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越战与反越战的“文化革命”(上)

更新日期:5月 24

作者:余杰




  我们痛恨战争,但是我们也喜欢它。我们因越南而变得特殊,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代人。战争使任何出格的事、任何过头的想法和行为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向某大公司的玻璃窗投掷石块,我们一想到这事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罪恶感就立马消失。放火焚烧学校图书馆后,我们对自己说:这事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如果说战争给我们发了许可证,它还让我们沉湎于道德优越感而不能自拔。我们比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环境要高尚得多。如果我们犯下了什么不太体面的小错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们终将被美国政府在东南亚犯下的滔天大罪所淹没。


彼得·科利尔(Peter Collier)、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

  一九六八年冬天,尼克松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Hubert Horatio Humphrey),《生活》杂志发表封面报道,题为“尼克松时代即将开始”。但尼克松很快发现,他接手的是一个被媒体妖魔化、被国会瓜分大量权力的分崩离析的白宫。他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是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撤军,而撤军之前必须先在战场上获取一定的战果,才能迫使北越坐到谈判桌上。

  一九七零年四月三十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告诉全国人民:“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秩序的时代。我们看到,自由的文明在过去五百年中所创造的一切伟大的制度遭受到了盲目的攻击。即便是在美国,著名大学正在遭受系统性的破坏……在这样的危机关头,如果美国表现得像一个可怜而无助的巨人一样,那么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会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自由制度。”他宣布美国将打击柬埔寨和老挝的北越军事基地。战争扩大化在国内引发更激烈的反战运动,并导致首例死亡事件发生:五月四日,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因为失误,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了四名抗议学生。

  经过五个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夜晚之后,尼克松决定“微服私访”——他来到聚集在林肯纪念堂的抗议学生之中,试图说服学生,但他在现场失去了老练政客的风采,语无伦次地谈论着丘吉尔、绥靖政策、冲浪和足球,以及年轻时旅行的好处。他劝告学生们,不要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反对而演变成对国家的盲目仇恨,“尽管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缺点,它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学生们对他的话并无共鸣,一名抗议学生告诉总统:“我希望您明白,我们宁愿为我们信仰之事业牺牲生命。”1

  然而,这些学生并不知道什么是他们“信仰的事业”。他们只会唱鲍勃·迪伦(Bob Dylan)的反战名曲《风中逝去》:“还要有多少人死去,我们才会真正醒悟过来?这答案啊,我的朋友,它已随风而逝。”他们真的反战吗?他们真的知道越南发生的一切吗?他们真的拥抱共产主义吗?他们是以反抗来宣泄过多的荷尔蒙吗?还是,他们想要的其实是性解放、毒品与暴力?

  尼克松被学生们的玩世不恭激怒了,他对一位现役军人的妻子说:“我见过美国的军人们,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但您瞧瞧那些游手好闲的废物,您知道,他们正在把校园搞得乌烟瘴气。如今在大学校园里的孩子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在上最棒的大学,他们却在这里焚烧书本。……”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他的决策不会受反战运动影响,他绝对不会将政府的各项职责留给那些“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那些“奢谈理想主义”却“实行残酷统治的社会主义者即极权主义者”。2

  决定越战胜败的不在于前线战场,而在于三军统帅的勇气与意志,而在于白宫的权力更迭。“水门事件”为南越写下达了死亡通知书——总司令被妖魔化,这场仗怎么打得下去?尼克森不是一个让人尊敬的政治家,算不上“伟大总统”,他与基辛格一样都是现实主义者,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存在若干道德瑕疵和重大政治误判——如放弃反共价值、一意孤行地访问中国;但左派利用“水门事件”摧毁尼克松,比尼克松的所作所为对美国宪制和美国价值的伤害更大。


“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控制”


  越南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唯一的一场“完败”的对外战争(朝鲜战争算是打了个平手),对美国造成的“精神内伤”空前绝后。学者约翰·赫尔曼指出:

  越南战争让人们对美国神话疑窦重重。美国进入越南时,信心十足,认为一段让美国光彩夺目的故事将徐徐展开。未曾想,美国的越南故事与预期背道而驰,美国前前后后的举动成为一场激烈文化争辩的中心议题。从最深处来说,越南遗物瓦解了美国故事,动摇了美国对自身前世今生的解读。3

  作家、越战老兵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也总结说:“越南战争是一场文化、社会和政治地震的震中,自美国内战以来,没有哪次事件能将国内民众弄得如此彼此对立。……我们认为自己领先世人、品德高尚、所向披靡,没有历史的负担枷锁和沉痛惨事,可越南战争之后,这种自视甚高不复存焉。战争或其结局都与我们国家和个人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越南战争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美国“文化战争”的中心议题——然而,真正的胜利者,与其说是北越,不如说是西方左派。

  就战争层面而言,越战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后来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国务卿的鲍威尔,曾两度在越南服役,对战争本身和美国打这场战争的方式,有冷峻的判断:“在我们走向战争时,必须有一个人民理解并且支持的目标;必须动员国家的资源来完成这一使命,然后去打赢这场战争。”4然而,美國並未做出充分準備,就已然深陷泥潭。

  最先援助南越的是艾森豪威尔。法国惨败之后,美国组建了宛如“小北约”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将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纳入其中。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说:“你竖起一排多米诺骨牌。然后你击倒第一块骨牌,那么最后一块骨牌的命运也在劫难逃:它很快就会倒下。”5随后,美国支付了南越预算的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五,包括其军队的全部花费,维持其贸易逆差。然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南越“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乞讨者”,“美国的援助如同沙上建塔”。6

  美国忽视了最初在中南半岛最强劲的思潮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或者说美国错误地将两者混为一谈。远东问题专家和未来的驻日大使赖孝和(Edwin O. Reischauer)指出,悲剧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允许中南半岛的民族主义发展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不去帮助亚洲民族主义,反而与之对抗,是多么荒谬绝伦的错误”。7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治下,美国在越南的悲剧拉开大幕。还是参议员时,肯尼迪就频繁使用各种隐喻谈论骨牌: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基石,是自由拱门的基石,是自由之坝的闸门”,是“亚洲民主的试验场”和“检验美国在亚洲的责任和决心的工具”。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称:“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左派总是会说漂亮话,但要做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又是另一回事。戴高乐基于法国当初的惨痛教训,警告说:“我预言,你将一步一步陷入一个军事和政治的无底泥潭中。”肯尼迪却置之不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肯尼迪派出第一批七千人的美军去越南,迈出关键性一步。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秘密授权美国支持一场反对南越强人吴廷琰的军事政变,后者在政变中被杀。吴廷琰虽专制独裁,却是南越最能干的、唯一能稳定政局的人——詹森称之为“东南亚的丘吉尔”。吴廷琰死后,南越陷入永无休止的内斗,将军们走马灯式地控制政府,形成一种荒诞局面——美军帮南越打北越,南越自相残杀。约翰逊后来说,搞掉吴庭琰是“我们在越南所犯过的最糟糕的错误”。

  三周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肯尼迪本人被暗杀——这一暗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个谜。

  约翰逊上位后,轮到他犯更大的错误了。约翰逊只有二十六岁时,就被小罗斯福作为潜在的接班人培养。在内政上,约翰逊开始一场升级版的新政,发出建设“伟大社会”宣言,让白宫成了一部花钱的发动机——通过立法和财政政策彻底战胜贫困,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到福利国家的利益。福利开支在政策预算中所占的份额很快超过一半(约翰逊及其“向贫困开战”的筹划者们,却从不将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事业保险作为“福利”),贫困问题却愈演愈烈,正如批评者所说,约翰逊“把钱撒在问题上”。永久性的财政赤字是从其任内开始的。一九六五年,《时代》杂志将凯恩斯放上封面,并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然而,一九六八年出版的《伟大社会计划读本:美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一书断言:“伟大社会”计划与自由主义本身都已濒临覆灭——在这一年的第一天,约翰逊居然呼吁美国公众减少境外旅行,以便缩减美国日益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

