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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眼看他起高墻,眼看他墻塌了(上)

作者:余杰




現在世界上有很多人真的不明白,或者說他們不想弄明白,自由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之間最大的差異是什麼,讓他們到柏林來看一看吧;還有人說共產主義是未來的趨勢,讓他們到柏林來看一看吧;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還有人說我們可以和共產主義合作,讓他們到柏林來看一看吧。……所有的自由人,不論他們生活在什麼地方,都是柏林市民。因此,作為一個自由人,我自豪地宣佈:「我是一個柏林人。」


約翰·費茲傑拉爾德·甘迺迪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作為駐德國美國佔領區軍事首長,盧修斯·克雷將軍(Lucius D. Clay)在給上司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已經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挪威正受到威脅。如果柏林陷落了,那麼西德就是下一個。如果我們真的想在歐洲阻擋共產主義,那麼我們就一定不能讓步。」他的觀點是,如果美國不能捍衛西柏林,那麼共產主義就會瘋狂氾濫。「我相信民主的未來需要我們留在柏林。」

克雷將軍的擔憂並非杞人憂天。根據捷克斯洛伐克國防部長的記述,史達林在蘇聯集團領導人會議上如此宣告:「沒有一個歐洲國家的軍隊具備與蘇聯軍隊相抗衡的實力,人們甚至可以認為這些國家壓根就不會進行抵抗。美國現有的軍事實力還不夠強大,因此蘇聯陣營在這一領域具有暫時的優勢。……我們有必要充分利用這幾年的時間,動用我們所有的經濟、政治和人力資源,幫助軍隊完成系統性的準備工作。在未來三四年裡,我們所有的國內和國際政策都將服從於這個目標。我們只有動員起全部的力量,才能抓住這唯一的機會,讓社會主義擴大到整個歐洲。」[1]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夜,史達林宣布封鎖西柏林,此一事件影響了德國的命運,及全球冷戰的進程。當電力、燃料和食品斷絕之後,兩百五十萬柏林人如何堅持下去?西方盟國如何應對此一挑戰?美國國務院持失敗主義思維,認為應當卑躬屈膝地跟史達林談判,因為美國和西方在柏林的軍力不足以抵抗蘇軍。克雷則提出派兵沿高速公路開進,打通前往柏林的道路——如果蘇聯回擊,那肯定會引發一場戰爭。但克雷認為,值得冒這個險,狹路相逢勇者勝,當時蘇聯尚未掌握核武器,史達林不敢與西方開戰。然而,杜魯門總統否決了派遣陸軍進入西柏林的計畫。

剩下的唯一選擇就是空運。克雷組織的「柏林空運」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決定。他的決定給了杜魯門信心。隨後,杜魯門不顧五角大樓和國務院官員反對,支持空運計畫。[2]

從財政角度看,空運是一次失敗的交易——運送物資付出巨大成本。但從政治和心理角度來看,它卻是不可估量的勝利。美國展示了其決心和意志:為了將一座陌生的城市保留在自己陣營中,它準備冒著觸動戰爭的危險。由此,西柏林成為一種政治象征。看到西方的空運成功之後,史達林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結束對西柏林的封鎖——也許在柏林的失敗,讓他一年之後在朝鮮展開一場新的冒險。[3]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第二次柏林危機期間,甘乃迪派遣克雷作為其特使到柏林前線處理危機。克雷接受這項新工作的動機,要比甘乃迪安排給他的原因高貴得多。對於克雷來說,這是另一個歷史性時刻,一次重返冷戰中心戰場的機會。他的行動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而對於甘乃迪來說,派遣克雷這位曾幫助艾森豪競選的共和黨人及美國人和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出任其特別代表,只是為了緩解輿論的批評。他並未按照此前的承諾賦予克雷「全權負責在柏林的所有決策」,也沒有給這位將軍對任何人和任何事的指揮權。克雷的任命再次顯示了甘乃迪外強中乾的本質。即便如此,甘乃迪的國家安全顧問邦迪仍警告甘乃迪,啟用克雷是在冒「另一次麥克阿瑟-杜魯門關係」的危險。

由於沒有實權,克雷未能再次在柏林締造奇跡。但他在查理檢查站的對峙中以頑強意志逼退了蘇聯坦克——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早晨,第一批蘇聯坦克開始撤離。過了半個小時,美國坦克也撤離了。冷戰中最危險的時刻悄然結束。

