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杰

第十章 認賊為友的綏靖主義,殺人如草的左派巫師(中)


由左向右的歐威爾和「有用的白癡」的維根斯坦:誰是有智慧的人?

歐威爾英年早逝的一生完成了從左向右的大轉彎。若非他此前深陷社會主義思想的泥沼乃至親身走上西班牙內戰的前線,他斷然不能看到左派陣營的骯髒暴戾,也得不到寫作《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素材。

對於戰前英國的「左派知識份子」,歐威爾沒有多少好話——「左派」兩字或許可以省略,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知識份子都是左派。「早在一九三四年獲一九三五年,如果作家不偏於『左傾』的話,會被圈內人視為怪物,一兩年後,就發展出一套『左翼』的正統觀念,使某些題材的某些觀念成了固定信條,認為作家必然要麼是左派,要麼就寫不出好東西的觀念,越來越佔上風。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共產黨對所有四十歲以下的作家有著幾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1]然而,他冷峻地指出,左派政治狂潮並未產生任何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因為極權主義的氛圍,對任何作家來說都是致命的。在一個極權統治延續幾代人的社會裡,過去四百年間存在過的那種文學,有可能會完全消亡。

英國知識界為何普遍左傾?歐威爾認為,英國是一塊擁有人身保護令的土地,英國的絕大多數人沒有經歷過暴力和不法,「如果你在這樣一個環境中長大,那你就不容易想像出極權統治是什麼樣子」,「由秘密警察、思想管制、刑訊逼供和誣陷審判所創造的特殊世界,英國作家當然略有所聞,但並沒有切身感受。結果是,英國根本沒有有關蘇聯的幻滅文學」。[2]因此,「左翼思想就好比不知道火會燒傷的人在玩火」。而且,當左派無法論證其理論的正當性時,「左翼思想的實質成了『反法西斯』,即變成了一個否定性的東西」。但實際上,俄國和納粹德國都是新的「管理型政體」,也可以被叫做社會主義的政體。[3]

從西班牙內戰中劫後餘生,歐威爾寫作的一個重要方向是揭露左派的虛偽:「那些親俄的知識分子,即使沒有迷戀上蘇聯神話,也會迷戀其他類似的神話。不過,俄羅斯神話是現成的,其腐蝕作用特別巨大。」那些人認為,如果壓抑事實有助於蘇聯推行理念,那麼壓制事實不僅是可行的,更是必要的。許多人對蘇聯發生的一系列災難——從烏克蘭饑荒到莫斯科公審——都熟視無睹,即便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協議,整個左翼知識界依然視而不見。[4]

歐威爾曾為西班牙而戰,如今他更願意為「我自己的英格蘭」而戰。當帝國主義者隨著大英帝國的死氣沉沉而走向沒落時,知識界的觀念得自歐洲大陸,並以自己的國家為恥。歐威爾曾屬於這兩個集團,但在兩集團內都保持孤立和獨立。他明白大英帝國氣數已盡,歡迎殖民地獨立。但他跟世俗的死硬分子及勢利的知識分子不一樣,他為自己國家的文化感到自豪。在智能以及愛國方面,他堪稱典型。[5]

  獨裁者、恐怖分子、暴徒和暴君都喜歡自詡為哲學家:史達林如此,毛澤東如此,古茲曼如此,波布亦如此。那些真正以哲學研究為職業的哲學家,卻往往不能洞悉極權主義的真相,乃至如綿羊般淪為其獵物。這就需要重新審視哲學與真理的關係。

天才哲學家路德維希·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即為此一典型,他研究的領域足夠高深,但他對現實政治的判斷卻足夠淺薄與愚蠢。[6]

納粹於一九三三年在德國奪取政權,富可敵國的維根斯坦家族沒有多少唇亡齒寒的風險意識。[7]直到一九三八年德國併吞奧地利,這個家族才驚恐地發現「我們算猶太人」——是不是猶太人不是由自己決定,而是由納粹決定。你覺得自己不是猶太人,不會改變納粹對你的處理方式。你認為你早已歸化和無限熱愛德國(或奧地利),但這個祖國卻會因為你的種族將你排斥在外,還要奪走你的財產、自由和生命。

