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艾茵·蘭德:翻轉美國「紅輪」的異鄉人(下)

更新日期:6 天前

作者:余杰


她痛恨東正教,卻從未了解美國的清教徒傳統

一九四五年感恩節,艾茵·蘭德一家人與友人正在晚宴,一名基督教牧師不請自來。男主人奧康納一邊邀請牧師到餐桌旁與大夥坐在一起,一邊就妻子對窮人的無情觀點表示不滿。艾茵·蘭德當眾尖叫起來。奧康納對妻子的激烈反應明顯感到惱火,他提醒她,在感恩節,對任何一個登門的客人友善是美國的風俗。在座的客人們回憶說,這是他們看到的夫妻倆罕見的一次公開爭吵。[25]

這個小小的家庭生活細節耐人尋味。它說明兩個問題:首先,艾茵·蘭德雖入籍美國十多年,但並未真正在美國扎根,她對美國的民情和風俗所知有限,而這些民情風俗對美國價值的影響,並不亞於《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

其次,艾茵·蘭德對基督教有一種不加掩飾的、激烈的反對態度,她最大的錯誤正是反基督教的立場導致她不願或無法理解美國的清教徒傳統,以及清教徒傳統對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和民眾日常生活的深刻影響。因此,在闡釋和定義美國價值時,她出現了相當大的偏差。

艾茵·蘭德寫《源泉》之前寫過一個中篇小說《一個人》。她在該書中張揚其哲學的核心原則,也是其作品主人公的核心原則:理性、價值、意願、個人主義。作品中的反派角色則是不思考、不判斷、不希望的二手貨,情願被他人所控制,放棄了獨立思考,他們已經沒有了自己。該書出版時,她將書名改為《頌歌》。這明顯是一個帶有基督教色彩的詞語,但這並不意味著她想讓這部作品具有宗教性。事實恰恰與之相反。她後來解釋說,她的頌歌是獻給自我的,而不是獻給上帝的,她致力於將人類情感的最高等級——崇敬——「從幽暗的神秘論的深淵中拯救出來,讓它重新指向恰當的對象——人類」。[26]換言之,她拒絕承認在人類之上有更高的存在。

先驗的學說即屬於神學領域。米塞斯和海耶克的學說,可以稱之為「自由秩序神學」;艾茵·蘭德的學說,則可以稱之為「個人成功神學」。無論形式如何,哲學或經濟學著作,或暢銷小說,本質上都是神學。不管個人的信仰狀態如何,米塞斯和海耶克仍身處基督教文明之內;艾茵·蘭德則與這一偉大文明傳統分道揚鑣,其神學是「沒有神的神學」,或更準確地說「自以為神的神學」。

那麼,艾茵·蘭德為什麼如此反對基督教呢?首先,她對猶太教無感,她的父母都是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很少參加猶太教活動。猶太教源遠流長、禮儀嚴謹,但從十九世紀以來,相當一部分猶太裔知識分子成為最徹底的無神論者,且不說馬克思和佛洛依德,在意識形態光譜上偏右的艾茵·蘭德和偏左的漢娜·鄂蘭兩位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女性思想家都是如此。而且,猶太人遭遇大屠殺的悲劇命運,使在大屠殺之後繼續持守猶太教信仰,比阿多諾所說的「寫詩」更加困難。

其次,艾茵·蘭德痛恨她少年時代俄國消極、殘暴和原始的宗教虔誠,也就是建制化的東正教。東正教為俄羅斯的排猶主義提供宗教上的合理化解釋。她隱約地發現東正教的政教合一、愚民政策、神秘主義、嚴格的等級秩序和自虐傾向,與布爾什維克的興起之間存在某種隱秘關係。這也構成她與念念不忘復興東正教的索忍尼辛之間的巨大分歧。