然而,西方卻眼睜睜地看著柏林墻拔地而起,此後數以百計試圖穿越柏林墻的鐵幕內居民遭到東德軍警殘忍射殺。

柏林危機中的甘乃迪:「說起話來像邱吉爾,而做起事來像張伯倫」

美國總統大選中大規模的舞弊,並非始於二○二○年,早在一九六○年的大選中,甘乃迪就以骯髒的作弊手段竊取了本來屬於尼克森的總統寶座——尼克森要等到八年之後才能捲土重來。

甘乃迪的父親老約瑟夫是一名億萬富翁,曾任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駐英大使(在駐英大使任上拒發簽證給猶太難民,間接導致十餘萬猶人被納粹殺害)。他最初培養長子小約瑟夫為總統候選人,小約瑟夫在二戰中陣亡後,才不得已培養次子約翰。聯邦調查局的竊聽記錄顯示,甘乃迪曾與芝加哥黑幫大佬山姆·詹卡納秘密會晤,商討如何操縱選舉,後者承諾拿出五萬美金賄賂一些關鍵的選舉官員,讓甘乃迪勝出。老約瑟夫則承諾幫助黑幫大佬免於聯邦司法調查。正因為關鍵記錄被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掌握,甘乃迪上台之後才繼續重用胡佛。

在伊利諾伊州和德克薩斯州,選舉舞弊最為明顯。跟甘乃迪搭檔的詹森,是德克薩斯州國會參議員,他精於選舉舞弊(他就是靠作弊當上參議員的),做事毫無底線。在德州,甘乃迪贏了四萬六千票。據一位選舉專家計算,有十萬張投給甘乃迪的選票根本不存在。在一個投票站,登記選民只有四千八百九十五人,統計票數卻高達八千八百五十八張。在伊利諾伊州,尼克森拿下該州一百○二個縣中的九十三個縣,卻以八千八百五十八票之差失利。這完全歸因于芝加哥市龐大的民主黨選民,他們受控于該市聲名狼藉的民主黨市長查德·戴利——他宣稱甘乃迪在該市得票比尼克森多四十五萬張。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這裡面存在大規模作弊。黑手黨頭子詹卡納對朱迪絲·坎貝爾(他和甘乃迪共有的情婦)自吹:「聽著,寶貝,要不是因為我,你的男朋友壓根就進不了白宮。」在全國範圍內,甘乃迪多出的十一萬多張票是子虛烏有的,尼克森大概要多出二十五萬張票。就連艾森豪都建議尼克森對選舉結果提出正式的法律異議。但尼克森擔心將會導致一場「憲政惡夢」而忍辱負重地吞下這顆苦果。[4]

甘乃迪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天主教徒總統。實際上,與其說他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不如說他是尋花問柳的花花公子。美國憲法並未規定天主教徒不能當選總統,但此事對美國的清教徒傳統構成重大衝擊。甘乃迪在公開演講中表示,沒有一個天主教徒總統會允許一位天主教主教告訴他該怎麼做。他告訴新教牧師們說,他不會為天主教的利益說話。[5]

在清教徒傳統日漸式微的六○年代,甘乃迪的天主教徒身份並未給選舉帶來負面影響,就連對手尼克森也認為,在選舉中不宜攻擊甘乃迪的天主教徒身份,「在這次選舉中,我們做到了徹底消除了總統政治中候選人的宗教信仰問題,這對我或許不利,但對美國有利」。[6]這表明尼克森自己不太將宗教信仰當回事,從那個時代開始,政治人物的價值觀與宗教信仰就割裂了。

甘乃迪在競選中聲稱要「讓美國再次前進」,他批評艾森豪讓共產主義在經濟和軍事上都領先於美國。正如民主黨參議員富布賴特所說:「我們從來沒有面對這樣一個對手。蘇聯一飛沖天,從一個二流不發達國家一躍而虎視眈眈地雄踞於世界之上。」美國雖然十分富有,卻沒有利用自己的財富維持一個與自身經濟實力及蘇聯的威脅相當的防禦水平。這個錯誤在於艾森豪總統,他盲目自信,拒絕聽取軍事顧問們的意見。[7]甘乃迪同意這個看法,發誓將推行比共和黨更強硬的對外政策——壯大常規部隊,加快導彈和北極星導彈潛艇計畫的試試;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他說,「我們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依舊是沒有捲入冷戰之中的世界」,所以美國必須加強對聯合國的支持,「使它成為結束冷戰的工具,而不是冷戰的舞台」。

