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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战场上失败的德国,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摧毁美国(上)

作者:余杰




嬉皮士、异皮士、雅皮士、黑豹党、教士以及总统的自我意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由半个世纪以前的德国思想塑造的:马库色的口音变成了美国中西部的腔调;“德国造”的标签换成了“美国制造”的标签;美国的新生活方式成了迪士尼乐园版的魏玛共和国,变得妇孺皆知。

艾伦·布鲁姆


纳粹上台之后,魏玛共和国覆亡,德国的犹太人、反纳粹的知识精英纷纷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极权国家。有人远渡重洋到了美国,宛如当年五月花号上寻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也有人逃亡到欧洲各国。但当纳粹入侵波兰进而占据大半个欧洲之际,那些飘零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流亡者被迫“二次流亡”。此时,除了随时可能遭到纳粹入侵、并不安全的英国之外,世外桃源般的避难之所就只剩下美国了。

尽管移民政策的限制和启程时的险恶,远不止十三万德国人和两万法国人在当时来到了美国。除了宗教领袖之外,美国政府唯一超额接收的避难者群体就是大学教授。从二十世纪三零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便与欧洲知识分子建立起了持续的联系。哥伦比亚大学接收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大学接收了奥地利学派和包豪斯学校的若干代表人物,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了巴黎的人类博物馆人种学研究室和社会文献中心的学者和资料的转移。还有无数欧洲一流的画家、音乐家、作家来到美国,使得艺术与文化的霸权实现了从巴黎到纽约的历史性转移,以至于学者塞尔日·盖尔堡有些愤愤不平地评论说,纽约“窃取了”在欧洲建立起来的“现代艺术”思想,尽管“该霸权的转移并非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整体性策略,而是史无前例的混乱所导致的结果”。1

流亡者们或多或少有些突然地,经历了社会的边缘化、文化的背井离乡和身份的剥夺,他们后来的作品里都保留了这些痕迹。但他们中大部分人很快在新大陆自由而宽容的文化学术氛围中脱颖而出,赢得了美国的同仁们的肯定、赞赏与追随。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战争结束、祖国光复之后,仍然选择继续留在美国。战后的美国取代了大英帝国成为西方世界政治、军事以及文化学术的高地和秩序的输出者。而此时的美国文化,已不再是从日内瓦-尼德兰-苏格兰-英国-北美一脉相承的清教秩序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一枝独秀,它成了欧洲诸国文化传统的大熔炉,欧洲的传统被打上美国烙印之后,又反刍回到欧洲。

过去,人们只知道逃离德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们大大加快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让美国在与德国的核武器竞争中后来居上。战争后期,美国主动从德国抢救了数以千计的科学家,更使得美国在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的科学强国。其实,同样重要的是德国思想对美国的“入侵”——尽管很多时候是通过“法国理论”这一中介。或许是因为德国思想对于英语世界来说过于艰深晦涩,需要经过法国人华丽的包装和通俗的阐释。正是法国这个中介使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遗产、尼采和海德格的形象在美国广为传播,正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库塞所说:“从福柯到德里达,法国理论首先构成了一个批判的解释形式,带有德国哲学的双重传统,胡塞尔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由上一代学者,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引入法国的大学中,随后再进入美国。”左派的法国和德国思想由此取得了战后持续至今的在美国大学和思想文化界的象征性的垄断地位。

反对这一思想脉络的美国保守派学者们将“法国理论”看作是“尼采-海德格-马克思-弗洛伊德”这一“四人组”的“选择性阅读”和“挑衅性阅读”。因此,“法国理论”乃是德国哲学家的法国阅读在美国的阐释。这一切似乎是福柯、德勒兹或德里达对尼采、弗洛伊德或海德格进行评估、重新挪用、重新整理随后被延伸到美国知识领域。2当然,就整整两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精英而言,他们乃是越过法国这座桥梁,直接对美国的知识界发号施令。在此一时刻,德国俨然成了一场隐形的文化战争的胜利者。


