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杰

第十一章 眼看他起高墻,眼看他墻塌了(中)

作者:余杰




柏林墻:顯示西方失敗和共產主義醜陋的紀念碑

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後,「一個幽靈」開始在歐洲遊蕩——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它僅止是「幽靈」而已。直到被德國用封閉列車送回俄國的列寧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建立疆域超過帝俄的蘇聯,這個「幽靈」才變成活生生的「絞肉機」——讓法國大革命的「斷頭台」望塵莫及。

早在十九世紀,托克維爾已預測正在崛起的美國與俄國之間將爆發一場衝突。他在《民主在美國》中一語道破天機:由意識形態所演化產生的美國民主原則同君主制原則之間互不相容,必將是這場意識形態對決的最為重要的導火索。不過,他沒有預料到馬克思主義及其升級版列寧主義征服了俄國——實行這種新興意識形態的蘇聯的專制程度遠勝於此前在歐洲最殘暴的沙皇政權,它對美國道路、美國模式、美國信念、美國觀念秩序以及國家安全構成最嚴峻的威脅。德國歷史學者貝恩德·施特弗爾將冷戰的前奏提前到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在這裡,意識形態之爭已經確立了它的根基。兩種世界觀的全球訴求及其拉幫結派的行為都是有目共睹的。」[12]

東德是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國家。在其建立之初的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間,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作為難民逃離,總共有兩百八十萬人離開。如果再加上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期間逃離蘇聯佔領區的居民,總數則多達四百萬。難民潮讓這個國家最有才能、最活躍的人口趨於枯竭。[13]

一九五五年,東德統一社會黨的一本宣傳冊以戲劇化的語言描述了「叛逃共和國者」:「無論從道德立場還是從整個德意志民族的利益來說,離開東德都是在政治和道德上的落後和墮落。不管他們是否知道,實際上他們被西德的反動勢力和軍國主義所引誘。僅僅因為誘人的工作機會或其他『未來的保證』之類虛假承諾的緣故,離開一個美好新生活的種子已經發芽並結出第一批果實的國家,而到一個產生新戰爭和破壞的地方,這難道不是可鄙的嗎?無論是年輕人、工人、知識分子還是其他公民,背叛我們人民勞動創造的共和國,而去為英美情報部門工作或為西德工廠主、容克、軍國主義者們工作,難道不是政治上的墮落嗎?這種離開充滿建設氣息的土地而到一個有著過時社會秩序的泥沼的行為,難道沒有顯示出他們在政治上的落後和失明嗎?」然而,無論黨如何聲色俱厲或苦口婆心,都不能阻止熱愛自由的人們逃離東德這個大監獄。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德國統一社會黨在東柏林召開國際記者會,總書記兼國務委員會主席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回答西德《法蘭克福評論報》記者提問時說:「西德有人期望我們會動用東德的建築工人來修建一道圍墻。我並不知道我們有此類意圖。我們國家的建築工人現在正忙著修建家園,沒有人想要建造一堵牆!」這是「牆」一詞第一次出現,儘管是以否定的方式,卻已然傳遞出不祥之兆。

同年八月一日,赫魯雪夫和烏布利希通話,提出修建一堵牆遏制東德民眾逃亡的想法。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烏布里希隨即將修墻作為「保家衛國」的首選措施。

得到蘇聯和華沙條約盟國的支持後,八月十二日,星期六,烏布利希召集東德最高領導層到柏林北部的大多恩湖「樺樹林別墅」舉行花園會議——此處原來是納粹頭子戈林的狩獵屋。晚上十點,眾人酒足飯飽之後,烏布利希宣布,將授權安全部隊對「社會主義歐洲與資本主義歐洲之間仍然開放的邊界予以適當控制」,他要求在座高官都在該法令上簽名。然後,他告訴大家,為了確保絕對安全,在行動完全展開之前,所有人都不能離開別墅,但此處有足夠多的美食美酒供大家享用。於是,在代號為「玫瑰」的行動雷厲風行地實施之際,這群人繼續在此花天酒地。

負責修築柏林墻的是烏布利希的接班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他面對的是一生中最艱巨的任務——此任務必須在一夜之間、一次性完成,絕不能出任何差錯。這個計畫將動用八千兩百名常規警察、四千名預備警察、一千五百名秘密警察以及一萬兩千名「工廠戰鬥小組」,此外還有四千五百名史塔西的武裝刑警和一萬名正規軍。使用的建築材料包括一萬八千兩百根水泥柱和超過三百噸帶刺鐵絲網。

