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韩战: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上)

更新日期:4月 1

作者:余杰




有人宣称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同时保护欧洲和亚洲,还说我们不能分散自己的力量。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这样表示失败的更妙的说法了。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全球性的。它在一个地区的成功,构成对其他地区的毁灭。你在亚洲对共产主义绥靖或投降时,也只能削弱我们为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蔓延所作出的努力。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当白宫与麦克阿瑟的关系破裂时,杜鲁门及其顾问们害怕麦克阿瑟主动提出辞职并将白宫置于尴尬境地,遂决定先下手为强——用一种接近刻意羞辱的方式,在凌晨一点召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记者招待会,白宫新闻发言人发布了杜鲁门对麦克阿瑟的免职令:


我非常遗憾地得出结论,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职责范围内,已经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军制定的政策。根据美国宪法所赋予我的特殊责任和联合国赋予我的职责,我已决定,必须撤换远东司令官。因此,我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权,并且任命李奇微陆军中将为他的继任者。1


杜鲁门及正在朝鲜视察军队的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Frank Pace)都没有勇气亲自打电话给麦克阿瑟宣布免职令,因为麦克阿瑟实在太德高望重了,军方所有高级将领都曾是其下属或后辈。一位下级军官说:“麦克阿瑟比谁都高,仅次于上帝。”

此前,双方已发生过几轮争论。杜鲁门和艾奇逊对于麦克阿瑟公开支持被他们抛弃的蒋介石而感到非常愤怒。杜鲁门告诉国防部长路易斯·詹森(Louis A. Johnson),麦克阿瑟应收回其声明。路易斯·詹森尊崇麦克阿瑟,表示反对,杜鲁门命令他一定要让麦克阿瑟这么做。几天之后,杜鲁门要求路易斯·詹森辞职,以马歇尔取而代之。2

麦克阿瑟被免职的消息通过新闻广播传到东京。当时,麦克阿瑟正在午餐上款待客人。当副官在他耳边转达此一消息后,他沉默了片刻,然后望着妻子,温柔地说:“珍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各国对此消息反应不一。西欧在二战前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在二战后又对苏联采取同样的绥靖政策,被左派意识形态牢牢锁定,早已丧失了信仰和勇气,他们自然将麦克阿瑟视为“战争贩子”,更痛恨麦克阿瑟主张的“亚洲优先”政策有可能瓜分美国分配给欧洲的资源。所以,欧洲人将麦克阿瑟被免职视为好消息。英国工党政府一片欢呼——此前,当杜鲁门威胁对北韩使用原子弹时,英国工党首相艾德礼专门飞往华府表达担忧。而法国早已忘记是谁将他们从纳粹德国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法国媒体评论说,同盟国不能屈服于“一个讲硬话的人”——似乎“说软话”倒成了美德。

过去六年间,麦克阿瑟成功改造了日本,将日本打造成亚洲的反共堡垒和经济强国,日本人对他的爱戴甚至胜过被他拉下神坛的天皇——他以“仁慈的天皇”的方式统治日本。麦克阿瑟被免职后,美国驻日大使西博尔德专程去拜会日本首相吉田茂,劝说后者不要为抗议罢免麦克阿瑟而辞职。吉田茂特意身穿和服接见对方,以示庄重,沉思良久之后接受了这一劝告,但他告诉大使,他认为罢免麦克阿瑟的决定是错的。日本媒体评论说:“我们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位慈祥的、受人爱戴的父亲。”唯有日本共产党公开叫好:“斯大林伟大的预言——一切干涉者无疑将遇到肯定的挫折——已成为现实。”

麦克阿瑟离开日本时,数十万日本人在机场的路上欢送“麦帅”(美军最高军衔不是元帅,而是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是美军有史以来仅有的九位五星上将之一,但他又被菲律宾总统奎松授予陆军元帅头衔,所以“麦帅”之名当之无愧),他们高高举起“我们爱您,麦克阿瑟!”、“我们非常感激将军”的横幅——麦克阿瑟正是击败皇军的那个人,那些曾是麦克阿瑟敌人的前日军官兵也站在欢送的队伍之中。值得美国人评论的一条标语挂在一座高楼顶层,标语希望麦克阿瑟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祝您在未来的大选中走运”。日本人从未如此对待过任何一名外国人。3