阿多诺:今时今日,艺术的任务就是带混乱到秩序当中


这片土地如此富饶,一个人真的可以生活在天堂……你吃过鳄梨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用几每美分到最近的水果店买几个。取出果核,然后用醋、油、盐和胡椒等酱料把洞填满,允许还要加点伍斯特沙司。这是一个人能在美国发现的最美味的食物。3


仓皇逃离越来越令人窒息的德国,继而离开不友善的势利的英国,阿多诺如释重负地投入美国的怀抱。消失的是那个旧世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它陌生而富饶。阿多诺在给双亲的信中,如此描绘美国空旷壮丽的河山:“星期一,我们开车穿过内布拉斯加州——沿途非常单调,只有玉米地(谁吃那么多玉米啊?)。当晚,我们途径怀俄明州境内的落基山脉,仍然空无一物,甚至察觉不出海拔差异。星期二,经过冰雪覆盖的犹他州,大盐湖就在那儿。这里的风景看著有些奇怪,那些山突然像金字塔一样冒出平原,在抵达内华达州时又逐渐不见了。”那是在德国和整个欧洲都看不到的旷野景色。而比景色更陌生的,是他难以理解的美国的社会和文化。

阿多诺并非自觉的反法西斯斗士,他是因为族裔身份而非政治立场受到纳粹迫害。如果他有选择的权利,他会像他改信新教路德宗的父亲,当一名忠诚的德国人,而不愿当一名被怀疑的犹太人(若两者只能选择其一),但希特勒不由分说地剥夺了他的选择权。在某些方面,阿多诺就是汤玛斯·曼所谓“非政治的德国人”这个类型的左翼版本。

一九三零年代初,纳粹一上台就日益勒紧政治绳索,但阿多诺并不情愿离开德国。一九三四年,他为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施拉赫的诗写了一篇阿谀奉承的评论,希望以此改善自己的境遇——他在二十岁就获得博士学位,但在申请教师资格时却被拒绝,理由是“身为非雅利安人,你没法感受和领会这样一种责任”。这是何其大的羞辱。

向纳粹低头是人性的软弱和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道德上的罪”,但是,在那个时代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不必苛责阿多诺。但当这个妥协在战后曝光之时,它成了一个大大的尴尬。为了自卫,阿多诺把矛头对准其死敌海德格尔,他说海德格尔的哲学跟他自己的哲学不一样,“其最深处的内核就是法西斯主义的”。4但实际上,如果阿多诺不是犹太人,他未必对纳粹思想有足够免疫力,如同恩岑斯贝格尔所说:“在法西斯时代我未尝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时代。”亦如正式参加过党卫军的格拉斯所说,他那一代人觉得,自己“要变成纳粹,年龄还太小,被(纳粹政权塑造),却是足够大了”。5

美国对欧洲逃难者足够宽容、足够接纳——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胸襟如此宽广(比地理还宽广)的国家,尤其是牛津经历了那些装腔作势的老男人们的蔑视之后,阿多诺感触颇深。跟他先后抵达美国的,是一个庞大的欧洲知识分子社群——包括几乎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然而,阿多诺、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众多欧洲流亡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努力捍卫庇护他们的美国的宪制,反而像那个古老故事“农夫和蛇”中攻击农夫的蛇,对美国发起狠狠的反戈一击。他们用有毒的思想玷污和颠覆美国精神,且乐此不疲。

刚到美国后不久,在一封家信中,阿多诺已然透露出某种阴暗心理。他认为,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民族性格的心理异常。它是一种普遍倾向”,他将美国拿来陪绑:“至少像在德国一样,(法西斯主义)也出现在了这里(美国),无论如何,比起德国的那些形式,这个半开化半文明的国家将产生的可能会有过之而无不及”。6