甘乃迪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四十三歲),他崇拜的人物是邱吉爾,但他並沒有邱吉爾的信仰、智慧、經驗和勇氣。他不是傳統的民主黨左派,他承認,自己接觸「自由主義」比較晚,「一些人二十多歲就『樹立』了自由主義思想。我沒有。我被淹沒在逆流和旋渦之中。只是到了後來我才開始進入主流」。在國會時,他是提倡在國內與海外均持強硬反共立場的急先鋒,他曾與麥卡錫密切合作。他還是公開譴責美國「失掉」國民黨中國的議員中的突出代表。直到一九六○年大選時,他才因為選舉的緣故與佔民主黨主流的自由主義勢力接近。這裡的「自由主義」是狹義的二十世紀的美國傳統,它指的是一種改革的政治文化傳統,它繼承了西奧多·羅斯福和威爾遜的「進步黨主義」、小羅斯福的新政、甘乃迪和詹森的「新邊疆」和「偉大社會」計畫。[8]

甘乃迪剛上台就面臨赫魯雪夫挑起的第二次柏林危機,他告訴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John K. Galbraith):「在十二個月內,我的失敗辯護是有限的;已經有過豬灣事件了,我們又被趕出寮國,我不能再接受第三次失敗。」第三次失敗最可能發生的地方,就是柏林。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在未做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甘乃迪赴維也納與赫魯雪夫展開第一次談判。兩人唇槍舌戰,從早上一直談到下午兩點。赫魯雪夫恐嚇說,蘇聯要「給這個糜爛的地方做個手術,拔掉這根刺,清除裡面的腐爛物」。甘乃迪回憶說:「我從沒見過這樣的人。我對他說如果爆發核戰爭,在十分鐘內將會有七千萬人被殺死。但他只是看著我,好像在說:『那又怎麼樣呢?』赫魯雪夫給我的印象是他根本就不管那一套。」[9]

會談不歡而散。赫魯雪夫攻擊說,美國一直強調民主,卻支持伊朗的專制君主及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面對這頭咆哮的熊,甘乃迪的回應顯得力不從心,他承認伊朗政府需要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否則「那個國家還會發生劇烈的變動」——伊朗的前景被他不幸而言中。他沒有攻擊赫魯雪夫最薄弱的地方:蘇聯分別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六年對東德和匈牙利的抗議民眾使用武力;他也沒有抓住最關鍵問題——為什麼無數東德人為了更好的生活而逃往西方。[10]看到甘乃迪節節敗退,赫魯雪夫轉頭低聲對翻譯說:「這個人沒有經驗,甚至可以說很不成熟,比艾森豪差遠了。」

多年以後,參與峰會的美國外交家威廉·勞埃德·斯蒂爾曼向學生講述峰會的教訓,講座的題目是《青澀男孩遇到黑幫大佬》。他認為,面對赫魯雪夫野蠻的攻擊,甘乃迪表現得很幼稚,幾乎是在急於認錯。豬灣事件打擊了甘乃迪的信心,這一事件也讓赫魯雪夫感到「甘乃迪現在就是被我追擊的玩物」。[11]

在甘乃迪執政第一年,他的著眼點不是在歐洲擊退共產主義的進攻,只是試圖阻止它向更多不發達國家傳播。甘乃迪對雅爾塔的遺產——歐洲將永久性地分裂——全盤接受,他說:「要保證國際局勢的變化不能讓兩國違背各自的條約,並影響到各方力量的平衡,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說,波蘭及其他東歐國家都對華沙條約組織負有義務,都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美國不能介入這些國家的事務——即便蘇聯出兵鎮壓這些國家的民主運動,美國也只能袖手旁觀。

第二次柏林危機沒有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但這個回合是蘇聯佔上風,美國處於下風。赫魯雪夫嘗到甜頭之後,迅速在古巴發起新一輪進攻——派遣四萬多名蘇聯軍人進駐古巴,並在這個島國的要塞內安裝中程導彈。這些導彈能對整個美國東岸發動核打擊。赫魯雪夫得意洋洋地宣稱:「該美國人嘗嘗自己的土地受到威脅的滋味了。」

甘乃迪不得不採取強硬路線發起反擊。首先,古巴對於美國的威脅更大,危險臨近家門。其次,在國內政治中,若對古巴問題處置不當,將影響其連任。甘乃迪終於明白,他的軟弱鼓勵了赫魯雪夫步步緊逼。克雷將軍對外交官斯邁澤說,假如赫魯雪夫沒有覺察到甘乃迪的軟弱,古巴導彈危機永遠也不可能發生。