艾茵·蘭德曾邀請童年時代跟她最親密的妹妹諾拉到美國訪問,結果兩人的相處非常不愉快,她們已成為有血緣關係的陌生人。諾拉不喜歡讀姐姐的書,認為「文字十分做作,而且咄咄逼人,讀著不舒服」,卻從圖書館借來索忍尼辛的著作如饑似渴地閱讀——在當時的蘇聯,索忍尼辛的書是禁書。艾茵·蘭德對此很生氣,她一直憎恨索氏直言不諱的反西方的思想和宗教狂熱。她對索氏的批評,在某種意義上是成立的:索氏對西方資本主義中物質主義的批判,以及認為俄國人具有更深刻的靈性覺醒的驕傲,是流亡者在心理上啟動自我保護機制的結果。

不過,艾茵·蘭德和索忍尼辛兩人在另一個層面上的錯誤又是一致的:他們都未能理解美國資本主義精神背後的清教徒傳統。索忍尼辛流亡的第一站是日內瓦,他盛讚瑞士的民主制完全沉默地、悄無聲息地運轉、具有穩定性且是一個「倒立的金字塔」,卻沒有一個字論及喀爾文的貢獻,當然他也不知道日內瓦與美國之間的聯繫是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27]

很多時候,喜歡走極端的思想家不由自主地與其反對的思想「同構」。艾茵·蘭德是一個激烈的無神論者和反共人士,但她與她痛恨的俄國革命者一樣,其極端的反宗教姿態本身就充滿某種決絕的東正教氣息,她與東正教傳統中的「聖愚」式人物一樣,相信自己是彌賽亞,甚至上帝本身,當眾生誤入迷途之時,將降臨人間拯救墮落的人類——在此意義上,她又與索忍尼辛殊途同歸——索氏聲稱,其願景是「將俄羅斯從該隱的手中奪回,把它歸還給上帝」,他將自己塑造成俄羅斯的拯救者;艾茵·蘭德則認為自己是美國和資本主義世界的拯救者。

這種自我神話的彌賽亞情結,使得驕傲的、極具智力上優越感的艾茵·蘭德在氣質上與謙卑質樸的英美清教徒傳統格格不入。清教徒領袖是自治社會和自發秩序的產物,與家庭、教會和社區有著血肉的聯係,美國國父們大多是鄉紳,帶有鄉下人的樸素,信奉的是庸常的經驗及常識。他們起草的《獨立宣言》與美國憲法,文筆平實清晰,少有歐陸同類文件的矯揉造作、華麗炫目。《聯邦黨人文集》亦卑之無甚高論,其思想脈絡是盎格魯-撒克遜歷史傳承下來的經驗和常識。如果艾茵·蘭德與他們同處一個時代,她一定瞧不起他們。

艾茵·蘭德身上更多的是歐洲大陸的風格,不僅有法式啟蒙運動傳統,相信理性與知識是人類的精華,更具有德國尼采哲學的超人精神,堅信與芸芸庸眾為敵的少數精英可拯救世界。十九世紀俄國知識分子的大腦與心靈正是由法德兩種文化勾兌而成,艾茵·蘭德無論如何膜拜美國的資本主義,她的全部身心早在少女時代就被她所痛恨的俄國文化所形塑。其傳記作者指出,她依然是一名俄國思想家,她的思想更多來源於黑格爾和康德的脈絡,而非英美獨特的歷史傳統。[28]

第三個原因,艾茵·蘭德一直在紐約和加州生活——那兩個地方並非真正的美國,而是來自歐洲的無神論者活動的舞台。她在美國生活了半個世紀,從未深入觀察、研究和體驗過中南部的美國人、「聖經帶」的美國人的敬虔生活狀態。她的生活圈子,是與美國大眾脫節的菁英知識分子圈子,這個圈子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無神論者,又以跟她類似的無神論的猶太知識分子為多。艾茵·蘭德與小威廉·巴克利和拉塞爾·柯克等右派朋友逐漸疏遠,除了個性不合之外,很大程度上還有宗教信仰上的分歧。

而且,艾茵·蘭德的生活方式與基督徒的標準相差甚遠:她從小與母親關係不好,她的母親是一個不喜歡孩子的母親,這種精神創傷使她本人在結婚之後拒絕生小孩;她在兩性關係上是強勢一方,跟多名年輕學生保持著長期且公開的性愛關係,強迫丈夫認可這種畸形的婚姻狀態,且絲毫不認為這樣做有什麼不道德——她認為人應當按照自然天性來生活,道德和倫理規範應當被推翻。

