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正迈步在现代门槛上的国度

作者:余杰


在非基督教文明(国家)中,基本或部分实现现代转型的、自由民主之家的新成员,主要有印度、南韩、台湾、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国。[1]

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人口意义上)。二〇二〇年二月,美国总统川普访问印度时在一场大规模集会上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我们的共同价值观和我们对民主的共同承诺之上……我们遵循法治,以正义的承诺为指导,并以我们对自由的爱而加强。”川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将印度洋放在太平洋之前,凸显对印度的重视和肯定,及对美印战略同盟关系的升级。

印度最可宝贵的是英国殖民统治期间留下遗产: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印度有自身相对不坏的文化传统及民情与之对接,产生相对良性和正向的磁铁效应、酵母效应及马太效应。印度长期没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而是地方自治;印度教不像儒教那样排外,具备多元主义的传统。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指出,印度的“对话文化”是印度民主制度巩固的重要原因,印度已成功地建立了世俗主义的现代民主体制:

政党在赢得选举之后执政,在输掉选举之后走人。媒体一直大体自由,新闻界一直持续报道、审议并抗议。公民权利一直被认真对待,法院在追究违法行为方面一直相当积极。军队一直安稳地驻扎在兵营之内。

以上各个方面,中国无一具备。

近代以来,印度被英国全面殖民,是印度幸运。墨西哥诗人和外交家奥克塔维奥·帕斯 (Octavio Paz)指出,英国将教育制度引入印度,现代印度由此开始。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努力推广英语,英语为未来世界通用语言,印度以英语为官方语言,其思维方式因此改变。英国驻印度总督麦考莱说:“我们目前必须在印度培养一个阶级,可在我们与受我们统治的人之间担任中介;这个阶级的人,在血缘和肤色上是印度人,但在品位、见解、道德、智识上是英国人。”接受英国宪制的印度知识阶层承认,“我们心灵中最美好的、充满生机的一面,是在大英帝国统治下形成和发展的”。印度知识分子将西方文化视为净化其停滞且扭曲的传统的最佳方式。被视为“现代印度之父”的兰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受神体一位教派理念影响,认为印度教已被迷信扭曲,真正的印度教是和基督教同样严谨的一神论,可见基督教对印度教的改革具有决定影响。

英国人离开后,这些正面因素仍然在印度开花结果:印度实行教育免费,其高等教育成就斐然,印度理工大学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理工大学。印度已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化工及钢铁均为世界第一,制药和计算机技术仅次于美国,远超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和依赖资源出口的俄罗斯与巴西。印度近年来摆脱了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实现自由经济贸易,印度最大的企业大都是私营企业。

尽管印度算是民主国家,却仍不算全面现代化国家。“印度通常和笨重的大象相提并论:无法阻挡,但是走到哪里都很慢。”这头“象”有一天能胜过亚洲的竞争对手——作为“龙”的中国,但要追赶作为“鹰”的美国则路途漫长。政府的腐败和低效、基础建设的落后、贫富悬殊、种姓制度等都是表面问题;印度人和印度教对清教徒观念秩序的排斥,是其最大的困境。

印度裔作家奈保尔(V.S. Naipaul)将父母之邦形容为“幽黯国度”,他认为甘地对印度的“幽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甘地把印度带出一种『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另一个黑暗年代。”他对“甘地主义”的概括是:宗教的狂热和宗教的自我炫耀,空手变魔术,摆脱建设性思想和政治责任。在独立的印度,甘地主义仍是被征服人民的慰借。

甘地在南非期间接触到基督教,也结交一些基督徒朋友,但他对基督教只有肤浅的了解,最后还是怀着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怨恨回到印度教传统之中。甘地与泰戈尔爆发过一场争论:甘地是坚定的印度教徒,不否定作为印度教教义重要部分的种姓制度,只是用某种“积极的歧视”(为非印度教少数族裔保留象征性的国会议席)掩盖之。泰戈尔作为世俗主义者,认为自己家族的传统是“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英国文化这三种文化合流”的产物,他比甘地更多地肯定西方文明。

