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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拒绝黑暗,必被大光所光照—我的信仰之旅

作者:余杰


终于到离开的时候了。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午,用过简单的午餐,我们一家三口来到楼下,秘密警察头子姜处长带领六名手下,乘坐两辆车来接我们去机场,一直将我们送到登机口。他们不准任何亲人朋友前来送行。

在登机的那一刻,年仅三岁的儿子光光被我抱在怀中,靠在我的肩上,他以为那些便衣警察是爸爸的好朋友,便向他们挥手并用稚气的声音喊道:“叔叔,再见,再见!”这荒谬的一幕是我离开中国的最后场景。我没有立即告诉光光,他说“再见”的那些“叔叔”究竟是甚么人。但我发誓,当我们到了美国,在儿子成长的历程中,我会把全部真相告诉他。

在座位上坐定片刻,飞机缓缓驶出停机坪,驶上跑道。然后是加速、起飞。我坐在靠窗户的位置,往下张望万家灯火的北京城,仿佛是科幻电影中的镜头,而不是一座我曾经生活了十九年的城市。关机前一分钟,我收到了好友王怡发来的一则手机短信——那是一句圣经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此刻,我的眼泪忽然掉下来:无论是去是留,上帝的安排总是最好的。

“慈爱的天父,我是余杰,我是全然败坏的罪人”

我出生在四川成都郊外的一个小县城。我的家庭很民主,父母很尊重我,家里很多事情都跟我讨论,不像传统一般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权威,我在这种很宽松的环境下长大。十六岁那年,初中毕业,发生天安门屠杀,对我的冲击非常之大,可以说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

我是一个早熟的少年,赶上了八十年代的末班车,大量阅读了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中的重要著作,如刘宾雁和苏晓康的报道文学、刘晓波的文化评论等。一九九二年,我考进北京大学,有一年所谓的军政训练,那是八九年以后当局对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新生的驯化和洗脑。那一年很痛苦,第一次看到人性的黑暗和邪恶,比如很多同学出卖自己的良心,向长官告密,拍马屁以求入党等。很多此类事情,令我反覆思考人的独立、人的自由这样的基本观念。

军训完回到北大,九十年代初的北大是最低潮时刻。经历过八九以后,很难听到教授能讲真话,也很少人认真做学问,一方面是八九后的政治高压,另一方面是九二年邓小平讲话以后商业化的冲击。官方有钱收买知识分子,好多此前我尊重的老教授为了博导等职称龙争虎斗,我非常失望,对知识、文化、文学能否赋予生命以永恒的价值,开始有了怀疑。念完硕士之后不愿继续念博士——如果念博士然后留在学校当教授,二十五岁就能看到此后一生的道路,多么乏味。

在北大七年求学期间,身边没有一个老师和同学是基督徒,也没有人向我传福音。室友曾去海淀堂买回几本圣经,我要来一本,常常挑选《雅歌》、《传道书》等文字优美的部分阅读,也选修了一门《宗教文学》课程,将圣经当做文学经典阅读,并未觉得它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

一九九八年,我出版了处女作《火与冰》,一炮而红,其尖锐的文化批判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心,几个月便畅销百万册。那时,我每天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其中一封信鼓励我说,“在已经不再蔚蓝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你一起哭泣,你就要坚持写下去”。我与这位读者通信了几个月,有一次,她来北京出差,我们相约在北大校门见面。我们一见钟情,我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向她求婚,她果然成了我的妻子。这段故事,我后来写成长篇自传体爱情小说《香草山》。

硕士毕业之前的春节,我们回到家乡办完简单的婚礼,然后我们的蜜月是到广州参加给中学生编一套《新语文读本》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我们遇到平生所见第一位基督徒,他是南京某大学的一位年轻学者,他建议把圣经的一些篇章选进去,引起很大争议。我支持他的想法,晚餐后他来到我们的房间,向我们传福音。我们用原来的理性框架跟他辩论,那时我无法接受童贞女怀孕这类事情,他也没法用逻辑理性来说服我。他说我们太骄傲,这一句就印在我心里,尽管我心里不承认。

回到北京以后,我很快毕业了,但一毕业就失业,当时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下令不准任何文化学术机构聘用我。于是,我成了没有户口、不能办结婚证和身份证的“黑人”,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我妻子在二零零一年圣诞节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在一间家庭教会聚会。但那地方非常远。我出于对她的疼爱,就建议说,没必要跑太远,有没有可能自己建立一小小的查经班?恰巧我们发现身边有几个基督徒,连同我们一共三对夫妇就开始在我家里聚会。我们没有人带领,是我妻子看圣经和各种基督教书籍来跟我们讲。我一开始是旁观者,慢慢就愈来愈投入。有一次,因为大雪,其他两对夫妇都没有来,于是妻子就在家对我一个人开讲。我正在读高行健的小说《一个人的圣经》,我就说,上帝真有幽默感,我们是“两个人的教会”。