蘇聯式的計畫經濟無法為人民提供好的生活水平,卻在邊界封鎖這樣的工程中發揮了讓西方歎為觀止的高效率。如此宏大的任務能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完成,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而更不可思議的是大多數參與其中的人居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14]

西方情報機構對東德即將實施如此浩大的工程也一無所知。當時,何內克搜刮了東歐集團的鐵絲網之後,發現還存有巨大缺口。於是,他命令將購買鐵絲網的訂單分派給一些可靠的東德進口商,讓他們與不同的英國和西德的生產商洽談。他們的訂單沒有引起任何西方生產廠家的懷疑。列寧的那句預言在何內克的腦際迴響:「資本家連我們用來吊死他們的繩子都會賣給我們。」這一次,資本家以批發價兜售著鐵絲網,而共產主義者將用它們把自己的人民圍起來。為了避免任何外交上的麻煩,何內克的人把鐵絲網上貼著的英國和西德等產地的標籤取下來燒毀。[15]這是整個「玫瑰行動」中最具諷刺意味的一個細節。

何內克成功地驅使囚徒為自己造監獄,柏林墻的雛形一夜之間矗立起來。圍墻兩邊的居民從睡夢中醒來,才發現世界已一分為二。美國記者諾曼·格爾伯評論說,這是「有史以來最驚人、最魯莽的城市改建計畫。它像蛇一樣蜿蜒穿過城區,通向一場噩夢」。曾與何內克一起參與抵抗納粹行動的萊昂哈德,在一九四九年投奔西方,他對何內克所取得的「驚人成就」如此評論說:用圍墻、帶刺鐵絲網和防禦工事把一座城市分割開來,阻止人們享受其天生的自由,這不僅違背了人性的基本準則,也和社會主義的最初意願背道而馳。[16]

柏林墻不是赫魯雪夫、烏布利希和何內克等人單方面努力的結果,甘乃迪政府的軟弱與縱容也是其順利完成的助力。赫魯雪夫對於甘迺迪不會強烈反對修墻行動具有充分信心。在修建柏林墻的兩個星期之前,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富布賴特迅速由強硬派轉變為綏靖派,他在全國電視節目上說:「我認為俄國人有能力關閉邊界。如果下週他們做出了關閉邊界的舉動,那麼他們並沒有違反任何條約。我不明白為什麼東德不關閉邊界,我認為他們有權利關閉它。」他說出了甘乃迪的心裡話。甘乃迪的國家安全顧問邦迪說,其言論對政府「很有幫助」。

赫魯雪夫斷定這是美方刻意傳遞的信息,他對烏布利希說:「當邊界關閉後,美國人和西德人都將會感到高興。人人都會感到滿意。除此之外,還會讓他們感覺到你的權力。」他再次強調說:「甘乃迪沒有面對嚴重挑戰的勇氣。」

在柏林墻建好之後,美國國務卿迪安·魯斯克(Dean Rusk)公開譴責說:「圍牆不應該是歐洲的永久景觀,我不理解為什麼蘇聯會考慮它的存在,從他們的角度上講這無疑是修建了一座顯示共產主義的失敗的紀念碑。」在總統召開的對策會議上,魯克斯卻說出了心裡話:「儘管邊界封鎖是一起最為嚴重的事件,但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很可能使解決柏林問題變得更加容易。我們當前最為緊迫的就是減緩德國和柏林的憤怒情緒,它的出現,是由於覺得我們不應該只是提出抗議。然而要我們知道還應該做什麼真的不容易。」這是赤裸裸的現實主義和綏靖主義思維,代表著甘乃迪政府中大部分高官的想法。[17]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四日,甘乃迪在一次高層會議上表示:「修墻不是個很好的解決方案,但一堵牆比戰爭好的多。」他告訴助手:「這是柏林危機的結束。恐慌的是另一方,不是我們。我們現在什麼也不會做,因為唯一的替代選項就是戰爭。這一切都結束了,他們不會在柏林橫行。」[18]這個說法是自欺欺人,中國道家式的「無為」不可能擊退蘇聯。一旦柏林墻修好,甘乃迪再也無法消除這座由於他的消極無為而建立起來的高墻了。

