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当下美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并非中共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外部发起的挑战，而是内在的清教徒观念秩序和公民美德的弱化乃至崩塌。以下三个方面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首先，在人口结构层面，非基督教文化和传统中的移民及非法移民大量涌入（这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移民潮跟此前的移民潮的根本性差异），他们大大稀释乃至改变了美国以盎格鲁-撒克逊及欧洲移民为主体的人口构成。
其次，在信仰和价值认同层面，基督新教这个理所当然、心照不宣的“前提”被抛弃，“绝对的多元主义”取代了一元（清教主义）之下的多元，世界主义和普世主义大行其道，于是就连“美国认同”也出现了巨大的混乱。
再次，“美国认同”一旦动摇，美国宪法就不再稳如磐石。左派站在抽象的“至高正义”的立场上，肆意破坏美国宪法和美国宪政，从在校园里改写美国历史到走上街头打砸抢，在此过程中，公民美德被弃之如敝履。
中国学者高全喜如此谈及其访美期间的感受：“我接触过或听人谈论过中国去美国的移民以及其他国家的移民，有个印象是，这些人中不少人在原来的国家或者涉及犯罪，或者涉及腐败，或者个人品行较差，或者宗教观念极端，他们更多的是在消费美国文化，而不是学习和认同美国文化。”他进而指出，不管这些人持有的是绿卡，还是公民资格，他们仍然是美国文化与共和国的“他者”，是道德意义上的“外邦人”，甚至是潜在的“敌人”。美国的自由民主与福利安排或许可以包容他们，这是美国文化与价值观决定的。但是，美国虽大，其资源空间也是有限的，而其政治与道德实际上也不可能是无边界的。美国不是平等多元主义的大“熔炉”（美国至多是“拼盘”），事实上许多异教移民根本不可能在“熔炉”中熔化，反而成为社会福利的挤占者、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以及文化政治秩序的敌人。所以，高全喜肯定川普政府的移民禁令，将其视为归化法“重新宪法化”的保守宪制取向。“这种自我保护的政治意识，或许与普世人权及多元主义价值有冲突，但肯定符合民主政治的一般逻辑以及保守主义的基本原理。”
美国清教徒观念秩序和公民美德弱化乃至崩塌的恶果，在二〇二〇年美国总统大选因民主党及共和党建制派大规模作弊而引发的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宪政危机中暴露无遗。
一六三〇年，在阿贝拉号横渡大西洋的途中，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斯罗普在一次名为《基督徒慈善的典范》的布道中说：“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因此，我们如果在已经着手的事业中欺蒙我主，使主收回目前赐予我们的庇佑，我们将成为笑柄，天下丑闻。”温斯罗普不曾料到，三百九十年之后的这场美国总统大选，果然因“欺蒙我主”而成为“天下丑闻”。
美国作为民主世界的灯塔，何以沦为“全球笑柄”？因为人心中已经没有了对上帝的敬畏。
不敬畏上帝，必不尊重宪法；宪法还在，但尊重宪法的公民在哪里呢？不敬畏上帝，必不热爱国家；星条旗还在飘扬，但愿意为它流血牺牲的爱国者在哪里呢？不敬畏上帝，必不遵守上帝的道和上帝的话；教堂的建筑优美而宏伟，但谨守上帝诫命的清教徒在哪里呢？
没有任何外在的敌人能够给美国人头上戴上枷锁，除非美国人自愿为奴。没有任何外在的敌人能够摧毁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除非美国人自己将圣经从立国根基中抽掉。国父约翰·亚当斯早就说过：“我们的宪法只是给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制定的。它完全不适合治理其他类型的人。”国父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也说过：“在导致政治昌盛的各种意向和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那种想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枉费心机。纯粹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重并珍惜宗教和道德。……我们只须简单地问一句，如果在法院借以调查事件的誓言中，宗教责任感不再存在，那么哪里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我们还应当告诫自己，不要耽于幻想，认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维持。尽管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心灵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
当美国主流媒体沦为跟共产党宣传机构一样的“姓党媒体”之际，当普遍性的作弊、造假摧毁美国社会最宝贵的品质“信任”之际，美国面临的宪政危机比南北战战争时期还要严峻。参与调查选举弊案的律师西德尼·鲍威尔（Sidney Powell）是一位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曾任第五巡回法院首席检察官，她在新闻发布会上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和事实后断言：“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一七七五年！”美国独立战争于一七七五年四月十九日爆发，鲍威尔使用此一典故，意味深长。