依照維根斯坦友人德魯利的回憶,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德國入侵奧地利的威脅已迫在眉睫,當時人在愛爾蘭的維根斯坦卻對他說:「這謠言(德國入侵)太荒謬了,希特勒才不想要奧地利,奧地利對他根本沒用。」當德魯利關心維根斯坦留在奧地利的姊姊會不會有危險,維根斯坦的反應是「她們那麼受敬重,沒人敢動她們的。」[8]儘管其傳記作者為此百般解釋,但上面這段話,無疑是維根斯坦當時的真心話。人都有認知盲點,也容易在變局來臨時抱持過度樂觀的期待。

直到奧地利的滅亡來臨,維根斯坦才設法謀求在海外長期生存——透過在英國的人脈,尤其是經濟學家凱因斯,他爭取到一份劍橋大學的教職,並以此申請英國國籍。凱恩斯用崇拜的口吻描述維根斯坦來到劍橋大學:「上帝已經來了,他乘五點一刻的火車。」

維特斯坦在面臨「當德國猶太人或當英國人」的選擇時,不得不選擇後者。此前,他一度放棄成為英國公民,他「不願成為一個偽英格蘭人」;如今,「一個國籍剝奪我的一切,另一個起碼允許我在這麼一個國家裡工作」。入籍對他來說僅是權宜之計,這有違他所標榜的「哲學的誠實」。

  維根斯坦對納粹的邪惡反應遲鈍。作為一名受迫害的猶太人,他不可能認同納粹。但對當時尚未開始迫害猶太人的蘇聯,他的態度就不一樣了。一九三五年,他赴俄國訪問,蘇聯人將他列為如西德尼·韋伯夫婦(Sidney Webb、Beatrice P. Webb,前者為經濟學家、社會主義者、倫敦政經學院創始人之一)和蕭伯納(George B. Shaw)那樣「有用的白癡」。[9]他本來計劃在莫斯科謀取一個教師職位,但俄國人收回了給他的許諾——隨著國際局勢的惡化,所有在俄國的德國人(包括奧地利人)都成了嫌疑人。維根斯坦基本上對這趟俄國之旅保持沉默,就跟羅曼·羅蘭等左翼作家一樣,他向朋友解釋,他的沉默是不希望自己的名字被用於「支持反蘇宣傳」。

其實,維根斯坦私下里告訴友人,在俄國生活就像在軍隊裡當列兵,「我們有教養的人」在那兒生活是困難的,因為「連存活下去都必須具備那種程度的低劣的不誠實」。同時,他卻公開地、反復地表達對蘇聯的同情。他相信,這個政權是強大的,不可能垮臺。在這個國家,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有工作,「專制,並不使我感到憤慨」。教維根斯坦俄語的共產黨員費妮雅·帕斯卡後來寫道:「維根斯坦對俄國的感情更多的和托爾斯泰的道德說教有關,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精神眼光有關,而不是和政治或社會問題相關。」[10]但這個辯護蒼白無力。因為,即便在蘇聯與納粹德國簽署協定之後,維根斯坦仍繼續為蘇聯辯護,「人們控訴史達林背叛了俄國革命。但他們一點兒也不知道史達林不得不應付的問題,也不知道史達林看到的威脅著俄國的危險」,他似乎是史達林的知己,以至於他的一些劍橋學生認為他是一名「史達林主義者」。這個「標籤」並非空穴來風。[11]

二戰之後,維根斯坦對史達林控制東歐表示滿意,與伯林(Isaiah Berlin)、哈耶克、波普爾(Karl R. Popper)等批判蘇俄極權主義的學者分道揚鑣。在幾次研討會上,他們發生激烈爭論,維根斯坦從火爐傍拿起撥火棒威脅對方。