艾茵·蘭德對基督教的反感,使得她對一切具有基督教色彩的文化符號都相當排斥。她無法取消聖誕節,就對之做出世俗化的處理:「在我們這個國家,國定假日不能只有宗教意義。聖誕節的世俗意義比任何宗教的意義都更為寬泛:這是一個表達善意的節日——這樣的情緒絕不是基督教所獨有的(雖然這應該是基督教的一部分,但基本上卻沒有實現)。」她繼而指出:「聖誕節的可愛之處在於,它是以一種快樂、幸福、寬容的方式表達善意的,而且不需要犧牲。人們用物質和禮物的方式表達善意。」[29]她認為,聖誕節被商業化是好事,「商業慾望」所帶來的快樂就是聖誕節的全部內涵。她對聖誕節理解的反倒不如中國共產黨——在今天的中國,聖誕節已然高度商業化,似乎符合艾茵·蘭德對聖誕節的非宗教的、世俗化的期待。但中共當局仍發出一系列禁止民眾過聖誕節的命令,甚至干涉商家裝飾聖誕樹和彩燈。如果聖誕節只有商業化的面向,共產黨沒有必要對其心存戒心。但共產黨知道,聖誕節不僅僅只有商業內涵,它背後有一整套觀念和信仰體系,它與共產黨的官方意識形態全然對立且具有顛覆性。

因為對美國清教徒傳統一無所知,使得艾茵·蘭德對美國精神和美國價值的言說,不及埃德蒙·伯克和托克維爾那麼睿智與深刻。埃德蒙·伯克終身未曾到過美洲新大陸,卻深知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創造力和反抗精神緣於不可戰勝的信仰,因而在英國國會發表演說勸誡政府不要對北美人民開戰:「宗教每每是活力之源,在這個新民族身上,宗教是毫不見破弊、毫不見損傷的;他們申明信仰的方式,也是這一自由精神的主要根源。這裡的人民是清教徒;這個教派,最反感於對心靈與思想的暗中壓服。其信條不僅是贊同自由的,更是建立於自由的基礎上的。任何有專制政府氣味的東西,『異見派』的教會都很反感。」[30]同樣,來自法國、身為天主教徒、深受法國大革命以來世俗主義思想傳統影響的托克維爾,對於美國來說只是一名匆匆而過的遊客,卻清楚地看到在這片新大陸上清教徒精神的力量所在:「人要是沒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須信奉宗教。」[31]他指出,沒有基督徒,就沒有美國的民主。

艾茵·蘭德從未仔細考察美國的歷史。最早的東岸十三個殖民地,即來參與美國建國的十三個邦國,大都是廣義的清教徒建立的。比如,建立波士頓既馬薩諸塞殖民地的清教徒領袖溫斯洛普(John Winthrop),仿效日內瓦的喀爾文宣佈說:「吾輩必認定為吾人應作山崗之城;萬民之眼目皆注視我輩。」波士頓早期的政府就是神權統治,選舉殖民地議會的投票權與英格蘭不同,與持有財產無關,而是以教會成員的身份為門檻。牧師的權力從精神領域無縫延伸到市政領域。在這裡,非基督徒甚至沒有公民權。波士頓有需要遵守的聖約,聖約中沒有政治多元的餘地。[32]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這就是美國歷史的一部分。


富於同情心及合作精神的保守主義,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

無神論者必然是左派(至少是相當程度上的左派),這是艾茵·蘭德一輩子都沒弄明白的常識。所以,儘管她本人絕不承認,但在她身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洋;一半是右派,一半是左派。

艾茵·蘭德堅持自由市場的原則,這是對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出版後,藍登書屋舉行營銷會。蘭德介紹本書的特點和要旨之後,一名銷售員仍然困惑,詢問說:「蘭德女士,您能單腿站立時將您的哲學精髓教給我嗎?」這是猶太拉比希列的典故——希列在單腿站立(誦經)時被問,如何簡要概括律法的要義,希列的回答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於是,蘭德回答說:「形而上學:客觀實在。認識論:理性。倫理:私利。政治:資本主義。」