甘地反对洋布,反对资本主义,以纺织土布对抗和打击英国的经济,倡导“每个人都必须纺纱,让泰戈尔像他人一样纺纱,让他烧掉自己的外国服装,这是今天的责任,神会操心明天的”。泰戈尔拒绝接受此命令,反驳说,纺车不仅在经济上没有意义,而且是一种愚民的方式——“纺车无须任何人思考:人们只是无休无止地转动属于过时发明之物的纺轮。”泰戈尔抨击甘地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西方文明及焚毁外国衣服与舶来品,“我宁可将这些衣物送给那些赤身裸体的人”(丘吉尔将甘地讽刺为“半裸体的游方僧”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不单单是帕斯所形容的“一个诗人与一个圣人对话有其困难”,更是两种世界观的对立。甘地留给印度的负面遗产从未得到清理,今天的印度需要走出甘地的阴影。在印度的政治和文化光谱中,缺乏具有活力的、英美式保守主义。

以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而论,在经济上,三国都已迈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在政治上,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制度基本巩固和稳定,新加坡则仅具一定的法治、民主的象征(多党制及选举)而缺民主的实质。

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受美国影响较大。冷战前期,美国为抗衡苏俄及中国,一度支持两国威权主义的军事独裁者(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台湾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冷战后期,美国向两国的独裁政权施压,也支持两国的民主化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在韩国和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长老教会都发挥了重大作用(韩国的天主教会也积极参与民主化进程)。

受制于地缘政治,韩国需要面对韩半岛分裂的现实——而且还受到极度独裁的北韩的武力威胁。用台湾学者朱立熙的话来说,韩国因为“错误的地理”造成“悲剧的历史”,进而形成“恨的民族性”,未来基督信仰如何改变这一“恨的民族性”乃是其民主深化的关键。

台湾则不得不面对中国的吞并野心,且自身国家认同仍未完成——国民党沦为共产党的随附组织,其支持者更认同中国而非台湾(国民党的铁票约三百万,占投票人数的三成左右)。台湾文化中最幽暗的部分是国民党带到台湾的中华儒法思想,以及亲国民党的佛教和若干民间宗教。如何用基督信仰更新儒法思想、民间宗教并促成现代公民意识的深化,乃是台湾集团和教会的愿景。

韩国和台湾的困境,都需要清教徒观念秩序、精神和心灵秩序来解决,并在外交上巩固与美国的联盟。

韩国和台湾都缺乏清教徒观念秩序和真正的保守派论述。韩国和台湾(尤其是知识界和媒体)弥漫着左翼思潮,左翼思潮必然反美和敌视基督教。这是韩国和台湾必须克服的迷思。

韩国的保守派(右翼)只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将矛头指向日本和美国,因为在经济上受制于中国,反倒不敢批判真正威胁其民主制度和国家生存的中国,韩国学者金时德指出:“如果非得举出直接威胁到现今韩半岛的独立与繁荣的国家,那应该是中国而非日本。”

在台湾,没有韩国式的民族主义(台湾人对日治时代较多正面评价,相对于韩国也更亲美),但台湾受西方现代教育的知识菁英与政治人物通常倾向左翼进步主义,国民党则被错误地归入右派的范畴。台湾没有类似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政党,其两党制不是基于价值分歧而是基于国家认同的分歧。台湾具有一定清教徒观念秩序的政治家是李登辉和彭明敏,那么谁是他们的接班人呢?

