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美国人对自由的论述通常是以历史而不是以理论的方式展开的，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尤其是敬拜上帝的自由的历史。
在二十一世纪，美国很多政治领袖和普通公民羞于或耻于提及美国与上帝同行、“因真理，得自由”的历史。左派以将上帝从美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移除为其目标，宁愿膜拜自由女神也不愿信靠上帝，他们连“圣诞节”这个词语都要刻意回避。然而，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她真实的历史，尤其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源，便会在多大程度上迷失于当今的世界——
美国的建立完全是因着上帝的护佑，只有通过回顾历史，才能真正明白上帝为着福音的缘故，在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美善。
圣经以及最精准地阐释圣经的清教徒神学、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所形成的观念秩序，缔造了作为“上帝之城”的美国。
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美国人走上了在上帝引导下创建“山上之城”的光荣荆棘路。
在建国者当中，大多数签署《独立宣言》的人、参加制宪会议并讨论美国宪法的人、拟定第一修正案的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且以新教徒为主。[1]
在独立革命期间的舆论场中，来自法国的激进思想的鼓动者潘恩百般诋毁基督教和基督徒，富兰克林反驳说：“冲着大风吐口水的人，总是把口水吐到自己的脸上。……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都邪恶，那么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又会怎样呢？”
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在美国立国过程中贡献卓越。三人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有相当的差异，特别是杰斐逊算不上是一名传统基督徒。但是，在对新共和国的宗教和道德基础的论述上，他们都与加尔文主义者非常接近。
首先，他们与加尔文主义者都相信至高无上的上帝正在造就美国的命运，美国人“受了上帝召唤而去创立的一个新的人类社会”，这个新国家是“美国版的以色列”。正是这位救世主，赋予这个新国家的公民以“某种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权利”。
其次，他们都相信人的罪性，即加尔文神学中再三强调的“人的全然败坏”，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能严密地制约和平衡的政府。就麦迪逊而言，权力的分隔和制衡是对加尔文原罪教义的一种直接反应。就杰弗逊这位维吉尼亚自然神论者而言，他深受启蒙主义运动和宗教改革时代伟人约翰·洛克影响，洛克本人又受到加尔文主义的影响。
最后，他们都相信只有宗教兴旺发达，美国这一共和国才会兴旺发达。法律制度本身的生命力取决于宗教信仰的生命力，更具体地说，取决于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盛行的基督新教信仰的生命力，就连杰斐逊也在其首篇国情谘文中说：“人民的自由乃上帝的恩赐，这个深入人心的信念是自由惟一坚实的根基。”
艰苦卓绝的美国独立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十三个共和国就陷入激烈的猜忌与纷争之中，松散的邦联难以应对国内国际的挑战。华盛顿给十三个共和国的领袖写信，劝诫大家努力建立一个永久的联盟，否则美洲无法抵抗来自欧洲强权的侵犯。
华盛顿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之一。[2]在其声望臻于巅峰之际，他断然阻止手下军官发动政变拥立他当国王的阴谋；他不必面对反对党，是“帝王般的总统”，却视总统为“象征性地代表最高行政权力”的“委托人”，任期一结束就回到自己的农庄。[3]
华盛顿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不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为了荣耀上帝。他在总统就职演讲中说：“上帝将高兴地慈祥地安置我们所有人公正做事，宽容慈爱，具备谦卑平和的脾气，这就是我们神圣宗教的神圣创立者的特性。没有对这些事例的谦卑的模仿，我们就不要期待成为一个幸福的国家。”他还引用圣经《弥迦书》中的经文“存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为国家和人民祷告。
无论是美国独立还是美国建国，华盛顿既不归功与自己和同僚们，也不把这一前所未有的成就献给人民，他相信这是“赫然的神迹”，是“天定命运”。在战争期间，他将一系列事件归结为上帝的旨意。他亲身感受到，被他称为“伟大事业”的美国独立经历了多次危急时刻，在一切似乎将一败涂地之时，神意降临，挽救这一事业于万一。当宪法获得批准时，他又用“神意”这个词语来解释。在他看来，这两件事当中，美国似乎特别受到神意的眷顾。[4]
一七八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针锋相对、相持不下，年迈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作了会议期间最长的演讲，对众人发出诚挚的呼吁：
先生们，我已经有一把年纪了，我的岁数越大，越明白一个真理——上帝主宰着人类的一切。……我们确定，如圣经所言，“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坚信这一点，我也相信没有祂从中帮助，我们在这一政治建设中所能取得的成就不会好于巴比塔的建设者。……因此请允许我提议，从今以后我们要祈祷恳求上帝的帮助和祝福，每天早晨，我们的会议开始之前，先进行祈祷，祈祷仪式可以请这座城市的一名或多名牧师来主持。
大家一致赞同该提议。祈祷之后，人们心平气和地讨论，制宪会议顺利推进。此后，美国国会每届会议都以祈祷开幕。
在《独立宣言》写成之前，约翰·亚当斯感叹说：“每次想起美国的建立，我总是带着很深的敬意和惊奇，将其看作一个伟大场景和创造的开端：上帝的护佑照亮那些愚昧的人，并且在全地释放那些遭受奴役囚禁的人。”一八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国会成员第一次在尚未完工的国会大厦召集会议，作为第二任总统的亚当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福演说：“这是国家的代表们第一次在这个庄严的地方集会。如果不向宇宙的最高主宰表示敬意、祈求和祝福的话，就太不合适了。……愿简朴的作风、纯洁的道德和真正的信仰能永远在这个城市和整个国家中盛行！”
之后的美国历史清楚地证明：什么时候美国持守简朴的作风、纯洁的道德和真正的信仰，美国就平安且强大；什么时候美国背弃了这一切，美国就有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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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历史学家斯威特的调查，在拟定第一修正案的人当中，有八个圣公会教徒，八个公理会教友、两个罗马天主教徒、一个卫理公会派教徒、两个贵格会教徒、一个尼德兰改革宗成员，只有一个自然神论者（毋庸讳言，很多人的信仰或多或少掺杂了自然神论）。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发现，组成维吉尼亚制宪会议的一百多人中，只有三人不是教区委员。
[2] 华盛顿作为美国最杰出的战士和政治家获得的经济回报，远远无法和年轻时代为英王效忠所得的报偿相提并论。他最后的美名依赖于打败一位敌人——昔日的维吉尼亚皇家总督，也是曾将永久财产授予他的那个人。老年华盛顿的富有主要是由于青年时代华盛顿对英帝国的效忠。在长达八年的独立战争中，华盛顿反而损失了大量个人财富。在这一点上，川普跟华盛顿非常相似——当总统之后，其亿万富豪的身家大大缩水。这才是为公众服务之典范。与之相反，克林顿和奥巴马等人当总统之后个人财富狂增数千倍、数万倍。
[3] 对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兴共和国，基督徒公民的美德比《独立宣言》和宪法等纸上文本更重要，华盛顿本人就是此美德的典范。独立战争刚结束，他立即辞去总司令职务，在马里兰安纳波利斯将指挥权交还国会。这种自我释权之举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伦敦的英王乔治三世向出生于美国的画家威斯特提出疑问：“华盛顿在打赢了战争之后会怎么做？”威斯特答：“喔……听说他将返回他的农庄。”国王表示：“如果他这么做……他将是世界上最伟大之人。”
[4] 美国历史学家约瑟夫·J.埃利斯不认同美国革命“有某种超自然力量（他甚至不愿意说出上帝这个称呼）的介入”，他认为，“法国人比神更重要，带来胜利的是战略决策，奇迹则是不必要的”。这是当代理性至上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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