麦克阿瑟回国的场面同样隆重,任何一位美国英雄都没经历过,人山人海的欢迎队伍完全是民众自发的,白宫则战战兢兢地冷眼旁观。将军百战归,他已十四年没有踏上祖国的土地了。在旧金山,由于沿路欢迎的人多达五十万,从机场到麦克阿瑟下榻的酒店走了两个小时。他站在旧金山市政厅的台阶上宣称:“我唯一的政见可用一句你们大家都熟悉的话来表达——上帝保佑美国!”在纽约,麦克阿瑟驱车穿过市区长达十九英里的欢迎队伍,据纽约警察局估计,欢迎的群众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多达七百五十万人。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九日,麦克阿瑟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踏入国会殿堂。在为时三十七分钟、由电视直播的演讲中,他讲了自己的生平和理念。他的举止、雄辩的口才和情绪使两千万电视观众为之倾倒。即便是亲杜鲁门的民主党议员们也都数次起立为之鼓掌。

麦克阿瑟指出,美国人是被迫参加韩战的,除了迅速结束这场战争,别无其他选择:“在战争中,没有胜利的代名词。某些人,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对赤色中国绥靖。他们对历史上的教训视而不见。绥靖永远只能导致假和平。”杜鲁门和艾奇逊显然就属于“某些人”。同时,麦克阿瑟热情赞扬那些勇敢作战的南韩人:“他们做出了选择,宁肯去死,也不做奴隶。他们对我讲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匆忙地放弃太平洋’。”

麦克阿瑟的听众们永远不会忘记他在结束时讲的那几句话:“老兵不死,只会凋零。我,一个在上帝的指引下,力图尽职尽责的老兵,现在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4


如果麦克阿瑟拥有最终决策权,韩战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麦克阿瑟出生于阿肯色州一个军人家庭,爷爷是苏格兰的法官和政治家,父亲为曾出征亚洲的亚瑟·麦克阿瑟将军(Arthur MacArthur III)——华盛顿有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在这个家庭中,基督教氛围浓郁,麦克阿瑟的信仰虔诚,堪称美国最后一位文武双全、具有清教徒观念秩序的伟大将领,其《麦帅为子祈祷文》在美国家喻户晓。麦克阿瑟与其他将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不是那种只知道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他更是那种知道为何而战的军人。

麦克阿瑟的太平洋主义是向其父亲致敬——一八八三年,他的父亲亚瑟·麦克阿瑟少将在《中国备忘录》中写道,菲律宾是通往中国市场的一个中转站,是对抗其他敌人的“军事制高点”,未来菲律宾一定会成为拓展美国贸易以及在整个亚洲地区推广共和制度的传教士。5可惜,这份备忘录被尘封在档案馆,数十年后才被后人读到。不过,麦克阿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父亲的预言,虽然他的基地不是菲律宾而是日本。

从三十年代在菲律宾指挥作战以来,整个二战期间,麦克阿瑟都在亚太地区组织反攻,战后将日本打造成“美国遏制政策在亚洲的拱顶石”以及“在亚洲地位的战略关键”——至今,日本仍是美国最忠实的盟友,远比三心二意的欧洲国家忠实,而日本从战后重建计划中得到的美援远远少于欧洲国家。麦克阿瑟毕生研究东方人的心理,知道“东方人的心理,是尊重和服从那些敢作敢为、坚定有力的领导”——这正是麦克阿瑟在日本成功和马歇尔在中国失败的原因之一,麦克阿瑟知道日本人在想什么,而马歇尔对中国人在想什么一无所知。