  在越南问题上,约翰逊宣称:“我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总统。”这句话后来在报道中变成了:“我不想丢掉越南,我不想做一个这样的总统:眼睁睁地看着东南亚走上中国正在走的那条路。”为赢得战争,他采纳战略大师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的“逐步升级”战略,康恩设计了四十四种逐步升级的战争阶梯:“战争逐步升级是一个『赌决心的竞争』。”

  然而,约翰逊既缺乏明确的目标,更缺乏决心。他试图将这场战争局限于使用空军力量轰炸北越,但轰炸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美军的轰炸在数量、目标和时间上都受到严格限制,这些限制完全是政治上的,跟战术或战略关系不大。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夏普指出:“我们可以摧毁北越每一台用于战争的设备。但那些绝望地搓着双手的家伙却占据着舞台中央。……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没有意志去应对眼下的局面。”白宫的主人“像啄木鸟一样对表面上漫无目标的靶子乱啄一气”。韩战中杜鲁门政府干预前线将领的错误又在重演。

  约翰逊不善于与民众沟通,他的粗鲁的言行举止和过分表露的情感脾性,使批评者对其政策更加恼怒。他隐瞒战争的真相,当军费不断攀升之际,他又不愿增税,就只能削减社会计划的资金。“那个战争的婊子,”他后来说,“杀死了我真正热爱的女士——伟大社会”。他又自我辩解说:“这不是约翰逊的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然而,此前没有哪个总统曾遭遇过此种令人难堪的人身攻击:“嗨!嗨!林登·约翰逊!今天你又杀死多少年轻人?”一九六八年,罗伯特·肯尼迪在报纸上撰文,引用诗人叶芝的诗句形容美国:“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控制。”这是民主党人对约翰逊发出的不信任信号。约翰逊被迫放弃连任竞选,黯然谢幕。一九七三年一月,约翰逊在去世前十天所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哀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有人都相当缺乏耐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相当不能容忍同胞的意见、判断、传统和生活方式。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约翰逊过世时,他任命的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说:他是因心碎而死。8

  曾任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的麦高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后来如此自问:“我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没有对成功的概率、一方的优势、另一方的弱势做出缜密研究。”面对越南危机,这位知识精英没有对美国战略的目的和手段做出精准分析。他低估了敌人,整个政府普遍犯的错误是没有分析清楚“敌人如何获胜,如何恢复元气后卷土重来”。邦迪认为,只要美军部署能达到“朝鲜规模”就能获胜,他相信“能够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他写道:“我们和约翰逊都没有问过『胡志明能坚持多久』这个问题。」9

  他没有想到,北越领导人从未动摇过其决心:不惜以任何代价实现清楚的政治目标——完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目标清晰,令人恐怖”,不在乎美军的“消耗战略”,即便以十比一的比例换取美军的伤亡,也在所不惜。百姓所遭受伤亡,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北越没有自由媒体和公共舆论,越共无需考虑民意。

  共和党人尼克松以承诺让美国体面结束越战而当选。他的策略是“越南战争越南化”,让南越自身强大起来。然而,“水门事件”让尼克松灰头土脸地辞职,随即美国全面中断对南越的援助。与此同时,北越从中国、苏联及东欧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南越覆灭的命运就注定了。南越原本拥有比南韩更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如果保存下来,此后未尝不可能取得像南韩那样的成功。

  一九七五年,北越无视此前达成的协议,发起了一场致命的进攻——所有的共产党都不会遵守任何协议,这是常识,美国和西方从未理解这个常识。南越军心和民心都已瓦解,北越军队势如破竹。

  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发表声明,要求国会重新考虑援助南越,包括拨出紧急军事援助:“美国如果不愿意向那些为自己的生命而战的盟友提供适当援助,将会严重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同盟者在全世界的可信度。”国会却无动于衷。福特只能袖手旁观。