維根斯坦始終並未皈依英國的觀念秩序,他坦率地承認自己是左派。他在英國安全度過了戰爭年代。儘管受英國保護,卻對於英國在二戰時洋溢的愛國情緒深為反感,為此不惜跟支持反法西斯戰爭的英國友人絕交,甚至寫抗議信給新聞影片製作單位,指控他們「有如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好學生」。他仇視邱吉爾,在一九四五年七月英國大選時把票投給工黨,還強烈敦促身邊的朋友也這麼做。他覺得搞掉邱吉爾是重要的。[12]

  這位被羅素(Russell)稱為「當代最聰明的人」的哲學家似乎忘了,如果英國人沒有他所鄙視的「愛國和好戰」,不可能在納粹席捲歐洲的狂潮下屹立不倒。正因為英國人不是維根斯坦所喜歡的樣子,才能給他一塊得保平安的棲身之地,讓他在數百萬猶太人受難的時代,玩弄其語詞遊戲,安全地表達他對於英國的憎惡,痛斥盟軍「在德國與日本的獸行令我感覺惡心」——奧斯維辛等集中營的慘景讓在美軍中擔任情報官的沙林傑(Salinger)經歷了一次嚴重的精神崩潰,而身為猶太人的維根斯坦反倒並未「感到惡心」。由此可見,他的族群和國家認同都是錯亂的,他的是非善惡判斷也是顛倒的。

維根斯坦不斷勸說學生退學,「到農場或牧場幹活」,他卻不曾放棄劍橋大學的教席。他的學生馬爾科姆多年後為老師辯護說,維根斯坦是有宗教信仰的,在內心深處是基督徒,還一度嘗試做一名鄉村神父。在《哲學研究》中,維根斯坦說:「如果我能夠,我將把該書獻給上帝。」後來他承認:「生活能夠教導人們相信上帝。」甚至在病重時還請神父去看他。但他並未接受基督信仰,他的去世就像他活著一樣都是作為外來者,不論從思想上還是從倫理上,都沒有得到任何宗教信仰的限制或安慰。[13]

哲學觀必然影響政治觀。維根斯坦堅持,談論價值是毫無意義的,「價值不屬於世界的一部分」。他據此得出結論:一切關於道德的、美學的實體的判斷皆不可能——永遠不可能——是對語言的有意義的使用。[14]因此,他堂而皇之地超然於善惡是非之上。

維根斯坦的例子表明,如果哲學脫離乃至違背常識,必然淪為雷蒙·阿隆所說的「知識分子的鴉片」——知識分子對民主國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卻對以冠冕堂皇的理論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寬容。「左派人士所犯下的錯誤是為某些機制要求一種只屬於觀念的威望:集體所有制或充分就業的方式,必須根據其效力,而不是其信奉者的道德影響來進行判斷。左派還錯誤地想像出一種虛構的連續性,好像將來總是比過去更美好,好像主張變革的黨始終有理有去反對保守者。」[15]維根斯坦這位親暴政的哲學家,以反例證明:「哲學必須對政治有足夠的了解,以維護自己的自主性,同時不至於錯誤地以為哲學能夠根據自己的邏輯來塑造政治。……在任何時候躲進花園對政治避而遠之的,或者任由自己的意志對政治當權者俯首聽命的行為,都將意味著哲學反思的終結。」[16]不單單是哲學,文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何嘗不是如此呢?

毛澤東不是「撐傘孤僧」,而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在當代史上,西方的第三次綏靖主義,是對中國的綏靖主義,將殺人如麻的毛澤東美化成詩人哲學家,是此一綏靖主義潮流中最骯髒惡臭的章節。此一對華綏靖主義思潮,至今仍在持續發酵,可稱之為「新綏靖主義」。

西方一度將毛澤東看作「撐傘孤僧」,這既是東西文化的隔膜所造成的(西方對東方始終存有浪漫化的想像),更是因為左派意識形態的濃妝艷抹——毛澤東的鎮反、反右、大饑荒和文革等暴行逐漸曝光之後,西方仍流行毛和文革的各種符號,更在後現代的語境中將其波普化。

