言人，一個重要背景是，二十世紀以來，美國知識界、大學以及過去曾負擔文化創造使命的教會和基督徒知識分子，統統喪失了闡釋美國、定位自我、影響大眾的能力。小威廉·巴克利和拉塞爾·柯克等人是與艾茵·蘭德有交往的保守派幹將，前者創辦《國家評論》雜誌並成為醞釀八○年代雷根革命的推手，後者以《美國秩序的根基》、《保守主義思想》等專著清晰地梳理了美國保守主義的思想史，但他們多少局限在一個小圈子中，從未像艾茵·蘭德那樣深入千家萬戶。
在整個冷戰時代，艾茵·蘭德成了美國保守派的即便不是唯一也是重要的代言人。她的成功和驕傲，是對美國教會和基督徒的莫大反諷，它從反面表明美國的清教徒傳統已然命若游絲。
（敬请期待 第八章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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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紅輪》是蘇俄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最後及最大的一部宏篇巨制，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所反映的歷史事件時間跨度最長的小說。《紅輪》是對共產極權體制何以在俄羅斯土地上產生的歷史反思。四川詩人周倫佑在一首紀念劉曉波的詩歌中亦寫道：「渡過紅海劫波，倒轉宿命的紅輪！」
[2] 柴契爾夫人直接讀海耶克，雷根讀經過《讀者文摘》通俗化的海耶克和米塞斯，川普卻喜歡本來就很通俗化的艾茵·蘭德。這表明川普個人及其時代的英美保守主義遠不如柴契爾夫人和雷根時代純粹，其基督教成分亦更淡薄。
[3] 托尼·朱特：《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頁14。
[4] 納博科夫：《獨抒己見》，（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頁144-145。
[5] 安妮·C·海勒（Anne C. Heller）：《艾茵·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頁99。
[6] 喬恩·薩維奇（Jon Savge）：《青春無羈：狂飆時代的社會運動（1875-1945）》，（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版，頁269。
[7] 安妮·C·海勒：《艾茵·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頁90-91。
[8] 安妮·C·海勒：《艾茵·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頁218-219。
[9] 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邱吉爾傳》，（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頁352。
[10] 喬恩·薩維奇：《青春無羈：狂飆時代的社會運動（1875-1945）》，頁211。
[11] 安·蘭德：《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艾茵·蘭德專欄集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107。
[12] 艾茵·蘭德：《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艾茵·蘭德專欄集萃》，頁149-150。
[13] 吉兒·萊波爾：《真理的史詩》（下），頁775。
[14] 艾茵·蘭德：《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艾茵·蘭德專欄集萃》，頁100-103。
[15] 安妮·C·海勒：《艾茵·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頁33。
[16] 艾茵·蘭德<《九三年》序>，艾茵·蘭德：《浪漫主義宣言》，（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年版，頁182、186-187。
[17] 艾茵·蘭德<何謂浪漫主義>，艾茵·蘭德：《浪漫主義宣言》，頁114。
[18] 呂迪格爾·薩弗蘭斯基：《榮耀與醜聞：反思德國浪漫主義》，頁428-429。
[19] 艾茵·蘭德<不可告人的浪漫主義>，艾茵·蘭德：《浪漫主義宣言》，頁156。
[20] 艾茵·蘭德：《阿特拉斯聳聳肩》（上），（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年版，頁10。
[21] 艾茵·蘭德：《源泉》，（重慶）重慶出版社，2013年版，頁6、頁10。
[22] 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爆發，二零零九年執政的歐巴馬政府投入巨資救市，試圖通過增加政府對企業經營活動的管制和增加稅收來擺脫危機。此時此刻，艾茵·蘭德的思想在美國又掀起一浪高潮。《阿特拉斯聳聳肩》的銷量猛增：二零零七年該書的銷量是十八萬五千冊，二零零八年是二十萬冊，二零零九年是五十萬冊。在這個百分之九十九的新書銷量不到一千冊、普通暢銷書難以衝上十萬冊的世界裡，這簡直就是一個奇跡。《阿特拉斯聳聳肩》不但被排入亞馬遜暢銷書前十強，還一度蟬聯冠軍。
[23] 亞龍·布魯克、唐·沃特金斯：《自由市場革命：終結大政府之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版，頁1、頁3、頁97。
[24] 納博科夫：《俄羅斯文學講稿》，（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版，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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