另一位也在流亡路上的犹太裔哲学家雅斯培的看法与之截然不同。雅斯培在一封给汉娜·鄂兰的信中写道:“德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作为一个民族走入毁灭的民族。”所以,他的感受是:“现在,德国被摧毁了,我头一回感到心安。”而另一位犹太裔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则将美国视为“重塑历史的地方”——如果逃亡在巴西的犹太裔作家斯·茨威格拥有这种信念,他或许就不会自杀身亡了。通过与欧洲的对比,美国的这种特性获得了其道德价值。索尔·贝娄用“冷冷的直率”的语气说,美国是一个“不会置犹太人于死地”的地方。一切尽在不言中。

阿多诺一生养尊处优,从小被父母的宠爱、书籍和音乐所浸泡。他的哲学家朋友利奥·洛文塔尔记得,阿多诺拥有“你会情不自禁爱上的生活——假如你不是非常妒忌这种美好的、受尽保护的生活的话——而且阿多诺从中获得的自信心一生从未失去过”。他的父亲是富有的酒商,母亲是唱意大利歌剧的歌手——这一遗传因子让阿多诺成为一名业余音乐家。汤玛斯·曼在《小说的故事》中毫不夸张地将阿多诺形容为“智慧超卓之士”,并引用一个美国歌手的观察:“简直不可思议!他(阿多诺)了解世界上的所有音符!”

即便在流亡路上,阿多诺也从未忍受过一天苦日子——他在洛杉矶的公寓,即便按照美国中产阶级的水准而言,也足够“豪华”,他收藏大量黑胶唱片和水晶玻璃杯,为其新家设计家具布置的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影导演弗里茨·朗。与其他流亡者相比,他实在是太奢侈:艾茵·兰德抵达美国时,父母给她的三百美元大都用于办签证和买船票,已所剩无几;汉娜·鄂兰抵达美国时,口袋里只有二十五美元,只能在纽约一栋摇摇欲坠的大楼里租到一间狭小昏暗的小公寓——厨房是共用的。

很有意思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好几位代表人物,比熟悉圣经更熟悉马克思主义,却从未体验过“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富足得让人嫉恨。眼馋的剧作家布莱希特写了一整本书来嘲笑法兰克福学派的奇形怪状——一九四一年的一个流亡者晚会之后,布莱希特在日记中尖刻地写道:“在鲁尔夫·纽伦堡家中的花园聚会上,我们遇到了两个小丑,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两个来自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衰人(Tuis)。霍克海默是个百万富翁。波洛克来自一个只能算过得去的家庭,所以只有霍克海默花得起钱,到了任何地方都出资买一个教授席位,为‘研究所的革命活动提供一片阵地’。这回是在哥大……靠着他们的钱,他们养活了十几个知识分子,作为回报,这些人要为他们提供著作,但不保证有杂志会发表。所以不妨说‘这些年来他们主要的革命义务就是为研究所省钱’。”7布莱希特后来要投奔东德共产党政权才能过上官方作家锦衣玉食的生活,而法兰克福学派的同仁们在他们痛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早已游刃有余。

一九四零年代,在流落加州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区期间,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写出了法兰克福学派里程碑式的著作《启蒙辩证法》——从纳粹的野蛮主义这一史无前例的文明倒退出发,质问和批判欧陆自启蒙运动开始的思想史,全盘重新阐释西方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批判理论”在当代西方思想体系的重要地位。

一九五零年,阿多诺出版《威权主义人格》一书,该书对美国心理学及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书中将传统美国(清教徒文化)有关性别角色和性观念的看法重新定义为“偏见”——即“基督教、资本主义和父权专制家庭在社会中的存在,造成了容易产生种族偏见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性格”、“如果不铲除这些罪恶,另一场大屠杀可能会在美洲大陆发生”。阿多诺将“威权主义人格”看做是导致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传统,而忽略了法西斯主义本身是激烈反传统(特别是反基督教)的一种现代意识形态——这种论述方式类似于共产党的大批判手段。如今,“法西斯主义”成为极左派抹黑异见时最常用的字眼,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

