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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麦卡锡:反共是一项未竟的使命(下)

作者:余杰



希斯案凸显美国的分裂:精英卖国,百姓爱国


在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版的《美国名人录》中,哈佛大学优等毕业生希斯的简介占据了整整几页。希斯担任过若干显赫职务:最高法院秘书、副总统顾问、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联合国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他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分支机构都曾出任要职,也在顶级智库和国际组织执掌大权,“要找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罗斯福时期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希斯曾陪同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会议,对雅尔塔会议上西方向斯大林让步发挥了一定作用。1

希斯是东部精英分子的“典型”——这是后来他的起诉书中的原话。他是个合乎理想的头面人物——国家公务员,同时也是被列入华盛顿《社交大全》的民主党改良派——民主党自由派将其当做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他身材修长,穿着考究,皮肤被日光浴晒成棕色,风度翩翩,随时展露笑容,欢快明朗,如同罗斯福最讨人喜欢的那一面。他的声调抑扬顿挫,是地道的哈佛口音。如果是女性挑选丈夫,一定会选择希斯而不会选择一看就是乡下人的麦卡锡。即便在出庭受审时,希斯也不像是被告,反而像旁听的贵宾。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揭露希斯的、已沦为社会底层人物的前共产党人钱伯斯,外貌上与希斯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在戴维·考特所着的反麦卡锡主义的《大恐惧》一书中,钱伯斯被描述为“驼背的,走路蹒跚的,……贼头贼脑的,迟迟疑疑的,矮胖的”,希斯则是“一位温和的、爱钻研的、知识渊博的绅士”。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美国主流媒体发布的希斯的讣告消息,再一次地羞辱钱伯斯并为希斯辩护。《纽约时报》说,钱伯斯“肥胖,外表凌乱”;《华盛顿邮报》说,钱伯斯“体重超重,不修边幅”。此时此刻,俄罗斯早已公布大量证实希斯是苏联间谍的档案材料。类似材料还在第三国发现:匈牙利历史学家玛利亚·施密特从匈牙利共产党的战时和战后档案中发现,匈牙利秘密警察和共产党领导人之间来往的信件和报告中多次提及希斯这个名字——她发现这些材料时,这个人实际上还活着。钱伯斯和希斯所在的间谍小组由一个名叫约瑟夫·彼得斯的匈牙利人领导。

钱伯斯在对自己生平和时代所发表的《证言》里,毫无保留地宣布说:“这件’大案’的核心是关键性的信念冲突。……它的象征意义是重大的,我们时代的两种不可调和的观念——共产主义和自由——仅仅抓住了两个具有清醒意识和坚定意志的人。在整个世界仍然只朦朦胧胧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性质的时候,确实很难另外找到像这样清楚地知道为何冲突的人来。”2钱伯斯指出,希斯案件具有“宗教的、道德的、人性的、历史的含义”,这个说法绝非哗众取宠。他也对希斯及其代表的精英阶层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作为历史来说,希斯这个案件,说明了普通老百姓和那些装作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案件所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这点比之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更为使人不安。一般来说,拥护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和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3这一裂痕延续至今:奥巴马-希拉里-拜登集团,就是最新版本的希斯式的卖国贼兼窃国贼。

在苏联外交电报被破解之前,钱伯斯和另一位前共产党员、前纽约意大利新闻处雇员伊丽莎白·本特利就已实名举报希斯等三十多名政府官员是苏联间谍。本特利承认,她曾担任苏联情报网的交通员长达五年之久。他们的证词极其惊人,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联邦调查局几次置之不理。直到本特利特别安排苏联间谍在联邦特工眼皮底下塞给她两千美金奖金,她的证词才引起局长胡佛的重视。再加上加拿大的苏联间谍网的破获,使原本持怀疑态度的杜鲁门下令启动调查。在调查期间,《纽约客》等左派媒体对本利特冷嘲热讽,将其描述成“把废物制成合成橡胶”的“金发红色间谍皇后”,调查是“一群智力迟钝的孩子,在那里玩侦探游戏”,高尚人士对这一“低级喜剧”不屑一顾。

当希斯在委员会上义愤填膺地表演,逐一驳斥钱伯斯的指控,被委员会主席认为其“直言无隐”之际,来自加州的年轻议员尼克森不动声色,一直盯着希斯的脸孔。尼克森的毅力和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他提出再度听取钱伯斯作证并安排钱伯斯与希斯当面对证。尼克森在希斯一案中的表现,让他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名人,随后被艾森豪威尔挑选为副总统。