當危機落幕時,美蘇雙方都未達到積極目標,但各方都達到了一個消極目標:赫魯雪夫封鎖了西方人進入東柏林的通道,禁止了東德居民逃離;甘乃迪則拒絕了蘇聯提出的簽訂修改這座城市地位條約的要求,確保了西柏林的生存。結果與朝鮮的情形一樣,對峙雙方恢復了原狀,但分界線更明確,這意味著這座被分割的城市將成為超級大國全球性分歧的一個有力標誌。[19]

在柏林墻存在的近三十年間,而且很可能是在整個歷史中,它都成為一個象徵:當自由世界領導人不加反抗,專制體制施加的暴力會有多大。[20]

柏林墻不是被西方人推倒的,而是被墻內愛自由的人推倒的

甘乃迪發表「我也是柏林人」演講之後很多年,柏林基本上風平浪靜,冷戰的焦點轉向亞洲。

然而,在這種表面的風平浪靜之下,是暗潮湧動,是數以萬計的東德居民不惜生命代價穿越柏林墻投奔自由。根據記錄,在圍墻附近有七十五座隧道曾經鑿穿出口,其中不到二十座隧道被認定為成功將難民送到西德。隨著東德管控的越發嚴密,逃脫的人數減少,但是逃脫的方式變得愈來愈有創意。有個人用投石機越過圍墻;另一個人與家人搭乘熱氣球脫身(這場冒險後來被拍成好萊塢電影)。東柏林的一個女孩為三位朋友製作了蘇聯軍裝。當他們開車經過檢查站時,東德的衛兵還向他們敬禮,而那個女孩則躲藏在行李箱裡。[21]一個讓其國民千方百計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險逃離的國家,難道還不是「失敗國家」嗎?

一九八七年六月,七十六歲的雷根總統在訪問柏林時,在勃蘭登堡門前發表重磅講話:「戈巴契夫總書記,如果你要尋求和平,如果你要為蘇聯和東歐尋求繁榮,如果你想要尋求開放,請你來這裡。戈巴契夫先生,請打開這道門。戈巴契夫先生,請拆除這道墻。」雷根的諸多幕僚都建議他刪除這句「有可能觸怒蘇聯」的話,但雷根無畏地講出來,他對於歷史的發展趨勢比尋常人等更有正確的直覺和銳利的洞見。

歐洲的政客和民眾已習慣柏林墻的存在,承認東德政權的統治合法性——東德的每一次選舉,領導人都能獲得百分之九十九的選票,遠高於任何西方國家的候選人。雷根訪問柏林之後三個月,何內克訪問西德,受到熱情款待,沒有人追問柏林墻及其帶來的死亡。西德政客、社會民主黨人施羅德(Schroeder)稱:「重新統一是彌天大謊!」他將在柯爾之後出任德國總理。社民黨邀請東德官員參加「基本價值觀聯合委員會」,雙方究竟在哪些「基本價值觀」上可達成一致意見?

多年來,社會主義陣營滲透進開放的西方社會、操縱某些關鍵人物以及培植間諜非常容易——一九七四年五月,西德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的私人顧問君特·紀堯姆(Günter Guillaume)的東德間諜身份暴露,布蘭特被迫辭職。

反之,在共產黨嚴密控制和監管的東德,中情局想要做這些事情就難得多了。中情局柏林情報站的負責人墨菲承認,他面臨的最大困難是難以招募當地的能人。墨菲的前任哈維也承認:「我們的力量無法與東德國家安全部的防禦能力相抗衡,我們沒有能力完成這樣的任務。」

西方未能預料到柏林墻的倒下和蘇聯東歐集團的崩解。長期擔任中情局局長的羅伯特·M·蓋茨指出,中情局的數據和分析會成為總統和國會信賴的依據,影響最高決策層的外交政策。然而,中情局對蘇聯經濟規模的描述高於其實際水平,其統計數據未能充分把握蘇聯經濟與西方經濟不斷拉大的差距。中情局對整個蘇聯體系可能崩潰的認識的形成也比較晚。直到一九八九年初,中情局都沒有意識到,作為蘇聯共產黨的改革家,戈巴契夫會無意識之中摧毀國家體系的基礎,使早已衰弱的經濟進一步惡化,從而推動蘇聯整個政治與帝國體系的瓦解。對此,蓋茨勉為其難地辯護說:「這一錯誤並非中情局一家所有,在美國、西方甚至蘇聯,很多人都抱有相同觀點。」[22]