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学者通过出版有关心理压抑的著作,从经济学(马克思)转向心理学(佛洛伊德)。他们将社会割裂成两大主要群体:压迫者和受害者。比如,他们认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社会角色实际上是“压迫者”定义的性别差异,性别在现实中其实是不存在的,它仅仅是一种“社会建构”。这样的理论对女权运动来说非常好用。

阿多诺从未认为自己能融入美国、成为美国人。战后,他很快如英雄凯旋般回到德国,从此将美国抛到身后。然而,他的思想观念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日盛。

一九五零年代,是美国的单纯、浪漫和金色时代,是传统因素在美国社会中占据文化优势的最后一段时期。艾森豪威尔的美国,依然可以看出是源自开国先贤们的那个美国。美国拥有成千上万的小镇,在那里,托克维尔的世界完好无损,对自身和自身的价值充满纯朴天然的自信。爱国主义受到尊重,人们见到国旗、听到国歌会举手敬礼。“美国生活方式”是一句赞扬的话,意味着郊区大宅和海滩度假。每一年都能见到逾四百万婴儿出生。艾茵·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刚刚出版,国家航空航天局完成组建,州际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美国在每一个领域都登上了世界之巅。那是“自由国度”的一个经济鼎盛时期。

那个时代,上进是人们的目标。商业上的成功受到人们的鼓掌喝彩,被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当艾森豪威尔任命通用汽车领导人查尔斯·威尔逊为国防部长时,后者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对通用汽车也有利,反之亦然。”没有一个参议员持异议,提名全票获得通过。8这种两党一致的情形,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信心、自豪和责任感这些美国特质,后来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破坏这些特质的是猫王和伍迪·艾伦吗?是摇滚乐、大麻和艾滋病吗?西方文化的衰败乃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一个松散思想宗派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此难辞其咎。9

一九六零年代是一个全球(甚至包括美国自己)仇美、反美、造反和革命的年代。六零年代的左派青年们,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反抗世界,几乎都仰赖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们的讲课与书写。

阿多诺影响之深,使许多作家与学生都热爱引用其思想与文本,试图像他那样以奥秘又带着诗意的语言提出穿透社会的理论。德国媒体创造了一个新的德文字形容这种风格:adornitisch,意思是如同阿多诺的、带着阿多诺风格的。阿多诺的读者包括所有想借着社会学之眼看穿当代资本主义与文化工业运作模式的知识渴求者,苏珊·桑塔格从学生时代起就致力研究德国思想,她说:“阿多诺的一册文集,便等同于一整个书架研究文学的书。”

当然,战后的德国为阿多诺提供了更大的舞台,战争期间他在美国舒适的流亡成了他的一大资本,让他有资格定义战后德国思想的走向。阿多诺的学生克劳生形容老师是“最后一个天才”,柏林大学思想史教授菲尔许更形容战后联邦德国知识分子及学生受阿多诺影响之深,使得联邦德国几乎就是“阿多诺联邦共和国”。当时在阿多诺课堂上的学生、哲学家和作家波克曼在一九六四年写给朋友的信里,称阿多诺为“我们的主与我们的大师”。此说法稍嫌夸张,但不可否认的,当时阿多诺在法兰克福的居处——克腾霍夫路一二三号——堪称学生们心中的学术神殿。10

阿多诺很享受这种帝王般的待遇——至少在课堂上。他写信告诉友人,学生们对哲学如饥似渴,使他相信,尽管德国永远不可能再次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德国只能作为东方和西方政治列强的双重附属物得以幸存”,但德国文化可以再度繁荣,德国可以保持“文化大国”的优势。11