当马歇尔使华,致力于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和推动国民党政权实行民主改革之际,麦克阿瑟就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安全问题应当优先于内部改革,他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写道:“尽管这些改革是可取的,但其重要性不如现在席卷整个大陆的内部冲突。这两个问题不可能同等关注,当房屋正被大火吞噬之时,是不可能去改变房屋的结构的。”换言之,在美国施压下,蒋介石匆匆忙忙地“行宪”,举行选举,却不足以收拾人心和缓解共产党的武力攻击。麦克阿瑟并不喜欢蒋介石,但他说:“只要他进行战斗,我相信就应该帮助他。”

麦克阿瑟也比马歇尔和艾森豪等美国顶级将领更具全球战略眼光。他以直言不讳的口吻指出,长期以来,华盛顿重视欧洲而忽视亚洲,这一观点在逻辑上源于利益无差别的观念——美国在世界上的战略利益是没有差别的:“如果我们着手一项修筑抵抗政治专制主义入侵的自由防线的总体政策,那么一条主要战线与另一条主要战线将是同等重要的,而对任一战线的决定性突破都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使整个防线趋于崩溃的危险。”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就是苏联人的胜利;它们为美国安全带来的威胁不亚于共产主义在世界其余地方所进行的扩张。如同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与麦克阿瑟会晤后所指出的,“他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不管它在哪里出现。他会支持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反共产主义力量”。6

麦克阿瑟不仅是一位将军,更是一位具有全球视野的政治家,他对美国的全球战略看得比杜鲁门更深刻和准确。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欧亚并重乃至“亚洲优先”、“亚洲第一”政策。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麦克阿瑟发电报给魏德迈将军说:“在与共产主义的军事竞争中,将远东当作一个静态的、安全的侧翼,似乎已不再切合实际。”到了一九四九年,他更严厉指责华盛顿“欧洲第一”的思维及相应的“压制太平洋”倾向。他将这些倾向归结为受马歇尔及他周围的“聪明的年轻人”(后来所谓的“外交贤人”们)的影响,归结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理解”东亚问题上的无能,这一失败源于他们在二战期间及之后对欧洲事务的专注。麦克阿瑟的参谋们准备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华盛顿未能看到苏联的攻势已从欧洲战场转移到东亚,这部分是由于在欧洲成功地实施了遏制。但美国的军事策划者却没有相应地发生变化。7

麦克阿瑟的这一判断极具前瞻性——美苏对峙在欧洲以柏林危机为顶点,但远未走到战争边缘;而在亚洲,随后发生了两场让美国损失惨重且未能取胜、对美国民族自信心及国际威望影响甚巨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没有打赢这两场战争,不是美国的国力和军力无法支撑胜利,而是美国政府实现缺乏足够的物质准备和心理韧性。

朝鲜战争初期,北韩人民军的势如破竹以及南韩军队和美军的惨败,正是华盛顿长期忽视亚洲的恶果之一。如猛虎般南下的十二万朝鲜人民军,无论从哪个标准衡量都是一支精锐部队。他们配备了苏联供应的最先进的武器,各式火炮、高射炮、小型冲锋枪应有尽有,有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饱受洗礼的朝鲜族官兵,也有刚刚经历中国内战的、由中国境内的朝鲜族组成的完整的建制师。使得这支军队所向披靡的,是他们还有一百五十辆苏制新型坦克——这些钢铁巨兽曾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摧毁德国的克虏伯虎型装甲车。此外他们还有苏联提供的战斗机群。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纳尔上校的看法,“除了苏军而外,朝鲜人民军可能是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中,最能完成原定任务的一致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8

与之相比,南韩军队只是一支警察保安队。美国对李承晚不放心,不供应南韩军队重型武器,他们没有无后坐力炮、坦克以及进攻性的炮兵部队,也没有战斗机群。华盛顿削减了给南韩的六千万美元军事援助,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白宫报告说,“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说,美国在朝鲜并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坐镇日本的麦克阿瑟并未获得指挥和监督驻韩国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职权。战后的大裁军让美军的士气和实力降低到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状态,魏德迈将军评论说:“美国打这场仗就像踢一场足球赛,胜利之后就离场回家,庆祝胜利。”马歇尔承认,战后匆匆裁军如同一场“大崩溃”。