在我们家聚会有两年多时间,这两年多对我很重要。这种团契跟文学写作沙龙完全不一样,若我办一个沙龙,请十个朋友来,我会研究他们在学术上、文学上的成就是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好,我才会请他们;但在家里做团契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大家是来听上帝的话语,而不是来听任何人讲,不会有身份的限制,有些人完全是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群体,比如理发师、清洁工和上访者。这两年时间,因为在我家里聚会,每到周末,前一天就开始打扫家居,准备拖鞋茶水,就是在这样的一些琐碎的工作中,上帝慢慢去除掉我的骄傲,让我谦卑下来,让我学习爱身边的人,具体的人,甚至不可爱的人,而不是在文字中去爱抽象的人、遥远的人。

过去,我是少年成名的作家,虽然遭到政府打压,但心中有一种士大夫的自以为义,但在小组查经中,上帝让我看到自己是全然败坏的罪人的本相。有一天,圣灵突然感动我,我对妻子说:“我想做一个决志祷告。”于是,妻子就带我一句一句地祷告,祷告我之后,我还自作主张地添加了一句:“慈爱的天父,我是余杰,我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我生怕上帝不知道我是谁,特别要告诉上帝我的名字!

二零零三年圣诞节前夕,我在北京的一间家庭教会受洗成为基督徒。

“那杀死身体不能杀死灵魂的,不要怕它”

朋友邀请朋友来参加,团契很快就有三十多人。有一次,打扫楼道的清洁工阿姨听到我们唱赞美诗,先是趴在门缝上听,然后就轻轻敲门,就这样成了我们的会友。还有一次,我们在郊外的洗礼邀请刘晓波来参加,他说他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不久,我们的家已没办法容纳这么多人,于是就到外边租公寓来聚会。上帝一直眷顾我们这群小羊,从温州差遣了一位牧师带领我们。

方舟教会虽小,却因为敢于敞开大门接纳那些不被别的教会接纳的人而具有其特殊性:六四受害者及其家属、维权律师、异议作家、上访者等纷纷成为我们的会友。为了接纳六四残疾人士齐志勇弟兄,我们受到警察骚扰,被迫多次搬家。

渐渐地,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上帝对我的生命的安排。英国作家和神学家、属灵的伟人C.S路易斯,在给他的小读者回信时说过:“为什么我成了一个作家?简单地说,是因为我的笨拙以及我的手指让我做不了别的事情。”我也是一个笨拙的人,上帝让我成为一名作家,成为其手中一支小小的铅笔,是将我安置在另一个枪林弹雨、千锤百炼的战场上,为祂打一场美好的仗。很多中国作家,如莫言等人,写作的目标,乃是为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我写作的目标,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为光作见证。

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圣经真理也要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加以阐释、传播和传承。一千多年前,当佛教从西域进入中国时,采取一种迂回包抄策略。可以假设,如果没有敦煌壁画、没有云冈石窟、没有引人入胜的《西游记》,佛教不可能扎根于中国。不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读过佛经,但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熟悉《西游记》。与之相比,新教入华已两百多年,基督信仰仍未完成对中国文化的更新、洗涤和升华。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基督徒和教会缺乏赵天恩牧师所倡导的“中国文化基督化”的异象。在华人世界里,如果有基督徒作家写出了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那样的长篇小说,如果有基督徒音乐家写出了如同巴赫的《马太受难曲》那样的乐章,若有基督徒画家画出了如同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那样的画作,那么,文化松土的工作就完成了,磐石中就能有泉水流淌出来。

我因为公开捍卫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与刘晓波一起从事人权活动、点名批评最高统治者,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九日,就在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当天,我被秘密警察从家中绑架到北京郊外的一处黑监狱,被施加酷刑数小时至昏死。

当我失去知觉前夕,我默默祈祷:“主啊,我不知道您的心意,您若让我殉道,死在这里,我也愿意。”我突然感到上帝那双温暖的大手稳稳地托着我,我清晰地听到上帝对我说了两句话,一句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它”;另一句是,“就是你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于是,我在一种平安的心境中陷入昏迷。后来,我被送到医院抢救,医生经过一昼夜的抢救,让我脱离死亡的阴影。我甦醒过来后,医生告诉我,如果迟送到一个小时,就没有办法抢救了。上帝没有让我成为殉道者,上帝让我活下来。