東德的統治階層將柏林墻當做保護傘。一九六三年,作家賽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在西柏林的媒體中心觀看東德統一社會黨黨代會的電視畫面。黨魁烏布利希面對四千五百名黨代表發表演講,成功建起柏林墻的獨裁者自信滿滿,在嚴肅的演講中插了一句笑話:「德國再也不是世界最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稱號現在屬於古巴了。但這是一大優勢,因為德國可以比從前更靠近美國——我們有大使館在哈瓦那!」人們發出開心的笑聲。諾特博姆感歎說:「在那個廳堂裡,有種強烈的身為正當的一方的感覺。通過屏幕,無產階級的力量朝我們湧來,社會主義發展,轉變成共產主義,信念的信條。」但他很快意識到:「介於他們和我們之間的是柏林墻,一份石頭做的文件。但這份文件在那邊毫無意義,或許除了強調他們有多麼正當。他們自己去看圍墻,如同西方記者去看圍墻,他們和法國觀光客握手,對人們揮手。他們肯定自己的動機。」[23]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何內克期待著他的七十七歲生日和東德的四十週年國慶,他自信地吹噓說:「柏林墻將繼續存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儘管三天前東德政府簽署了《赫爾辛基協議》,其中有「任何個人都有權不受限制地離開和返回自己的祖國」,但何內克輕鬆地對蘇聯大使說:「我們發出指令簽署條約,但我們不會執行它。」[24]

同年九月,戈巴契夫訪問東德,勸說何內克改革,被其拒絕。何內克反問道:「你們有足夠的食物、麵包和黃油嗎?」他把兩國人民的生活做了比較,結果是蘇聯的生活水準不如東德。他聲稱,東德已位列「全球十大經濟體」。戈巴契夫忍不住對其噓唏,聲音清晰可辨。日後,戈巴契夫在回憶錄中寫道:「我在與何內克會晤時曾不止一次討論過新思維和摒棄『勃列日涅夫教條』背景下盟國之間、黨與黨之間關係的話題。我發現他很不友好地看待改革,從而明白了,他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祖國真正代表』的資格,在社會主義大家庭中帶頭反對我,以維護正統思想。」[25]

一個月後,在全國各地民眾遊行示威風起雲湧的壓力下,何內克被黨內同僚罷黜,繼任者克倫茨(Egon Krenz)承諾進行「認真的民主改革」。然而,形勢比人強,「已成『脫韁野馬』的歷史,將人們捲入它滾滾奔騰的洪流。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命運和德國統一的前途,已經要由千百萬德國人首先是東德人的意志決定,他們在一場真正民主的全民運動的熱潮中團結了起來」。[26]幾個月內,東德政權瓦解了。克倫茨失去所有職務,被他的黨開除,一九九七年被聯邦德國法庭以謀殺罪判刑六年。[27]

誰也沒有料到,工業化程度和生活水準最高的東德會首先崩潰(其富庶很大程度上是得到西德的經濟援助)。一九八九年,東德統一社會黨擁有兩百三十萬正式和預備黨員,相當於成年人的四分之一。在人民軍和邊防軍內,正式和預備黨員達十二萬,約百分之九十六的高級軍官、百分之九十四的準尉和百分之六十的職業士官是黨員。由於人民軍和邊防軍中黨員比例很高,普遍給人以一種印象,即軍人會毫無保留地執行領導人的每一道命令,會無條件地跟高層的每一個政治步驟、每一項經濟或社會政策措施保持一致。然而,曾任人民軍海軍司令的末代國防部長特奧多爾·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發現,「這個小小的神話故事已經接近尾聲了」。

東德政權早已外強中乾、搖搖欲墜。一九八九年秋舉行的最後一次黨代會上,米歇爾·舒曼教授在題為<關於社會危機及其原因及統一社會黨的責任>的報告中指出,以何內克為代表的整套體制、機構和自以為是的意識形態造成了當下的社會危機:權力集中在狂妄自大的獨裁者手中;經濟由一個權力中心所掌控,但這個中心缺乏對社會生產領域與消費領域基本需求的了解,缺乏對人民生活質量的了解;對文化、科學與教育實施控制和官僚主義的中央集權,將富有批評精神的人才驅趕出境;剝奪公民的政治權利,將持不同政見者判以刑事罪名;將新聞媒體變成信息荒漠和令人厭惡的宮廷報道;在所有黨內意志的形成與決策過程中,均將基層黨組織排除在外。[28]

