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古登堡圣经（图片来源：世界数字图书馆）
古登堡印刷术给宗教改革插上翅膀
“古登堡发明印刷术是如此伟大，而深入人心的信念又如此有力量。”宗教改革的成功，不是始于路德将九十五条论纲贴在城堡教堂大门上的动作，而是始于论纲被学生们抄写下来并广为印刷和传播的时刻。一种思想观念本身再伟大，如果不能得到最大范围的传播，就只能是“关在抽屉里的思想”，无法发挥其改变外部世界和人的心灵的作用。
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是用拉丁文写作的，那时拉丁文是欧洲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通用的高阶语言，贩夫走卒无法读懂。所以，人们应当感谢那几个不知名的学生，是他们将翻译成德文的小册子带到萨克森农村，带到易北河、莱茵河、多瑙河、海滨、阿尔卑斯山区，带到所有辉煌的古老城市和贫穷不堪的偏远乡村、基督教堂、骑士的城堡、国王的宫廷，最后迅速到达罗马教廷。
在此之前，路德的名声并未没有超出威登堡，除了当地的居民、修士和农民外，很少有人知道他。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古登堡印刷术，路德的声音无法在短短几年间传遍欧洲，路德对教廷的挑战至多是一场“茶壶里的风暴”。
这就是思想与技术的完美结合，以及结合之后爆发出的巨大能量。罗马教廷始终都没有弄明白：在具备所有必胜的条件之后，他们为何收获了惨败？上帝没有让路德孤军奋战，上帝让他的同胞中有一个名叫古登堡的人。在同一个世纪，上帝早已将古登堡安排在前一个驿站等候路德。古登堡所发明的印刷术，仿佛就是专门为印刷路德翻译的《圣经》和撰写的文章准备的。
古登堡生活的时代比路德早了大约半个多世纪，他原本是金银匠，谙熟机械制造，一生追求最完美的手艺。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研制，他发明了包括铸字盒、冲压字模、铸字用的铅合金、印刷机以及印刷油墨在内的一整套铅活字印刷技术，成为近代机械化印刷技术的先驱。他所发明的印刷术在其生前并未产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他晚年在贫困潦倒中死去。在古登堡去世之后二十年，路德出生了。正因为此一时间差，在路德酝酿其“异端思想”之际，古登堡生前发明的印刷术逐渐发展到成熟阶段——路德撰写的文字，被送到这些效率极高的印刷机器上印刷出来。古登堡与路德虽未谋面，但他们之间亲密的“合作”打垮了教廷。
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此之前，书籍多半是靠修道院的僧侣手抄，数量稀少，价格昂贵，一般人只能望“书”兴叹。教廷垄断了《圣经》，长期以来，《圣经》只有拉丁文抄本，谁试图将《圣经》翻译为民族语言，就大逆不道，有被处以火刑的危险。当有了铅活字印刷术之后，教廷再想垄断上帝的话语及解释权已不再可能，《圣经》的各种民族语言的翻译被提上议事日程。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使人类出版史长达三千多年之久的“抄本时代”宣告结束，“印本时代”以其不可抗拒阻挡之势，注入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河之中。
美国弗吉尼亚州雷德福大学传播学教授科瓦里克博士在其著作《通信革命：从古腾堡到数字时代的传媒史》中，以“修道士能力”来衡量古登堡印刷术带来的新生产力——一名抄写圣经的修道士一天的工作量约等于抄写一页手稿，而古登堡的印刷术把修道士能力扩展了两百倍。
我将访问古登堡的故乡美茵茨看作是访问威登堡路德故居的延长线。这两个城市一北一南，风格迥异。威登堡庄严肃穆，如同衣着朴素的修士；美茵茨位于莱茵河与美茵河交汇之地，风光旖旎，繁花似锦，建筑色彩浓艳，如同浓妆少女。与严肃忧郁、喜欢内心冥想的威登堡人不同，美茵茨人活泼爽朗、喜欢尝试与冒险那些新的事业。所以，在威登堡诞生了路德的神学，在美茵茨则诞生了古登堡的印刷术。
美茵茨离法兰克福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这里有德国最古老的葡萄酒作坊，有夏尔加绘制的彩色玻璃的圣斯特凡教堂，有木架白墙的中世纪的胡同“樱桃园”，更有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就像威登堡人将路德当作他们的骄傲一样，美茵茨人也将古登堡当作自己的骄做。官方未在城市名字前冠以“古登堡城”，但许多老百姓都自称为“古登堡城”。这里有若干以古登堡命名的地名和机构，如竖立着古登堡塑像的古登堡广场、古登堡大学、古登堡印刷厂及古登堡学会等。
离广场不到两百步，即为名闻遐迩的古登堡印刷博物馆，该博物馆已开放半个多世纪。在人类追求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历史上，古登堡印刷博物馆与路德故居如同双子星座，交相辉映。如果不是这两个地方结为同盟军，以路德一人之力，如何能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路德的战斗檄文若非通过古登堡的印刷机大量印刷并传播，罗马教廷想要让这个小小的修士人间蒸发，还不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古登堡的这几台印刷机若非印刷了路德激情与深思并重的文字，又怎能奇迹般地改变近代欧洲的思想史和信仰史？