当我被释放并在一年多之后携全家离开中国后,我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让我活下来?我想到了当年在纳粹德国对英国发动疯狂的空袭时,C.S路易斯应邀到牛津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契所分享的一段信仰见证。当时,很多大学生都去参军了,每天都有阵亡者的通知书寄回校园。那些没有通过体检、未能入伍参军的同学如此追问说,在这个时候躲在防空洞里读书,还有意义什么呢?这时,C.S路易斯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这场仗早晚会过去,希特勒注定会失败,但当伦敦上空纳粹的飞机消失后,另一场属灵的大战即将来到——马克思的声音、弗洛伊德的声音,各种世俗的思想和价值都将蜂拥而至。那时,谁可以升空,去参与这场属灵的“不列颠空战”呢?路易斯说,这就是上帝让你们活下来的原因。我突然领悟到:这也是上帝让我活下来的原因,上帝让我继续为真理和自由而写作。从此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到了美国之后,我们定居在华府郊区的维吉尼亚州。三十九岁,在异国开启人生下半场,其间经历了不少的困难及神迹,上帝的恩典总是够信祂的人用。

从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八年,我妻子在一家华人教会做全职传道人,她颇有讲道的恩赐,每次讲道要花费数十个小时精心准备。她不单单是对着台下两百名会友讲道,更是对着华人世界成千上万的饥渴慕义的心灵讲道。在youtube上有一个“刘敏传道讲道集”(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oVQVcAaPilOiGLo7mb8fP5HkiPZIT6Lp),每集都有数十万的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收看。

我们虽然暂时不能回到中国,但上帝为我们的宣教开辟了一条新的门,那就是宝岛台湾。这几年来,几乎每年我们都有机会到台湾访问和宣教,我们走遍了台湾的每一个县市,甚至到台东的深山中跟布农部落的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还担心自己的写作如何持续下去——在一个英文的环境中,中文的写作何以保有生命力?上帝却赐予我源源不断的灵感,让我每年平均写作超过一百万字、出版五本书。我以《香草山》和《我听见斧头开花》两本书两度荣获汤清基督教文艺奖——这是华人基督教界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最高奖项。

二零二一年,我将出版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著作《大光:宗教改革、文明更迭与观念对决》三部曲。它可以说是“中国版的《前车可鉴》”。被誉为“知识分子宣教士”的薛华(Francis August Schaeffer)以四十年时间研究西方思想史,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是人僭夺上帝的位置,要作宇宙的主宰,致使文化体系百病丛生、独裁统治肆虐全球。他大声疾呼,惟有恢复对上帝的信仰,人类才有希望。他也批评教会的软弱:“教会领袖不了解与一套错误前提作战的重要性,所以世俗思想和新神学的洪水泛滥了教会。大多数教会领袖还在错误的战场上作战,因此,虽然他们原本应在防卫、交流上占绝对优势,现在却只能悲哀地甘拜下风。对这个严重的薄弱点,福音派直今仍无法补救。”

受薛华的启发,我在近百万字的《大光》三部曲中,将详细梳理五百年来的西方宗教改革史、清教徒神学史和英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史,进而探讨两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教会史,更指出中国转型的“发动机”乃是基督新教及其观念秩序。

我有充分的自信,迄今为止,在华语思想场域从未有过一本著作,像《大光》三部曲这样论述中国近代史、中国教会史以及与西方近代化诸模式之关系。圣经中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能写这本书,不是因为我拥有多少智慧,乃是因为我有幸被圣经真理光照。我拒绝黑暗,所以被光明所包裹。如此,我如盲人今得看见,迫不及待地与读者分享重见光明的甘甜与喜悦。这是上帝引导我看到的光明与真理,也是华人教会和华人社会的出路所在:英语民族何以催生普世价值?首先,清教徒清新刚健、敬虔奋发的生活方式、观念秩序及精神和心灵秩序,对婚姻、家庭及社区等小共同体的建构产生了点石成金般的转化作用;其次,宗教改革的先驱们基于对上帝所造之人的罪性的认识,设计出权力分割与制衡的教会组织架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宪共和政体即由此复制而来;第三,宗教改革中诞生了博大精深的喀尔文神学及政治哲学,由此衍生的英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至今仍是维持美国及英语国家强大的“定海神针”。对于个人来说,这三大要素乃是基于圣经的“人生说明书”;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这三大要素乃是既有教堂、也有宪制的“大国崛起”之磐石。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中国破碎、重建及救赎的秘密皆在于此。愿我的思考和写作成为中国社会和平转型、福音广传的祝福。

余杰,197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1992-1997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97-2000年,中文系硕士研究生。2012年赴美,2018年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现居维吉尼亚。2003年在北京受洗成为基督徒。著述多达六十多种,如《火与冰》、《香草山》、《走向帝制:习近平与他的中国梦》、《用常识治国:右派商人川普的当国智慧》、《颠倒的民国》、台湾民主地图系列、“基督与生命”系列访谈等,涵盖中国当代政治、民国历史、清教徒神学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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