在「商人和哲學家國家聯合會」上,艾茵·蘭德感慨地說:「商人是美國文明社會最後的希望。」她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人的自由權利得到肯定,人的利己以及追求幸福權利得到法律保障。在這種制度下,沒有主人和奴隸,而是大家自由、自願的交易,互惠互利;在這種制度下,政府保障、保護公民權利不受他人侵犯的同時,也不被政府本身侵犯。她不承認政府掌握「經濟權力」,她認為政府沒有權力實施福利制度,政府正當的功能角色只有三個:警察、法院和國防軍,而這三者都和保障個人權利有關。政府的本質是必須保障人的基本權利,所謂「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這是政府存在的唯一正當理由。

艾茵·蘭德在<致《源泉》的讀者>一文中寫道:「我之所以成為一個作家,目的並不是想拯救世界,不是想為我的同胞服務,而是為了獲得創造自己喜歡、尊敬並欣賞的人事的那種單純、個人、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幸福。」在她看來,自私是一種宏大的力量。沒有一個天才受幫助他人的慾望的激勵,激勵他們的只有對他們自己的觀念和想像的信奉,並且這種信奉完全是自私的。她發展出關於自私的新概念,自私是指一個人把追求自己的幸福置於首位,並通過積極思考和行動來實現所有需要的價值,以提升其長遠的自身利益。

有趣的是,艾茵·蘭德一方面否定宗教與倫理層面的道德,一方面卻力圖賦予自由市場以某種道德內涵——這是大部分保守主義思想家不願或未能做到的,他們大多傾向於淡化或完全詆毀道德的重要性。即便是在海耶克和米爾頓·傅利曼的論著中,都缺少一些關鍵性的東西——資本主義的道德優越感,即「資本主義是不是一個善良和正義的制度」,他們對此沒有什麼新的或有說服力的見解。艾茵·蘭德在此領域做出強有力的論述:自由市場是一種理想——一個在道德上意義深遠的、完美的、無瑕的經濟體系——並且,任何人對其進行任何程度的反對都是錯誤的。利己就是一種高尚的道德,資本主義是利己主義的體系——是理性利己的,它所做的就是讓人們可以自由地成為理性利己的人,並因為他們的理性利己而獎勵他們,同時防止那些違反這一目標的人將他們不理智的後果強加到別人身上。這即是其論證的,為什麼說資本主義是一個道德體系。[33]

艾茵·蘭德將其哲學命名為「客觀主義」(Objectivism),其核心思想是各種無神論哲學的大雜燴,用她的話來說就是:「我的哲學,在本質上,是將人類當成英雄一般,以他的幸福作為他生命中的道德目的,以他高尚的行為達成建設性的目標,以理性作為他唯一的絕對原則。」在她看來,自由市場是由少數精英領導的,自由市場和自由社會不是由多數庸眾統治。唯有少數才華出眾的人士出面領導國家,在不斷提升自己的同時,也能將自由社會提升到他們那樣的水平。她筆下那些擁有財富與智慧的「創造者」,如同希臘神話中以雙肩支撐蒼天的擎天神,一旦得罪他們,他們不高興了,只要聳聳肩膀,罷工不幹了,便山崩地裂,人類的末日便來臨。然而,這種觀念又成為另一種造神運動。其小說的主人公都是完美無缺的「理想人物的形象化」[34],之後啟發了好萊塢的編劇們,從超人開始,形成漫威動畫中精彩紛呈的英雄系列——美國隊長、蝙蝠俠、蜘蛛俠、綠巨人、雷神、神奇女俠……他們所有人都遵循三大原則:真理、正義、美國方式。

艾茵·蘭德的支持者將她譽為「自由企業制度的聖女貞德,只是用美元代替了兩橫一縱的十字架」。然而,美元標誌不可能替代十字架。艾茵·蘭德確實打造了某種準宗教性質的「艾茵·蘭德崇拜」,通過商業化的「講習所」,以類似於傳銷的方式推廣,但一旦「女王」離開,一切就榮景不再。在其晚年,她開創的這個學派或者說準宗教,已然陷入內鬥、分崩離析。