在第二次不公开听证会上,钱伯斯证明了他对希斯夫妇及其家庭情况了如指掌,他们是合作多年的间谍伙伴。钱伯斯描述了希斯家中的家具摆设、墙纸的图案,以及希斯观赏飞鸟的嗜好——钱伯斯讲到希斯一次在波托马克河上看到一只黄鹂时那种兴奋情景。事有凑巧,委员会成员约翰·麦克道尔众议员也是业余鸟类学家。随后,希斯被传召而来。麦克道尔首先问他是否见过黄鹂。希斯以为这个问题是两个鸟类爱好者之间闲聊家常,兴奋地说:“我看过,就在波托马克河上呢!头部很美丽,真是漂亮异常的鸟。”这个回答给整个委员会成员的印象如此深刻。

八天以后,在华盛顿的公众面前举行了一次希斯-钱伯斯公开对证会。钱伯斯指出,希斯曾给他一辆一九二九年出厂的福特轿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他说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也许现在还是”。希斯软弱无力地回答说,“就我记忆所及”,那是一辆旧车,是弃置在街上任其蚀烂的车,“实际上毫无经济价值可言”。尼克森插嘴说:“我不想打断你那‘就我记忆所及’,但是,你是否给了对方一辆车,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希斯先生,在你一生中,你究竟送出了多少辆车呢?”

希斯试图反戈一击,在巴尔的摩市以破坏名誉罪为理由控诉钱伯斯。这一招弄巧成拙:以下的调查不是由国会来推动,而是在法庭上进行。法庭要求钱伯斯交出进一步的证据。钱伯斯既然被迫走投无路,就摆出一份关键的证据。

在一九三八年钱伯斯脱离共产党之前,希斯曾将当时能弄到的一切机密文件、电报等都给了他。这些东西以三种方式传递:有的是由钱伯斯微缩拍摄后还给希斯;有的是希斯亲笔摘要;有的是希斯夫人帮助打字。钱伯斯将大部分文件和胶卷的副本装入一个黄色封套,藏在其侄子家的杂物柜顶。十年之后,他将这些资料呈送法庭。希斯在震惊之余,立即恢复冷静,叫律师立即将文件转交司法部——这一招很聪明,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些是机密文件,法庭就无法作为证据。

不过,钱伯斯留了一手——他并没有把所有文件带到预审听证会。他将一些微型胶卷藏在马里兰小农场的一个挖空的南瓜里。他将这一情况告之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些“南瓜文件”被联邦调查局起获并严密保护起来。于是,希斯开始节节败退。尼克森穷追猛打,痛斥“杜鲁门政府异常关心希斯,希望他平安无事”。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讯,希斯露出越来越多破绽。当控方律师问他,他亲笔写的秘密文件摘要为何会出现在钱伯斯那里时,他说不知道,也许是有人从他的废纸篓中寻找到的。控方律师无情地质问:“为什么文件看起来只是精心折叠起来而不是皱成一团呢?”希斯无言以对。

最后,希斯被陪审团判决犯有作伪证等两项罪名(间谍罪已过追诉时效期)入狱五年。一九五六年,希斯出狱曾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数百年师生起立向其鼓掌致敬。这不是常春藤大学历史上最丑陋的一幕,此后常春藤大学还会邀请若干独裁者和暴君前去演讲。希斯后来成为一名文具推销商,他相当长寿,活到冷战结束后的一九九六年,还出版了回忆录《一生的回忆》。

希斯案沉重打击了杜鲁门政府,包括其国务卿艾奇逊。艾奇逊和希斯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彼此相熟。与艾奇逊一样,希斯代表了信奉左翼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东部权势集团,该集团长期掌管美国外交政策。4在希斯被送入监狱服刑的那一天,艾奇逊在记者会上说:“我不打算背弃希斯。每个人都应按自己的原则办事,我的原则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有人在橄榄山上说过的话,你可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找到,从第三十四节开始就是了。”5

不熟悉圣经的记者赶紧去翻阅圣经,那段经文是:“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是有史以来对圣经最荒唐和最丑恶的故意误用——将叛国者比喻为在监狱中的耶稣,而污蔑麦卡锡、尼克森等人是迫害者。难怪尼克森评论说,国务卿的这段话“令人作呕”。

尼克森通过希斯案崛起,麦卡锡也因希斯案与此前加入过的民主党决裂。在希斯被定罪之后两星期,麦卡锡在一场演讲中指出:“我们西方基督教世界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区别不是政治,是道德。”麦卡锡指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相似的意识形态,他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看法一致:“纳粹主义是一群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幌子,为获得一个伟大国家权力而设的阴沟知识分子的企业,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福利为幌子的纪律严明的少数人追求权力的运动,这两种制度都是邪恶的,都对民主社会构成同样的威胁。”