博物馆内灯光昏暗，是特意营造中世纪末期印刷作坊的氛围。这里陈列着古登堡印刷工厂的精华所在——一架显得有些笨拙的深色橡木印刷机，这台机器是按当初的样式复制的。古登堡当年在试验时的多台机器都一字排开，让游客一一对照，明白古登堡是如何一点一滴地改进并走向成功的。
古登堡首次印刷的那批圣经中，至今存世的还有四十八本，其中两本陈列在此处——在博物馆中央的一间展厅内，在一个厚厚的防弹玻璃罩中间，摆放着这件国宝级文物。它是现存的西方第一部完整的印刷书籍，印刷于一四五二至一四五五年，每页印刷四十二行，又叫“四十二行圣经”。这部拉丁文《圣经》，套色印刷，字形庄重，古朴大方，其印刷品质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亦属一流。旁边的介绍文字指出，当时的工人都是虔诚的信徒，工作时怀着服事上帝的心态，一切工序均精益求精。科瓦里克博士说：“古腾堡圣经是非凡的艺术品。”人们能从作品的完美无缺中感受到到一种强烈的宗教冲动。
博物馆工作人员在现场演示，使用与古登堡时代相同的机器、材料及方法，进行植字、排版和印刷。常年在古登堡博物馆复制印刷的那张纸，参照四十二行古登堡圣经的版式和哥特字体，这张纸是《约翰福音》第一页，开头是：“太初有道……”操作者首先将金属合金加热，再倒入提前刻好字母的模具。等到合金冷却后，小金属字母就被排成单词和句子再上墨。最后，在上面盖上纸，再压上一块重重的板，有点像葡萄榨汁机的原理。这并非巧合，古登堡的印刷机应该是改装的葡萄榨汁机。自从罗马人将酿酒工艺引入到此处，美因茨一直是德国主要的葡萄酒产区。
古登堡印刷术让印刷品变得相当便宜，印刷速度提高了许多，印刷量大大增加。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迅速普及开来，在古登堡印刷术问世的最初五十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印刷了三万种书籍，共一千两百多万份印刷品；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的文盲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一半多。
博物馆中还收藏了世界各地与之同时期的印刷品，如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国家所印刷的书籍。就印刷装帧之精美而言，包括中国的古籍在内，都无法与《古登堡圣经》的水准相媲美。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印刷术，都未达到像古登堡印刷术这样高度机械化的程度。
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认为，印刷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他看到文学和思想从印刷术那里获得了磅礴的力量，从建筑术那里流失的生命力如今归书籍所有。随着中世纪占据人类文明核心位置的建筑术的衰落，印刷术开始扩张壮大起来。路德是第一名“试剑者”，有了印刷术的帮助，他如虎添翼、过关斩将、无往不利。
当时，谁能相信威登堡和美茵茨两个德国小城联起手来，便可战胜富可敌国、权势熏天的罗马教廷？这是一场新型的“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士兵的数量和将军的策略，而在于思想和技术当中所蕴含的看不见的力量。随着印刷技术的迅猛传播，每个欧洲城市都有了印刷公司。在路德去世前后，欧洲每年印刷和销售数百万本书籍，传播与教廷相悖的新思潮。到了十八世纪，印刷术这把路德的旧剑，递到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手中，由此启动欧洲文化的新一轮更替。
古登堡体现了德国人在机械上的天赋，路德则体现了德国人在神学与哲学上的天赋。路德是第一位充分利用印刷品作为影响公众舆论的手段的学者。路德本人是一个极为多产的作家。他的著作总计达四百多种，超过一百卷。“他以一种有力的、直截了当的风格写作，这使他立即受到大众的喜爱。”无数短篇的小册子从各个印刷厂源源流出，人们则热切地购买和阅读。路德是一位天才的小册子写作家。几乎他写的每一件东西，甚至最重要的论文，都首先以小册子的形式问世。小册子给他那活跃的思想提供了最充分的表达形式。而且由于路德用本国语言写作，他甚至被认为创立了德文书籍行业。
中国的印刷术为什么没有带来精神更新与社会变革？
鲁迅在留学日本时，遍览欧洲历史，发现宗教改革对欧洲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意义：“时则有路德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他进而论述说，宗教改革让欧洲实现了学术进步、思想自由、经济富裕、科技发达、政治民主——“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顾世事之常，有动无定，宗教之改革已，自必益进而求政治之更张。”