艾茵·蘭德對個人主義(確切地說是菁英主義)所具有的狂熱,與美國傳統中清教徒的審慎與謙卑格格不入,她對人性中與生俱來的貪婪和驕傲也缺乏起碼的警惕。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冷戰中度過的艾茵·蘭德,大概不會料到華爾街金融寡頭、媒體巨頭、硅谷科技大佬們(他們都是她毫無保留地給予肯定的商人的典範),如今夢寐以求的事情是到極權中國去「發大財」,幫助比蘇共還要邪惡的中共奴役民眾、鞏固政權。若以其利己主義理論來衡量,他們這樣做沒有什麼錯——唯一符合理性的,是人對利益和金錢的追求。這恰恰就是她不願承認的資本主義劣質的一面(也是人性本身的惡使然),這劣質的一面有可能無限擴展、反噬自身。實際上,這些在全球化中獲利的資本家的做法,在幫助中共實行暴政(比如在東突厥斯坦的種族屠殺)的同時,也影響了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破壞了美國和西方的自由和憲制,甚至有可能毀滅艾茵·蘭德熱愛且安身立命的、作為「諾亞方舟」的美國和西方世界。這就是其理論的缺陷在實踐中所形成的危機。

艾茵·蘭德批判宗教壟斷對道德的評判,並否定人性中愛和憐憫的價值,這跟她童年的一段記憶有關:她的母親強迫她將多餘的玩具分一些給孤兒院的孩子,她說這是「利他主義的邪惡」,這讓她首次認識到「權力何以被偽裝成愛和仁慈的虛偽所攫取」。然而,拋棄清教徒傳統和基督教信仰的右派,不再是真正的右派;沒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也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這就是艾茵·蘭德思想中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這種「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有可能是致命的。

艾茵·蘭德斷絕資本主義與清教徒傳統之關係,就丟失了資本主義美好、仁慈和慷慨的一面。人性的真相,並非其作品中那些「單向度的人」,人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慷慨無私的一面。美國學者馬文·奧拉斯基(Marvin Olasky)所著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一書,被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視為其構思「美利堅契約」的藍本。奧拉斯基與艾茵·蘭德一樣,反對政府打造「福利國家」(現代福利國家的危機不僅是政府的危機),這一路徑無法解決貧困問題,反倒讓窮人寧願接受社會福利也不願自食其力。但他與艾茵·蘭德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提倡一種來自清教徒傳統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鼓勵每一個人在精神上實現自立,進而重建家庭、教會、社區的緊密關係,而教會和私人展開的慈善活動是值得鼓勵的。[35]

當代美國保守派的輿論重鎮、學者亞瑟·C·布魯克斯(Arthur C. Brooks)在《誰會真正關心慈善:保守主義令人稱奇的富於同情心的真相》一書中指出,「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並非一句口號,在個人慈善捐款方面,保守主義者遠高於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呼籲、支持政府出台收入再分配政策,他們自己卻在幫助弱勢群體上極端吝嗇)。他考察了信奉宗教的保守主義者、世俗的保守主義者、信奉宗教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的自由主義者這四個群體之後發現,佔美國人口兩成、人數超過五千萬的信奉宗教的保守主義者在這四個群體中是最富有仁慈心的,他們每年的平均善款數額最高,每年志願服務的比例也最高。[36]其研究表明,慈善尤其是個人慈善捐贈行為不僅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繁榮發展,即便以艾茵·蘭德的利己主義的立場而論,也能讓人更為健康、幸福和富有,並且這也是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之一,同時個人的慈善行為會讓人更加融入社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充分履行公民義務的人。