很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用台湾实现了民主化来证明中国的民情和国民性不是反民主的,这个推理方式颠倒了因果。台湾之所以实现民主化,是因为台湾在过去相当程度上被西方(西班牙、尼德兰)、西化的日本殖民(战后虽然受国民党政权威权统治,但更在美国的半托管状态下),在此过程中一步步地去中国(文化)化。而如今台湾民主的缺陷或局限,正是因为去中国化不够彻底。

威权政治加自由经济的新加坡模式曾经是习近平心仪的样板,但中国不可能成为放大版的新加坡。新加坡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雅典、但泽那样的自由市(邦)。作为英国前殖民地,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英国的制度遗产,而非以儒家为核心的“亚洲价值”——李光耀晚年明智地放弃了“亚洲价值观”,回归西方文明。曾被一位英国大臣誉为“苏伊士河以东最地道的英国人”的李光耀,其实只是在坚持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反对共产党等方面像英国人。他很清楚美欧之不同:“在欧洲,由于社会福利过于慷慨,劳工缺乏推动力,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美国呢,竞争比较激烈,社会福利较少。但是,如果奥巴马政府和国会倾向欧洲式的社会福利,这将导致美国经济发展缓慢,且缺乏推动力。”

在政治上,李光耀不能算是右派,而是带有独裁倾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新加坡表面上有西方式的民主:议会制、多党制、一人一票式的选举,但新加坡宛如李氏家族掌控的幼稚园。李光耀一直为新加坡一党独大的政治现实辩护:今后若演变为两党制,就无法“说服最优秀和最有承担的人挺身而出参选”。就连肯定李光耀的美国媒体人汤姆·普雷特(Tom Plate)也承认新加坡是“保姆国家”,“新加坡尊奉达尔文主义,强调纪律和勤奋,而监督者就是李光耀这位终极教父”。一名在网上非议李光耀的少年,被拘捕、审判乃至被送入精神病院,最后逃亡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国民逃跑到其他国家寻求政治庇护,都足以表明这个国家在自由和人权保障方面存在严重缺陷。新加坡下一步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端看李显龙之后其国内政治的演变。

在正迈步在现代门槛上的国度中,以色列是最大的奇迹。一九四八年建国时,国际舆论对这个被伊斯兰世界包围的犹太小国的未来并不乐观。然而,经历多次血腥的战争,这个八百万人口的小国克服自然资源匮乏、地缘政治恶劣等不利条件,不仅生存下来,而且成为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和发达国家——其实践只有数十年时间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跟欧美老牌民主国家相比毫不逊色。以色列人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惨痛的历史记忆,面对强敌,全民皆兵,维持强大军事优势。犹太人在人口数量上是一个小民族,但其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比那些人口超过其数十倍的民族更多。以色列重视教育,拥有六千家创新公司,密度世界第一,在诸多高科技领域拥有杰出成就。

犹太教与基督教尊奉同一本旧约,但犹太教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与基督教划出一道鸿沟。以色列的政治观念糅合欧美左右两翼,比如左翼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基布兹合作农庄制以及福利国家模式,其司法制度则兼具普通法系、大陆法系和犹太法典的特征。以色列的民主独步中东,却要面对作家阿里·沙维特(Ari Shavit)概括的“七个威胁圈”——伊斯兰、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国内、精神、道德以及身份属性。尽管“一个自由的社会和一个自由的市场给我们带来对手不曾拥有的优势”,但以色列仍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以色列日益比它的邻国强大,但军事和技术的优势让新的以色列变成古怪的孤立状态:他们只关注内部,忽略了他们居住的世界”。

如果能正确处理国内、国际问题,培植基于清教徒观念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潮和政治力量,印度、台湾、韩国、新加坡、以色列等国都将顺利迈过现代门槛,成为跟欧美并肩的全面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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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印度、南韩、台湾、新加坡等国与广义的基督教文明中的非新教文明(国家)——如天主教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东欧及拉丁美洲国家,东正教的俄罗斯等国——的现代化程度大致相似,但在很多方面超过后者:南韩、台湾、新加坡等“亚洲小龙”的人均国民所得超过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甚至超过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西欧国家;而印度、南韩和台湾稳定的民主宪政也超过俄罗斯及拉丁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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