川普总统的另一位律师林·伍德（Lin Wood）高声呼吁说：“醒来吧，美国！直面真相。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共产主义中国已经渗透到美国。许多地方、州和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都被中国的金钱所腐蚀、或成为中国敲诈的对象，还有一些人单纯的相信了共产主义。……战争的基本规则是确定敌人。我们的国家正在与共产主义中国交战。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争。”他进而强调说：“如果人民本身已经腐败并堕入罪恶，要将宪法还原到它初始的原则——『恢复其原始的完美』——是不可能的。除非社会自身受到腐蚀，除非出现了『普遍的道德缺失以及对美德的全面背离』，否则，一个民族不可能完全被奴役。”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在“联邦党人协会”年度大会上发表致辞，呼吁美国人挺身而出捍卫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及美国宪法保障的持枪权——因为那些邪恶的力量正在无所不用其极地试图剥夺这些自由和权利。此前，他对宾州选举中出现的违宪行为连续发出两道禁令，却被地方政府和法院置之不理。
阿利托直言不讳地指出，如今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对于反对观点的容忍已经是凤毛麟角。论及言论自由，他举例说：“今天你不能再说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这是直到不久之前还被大多数美国人认同的观点，而现在这就被当成是歧视者。”他强调，最高法院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保障言论的自由，虽然这个自由好像在某些圈子里面正逐渐失去光环，但是最高法院的责任是要保证言论自由不会变成“次等的自由”。
阿利托进而谈到持枪权，有些人现在已经认为第二修正案的拥枪权是“次等权利”。最高法院曾考虑接受一件美国公民对纽约市政府限制其持枪权的诉讼，纽约市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向最高法院施加压力，要求不要再审理这个案子，甚至通过参议员攻击最高法院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机构，如果最高法院的立场不改变的话，他们将要“重组最高法院”（小罗斯福曾尝试这样做，拜登也企图这样做）。阿利托联想到，有一位曾经在不以法律为依据的国家的最高法院任职的法官告诉他，在他们审理一件对于当权者非常重要的案例时，他看到窗外有一辆坦克，坦克的炮对准最高法院。
坦克表达的当然是非常粗暴的恐吓的讯息，美国还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但阿利托说，不论是粗暴还是比较文雅的恐吓都是不能接受的。“法官有一个职责，他们不能就原则妥协，也不能为他们背离原则所做的事情找任何借口。”
暴政的威胁并没有远离美国。阿利托举例说：“哈佛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给我们的国家画出一个不同的前景。他写道，文化战争已经结束，我们赢了，他们输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处置这些输家。”这位哈佛教授的话说的比较含蓄，哈佛大学的学生社团就毫不掩饰了——他们呼吁，哈佛大学必须拒绝所有曾在川普政府中任职的高官前去演讲。民主党籍纽约州众议员寇蒂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简称AOC）发起了“川普支持者黑名单”运动，扬言说：“有没有人将川普的走狗们建档，以免他们将来试图淡化或否认支持川普？我预见未来将有很多推文、文章、照片可能会删除。”为《华盛顿邮报》撰写观点专栏的政治评论家珍妮佛·鲁宾（Jennifer Rubin）发推文呼应说，应当建立一张共和党支持者的黑名单，以其创建一个“有礼貌”的社会（她的这个建议一点也没有“礼貌”）。针对此类主张，保守派的《人事》杂志的主编张伯伦（Will Chamberlain）发推文反讽：“像AOC和珍妮佛·鲁宾这样进步的民主党人士，显然是想如中国对待维吾尔族一样对待川普支持者。”
阿利托说，左派期望用对待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以后的日本和德国的那种“强硬路线”来解决异议者，“在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将采用同样的强硬路线呢？引用一句诺贝尔获奖者的话，现在还没天黑，但是已经快了”。这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话绝非杞人忧天，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
司法机构能够做出的捍卫宪法、保障公民的各种自由的行动相当有限。有句话说，自由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如果在人心中的自由已经死去，那么任何宪法，法律，法庭都无法使之复活。对所有美国人来说，站起来捍卫宪法和自己的自由是你们未来的艰巨任务。
美国必须打赢这场有史以来最艰巨的战争（比一战、二战、冷战、反恐战争以及南北战争更艰巨），这是一场遍及内部与外部的争战，是观念秩序的对决，是精神和信仰的对垒。若刚强壮胆，进一步，就是上帝应许的迦南地；若丢盔卸甲，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的地狱。而美国的成败，决定着世界的未来是光明或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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