與以前的黨代會不同,這次黨代會安排剛服役半年的邊防軍戰士季米特洛夫作為士兵代表發言。這個年輕人說出了心裡話:他對邊防軍中解散黨組織表示歡迎,對柏林墻倒下大感欣慰:「我們在柏林墻邊站了多少個夜晚,總是望著黑暗中,仔細聆聽每一種聲響:又來人了?我們總是很害怕——這是真的,請你們相信我——我們總是害怕有人來;因為,要是有人來,我們只能衝過去,爾後,我們再也無法保持現在的心態,總是懷有一種負罪感,這種負罪感是難以消除的。」[29]

東德是第一個發表公開聲明支持中共六四屠殺的共產陣營國家。一九八九年九月,克倫茨以國務委員會副主席的身份率團訪問中國,顯然是向血腥鎮壓民主運動的中共政權「取經」。[30]

當萊比錫民眾發起和平祈禱會之際,史塔西(東德秘密警察)的首腦米爾克發出「紅色代碼」警戒,實際上就是給部隊發出街頭「殺人執照」。其命令的內容讓人毛骨悚然,幾乎就是「殺無赦」。安全部隊荷槍實彈,醫院裡準備好隨時接收傷員。

但東德沒有發生天安門慘劇——絕大多數東德官兵不願開槍殺人。東德官兵不願開槍殺人,是因為他們生活在一個與東方專制主義不一樣的文化和歷史傳統之中——儘管就歐洲而言,普魯士和德意志的文化及歷史傳統是殘存最多野蠻和鐵血的一種,但經過基督教特別是宗教改革之後的新教的洗滌,其文明程度遠遠領先於東亞大陸。

在六月四日的北京,拒絕向學生和市民開槍的只有徐勤先等少數官兵;在深秋的東德各大城市,從最高將領到普通士兵都拒絕向民眾開槍。在德累斯頓,治安部隊指揮官福克斯波利德賽上校有權決定是否開槍,他不準手下對民眾開槍,這一舉措讓他成為當地的英雄。萊比錫警察指揮官傑哈德·斯托森伯格對部下說,無論發生什麼事,只能在自衛時使用武器。

十月九日是一個轉折點,當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出現時,蘇聯駐軍沒有出來鎮壓示威者。戈巴契夫不准蘇軍武力干涉,「再不能發生布拉格和布達佩斯那樣的悲劇了」。

十月十六日,何內克倒台前一天,十二萬柏林人發起和平聚會,高呼「必須拆除柏林墻」。何內克與政治局的同僚們在戰情室觀看電視畫面,他極度震驚,不停地驚呼:「現在,當然,我們必須做出反應!」但整個屋子裡沒有人同意使用武力鎮壓。陸軍參謀長弗里茨·斯崔里茨拒絕出動軍隊對付示威人群。「什麼也不能做,」他說:「我們打算讓它順其自然。」[31]

當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向西方開放邊界時,數萬東德人先到這兩個國家,然後再迂迴到西德,柏林墻形容虛設。東德官方不得不放寬對公民申請護照的限制。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晚上,政治局委員、政府發言人沙博副斯基在新聞發佈會上一時口誤,表示每個人都可以自由通過檢查站,無需任何批准,且這項政策「立即生效」。

東德人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迅速湧向柏林墻。在博恩霍莫大街上,有兩萬人衝向檢查站。人群中有一名叫安格拉·梅克爾的年輕學者,多年來一直是親政府的自由德國青年團的積極分子,最近才轉為反對共產黨政府。衛兵對人群只能袖手旁觀。[32]就這樣,固若金湯的柏林墻被民眾用手和鐵錘推倒了。一旦柏林墻倒下,一切都變成可能。緊接著,東歐共產黨政權一個接一個地走向崩潰。

在八個東歐國家中,最後垮臺的是羅馬尼亞。十一月底,西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赴莫斯科求救,「共產黨的生存已危機重重」。戈巴契夫的回答像是一個心理醫生而非克里姆林宮的老闆:「你看來對此很擔心,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西奧塞古建議召開華沙條約國家峰會,各國協調立場、互相支持。但戈巴契夫告知,必須改革,不能再用「行軍靴」解決問題。不過,戈巴契夫同意於次年一月九日舉行東歐各國總理峰會,他向焦慮的客人保證:「放心,你會活到一月九日的。」這是一句陰鬱的玩笑,未能讓對方笑出聲來。