一些热爱中国的汉学家认为，宣称古登堡是印刷术的发明家，是“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之作”，并重申中国才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印刷术源自中国，在印刷术转至欧洲的数百年前，它就已存在于中国，而古登堡的『发明』源自它。”
然而，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印刷品都是佛经，而同时期的儒家、道家经典却都是竹简或帛书，这表明印刷术是从印度随佛经传进中国的。而印度也并不是印刷术的创造者，活字印刷工艺也是从古代波斯传进印度的。中国只是三道贩子而已。毕升将梵文改进为汉字，但很不幸的是，毕升版活字印刷术从来都不适用，此后中国的印刷依然以雕版印刷术为主。波斯、印度和中国的印刷术，全是手工印刷，而非机械印刷。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波斯、印度还是中国，这种孤立的技术都没有带来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繁荣与观念秩序的突破。
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完全是独立发明的，这一点国际公认。更重要的是，古登堡印刷术影响了社会权力的分配，并引发了社会变革。
中国人沾沾自喜于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以及所谓的“新四大发明”），反倒让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上：如果中国人发明印刷术真的比古登堡更早，为何印刷术没有为中国带来人的精神及社会政治领域的变革呢？为何印刷术未能与路德式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思想成果结合，推动中国实现近代化呢？
在此问题的答案中，隐含了中国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根本性差异。两千年来，中国一直维持一套完整而稳定的儒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及社会架构。王朝可以更替，大一统格局不变；皇帝可以轮转，皇权绝对性不变。对于中国的政治架构和信仰模式，有学者评论说：“整个官僚体制的国家盛行以家庭来打比方：皇帝被称为天子，知县称为父母，而且官僚体制还为建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强势的可用模式。”中国人“愿意接受建立在客观、正确标准基础上的控制以及接受一种高度的非人格化的规则”。中国人将“统一”当作“政治图腾”来崇拜，使权力走向高度集中。在此超稳定结构之下，既不可能表彰沉迷于“奇技淫巧”的古登堡（毕升基本上不为人知晓，仅在沈括之《梦溪笔谈》中有寥寥数语之记载），也不可能鼓励敢于“异想天开”的路德（稍有出轨思想的明代思想家李贽被抓捕入狱，为免受凌辱而挥刀自刭）。毕升与李贽的结合，当然更不可能。
与大一统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分裂给德国带来文化繁荣、思想自由。那时的德国，在地图上是上千个“城市国”。在分裂的德国，人民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小国富民”比“大国寡民”好得多。为什么如今每个小城都独一无二、活力四溢？用学者金耀基的说法，是因为“这些小城都有一套自己的『地方历史』、『地方智慧』，这也就无怪乎它们有文化的厚度和活力，既古典，又有现代感。”对于“列国并峙、一天星斗”的状况，许多明智的德国知识分子没有心急如焚，反倒甘之如饴。比如，歌德安于担任方圆不过数十里的魏玛公国的首相，从未有过一统江山的雄心壮志（中国的悲剧是，梦想天下归心的“英雄”或“枭雄”太多）。一八○六年，在拿破仑的压力下，虚有其表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宣布退位。歌德是从报纸上看到帝国寿终正寝的消息的。仆人和车伕之间的争吵比帝国的终结更引起他的注意。倘若德意志的统一早了几百年，没有选帝侯腓特烈，没有威登堡的自治状态，就不可能出现路德。