麦卡锡对“道德”的执着让“不道德”的自由派们如芒在背。在历史学者施拉姆看来,麦卡锡的主要“罪行”是他拒绝了现代自由主义背后的道德相对主义——他们坚持一个人的道德与政治选择毫无意义。相对主义者同情和保护共产主义者,并声称在一个绝对邪恶的体系中也能找到有价值的东西——用福斯特·戴维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表面上看邪恶,宣称它一半是好的”的自由主义。

在希斯案中,民主党人的表现足够丑陋。麦卡锡从希斯案中得到的重要启发是,任何指责民主党当权者是共产主义者或其同情者的人,迟早都能使指控站得住脚。事实证明,新政自由主义在两个层面上与共产主义藕断丝连。首先,它在一九三零年代频频向共产主义暗送秋波。第二,新政体制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宣称有反苏立场,却无法有效地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不可避免的,由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对其具有致命吸引力,他们往往对共产主义不战而降。6


看哪,这个敢于“猎臭鼬”的人


真正的反共斗士不是尼克森,而是麦卡锡。尼克森当上总统后,迅速背叛其反共理念,其最惊人的动作是飞到中国朝拜毛泽东,使其前半生的英名毁于一旦;而麦卡锡的反共有始有终,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一九零八年,麦卡锡出生于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镇一个爱尔兰裔农夫家庭。其传记作者托马斯·里夫斯写道:“麦卡锡生长在一个尽管贫穷却亲密幸福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父母都有共同的权威,并敦促所有孩子都充分表现自己。”

美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占据主流的国家,像麦卡锡家族这种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在这个国家难免遇到歧视。在被新教徒怀疑他们忠于教宗而不忠于美国的历史中,他们形成了对一切阴谋活动的高度过敏性,特别像赤色渗透这种巨大阴谋更难逃他们的关注,反共成为他们消除古老耻辱印记的又一种方式。由于历史上长期被指控参与反美阴谋,他们遂致力于铲除另一个真正的阴谋——这大概是同为天主教背景的肯尼迪家族,比其他民主党人更坚决反共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当主流的新教徒丧失了护教和反共的本能之后,这一使命就转移到天主教徒身上。

麦卡锡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五。由于家穷人多,他十四岁就辍学,帮助父亲经营养鸡场。后来,他在邻居和老师的帮助下重新上学,以惊人的毅力在一年中完成四年的高中课程,考上密尔沃基市马格特大学法学系——虽然不是东岸常春藤名校,这所天主教大学却让麦卡锡建立了坚定的信仰。在读大学期间,他必须半工半读,在加油站和餐厅当服务员、当修路工。他以优异的社交能力当选学生会主席,还成为拳击选手。

这段生活经历让麦卡锡将成功看作是必须经过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获得的果实。他喜欢将农场生活作为政治演讲的素材。他曾用“猎臭鼬”的比喻来解释反共工作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在农场,挖出一只破坏庄稼的臭鼬,是一件又脏又臭的事。“当你完成这件工作时,没有人愿意靠近你。”但这项工作,“必须有人去做。一个愿意干脏活,忍受恶臭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就像一个不管后果如何,都会为他的信仰挺身而出的人”。7

大学毕业后,麦卡锡先是当律师,然后在一九三九年被选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当麦卡锡接手法官职位时,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两百件。他打破官僚程序,延长工作时间,很快清理了积案。一份地方报纸评论说,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

美国参战后,尽管法官可免服兵役,但三十三岁的麦卡锡仍志愿加入海军陆战队。一九四二年八月,他成为一名中尉,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当机尾机枪手,参加多次战斗任务,并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他告诉战友,比起当军官来,他更愿意当直接参加战斗的列兵。

在三十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广泛赞誉。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海军上将评价说:“(麦卡锡)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他参加了大量战斗任务,在正常工作任务以外,他还承担了航空摄影师的工作。他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摄了敌人火力位置的照片,为随后的轰炸作出了贡献。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属于最好的。”

海军陆战队负责空军的副司令福德·哈里斯少将在一封给麦卡锡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麦卡锡法官:

我满意的告诉你,你在三十个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现,特别是在战斗区的表现,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赞扬。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

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主要是靠你这样的优秀美国人的付出和牺牲,海军陆战队才能保持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能击败敌人的传统。