仅一个月时间,北韩人民军就攻占了南韩九成以上土地。南韩军队和联合国军匆匆建立起一条长达一百二十英里的弧形防线,即釜山防御圈。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七日,麦克阿瑟飞抵美第八集团军司令部驻地大邱,要求朝鲜半岛上的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Walton Harris Walker)死守防线。两天后,沃克下达命令,其中展现的坚守决心震惊了联合国军所有将士:


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争取时间的战争,不能再后退、后撤或调整阵地以及可以想像出来的任何措施。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各部队必须反击,使北朝鲜人陷入混乱失衡状态。不能再有敦克尔克的翻版,也不能有巴丹的翻版;退守釜山会使那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屠场之一。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被北朝鲜人俘虏比战死更糟糕,我们将同生死共患难。如果我们当中必须有人去死,我们将一起血染疆场。9


沃克的这道命令,成为美国军事史上的名篇。它被称为“坚守或战死”命令流传于世。

双方僵持在战线两侧,新闻评论员们都认为战局不会有什么变化了。但人们低估了麦克阿瑟这位天才战略家。在二战时期,麦克阿瑟在太平洋战场曾十一次迂回到日军侧翼及后方,进行果断的登陆战,每次都取得胜利。六月三十日,临危受命的麦克阿瑟立即提出在仁川实施登陆作战、从侧翼打击北韩军的设想。七月十三日,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和空军参谋长范登堡(Hoyt Sanford Vandenberg)飞赴东京,听取麦克阿瑟关于仁川登陆作战设想的报告。然而,在华盛顿看来,这一计划过于冒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Omar Nelson Bradley)认为,“对两栖登陆而言,仁川很可能是所选择过的最糟糕的地方”。10二十三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进行电信会议,质疑麦克阿瑟是否真的有必要在前线吃紧的情况下抽调兵力进行仁川登陆,麦克阿瑟强硬而简短地回答说:“是的。”

八月六日,杜鲁门总统派出总统特使、前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前往东京劝说麦克阿瑟放弃仁川登陆计划。麦克阿瑟表示:“唯有在仁川登陆才是可行的,因为,只有实施仁川登陆才能给敌人以必要的沉重打击,从而在冬季到来之前将其歼灭——通过这种打击,可以切断敌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并能获得同由釜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会合的机会,消灭夹在登陆部队和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之间的敌军。”麦克阿瑟用出色的雄辩才能和缜密的思维能力,说服了哈里曼。会后,哈里曼反倒建议杜鲁门“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杜鲁门不喜欢桀骜不驯的共和党人麦克阿瑟,也瞧不起麦克阿瑟的政治抱负),并“将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

杜鲁门与罗斯福一样继续重用马歇尔,而忌惮麦克阿瑟——罗斯福说过,麦克阿瑟是美国最危险的人物。马歇尔是循规蹈矩的技术官僚,麦克阿瑟则是具有赌徒性格的战略家——他是战地指挥官,是一位敢于挑战不可能、敢于采取大胆行动并敢于败中求胜的上将。对于自己的计划,麦克阿瑟确实曾将其比喻为一场赌博:“下五个美元的赌注,我就有机会赢得五万美元。”11他比任何人都更愿意投入到这场冒险行动中来。

九月十五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之后,此前不可一世的北韩军队像雪崩般溃败,麦克阿瑟的威望上升到顶点。在其军旅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麦克阿瑟下属的国防部长马歇尔于九月二十九日电告麦克阿瑟:“我们希望你认识到,你在向三八线以北推进的时候,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不受限制的。”

然而,新的危机出现了,中共以“抗美援朝”的名组建一支庞大的“志愿军”悄然参战,其规模压倒联合国军:双方人数之比为三比一甚至五比一。杜鲁门很快退却了。华盛顿不允许麦克阿瑟炸毁鸭绿江桥梁的朝鲜一侧。麦克阿瑟非常愤怒,向华府发送了一则引发忧虑的信息:“中国军队正在跨过鸭绿江涌入朝鲜。”他再一次寻求获得授权以炸毁这些桥梁。华盛顿再次拒绝了他。