「撐傘孤僧」的形象是西方對毛最大的誤讀。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在中南海住處接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以《紅星照耀中國》一書改變西方人對毛和中共的看法的美國記者斯諾(Edgar P. Snow),兩人談話長達五小時。毛內心並不信任斯諾,背後說斯諾是中央情報局特務。毛這次召見他,是向他透露希望跟美國政府接觸的信息。毛沒有想到他並非中情局特務,沒有渠道向美國政府傳遞此一重要信息,結果白白耽誤了幾個月時間。毛望穿秋水而未得到美國的回音。

斯諾沒有完成毛交託的任務,隨後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的《生活》雜誌發表題為<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的文章。他提到個人崇拜問題,毛回答說,你們美國人才是個人崇拜多呢!你們的國都就叫「華盛頓」。斯諾問:「搞個人崇拜的人是不是真心?」毛說:「有三種,一種是真的,第二種是隨大流,第三種是假的。」斯諾沒有想到,這句話暗示毛與林彪已決裂。

  斯諾提及兩位定居北京的美國「進步人士」,說他們的談話不像毛那樣坦率。毛說:「他們有點迷信,還有一點恐懼,怕說錯了話。我不怕說錯話,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髪(法)無天』,沒有頭髮,沒有天。」

  對「和尚打傘,無髪(法)無天」一語,在場的唐聞生先是直譯,後解釋,說明「無法無天」意為無所畏懼。事後,唐聞生奉命給斯諾一份英文記錄。斯諾寫道:

  當毛主席親切地送我到門口時,他說他不是一個複雜的人,而實在是很簡單的。他說,他不過是一個帶著把破傘雲遊世間的孤僧罷了。[17]


  斯諾對「和尚打傘」作了「藝術加工」,以致面目全非。中國情報界和外交界元老、「中國諜王」熊向暉後來特別撰文做出糾正,認為斯諾誤會了毛的原意。[18]一九三六年入黨、被毛澤東和周恩來安插在胡宗南身邊的間諜熊向暉,知道毛所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毫無雲遊孤僧的詩情畫意,而是毛自詡的、敢於挑戰玉皇大帝、觀音和如來佛的「潑猴」。

距離產生美感。將「大鬧天宮」的「潑猴」當做「孤僧」的,還有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蒙哥馬利訪華時,到延安一所醫院參觀,建議說:「聽說中醫、中藥很神奇,你們應該鼓勵中醫為毛主席發明一種長生不老藥,中國需要他,中國人民離不開他。」還有被稱為「紅色主教」(非「紅衣主教」)的英國坎特伯雷大主教休立特·詹森,他在一九五○年代訪問中國,出版著述讚揚中國革命純粹是「一幕宗教性質的戲劇」,其「對自私和貪婪的憎恨與基督教觀念如出一轍,而自我批評精神又類似原始基督教中的謙卑和懺悔」。他的著作獲得了史達林和平獎金,這對他和他的信仰來說,究竟是榮譽,還是羞辱?法國哲學家、女權主義者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對毛時代的中國的印象是:「在那裡,生活是令人愉快的,那是一個美夢成真的地方——政府成為了人民的學校,而將軍和政治家都是學者和詩人。」

尼克森和季辛吉也被毛玩弄於股掌之上。與毛澤東會談時,季辛吉諂媚地說:「我過去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研讀主席的文選。」毛說:「我的那些東西算不了什麼。」尼克森說:「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毛說:「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19]他們一起開帶有色情意味的玩笑,毛甚至表示他在上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投了尼克森一票,「我喜歡右派」,「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美國的左派只能是誇誇其談,右派卻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20]毛對西方左派的知行脫節有一定的認識,卻完全不能理解什麼是右派,因為他對基督教文明秩序一無所知。