然而,在左派的世界里,从来都是“没有最左,只有更左”,“弑父”是左派的天性。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激进学生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学联”挥舞着盗印的法兰克福学派经典文本,抢占政治舞台。激进学生从老师们那里得到启示——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于是他们采纳了一套反法西斯信条(Antifa),并自认为是一场新抵抗运动的一部分。此时此刻,批评青年学生“用燃烧弹来实现自己理想”的阿登纳被讥讽为保守派,遭到一群女学生当面羞辱(没有中国的老师那样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已是不幸中的万幸)。此前宣扬“只有扰乱既有秩序,人们才有可能解放自我”的阿多诺,如今自食其果,他召来警察驱逐学生,试图重建课堂秩序。由此,他与学生的关系彻底破裂。一九六九年,阿多尔诺郁郁寡欢地客死瑞士。

法兰克福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对峙:马克思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死敌,还是一丘之貉?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由于世界工人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如果欧洲爆发战争,工人阶级会起来反抗资产阶级,从而引发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然而,等到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时,无产阶级不仅没有发动一场革命,反而穿上军装奔赴战场,为各自的国家而战,将子弹射向原本属于同一阶级的敌国士兵。

战争结束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扪心自问:“问题出在哪儿?”当时有两位赫赫有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和卢卡奇——不约而同得出结论:欧洲工人阶级受了西方民主和资本主义成就的蒙蔽。他们推断,直到二者皆被摧毁,共产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和成功。

葛兰西为意大利革命者,遭墨索里尼囚禁,一九三七年死于狱中。他提出“文化霸权”作为阶级统治手段的理论,认为在进行任何政治革命之前,必须创造一个新的“共产主义人类”。他极端敌视基督教:“只要工人们还有一个基督徒灵魂,他们就不会回应革命号召。”所以,发动革命之前,必须打倒基督教。

卢卡奇出生于一个匈牙利银行家的家庭,拥有法学和哲学两个博士学位,其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使他被公认为自马克思以来最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随着一战的推进和俄国革命的爆发,卢卡奇在布达佩斯带领的星期天小组转向激进的政治哲学。12他像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一样,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看作人类的希望。

卢卡奇认为,“要想产生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必须摧毁现有的文化”。他指出,“我把革命摧毁社会看作是解决时代文化矛盾的唯一办法”、“要想实现全球的价值观颠覆,没有革命者消灭旧有价值观并创造新价值观是不可能的”。俄国革命爆发之后,他评论说:“恐怖在社会主义意义上是合法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体现。”而且,“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一种超验的体验,旧规则不再适用了”。13

一九一八年,卢卡奇当上了昙花一现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负责文化和教育事务的人民委员。他意识到,如果家庭单位和性道德受到颠覆,社会便会解体。于是,他实施了一项专注于这两个目标的政策,他称之为“文化恐怖主义”——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儿童思想为目标,通过宣讲活动鼓励他们拒斥基督教伦理。库恩领导的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很快覆灭,卢卡奇流亡维也纳,然后流亡莫斯科,在苏联期间成了斯大林的吹鼓手。

一九二三年,在法兰克福举办的“马克思主义研习周”上,卢卡奇遇到年轻富豪、马克思主义者菲力克斯·韦尔。韦尔对卢卡奇从文化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很有兴趣,决定赞助成立一家新的马克思主义智库。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作为德国第一个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它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为蓝本,聚集在这里的学者们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该研究所确定的核心工作是:继续做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文库被视为“联系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桥梁”;加强与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联系,共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并从事哲学取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一九三零年,霍克海默来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并出任所长。阿多诺、马库色、班雅明、弗洛姆等先后来到这里,使得法兰克福学派呈现出某种“星丛”般的思想体系。

早年,该学派以其复兴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概念而著名(在文革结束后的中国,民主派知识分子也使用“异化”这一概念来批判毛泽东和文革,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自保策略),他们认为“异化”是现代生活的产物。由此,他们发展出最持久的先入之见:试图使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姻。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