我对你的服务表达诚挚的感谢,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好运。8


在麦卡锡的直接上级莫里少校的推荐信里,不但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在若干危险区域参加的轰炸任务。这封推荐信的结论是:“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

麦卡锡腿部受伤造成终身残疾,此后他走路略显跛脚。下流的左派媒体为了诋毁麦卡锡,抹煞其为国战斗的经历,将其腿部受伤说成酒醉后摔伤,甚至公开嘲笑其身体的残疾。

退役回乡之后,麦卡锡继续担任法官,并参选参议员。这个“穿军装的法官”和“尾翼机枪手”,骑着摩托车竞选,跑遍威斯康辛每个郡,跑坏了两部摩托车。他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国会参议员,年仅三十八岁——作为一个中部地区农夫家的孩子,不是毕业于西部名校,没有财团和媒体的支持,完全靠着自我奋斗,从律师、法官、军官进而成为参议员,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美国梦”的传奇。

麦卡锡到华盛顿之后,很快便在参议院成为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一九五零年二月九日,麦卡锡在西维吉尼亚惠灵市对着一群支持共和党的妇女发表林肯纪念日演讲,提出国务院有两百零五名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惊人之论。这次演讲开启了“麦卡锡时代”之先声。

在这次演讲中,麦卡锡还提出另一个数字:“我手上有五十七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但他们仍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这两个数字后来成为争议焦点。民主党人要求麦卡锡给出两百零五人和五十七个案件的具体名单、麦卡锡未能给出名单,民主党人攻击麦卡锡是虚张声势。

麦卡锡后来在参议院的演讲中解释说,他是国会议员(民意代表),而非执法机构或调查机构负责人,他不可能亲自调查每个案件(尽管他有法学背景和法官经验),他的材料来自于其他政府官员。

其中,两百零五人的说法来自于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给国会议员萨巴斯的一封正式信件,这封信件被收入一九四六年的国会记录。伯恩斯说,杜鲁门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审查从战争部等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任职的雇员,第一批审查三千人,查出两百八十五人存有安全隐患,监查委员会认定不能长期雇用。其中,有七十九人被解雇。两下相减,就剩下两百零六人。麦卡锡将两百零六人说成两百零五人——这个小小的差错并不能表明他说的事实不存在。

至于五十七个案例,来自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罗伯特·E·李在一九四七年的一份报告。李在这份关于国务院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当初他向国务院告发一百零八个怀疑对象,然而其中的五十七人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仍出现在国务院薪水名册上。9

同年二月二十日,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了一场长达六个小时的清除共产党渗透的演说,这个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民主党参议员打断,四名民主党参议员一共打断他一百二十三次——但是,他们没有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和拳击选手的强悍体力,麦卡锡完成了演讲。他断言美国正在输掉冷战,因为民主党官员们没有想赢的愿望,他们同情共产主义,他们正在背叛“民主基督教世界”。

此后数年间,麦卡锡在参议院内推动一系列对共产党特务的调查,更是在全国各地的演讲中呼吁民众警惕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渗透。他宣称:“与共产党人共存既不可能、也不光荣、更不讨好。我们的长期目标必须是将共产主义从地球上抹去。”他几乎以一人之力让反共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运动。保守主义思想家威廉·巴克利评论说:“麦卡锡主义是一种有善良意志和强烈道德观念的人都会团结在它周围的运动。”富尔顿·刘易斯说:“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麦卡锡本人则给出一句更为形象和更具草根色彩的描述:“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左派是如何毁掉麦卡锡的?


杜鲁门赫然发现,麦卡锡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他谴责麦卡锡说,“我在参议院工作了十年,从未听说有参议员如此抹黑自己的政府”,“麦卡锡根本不适合参与政治事务”,“我为威斯康辛的选民选择了这样一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代表他们而感到失望”——左派口口声声说尊重民主,却翻脸指责民众选举与之对立的民意代表是“民粹主义”。

杜鲁门为他的国务卿艾奇逊做出辩护。他宣称,对艾奇逊的攻击将为苏联政治局提供可乘之机。他讥讽道,麦卡锡是“克里姆林宫拥有的最大资产”。既然总统都可以如此乱扣帽子,左派媒体也积极行动起来:因为麦卡锡反对同性恋,他们干脆就污蔑麦卡锡才是同性恋者。

面对左派对麦卡锡的攻击和抹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被誉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托声援说:“麦卡锡参议员是一名正在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他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维护美国的自由。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最大的资产始终是国务院里的亲共集团,他们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屈从于苏联的每一项要求,他们利用每一次机会来推动共产主义事业,以至于在今天造成了共产主义扬言要接管整个亚洲的计划。……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