毛澤東不是有深奧理論的人,但其文字生動活潑、攝人魂魄,就連其論敵胡適都承認毛是共產黨白話文第一人。毛將自己形容為「馬克思加秦始皇」,比大部分研究毛的著述都準確。馬克思就是經濟公有制、暴力革命、階級鬥爭,秦始皇就是中央集權、皇帝獨裁。看上去,一東一西且相差兩千多年的秦始皇和馬克思似乎無法相加,二者卻在中國、在毛身上結合得天衣無縫。政治評論家王力雄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匪夷所思地變成了一個思想,在相當程度上,是由於毛澤東意識形態體系之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亦與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並彼此加強,因而當時的整個中國才能被這種意識形態征服,其對統治穩定起到的效果,可以從一個反面例子中得到證明:在毛摧殘了一百萬知識份子(反右)、餓死了三千萬農民(大躍進)、把整個國家搞到瀕於崩潰(文革)的情況下,其政權照樣保持著令世界瞠目的高度穩定。」

毛主義在中國一枝獨秀,還溢出國境,風行世界,深受西方年輕人癡迷,且在「第三世界」掀起武裝革命與叛亂。歷史學者程映虹指出,「毛主義用『壓迫』去曲解社會秩序,用『解放』來為自己動員人力資源」。毛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和誇大任何社會中都會存在的階級和階層差別,還有性別、年齡和社會角色的差別,從而把正常的社會生活狀態完全顛覆。毛主義和文革之所以產生災難性的世界性影響,原因在於文革意識形態中包含的一種超越社會形態差別的觀念。從根本上說,這種惡是對文明和文化的拒絕,對原始和野蠻的推崇,對傳統的否定,對肆意創新的迷戀,對秩序的厭惡,對破壞的喜好,對人性的否定,對獸性的讚美。[21]毛的學說不符合馬列主義之原教旨主義,也不如史達林著作縝密而系統,卻能在與中國有共同的被西方殖民和現代化失敗的「第三世界國家」引發更深刻的共鳴。中國的國家實力遠不如蘇聯,毛澤東思想卻擁有超越中國國家實力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在國際社會一度與史達林主義並駕齊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以爭霸非洲而論,在毛時代,中國沒有經濟資源與蘇聯在貿易、援助方面一較高下,於是藉由散播革命意識形態來扳回一城。中國設置若干訓練營,專門培訓非洲革命者。如剛果的左派領袖穆列列於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在中國受過十五個月的毛派教義和游擊戰術訓練。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至次年二月,周恩來巡迴訪問非洲數國,他的出現被視為不祥之兆。拉各斯的《每日時報》說周是「世上最危險的人物之一」——該媒體對周的認識比季辛吉精準。周恩來在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休發表告別演說,聲稱非洲大地已發生「驚天動地的變化」,非洲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22]

迦納國父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不僅希望將其國家建立成「模範社會主義」,還夢想將非洲打造成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巨人,與美蘇抗衡,而他能成為代表非洲發聲的領袖。他深信自己能為非洲完成馬克思、列寧在歐洲和毛澤東在中國完成的事業,於是創立名為「恩克魯瑪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耗費數百萬元建立一個掛上他名字的研究機構。經過四年的研究,該機構推出一套「複雜的政治、社會哲學」。[23]很多內容都是毛主義的翻版。

坦尙尼亞的統治者尼耶雷雷生活簡樸,為政清廉,與毛澤東一樣喜歡被尊稱為「導師」。他手不釋卷,花費很多時間在著述上,成為非洲最有影響力的闡釋社會主義的思想家和作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推動社會主義,如同毛的公私合營和人民公社運動:將工廠、公司和土地全部收歸國有,強迫村民放棄原來的家園,在三年之內遷入「烏賈瑪村」。從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七年,約一千一百萬人被迫搬入新村子裡,形同上演了非洲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集體遷徙。此一烏托邦計畫導致空前災難,使坦尙尼亞陷入絕境,數年間,國家產出下降三分之一,人民平均生活水平下降將近五成,數百萬人食不果腹。[24]這簡直就是毛的人民公社運動的非洲版本。