杜鲁门、艾奇逊和马歇尔等人不想陷入一场与中国更大规模的战争(更何况中国背后还有苏联),但也不想放弃在朝鲜的目标——这种左右摇摆、左支右绌的政策,跟当初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立场一模一样。12既不愿抽身事外,又不愿投入足够的资源和勇气去追求胜利,这种首鼠两端的战略犹豫,此后将还导致越战的惨败。

战略良机,稍纵即逝。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中国军队,麦克阿瑟向华府发电,要求立刻增援,并请求允许将国民党军队投放入朝鲜战场。他坚持认为,这场战争不能再局限于一个地方了。他计划轰炸地处中国东北的基地,并让美国空军跨过朝中边境去追击敌机。华盛顿拒绝了他的建议,并对其“画地为牢”。麦克阿瑟愤怒地告诉媒体,华盛顿对他的约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障碍”。

麦克阿瑟在给老朋友、菲律宾外长卡洛斯·罗姆劳(Carlos Peña Romulo)的一封信中反驳了批评他黩武的观点:“有人颠倒事实,使公众认为中国共产党乃因我们出战才加入战争,这样的中伤令人愤慨。挑起是非的主要势力自然是共产党及其盟友,但那些如此痴心于欧洲的安全,宁愿牺牲亚洲而不愿看到欧洲对之进行援助的人,却成了他们最得力的帮手。”麦克阿瑟强调:“我的观点当然众所周知。如果美国的力量可以帮助保证它们的安全,欧洲或者亚洲就都不该被放弃。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必须将之纳入全球范围来考虑。欧洲谜们不明白,亚洲是共产主义势力的试验田,如果亚洲整个陷落,那么不论有无美国的支持,欧洲都不会有一点机会。……他们正在帮欧洲的倒忙,并播下可能导致最终毁灭的种子。要想达到全球和平,亚洲必须和欧洲一样得到自由。”13

被解职回国后,麦克阿瑟在国会作证说,如果他获准对中国沿海地区实施海上封锁,使用蒋介石的军队,并利用空中力量打击中国境内的目标,那么他本可以迫使中国坐到谈判桌旁。他认为这些行动不会诱使苏联人进行干预,除非他们早已决定这么做。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公布了苏联的若干文件,这些文件表明麦克阿瑟的预测是准确的。二战摧毁了苏联在欧洲部分最精华的城市和工业,苏联的重建和恢复缓慢而艰巨。当时斯大林没有胆量和准备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打一场大战。马歇尔、艾奇逊和布拉德利在听证会上所说的“不应当贸然承担与苏联开战的风险”其实是杞人忧天。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根本分歧:欧洲优先,还是亚洲优先?


对朝鲜战争设限、将麦克阿瑟免职,导致美国未能赢得朝鲜战争,这是杜鲁门政治生涯中除了放任中国赤化之外犯下的第二大错误。

罗斯福对杜鲁门所知甚少,选择杜鲁门作为竞选搭档,只是为了得到中西部的选票。当选之后,罗斯福毫不客气地对杜鲁门说:“除非情况非常危急,否则不要烦我。”两人从未开展过重要的合作,一些主要计划如曼哈顿原子弹计划,杜鲁门从未被告知。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正当杜鲁门在国会和议长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开会时,突然被传召到白宫。到达白宫后,第一夫人埃莉诺告诉他,总统已身故。杜鲁门小心翼翼地询问说:“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罗斯福夫人却反问道:“我们有什么事可以为你效劳吗?你现在可正身陷困境。”当了八十二天副总统的杜鲁门告诉传媒:“我的感觉就像月亮、星星和所有星球都要坠落到我身上。”

三年多之后,杜鲁门在大选中赢得了连任,但他很快成为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之一。在内政上,作为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他提出延续新政的“良政”,但其“良政”并未获得普遍支持,当中只有一项主要法案获得国会通过。