艾茵·蘭德的另一個關鍵錯誤是,片面否定人與人之間的合作,她不知道當初「天路客」抵達美洲新大陸時,若不能自願結成牢固的社團,靠個人和家庭的力量無法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下生存下來。她的絕對的個人主義,也無法解釋為什麼龐大的資本主義企業(包括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後發展成超級強權的美利堅合眾國本身)能夠有條不紊地運作——顯然不是由《源泉》的主人公霍華德·洛克及《阿特拉斯聳聳肩》的主人公高爾特那樣的英雄,指揮成千上萬埃及和中國的那種無意識的奴隸,修建金字塔和長城。如果是那樣,恰恰表明美國的清教徒傳統走向敗壞,那也正是羅斯福時代開始的總統權力的無限擴張,總統成為超人——這個制度有一個站不住腳的假定:「帝王般的」首席執行官一個人就知道所有答案。這不符合喀爾文神學的人性論——人是敗壞的罪人,人的罪性就是人對上帝榮耀的虧缺。

艾茵·蘭德大概也沒有研究過戰後美國幫助日本重建的歷史,其秘訣乃是麥克阿瑟將「清教徒的禮物」帶到日本。麥克阿瑟召喚後來被譽為「西方三賢士」的三位傑出工程師——霍默·薩若松(Homer M.Sarasohn)、弗蘭克·波爾金霍恩(Frank A.Polkinghorn)和查爾斯·普羅茲曼(Charles W. Protzman)——到其領導下的佔領軍民用通信部門服務。通過他們,美國提供給日本基於一套根深蒂固的信念的建議。這套信念是在十七世紀期間由清教徒從歐洲帶到新大陸的,包括:勤儉節約;尊重科技;帶有合作的個人主義;用成功來爭取神明的認可。在商業市場的喧囂中,這些信念最終轉變成公司的嚴於律己、勇於創新。

這些理念被日本人吸收,融入當地特色,變成他們自己的價值。主要因為這些建議,日本才從二戰中恢復過來,迅速崛起,堪稱「第二次明治維新」。這種清教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思維和做事方法,這種方法在恰當條件下可以跨種族、跨部落、跨國家,甚至跨宗教傳播——在日本的成功就是一個典型案例。日本沒有發展成一個基督教社會,但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有與清教主義相通的成分和要素,所以日本成功地將清教主義中的某些元素拿來為其所用。

那麼,「清教徒的禮物」又從何而來?一九○七年,歷史學家威廉·格雷厄姆·薩姆伊(William G. Sumner)寫道:

新英格蘭的習俗……仍然彰顯著清教徒的脾性與世界觀。也許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無法見到對這種習俗及其變化性和適應性更好的詮釋。「清教精神」傳播給了很多新移入新英格蘭的人,並贏得了他們的信仰。移出新英格蘭的人還把清教徒精神帶到了其他州。[37]

傳統的美國社會,特別是但不只是新英格蘭,具有四個緊密相連的特點。這四個特點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馬薩諸塞灣殖民地時代,影響著大部分美國公民的價值觀。它們分別是:人生目標不管多麼模糊,歸根到底都是建造上帝之城的堅定信念;擁有機械天賦,喜歡親力親為的技師精神;把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至上的道德觀念;能夠根據大大小小的目的協調各種財力、物力和人力的組織能力。所有這些特點都與殖民地的清教主義密切相關。[38]

共和國創建者都展現了原始清教徒移民的所有四個特點,比如國父華盛頓特別擅長授權委責、解決紛爭,是一位優秀的管理者;同時,他還是一位富有創造力的農場主,他發明了一種犁,管理過一個小型工業村——那就是他的弗農山莊;他甘願付出自己的財富受到損失的代價,出任大陸軍總司令,迎戰表面上看不可戰勝的英軍,並為了新成立的共和國的緣故,出任這個國家的「第一公僕」——若他是艾茵·蘭德所說的個人主義者和利己主義者,他不可能做出這樣的選擇。

北美社群的宗教教義、動手能力、集體觀念和組織能力,都與喀爾文的神學有關。這恰恰是艾茵·蘭德不能理解或拒絕理解的東西。她在一味頌歌個人主義和否定集體主義時,忘記了清教徒的集體主義或合作主義絕非二十世紀極權主義政府所強行灌輸的集體主義。清教徒「團結得像一個人」,具有極強的組織動員能力,專門研究清教徒的歷史學家佩里·米勒(Perry Miler)指出:「新教徒一群一群、一個鎮一個鎮地移民,一定居就是一個社區,所有單位都治理得井井有條……新英格蘭理論家認為,社會不是個體的集合,而是一個有機體,為明確的目標運行著,各部分都服從整體,各成員都貢獻力量,每個人都有各自的位置。」他們的結合是自願的。