在任何一個亞非拉國家,毛主義所到之處,必定血雨腥風、寸草不生。程映虹指出:「受文革和毛主義影響的國家和地區……相似的後果是,社會秩序受到衝擊,傳統價值被顛覆,倫理道德被推翻,文明和文化被摧毀,和平生活被破壞,尤其是暴力和嗜血被推崇到極致。」然而,毛並未受到應有的譴責。在西方,毛穿越冷戰,在今天仍是後現代藝術百用不厭的元素。在紐約等資產階級心臟地帶上流社會人士流連的畫廊、藝術館中,常常看到正面或中立地表現毛的藝術作品。

二○一七年四月,美國波普藝術家沃霍爾(Andy Warhol)的名畫《毛主席》在香港的一場拍賣中以九千八百五十萬港元成交。這一落槌價刷新了蘇富比西方當代藝術品在香港的拍賣紀錄。自上世紀七○年代以來,沃霍爾以紅寶書中的毛澤東肖像畫為模板,創作了毛澤東畫像系列。這次拍賣的這幅一九七三年的作品,毛澤東身穿紅色中山裝。

歐巴馬的妻子米歇爾(Michelle Obama)在布置白宮聖誕樹時,曾掛上一幅印刷有沃霍爾所畫毛像的卡片——她以為這很時髦。前田納西民主黨眾議員哈里德·福德在接受電視採訪時暴露出,他家客廳裡掛著沃霍爾畫的毛像。福德出身於田納西州孟菲斯的黑人望族家庭,曾任多家銀行和金融機構高管及政府官員,他家懸掛的毛像應當是價值不菲的真品。

西方藝術家將毛作為創作靈感的來源,西方達官顯貴將毛像作為藝術品掛在家中,沒有人覺得不妥或不安——如果將毛換成希特勒,將是怎樣的結果呢?猶太人會保持沉默嗎?號稱反法西斯的左派會視而不見嗎?毛殺戮的生命,比希特勒多得多,以殺人之多而論,毛在人類歷史上可名列屠夫榜首。但是,毛在西方激起的恐懼與厭惡卻遠不如希特勒。