其次，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真理观”截然不同。儒家文化中没有与上帝立约的先知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不是“对社会的核心价值极为敏感并且全身心地献给核心价值的人”，“由于完全没有誓约的概念、没有上帝介入时间的概念、没有救世主履行誓言的概念”。他们不会像路德那样，为了真理付出名誉乃至生命的代价。儒法两家，“未知生，焉知死”，不太考虑未来、彼岸世界、灵魂安置等形而上的问题。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对类似于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的教义之争不感兴趣，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是一种高度世俗化、功利化的“心理安慰”。菩萨是用来求得好处的，不能带来好处的菩萨，毫不犹豫地弃之如敝屣，更不会为了捍卫菩萨献出生命——此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实在是太傻了。
当然，士大夫愿意为某些原则付出代价，比如“三纲五常”。明朝的“大礼仪之争”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嘉靖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后，希望追封生父兴献王为帝，激起群臣的反对。从礼法上看，追封兴献王为帝，是对前任正德帝的不孝，破坏了家族延续的承嗣制度。儒家官僚集团认为，这是帝国的“基本制度问题”，遂采取最极端的方式来抗议：集体向皇帝哭谏。包括九卿、翰林、给事中、御使等二百余人，一起跪在左顺门外要求维护“大礼”。嘉靖毫不退让，将为首的几位大臣押入监狱。左顺门前一时哭声、喊声震天。嘉靖心生杀机，派锦衣卫对群臣棍棒相加，阶下顿时血迹斑斑。这些大臣不可谓不忠，但这种忠诚是“愚忠”。“儒官”极少关怀社会正义，却对皇帝的家事“事事关心”。对士大夫来说，个体的价值只有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框架才能实现；路德则认为，人的价值并非来自于人的能力或他人的承认，而是来自于人作为上帝被造物的身份，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才有对人的价值之确立。
在路德开创的基督新教中，具有某种可称之为现代化潜力的东西，“一种新的精神气质，一种新的伦理道德”，它们强烈地促进了现代化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斯·韦伯指出：“新教徒并不反对宗教，而恰恰是通过宗教本身来开始行动的。这种对宗教的强化恰恰成为了现代世界与现代人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他认为，路德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每一种正统的事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与欧洲的清教（即广义的基督新教）相比，中国的儒家虽也有理性主义的一面，但儒家的经济政策并未创造出近代西方理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心态。
无疑，路德对人的价值的确立、对人的自由的界定，是一种回归《圣经》的福音精神。这福音精神就是自由，也是承担——心灵释放后带来的承担。基督徒的自由是服事他人的自由，归附社群的自由；不是遗世独立，唯我独尊，自我中心。如果说儒家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导；那么，新教伦理则认为，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即便穷时亦不得独善其身，如《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者伍渭文牧师所论：“这福音精神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中取得优美的平衡，肯定个人的尊严与社会的团结。”而在中国，既无宗教改革，也无文艺复兴，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传统因素少之又少。由于前现代的中国皇权专制文化较少具备与制度及精神现代化的普遍要求相吻合的有机成分，中国之走向现代的过程不仅仅是制度转型，更是文化更新乃至信仰重构。
最后一个原因，中国将印刷术列为“四大发明”之一，这个“文化大国”却又是禁书、焚书最酷烈的国度。中国人从未真正理解印刷术的意义，自然不会尊重言论自由与资讯的自由传播。如果说在宗教改革时代的德国，“印刷术提供对思想的避难就像修道院对普通人提供身体的避难一样”；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焚书与焚人一直是统治者的拿手好戏。从清代乾隆修四库全书而千百犯禁之书亡，到毛泽东一人博览群书而全民只能阅读他的“红宝书”，再到今天耗资数百亿打造“网络长城”——这就是印刷术以及网络技术在中国的遭遇，没有被伟大信仰与自由思想所光照的技术，永远只能是技术而已。
遥望威登堡的路德故居，遥望美茵茨的古登堡印刷博物馆，这两个城市，真的离“中土”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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