杜鲁门不像罗斯福,他对苏联政权不抱任何幻想。从一开始起,他就将纳粹德国和苏俄看作是两个可怕的极权主义体制,在它们之间,道德上没有什么选择可言。他说,斯大林“像希特勒或黑帮头子卡彭一样不值得信赖”,苏联是一个强盗国家。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讲说:“我相信,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那些自由的人民,他们正在抵抗那些企图通过武装少数或外部压力来实现征服的人。”这就是“杜鲁门主义”之雏形。在其结束总统任期时更声称,“在我的任期之内,我几乎没有一天不被这种无所不包的斗争所主导——这是热爱自由的人们与那些试图带回奴役和黑暗的人们之间的冲突”。他对战胜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念,因为共产主义的社会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那是一个无神论体制,是一个‘奴役体制’”。

但是,杜鲁门毕竟继承了威尔逊-罗斯福政治模式的惯性,在外交上,作为一名“威尔逊国际主义者”,杜鲁门受民主党传统左翼思想影响,虽然反对苏联,却对中共一度抱有幻想,认为中共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可容纳资本主义思想,有可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拉出苏联阵营,更试图在一九四九年与之建交。即便在中共投入苏联怀抱之后,杜鲁门仍宣称:“美国将不以任何方式干预中国目前局势,或进行足以使美国牵涉于中国内争的措施。”

杜鲁门及艾奇逊接连发表声明,表示美国的“防御半径”将不包括朝鲜半岛及台湾,只会从阿留申群岛延伸至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及菲律宾群岛。艾奇逊说:“必须明确的是,没有人能保证那些地区免于军事攻击。”民主党参议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的说法让这个严重的错误变得更糟了:“俄国也许会占领朝鲜半岛,而美国不会做出反应,因为朝鲜是非常不重要的。”

这一系列公开声明,激发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野心,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的导火线。冷战史学者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指出,保卫台湾、印度支那和韩国,对美国的声望和可信性的考虑与对这些地区本身重要性的考虑占据同等比重。杜鲁门政府在过于精确地规划其战略方面犯了错。到一九五一年,就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环形防线”(艾奇逊防线)的概念已经死亡。14

杜鲁门从未料到北韩会在苏联和中国的支持下不宣而战,他对南韩和美军初期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战争爆发之后,他继续为前线统帅麦克阿瑟设置重重障碍,违背了从南北战争以来总统一般尊重前线指挥官决定的传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麦克阿瑟曾说:“如果华盛顿方面不阻碍我的话,我一只手缚在身后也完全可以对付他们。”这并非自夸。他认为杜鲁门设定的“有限战争”是“军事史上没有先例的阻碍。”

杜鲁门悍然将麦克阿瑟解职,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报纸发表社论说,当一个前国民警卫队上尉(杜鲁门担任过的最高军职)开除一位五星上将时,弹劾这个上尉是符合规程的。盖洛普民调显示,百分之六十九的投票人支持麦克阿瑟,支持杜鲁门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九。杜鲁门在国内变得极不受欢迎,支持率骤降百分之二十六。在格里菲斯体育场,杜鲁门受到喝倒彩——这是大萧条期间的胡佛总统以来,第二位在任总统受到如此羞辱。其直接结果是,杜鲁门被迫宣布放弃参加一九五二年总统大选、不再寻求连任。

根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杜鲁门在一九五二年二月的支持率仅为百分之二十二,是有史以来在任美国总统的最低支持率。此后,民主党长期执政形成的倦怠和腐败更是给杜鲁门政府最后一击。果然,共和党推出的艾森豪威尔大获全胜,共和党更夺回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彻底终结民主党长达二十年的连续执政。

麦克阿瑟尊重美国宪制,尊重杜鲁门的最高统帅权——通过选举产生的民事权力,高于功勋卓著的战争英雄。其副官惠特尼少将告诉记者:“他庄严地接受了总统的解职令,声色不为稍动。他的军人品质这次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他最光荣的时刻。”但麦克阿瑟退伍后没有保持沉默,以布衣之身对杜鲁门政府的外交政策发出猛烈抨击。