直到今天,崇拜毛澤東的西方「白左」政客和文化名流滿坑滿谷。拜登的女顧問鄧恩,二○○九年曾公開表示是毛的信徒,並推許毛是第一流的哲學家。英國工黨影子財相麥當勞曾在下議院誦讀毛語錄。美國福斯新聞網報導,「黑命貴」運動發起人卡洛思(Patrisse Cullors)私下與極左份子Eric Mann往來,並時常參與、協助其舉行聚會。卡洛斯認同毛語錄,並暗示這場運動是以毛主義為指導思想。匪夷所思的是,「黃左」也閃亮登場:無論是香港逆權運動的學生領袖黃之鋒,還是流亡美國的維權律師滕彪,都熱衷於與「黑命貴」結盟——也就是反共人士與共產黨的隨附組織結盟。這是世間最荒誕的事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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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喬治·歐威爾:《政治與文學》,頁121。 [2] 喬治·歐威爾:《政治與文學》,頁221。 [3] 喬治·歐威爾:《政治與文學》,頁328。 [4] 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邱吉爾與歐威爾》,(台北)麥田出版,2019年版,頁122。 [5] 傑弗里·邁耶斯(Jeffrey Meyers):《歐威爾傳》,(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年版,頁289。 [6] 維根斯坦家族有四分之三猶太血統,作為當時奧地利屈指可數的顯赫富豪與文化菁英(維根斯坦的父親是奧地利鋼鐵工業巨頭,幾乎壟斷龐大的奧匈帝國的鋼鐵生產;母親則是銀行家的女兒),他們早已融入奧地利主流社會,名義上信仰天主教,猶太族群認同相當薄弱。一九二○年,維根斯坦從父母那裡繼承了多達兩億美金的家產,他後來宣布放棄繼承權,但仍然隨時從家人那裡得到大筆餽贈。維根斯坦的魅力來自於他堅信自己是絕對正確的,與之觀點不一樣的人肯定是錯誤的、缺乏智慧的、或者精神上軟弱的。當他寫出《邏輯哲學論》之後,認為自己解決了所有哲學問題,就去做別的事情了,在不同時期當過小學教師、園丁和建築師,過著修士般的簡樸生活——穿橡皮帆布鞋,白色開領襯衫,吃素食,睡硬板床。他唯一不符合修士道德規範的行為是,他是同性戀者,且常常更換伴侶——他一度放肆地在維也納最大的公園裡亂搞同性戀。 [7] 維根斯坦與希特勒一樣都是林茨的實科中學畢業的,他比希特勒高一個年級。他們都具有磁鐵般的人格特質。沒有資料顯示兩人在學生時代認識。 [8] 後來,納粹完全依照與維根斯坦預期相反的方向行事。德國迅速併吞奧地利,維根斯坦在奧地利的家人隨之淪為獵物。維根斯坦的哥哥保爾在尚能出境時逃往美國,另外兩個姊姊赫爾敏、海倫娜一開始不相信納粹統治真的會有危險,等到無法出境後才試圖用假護照逃亡,結果跑路失敗,成為納粹的人質。隨後,維根斯坦家族跟「綁匪」展開密集磋商,同意交付一筆價值數噸黃金的鉅額境外財產,換來一張承認赫爾敏、海倫娜不是猶太人的證書。這樣,她們得以相對平靜的度過了戰爭。 [9] 尼格爾·羅傑斯、麥爾·湯普森:《行為糟糕的哲學家》,頁153。 [10] 尼格爾·羅傑斯、麥爾·湯普森:《行為糟糕的哲學家》,頁153-154。 [11] 瑞·蒙克(Ray Monk):《維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頁544-545。 [12] 瑞·蒙克:《維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任》,頁711。 [13] 尼格爾·羅傑斯、麥爾·湯普森:《行為糟糕的哲學家》,頁161-162。 [14] 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頁179。 [15]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知識分子的鴉片》,(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版,頁21。 [16] 馬克·里拉(Mark Lilla):《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頁129。 [17] 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頁250-255。 [18] 熊向暉深受胡宗南重用,獲公費資助赴美留學。周恩來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後來,周恩來在勤政殿設宴款待投共的國民黨和談代表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人,特意邀請熊向暉露面。眾人見到熊,大吃一驚。周隆重介紹,其他人是「起義」,熊是「歸隊」。張治中感歎說,我早知道蔣介石在軍事上、政治上都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上他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毛曾讚揚說,熊向暉一個人頂幾個師。毛傳的作者張戎認為,連胡宗南本人都是中共特務。胡宗南的兒子、曾任台灣軍情局長的胡為真為維護父親的聲譽,利用權勢阻止張戎的毛傳在台灣出版,該傳記後來轉至香港出版。熊向暉在一九四九年之後一直在周恩來身邊擔任要職,在文革期間出任中國駐墨西哥大使,在其上任前一週,墨西哥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員」。墨西哥左翼總統埃切維里亞在接受熊向暉遞交國書時,異乎尋常地向其詢問中共支持游擊隊的問題。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埃切維里亞時,用開玩笑的口吻說,要其提防熊向暉在其國家「搗亂」、「搞顛覆」。此事還有後話,熊向暉的女兒熊蕾現為《新華社》旗下「中國特稿社」副社長,在官媒發表一篇題為<從基因爭奪到新冠疫情:一個新聞人的記錄和思考>的文章,指責薩斯病毒和武漢肺炎都是哈佛大學對中國的細菌戰。 [19] 理查德·尼克森:《時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憶錄》(下),頁592。 [20] 理查德·尼克森:《時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憶錄》(下),頁592-593。 [21] 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頁97-98。 [22] 馬丁·梅雷蒂斯(Martin Meredith):《非洲六十年的獨立史》,(台北)衛城出版,2017年版,頁188-189。 [23] 馬丁·梅雷蒂斯:《非洲六十年的獨立史》,頁203-204。 [24] 馬丁·梅雷蒂斯:《非洲六十年的獨立史》,頁29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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