西奧塞古沒能活到次年一月九日。十二月十七日,羅馬尼亞民眾海嘯般的吶喊將他轟下台。西奧塞古夫婦倉皇乘坐飛機外逃,很快被逮捕並受到軍事法庭審判,在聖誕節這天被處決。峰會沒有必要召開了。

柏林墻的倒下是冷戰結束的前奏。冷戰正式結束的那一刻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戈巴契夫神色黯然地坐在攝像機前,向蘇聯也向全世界發表電視講話,宣布終止行使蘇聯總統權力,蘇聯作為一個國家在三十一日之後將不復存在。克里姆林宮迎來新主人——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欽。飄揚在克里姆林宮上空的鐮刀和鐵錘的蘇聯國旗徐徐落下,紅白藍三色俄羅斯國旗升起。

在發表電視講話之前兩小時,戈巴契夫與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通話,特別告知:「鑒於我要停止履行最高統帥的職責,我將把使用核武器的權力移交給俄羅斯聯邦總統。這件事必須在嚴格的監督下進行,對此我非常重視。只要我一聲明辭職,命令就生效。因此您完全可以安心過聖誕節了。」[33]老布希從未想到,雷根播種的果實,如今由他來收割。

一九九二年一月四日,經互會宣布解散;二月二十五日,華沙條約組織宣布解散。至此,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冷戰正式畫上句號。蘇聯及其締造的共產陣營崩解之迅速,超過戈巴契夫、老布希、西德總理柯爾(Helmut Kohl)等政治領袖的想像,更讓普通人一時間不知所措。

柏林墻倒下,亂石穿空、捲起千堆雪的「蘇東波」,讓三億多鐵幕之後的人們擺脫共產極權統治,獲得了自由與解放。

後來,東歐國家大都選擇了親美的外交路線、議會民主制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它們被稱為「新歐洲」——相對走社會民主黨路線、福利國家模式的被稱為「老歐洲」的西歐而言。這些國家大都經歷了激進的「休克療法」和市場化、私有化改革的陣痛,最終享有經濟榮景。他們的經濟改革政策,其起源可以回溯到戰後早期,當時海耶克在「朝聖山學社」裡匯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學者,他們想要創造一個針對蘇聯的計畫經濟與凱因斯主義的福利國家的替代模式。這個如山林小屋般的國際會社的宗旨就是:自由的市場經濟、自由的競爭以及局限於基本功能的政府。

然而,當時西方國家的經濟仍然強烈受到羅斯福新政和與之有關的國家干涉主義所影響。所以,海耶克及奧地利學派即便在美國這個西方最偏右的國家也長期處於邊緣狀態。一直到一九七○年代,保羅·山繆森(Paul Samuelson)的「新古典綜合學派」佔據了主流地位,他們仍然是(至少相當程度上是)凱因斯主義者。[34]

直到雷根和柴切爾夫人執政時代,西方才發生範式轉移,此時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為米爾頓·傅利曼,他是海耶克的追隨者之一。他相信市場的力量,認為福利國家是自由經濟的破壞者,而社會主義的失敗也是基於同樣的原因。一九八九年的「華盛頓共識」即建立在芝加哥學派的原則之上——重點為自由化、撤銷管制和私有化之鐵三角。[35]

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不是「新自由主義」,也不是「新保守主義」。在福利國家的「小確信」中安樂太久的西歐人,大都聽不進去奧地利-芝加哥學派對福利國家的嚴厲批評,但此種尖銳的批評聲音對於剛剛擺脫共產黨的東歐人來說卻心有戚戚焉——持續的供給短缺、難以估量的不公正以及在經濟上日益落後西方,這些都是造成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與其現實的國家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36]東歐民眾受夠了灰色的生活,當柏林墻倒下,他們有機會到西方旅行,他們驚奇地發現那個多姿多彩的商品世界,還有在幾乎所有生活領域裡的更多自由,他們當然以極其熱切的心情擁抱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直至三十年之後,他們的經濟政策仍然比西邊的鄰居更偏右,他們的外交政策仍然比西邊的鄰居更親美。