共和党和大部分美国民众将麦克阿瑟视为一位英雄,一位有魄力的将军,而这位英雄般的将军先是受到胆小如鼠的民主党人的束缚,然后又被他们无情抛弃,正是这些民主党人对外奉行绥靖政策,并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出卖了国家。

白宫被遍及全国的声讨声浪所震惊。杜鲁门通过电台发表讲话,这个国家正等着聆听他解释突然罢免麦克阿瑟的原因。由于听从艾奇逊的建议,杜鲁门反复讲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我们正在朝鲜做的事情是:努力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直到最后,他才说,他个人对罢免麦克阿瑟一事“深表遗憾”。在布雷德利看来,杜鲁门玄虚、枯燥的讲话“完全是个失败”。全国响起了“弹劾白宫中把我们顺手出卖给左翼分子的犹大”的呼声。全国各地报社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人们纷纷要求声讨“那个破产的服装零售商(杜鲁门)”和“叛卖的国务院”。15

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决裂,不单单是因为两人性格和气质的巨大差异,更是因为两人国际战略和观念秩序的根本分歧。自建国以来,美国的外交重点即是大西洋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十九世纪之前,欧洲确实是现代世界的中心。但是,二战开启了美国的太平洋时代,美国是太平洋战争的卓越力量。

二战之后,美国西岸的人口和生产力超过了东岸——在战争期间,美国有八千万人迁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加州成为工业产值第一的州,西部一夜之间实现了工业化。一九八九年冷战结束时,加州奥兰治县(橙县)的生产总值超过六百亿美元,放在世界各国中足以排在前三十名以内,与奥地利、阿根廷齐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斯大林曾企图按照美国模型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但如后来人们所看到的,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模式。16

与此同时,战后亚太地区的重要性也超过欧洲,一个日本的能量就足以相当于大半个欧洲,还有另一头亚洲巨象在慢慢爬升——实行民主制度的、人口众多的印度。如果美国全力帮助蒋介石稳定局势、避免中国走向赤化,日本、印度和中国这三个亚洲大国成为美国在亚太的忠实盟友,美国就不必担忧苏联的挑战了。

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亚太崛起,欧洲衰微,证明了麦帅的远见卓识。而欧洲人仍然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tler)坚持认为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重心应当保持在欧洲:“美国在亚太地区没有如其欧洲盟友那般的伙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出于共同的利益而与美国结盟的,但无论是这两国之一还是它们加起来,都远不能企及欧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分量。”他说得好像欧洲与美国结盟完全是处于“无私”的目的。他更对日本充满了偏见:“日本与美国之间存有共同利益,但只要这个东亚的天皇之国依旧留有激进民主主义的烙印,依旧对西方的普世主义价值若即若离,那么它同样不能像欧洲民主国家那样在实质上成为美国的伙伴。”17实际上,战后日本的民主化优于德国。经过麦克阿瑟改造的日本,在价值观上早已比欧洲更加离美国更近。

在韩战的时代,对于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等人而言,从整体上他们要追求从克里姆林宫夺回主动权并确保西方在欧洲大陆上拥有优势。朝鲜乃至整个亚洲只是这一总体目标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艾奇逊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国决不能允许苏联拥有任何机会控制欧洲旧世界的资源以实现其目的:


除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外,自由的欧洲在世界上拥有最多的科学家、最大的工业产量和最多的熟练劳动力。欧洲的煤炭、钢铁和电力资源非常丰富。此外,它还拥有巨大的造船能力,对于控制海洋不可或缺。通过其海外联系,欧洲可以获取大量的原材料供应,这对于美国的工业绝对生死攸关。作为盟友,西欧各国代表着超过两亿的自由人民,它们可以为我们的共同防御事业献出它们的技能、资源和国家。但在侵略者的统治之下,西欧各国将代表着两亿多名奴隶,并被迫为毁灭美国和残存的欧洲文明而释放它们的能量、耗费它们的资源。18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第六十八号决议中论述说,由于资源有限,美国的主要关注点是欧洲。美国决策者心中,实际上有明确的利益顺序。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一九四七年五月就“美国站在维护国家安全的立场上对其他国家提供援助”问题所发出的一份文件中,根据“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对计划援助的国家排列的顺序是:


一、英国;二、法国;三、德国;四、比利时;五、荷兰;六、奥地利;七、意大利;八、加拿大;九、土耳其;十、希腊;十一、拉丁美洲;十二、西班牙;十三、日本;十四、中国(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十五、朝鲜;十六、菲律宾。19


文件指出,首先要对那些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国家提供援助,确保它们保持独立,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完成经济复苏。至于中国,文件指出:“共产党中国一定会成为严重问题,即使与苏联开战也是如此,但我们还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在远东孤立共产主义。”多年之后,回顾这张名单及这段论述,不禁为政策决策者的短视以及被思维惯性所束缚而长长叹息。

另一方面,杜鲁门和艾奇逊对韩战是一场“有限战争”的设定,对麦克阿瑟来说宛如一道紧箍咒。行政部门拒绝了麦克阿瑟升级战争的建议,部分是因为它害怕中美冲突扩大化会让莫斯科获利,部分是因为它无法指望得到盟国的支持,部分是因为它仍然相信冷战以及任何地方的热战的决定性战场都将在欧洲——这恰恰是麦克阿瑟要否定的旧思想。

艾奇逊对工会领袖出身的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保证:“我们在韩国的目标仍保持不变,也就是抵抗侵略,把敌对行动限制在局部地区,根据恰当的联合国原则,用一种不会在那一作战行动中无限期地投入大量美军的方式来结束朝鲜问题。”换言之,就是努力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或其附近,一旦实现这一点后便寻求通过谈判结束战斗。20在朝鲜战争后期,新总统艾森豪威尔勉强达成这一结果。于是,韩半岛分裂的局面一直维持至今,北韩仍是美国外交面临的重大麻烦。

在战争中不寻求完胜,以及忽视共产党集团在苏联老大哥吹起魔笛时即翩翩起舞的整体性,本来就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做法和想法。这种“自我设限”,归根结底是出于对苏联战争能力的恐惧。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指出,美国对苏联整体军事能力的评估影响了杜鲁门政府为追求感知到的利益而采取行动的决心。

实际上,杜鲁门政府不清楚自己手上有一手好牌,同时夸大了苏联的力量。尽管苏联的军队规模比美国更大,苏联的军工产业也不亚于美国,但克里姆林宫无法击败美国。任何美苏冲突都将变成一场消耗战。苏联刻板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难以支撑一场与美国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就好像看似硕大无朋的俄罗斯帝国在一战中首先发生革命和崩溃一样。美国的经济实力和核优势将压倒一切。当时,苏联拥有不足二十五枚原子弹,而且缺乏有效的投送手段。在一九五零年末,美国拥有超过五百枚原子弹和至少两百六十四架具有核投送能力的飞机。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拥有二十二个原子弹装配队伍和大约五百架中远程轰炸机。苏联没有前方基地和机场,也没有任何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轰炸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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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托兰(John Toland):《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407。

2.梅卡尔·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页488。

3.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页413。

4.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页414。

5.布鲁斯·卡明思:《海洋上的美国霸权:全球化背景下太平洋支配地位的形成》,页203-204。

6.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页99-100。

7.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页100。

8.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页536。

9.贝文·亚历山大(Bevin Alexander):《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

10.梅卡尔·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页488。

11.约瑟夫·古尔登(Joseph C.Goulden):《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北京)北京联合出版,2014年版。

12.梅卡尔·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页493。

13.安德鲁·卡洛尔(Andrew Carroll):《美军战争家书》,(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页279。

14.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页121。

15.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页415。

16.布鲁斯·卡明思:《海洋上的美国霸权:全球化背景下太平洋支配地位的形成》,页493。

17.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tler):《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页72。

18.梅卡尔·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页530。

19.理查德·克罗卡特(Richard Crockatt):《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页113。

20.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页118-119。

21.梅卡尔·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页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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