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德国思想影响近代中国，蔡元培是一个标杆式人物。民国时代曾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对民国教育及文化学术思潮有著决定性影响，而他的若干思想观念均来自德国。
一九〇七年五月，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资助下到德国留学，先在柏林学一年德语，继而在莱比锡大学研究三年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民族学，他深受德国教育家和哲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之影响。
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此为北大真正之校训）之原则，对「五四」之后貌似学生运动、实为政党「运动学生」的趋势相当警醒。他反对左翼的共产主义，一九二七年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发起「护党救国」运动，支持蒋介石清党。由此观之，他算是国民党右翼。然而，蔡元培在德国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中早已悄然埋下左翼之毒素。他所提倡的「兼容并包」偏偏不包括对宗教的宽容，他本人在「五四」后毫无警觉地参与共产国际在幕后策划的「非基督教运动」，助长了北大及全国思想界的反基督教思潮。这一负面遗产，至今尚未得到梳理和反思。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的讲演词，即发表于《新青年》杂志的《以美育代宗教说》，是其美育论著的经典之作。蔡氏指出，宗教利用艺术「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纯粹之美感」，由此不能使美育附丽于宗教、受宗教之累，「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1]蔡氏在德国研读康德、席勒等人理性至上的论述，一生提倡科学和美育，希望发挥美育功能，符合现实利益，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改善社会精神生活。然而，这种愿望脱离社会实际，更没有看到美育、艺术与宗教之间本质的和功能的区别，更没有对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关係做出深入思考。此观点当时即引发激烈论争。[2]
学者潘知常指出，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是对于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所遭遇的意义困惑、中华传统文化中终极关怀的缺席以及西方宗教文化（特别是基督教）大举入侵这三重时代课题的回应。遗憾的是，这是一次错误的回应，在逻辑上、学理上都无法自原其说，且遮蔽了对于这三重时代课题的正确思考。
「五四」时期大行其道的科学主义与进步主义思潮，德国理性主义哲学的视角，使蔡元培迷失了正确方向。在蔡元培看来，宗教并不具备永恆不变的神圣地位，只是一种愚昧时代的「迷信」。随著时代进步，理应被取代。然而，只要人类最为深层的生命困惑存在，宗教就必然存在。在中国遭遇意义困惑与终极关怀在传统文化中缺席之际，蔡元培避而不从西方宗教文化去寻找精神资源，转而以缺乏终极关怀与神性维度的美育做为安身立命之地，企图以美育代宗教，不单是其个人思想观念的误区，而且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谬误。潘知常指出：
新文化运动在人与自然的维度引进「科学」，在人与社会的维度引进「民主」。但科学属于认知，民主关涉伦理，均未涉及人与灵魂的维度，也始终未能引进「信仰」。因此，面对存在问题始终存在著困惑。王国维、蔡元培等第一代美学家意识到这一困惑（蔡元培称之为「今日之重要问题」），但又绝对不希望「信从基督教」。于是，「以美育代宗教」的呼吁就顺理成章地应运而生。
……由此，赎罪之路转向审美之路。
然而，美学或审美在形而下层面不能提供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策略，在形而上的层面不能提供灵魂安顿之所及永生的盼望，在二十世纪国家民族的挫败和个人命运的苦难中，无法满足国人的需要，也无法抵抗共产主义思潮的衝击。蔡元培从德国引入的「以美育代宗教」理念很快成为无人问津的梦呓，直到二十世纪八〇年代的美学热中重新被发掘（在当时欠缺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刘晓波等人以美学来包装其文化及政治批判），却再次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枪声中枯萎。
一九三七年，在抗战硝烟中，蔡元培远遁香港，三年后病逝于这个实行「英国宪制」的孤岛，幸亏彼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否则他将承受日本佔领的羞辱。临终前，蔡元培对未来深感绝望，在这种绝望中，他是否对自己参与的中国近代化走上歧途有过若干反思？
八十多年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与人心再度崩坏。在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居然有一名来自中国的义和团式暴民，专程到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下手破坏蔡元培的墓碑，并在网路上炫耀，以此恐吓香港的反抗者。蔡元培不能归葬北大校园，其墓地远在香港亦无法避开中共之魔爪。[3]在浙江以拆毁教堂和十字架而闻名全球的、习近平的心腹夏宝龙空降香港成为「太上特首」，将中国的宗教迫害模式移植到香港。没有上帝，人便肆无忌惮地作恶。蔡元培若地下有知，会修正其「以美育代宗教」的谬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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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赖斐尔》、《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教育独立议》、《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中，都有所发挥。一九一五年，蔡即提出「以文学美术之涵养，代旧教之祈祷」。
[2] 如杨鸿烈在《驳以美育代宗教说》中，指出蔡元培及其拥护者的观点，对于美育与宗教的本质是「有见于同，无见于异」，「分不出二者范围上的大小」。他举出西方美学家哈托孟的意见：「宗教是人类对宇宙绝对本体的关係，这本体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又是它进行的究竟目的。宗教是人类所以超越有限有障碍的现象存在，而複归于精神生活的根本，所以信仰是人文发达最终又最强的动机」。杨鸿烈认为，美之所以为美，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有歧异高下之处。「美又是补哲学宗教之所不及，那麽宗教和美的范围是有大小的不同了。如何能代替呢？」又如赵紫宸在《圣经在近世文化中的地位》一文指出，宗教不是美艺，乃是完全的生命；圣经不是美术教科书，乃是完全的生命书。美术只为生命的一部分，不是生命的全体，万无代替宗教之理。文化中间，不可一日无美术，但美术不能一日代宗教；美术不能一日代宗教，世上再也没有一件文化的元素可以代替宗教了，没有一种势力可以把圣经束之高阁了。
[3]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网民为「哀极无泪」的左派人士，于微博上载照片，指「给现任中堂大人的恩师蔡元培的墓碑打磨了一下」，他在蔡元培的墓碑上张贴死于国共内斗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汪寿华和赵世炎的遗像，并称如果香港警察要拘捕他，「只要打电话给我，我就会自首」。此人称其此举是反对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褒赏蔡元培」（中文大学学生讚誉「坚定为他的校园及学生挺身而出」的校长段崇智为「当代蔡元培」，由此累及蔡元培成为极左派的眼中钉）。他更留言指「在知识分子们的吹嘘下，蔡元培成了完人，彷彿四一二大屠杀中血流成河，与蔡元培无关一样，然而蔡元培的命是命，汪寿华、赵世炎的命就不是命吗？看看废青的标语就知道，废青们无知。」中共当局默许和纵容此种行为和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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