當時,空軍司令勒梅將軍建議空襲古巴的導彈基地,「若不強硬回擊,這跟慕尼黑的綏靖也差不多了」。但甘乃迪沒有勇氣採取這種堅決行動,而是決定對古巴實行封鎖,禁止蘇聯船隻進入此一區域、違者開火。

蘇聯船隻接近了,在美國軍艦的警告下,又掉頭離開。那一刻,世界正接近核戰爭的邊緣,比兩次柏林危機之時還要接近戰爭狀態。

正如克雷將軍的預料,一旦甘乃迪明確表示他不會再受莫斯科欺負,那麼所有的威脅都會逐漸緩解。赫魯雪夫是紙老虎,若受到甘乃迪態度堅決的回擊,他馬上就退縮了——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他同意從古巴撤回導彈,這次失敗嚴重打擊了其在國內的威信,使得政敵開始集聚力量推翻他。卡斯楚在憤怒與沮喪中用腳踢墻,稱赫魯雪夫是同性戀,還打碎了一面鏡子。

甘乃迪也悄悄接受蘇聯開出的部分條件,做出某些讓步——撤出美國部署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朱庇特導彈,承諾從此不再支持古巴流亡者顛覆卡斯楚政權的行動。

赫魯雪夫並沒有全然失敗,蘇聯將導彈撤出古巴後,繼續在古巴完成一個更重要的計畫——建造迄今為止歷史上最大的電子監聽設施之一。蘇聯的軍事顧問大部分留下來,幫助將古巴軍隊訓練成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此後,這支軍隊作為政治僱佣軍,活躍在亞非拉多國戰場上,給西方造成莫大困擾。

無論如何,甘乃迪畢竟算是最後一位具有反共意志的民主黨總統——一九六三年六月,甘乃迪訪問柏林,登上查理檢查站附近的觀景台,第一次看到柏林墻和死亡地帶。他明顯受到了觸動,隨即在市政廳發表題為「我是柏林人」的演講(「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裡面,不准他們離開我們」是其中的名句),承諾支持早已由納粹大本營蛻變成自由世界橋頭堡的柏林——柏林是檢驗西方對全球決心的地方。那是民主黨人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發出的反共最強音。然而,五個月後他即遭到暗殺。甘乃迪之後歷屆民主黨總統,幾乎都是對美國秩序缺乏自信心、對美國的敵人缺乏戰鬥精神的軟骨頭,沒有一個人比得上甘乃迪。(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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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查德·克羅卡特:《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2)》,頁105。

[2]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空運:一九四八年七月,英美一個月空運六萬七千噸物資;到了十月,這個數字上升到十四萬七千噸;一九四九年四月,一天投送近八千噸;到復活節,每過一分鐘就有一架滿載物資的飛機在西柏林降落。柏林市民親切地稱呼這些飛機是「葡萄乾轟炸機」。

[3] 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頁79-80、頁83。

[4] 保羅·約翰遜:《美國人的歷史》(下卷),頁120-122。

[5] 波士頓紅衣主教查理德·庫欣是對老約瑟夫言聽計從的「紅帽子」,有點像甘乃迪家族的「家庭神父」,他後來承認,他和老約瑟夫商議如何賄賂那些知名的新教牧師,讓他們不要挑剔甘乃迪的天主教信仰。選舉結果顯示,大約百分之七十八的天主教徒和百分之八十一的猶太人將票投給甘乃迪,百分之七十的黑人新教徒也投票給他。威廉·J.本內特:《美國通史》(下),頁305。

[6] 保羅·約翰遜:《美國人的歷史》(下卷),頁121。

[7] 理查德·克羅卡特:《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1)》,頁163。

[8] 理查德·克羅卡特:《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1)》,頁164-165。

[9]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甘乃迪被赫魯雪夫的殘酷兇狠嚇壞了,但赫魯雪夫後來卻被更殘酷兇狠的毛澤東嚇壞了——毛澤東告訴赫魯雪夫,不惜與西方發生核戰爭,中國死掉一半人口(三億人)仍然會贏。赫魯雪夫認為毛澤東是個「發瘋的國王」。

[10] 弗雷德里克·肯普(Frederick Kempe):《柏林1961:甘乃迪、赫魯雪夫和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頁207。

[11] 中情局支持的古巴反抗人士在豬灣登陸失敗,顯示出甘乃迪政府的極度混亂無能,此事被艾森豪形容為:「要說膽小怕事和優柔寡斷,這場行動可謂『當仁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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