清教徒之間的合作就像是鍾錶裡的零件那樣精準和諧:「回顧國父們的性格及其各自扮演的角色,就會驚歎他們在技能和觀念上的完全互補。每人都貢獻各自特有的東西才造就了整體的成功。背後的邏輯顯而易見:既然沒有人知道所有答案,也沒有人擁有所有技能,那麼一群能幹的、博識的、敬業的人圍繞相關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就最有可能產生好的政策。在接下來兩百年裡,互補與共治(collegiality)是美國管理團隊經常表現的一對孿生特徵。」[39]

在美國,不僅政治上如此,經濟上亦如此。自由市場經濟需要分工與合作。美國工商界在不斷演變,可是其核心一直沒變,這個核心就是既尊重個體的權利又尊重集體的權利,而且把兩者兼顧得很好——用管理術語說,也許就是「共治」,共治帶來一個新的、生機勃勃的、總體上是良性的文明社會,即市場經濟。[40]

是故,艾茵·蘭德的思想遺產對錯參半,對美國以後的發展亦功過各半。她幫助美國暫時擊退了左派思潮的滾滾紅輪,卻切斷了當代美國資本主義與清教徒傳統的血脈關聯,亦未能防止人性及資本主義中惡質一面的氾濫成災。

在艾茵·蘭德去世前兩年,她同意出鏡「美國偉大思想家」電視系列。那時,她的丈夫奧康納已先她而逝。

主持人問這個身穿鮮亮的藍色衣裙的老太太:「您是否打算相信自己和丈夫可能在天堂重聚?」

七十五歲的艾茵·蘭德嚴肅地回答說:「如果我真的相信這個,哪怕只有五分鐘,我就會為了見他而立刻自殺……我也問過自己,如果我認為他現在在上帝或聖彼得面前接受審判,會是什麼感受。那麼我的第一個願望是,跑去幫助他,為他說好話。」[41]

她終於意識到,她不是神,在她之上或許有更高的存在,那個更高的存在在天上施行審判。在上帝面前,無論如何偉大的人物,亦何其無助、何其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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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妮·C·海勒:《艾茵·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頁198-199。 [26] 艾茵·蘭德:《一個人》,(重慶)重慶出版社,2016年版,頁5-7。 [27] 約瑟夫·皮爾斯(Joseph Pearce):《流放的靈魂:索爾任尼琴》,(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版,頁230。 [28] 安妮·C·海勒:《艾茵·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頁296。 [29] 艾茵·蘭德:《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艾茵·蘭德專欄集萃》,172-173頁。 [30] 埃德蒙·伯克:《美洲三書》,頁91。 [31]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頁539。 [32] 崔斯坦·杭特(Tristram Hunt):《帝國城市:成就大英帝國的十座殖民城市》,(台北)蔚藍文化,2017年版,頁48-50。 [33] 亞龍·布魯克、唐·沃特金斯:《自由市場革命:終結大政府之路》,頁54、頁189。 [34] 艾茵·蘭德:《源泉》,頁6。 [35] 馬文·奧拉斯基(Marvin Olasky):《美國同情心的悲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頁233-234。 [36] 亞瑟·C·布魯克斯(Arthur C. Brooks):《誰會真正關心慈善:保守主義令人稱奇的富於同情心的真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頁31-31。 [37] 肯尼斯·霍博(Kenneth Hopper)、威廉·霍博(William Hopper):《清教徒的禮物》,(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頁15。 [38] 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清教徒的禮物》,頁7。 [39] 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清教徒的禮物》,頁28-29。 [40] 肯尼斯·霍博、威廉·霍博:《清教徒的禮物》,頁17-18。 [41] 安妮·C·海勒:《艾茵·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頁42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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