德國統一之際,歷史學家服里茨·斯特恩稱統一的時代為德國的「第二次機會」——實際上,它變成了對美國忘恩負義的機會。柏林墻倒下不到短短十年,《明鏡週刊》在一次民調中發現,大約一半的人認為對東德的批評過於誇張,並同意以下的說法:「比起不好的一面,有更多的好處。雖有問題,但生活是好的。」但是,那些在柏林墻下被射殺的數百名東德人,不會同意這樣的看法。歷史學家史蒂芬·沃勒指出,這些「加以粉飾」的回應表明,許多人認為「自己的歷史價值岌岌可危」。政治學家克勞斯·施羅德解釋說:「許多東德人都把所有對於制度的批評,當作人身攻擊。」

至於圍墻本身,安娜·方德在其名作《史塔西的國家》中觀察到,「前東德大多數人都想忘記它。事實上,現在似乎大都是東、西德人都像假裝這面墻從未存在。圍墻很快被剷除,街道上幾乎看不到任何痕跡。」

梅克爾顯然是遺忘者之一——她和父親與東德共產黨合作的歷史是不光彩的,他們不願提及那段歷史。她後來成為歐洲最反美和最親中的領導人,她的親中政策固然是因為順應德國工商界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同時也是她青年時代左傾意識形態的「敗部復活」。德國人對美國人的反感日漸升溫,相對於整個歐洲而言,德國知識界的左傾傾向最為明顯。寫過《跳圍墻的人》一書的德國知名作家彼得·施奈德就直言不諱地表示,冷戰時代的美國人「創造了一個救世主的模範,現在我們終於知道美國並不完美。我們發現了真相。其實美國是腐敗的,是可怕

的商人,沒有理想。」[37](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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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頁20。

[13] 弗雷德里克·肯普:《柏林1961:甘乃迪、赫魯雪夫和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頁9。

[14] 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柏林墻》,(重慶)重慶出版社,2009年版,頁107。

[15] 弗雷德里克·肯普:《柏林1961:甘乃迪、赫魯雪夫和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頁288。

[16] 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墻》,頁119。

[17] 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墻》,頁163。

[18] 葛瑞格·米歇爾(Greg Mitchell):《叛逃共和國》,(台北)馬可勃羅,2017年版,頁22。

[19] 理查德·克羅卡特:《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1)》,頁169。

[20] 弗雷德里克·肯普:《柏林1961:甘乃迪、赫魯雪夫和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頁448。

[21] 葛瑞格·米歇爾:《叛逃共和國》,頁351。

[22] 羅伯特·M·蓋茨:《親歷者》,頁490。

[23] 賽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邁向柏林之路》,(台北)蔚藍文化,2016年版,頁25-27。

[24] 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墻》,頁290。

[25] 米·謝·戈爾巴喬夫:《我與東西德統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版,頁60。

[26] 米·謝·戈爾巴喬夫:《我與東西德統一》,頁63-64。

[27] 東德政權潰敗三十多年後,克倫茨並不認同聯邦德國,卻將共產主義夢想寄託在中國身上,他在新書《我看中國新時代》中寫道:「中國在,社會主義就在!」、「中國做到了,中國是真正屬於人民的國家。」他的諂媚之詞比《環球時報》還要肉麻:「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麼快戰勝疫情。」

[28] 特奧多爾·霍夫曼(Theodor Hoffmann):《最後一道命令:東德末任軍職國防部長的回憶》,(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頁93-94。

[29] 特奧多爾·霍夫曼:《最後一道命令:東德末任軍職國防部長的回憶》,頁98-99。

[30] 有流亡海外的中國民主人士認為,後來東德政府沒有血腥鎮壓民眾的抗議活動,跟他們看到六四屠殺的慘烈場景有關。是中國人先流血,讓德國人避免了流血。這種看法太過自作多情。站在獨裁政權的立場上,北京不是壞例子,而是好榜樣,唯有像鄧小平那樣敢於殺人,才能將權力握在手中。何內克及其同僚怎麼可能因北京發生的屠殺就心慈手軟呢?他們非不為也,乃不能也——軍方和警察不服從殺人的命令。

[31] 弗雷德里克·泰勒:《柏林墻》,頁298。

[32] 葛瑞格·米歇爾:《叛逃共和國》,頁353。

[33] 戈巴契夫:《真相與事實:戈巴契夫回憶錄》,(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頁447。

[34] 菲利浦·泰爾(Philpp Ther):《歐洲1989》,(台北)麥田出版,2019年版,頁34-35。

[35] 菲利浦·泰爾:《歐洲1989》,頁35。

[36] 菲利浦·泰爾:《歐洲1989》,頁22。

[37] 葛瑞格·米歇爾:《叛逃共和國》,頁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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