  四月二十一日,北越军队攻入西贡,南越宣布投降。两天后,福特确认越南战争正式结束。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从西贡美国大使馆屋顶救出美国官兵和侨民。这仓皇逃窜的一幕,是冷战中美国最耻辱的失败,象征着美国失去冷战优势,天平向苏联一方倾斜——这也成为中美建交的重要原因,这一冷战中严重的战略决策错误,导致中国绝处逢生,并在日后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

  此后,越南完成统一,与柬埔寨、老挝等中南半岛三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数百万南越军公教人员被送入劳改营,十万至二十万名犯人被处决。一九七零年代后期,越南经济崩溃,超过一百五十万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超过二十万人在逃亡路上死去。比中共和越共更激进的赤柬攻入金边,夺取柬埔寨政权之后,屠杀了两百至三百万“敌对阶级”,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接着,越南因其侨民被屠杀,入侵柬埔寨,推翻了赤柬的统治,并建立亲越的傀儡政权。再接着,中国对越南发动“惩戒战争”。

  越战的失败,是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有多种责任人。历届总统缺乏精准目标、取胜决心和宏观战略,受制于国内分裂的政治形势;媒体、学界和青年学生左倾激进化,以暴力方式展开反战运动,改变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南越政权腐败无能;北越坚定意志和残忍战术以及从中国和苏联得到的巨大援助……这一切,使自由世界经历了一次重大挫败。

  美国的错误是低估了北越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和信念。河内早就宣布“没有任何人类的力量能够抑制”其民族主义激情。但在美国,“有限战争”理念的发明者考夫曼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受理性约束的时代”,这种思路正好契合肯尼迪的国防部长、四十五岁时出任福特汽车集团总裁的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推崇的管理学理念——通过合理的计算和评估,用武力让敌人意识到“结束冲突比继续冲突有利得多”,由此实现对战争的理性“管理”。然而,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未必能管理好一场战争。麦纳马拉并不了解人性因素,人类行为有时并不是理性的,它们荒诞怪异,难以捉摸,因此没有成为分析考量的要素。多年以后,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中承认,越战升级是“一个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概括了美国在越战中犯下的多达十一个错误,包括美国试图通过军事策略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与思想。10

  越战是美国建国以来外交政策的最大挫败。当初,美军并未介入中国内战,虽然中国赤化,但普通民众对此大都无感;如今,美军卷入越战这场比韩战规模更大的战争,却以惨败告终,五万多官兵牺牲,数十万官兵身心遭受重创,反战运动瘫痪了美国的行动能力和自信心。


美国士兵没有辜负美国,也没有辜负自由


  越战的失败让美国的声望和地位在冷战期间降至最低点。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对美国百般挑衅,即便是欧洲民主国家也站在左派立场对美国落井下石。

  一九六八年,一万名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学生聚集在柏林市中心高呼着:“胡,胡,胡志明!”令人联想其美国示威者呼喊的:“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必胜!”西德学生领袖鲁迪·达兹克(Rudi Dutschke)称:“告诉美国人,除非你们自己抛弃帝国主义,否则被我们赶出去是指日可待的事情。”11他太健忘了,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将德国从纳粹的暴政下拯救出来,他这样的左派或许早就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了。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二零二零年,还有大量美军驻扎在德国,当川普总统宣布裁撤驻德美军时,表达最强烈不满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人已经离不开免费的保镖了。

  一九七二年,瑞典将美国对越南的轰炸比喻为“纳粹屠杀”——瑞典偏偏忘记了,纳粹的铁蹄横扫欧洲时,瑞典的所谓“中立”一点也不中立,瑞典从未中断将铁矿石等重要战争物资输入纳粹德国,纳粹德国以此制造武器,所杀死的每个人,瑞典都负有道义责任。

  德国学者妮科勒·施莱(Nicole Schley)和莎贝娜·布塞(Sabine Busse)在《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一书中,批判美国“通往强国的道路是血腥的——以战争解决冲突如同一条红线贯穿着美国的历史:从印第安人战争和独立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了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印象似乎是它很愿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12这是欧洲左派的自义:绝对的和平主义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美国好战。他们描述二战时,竭力使用“中立”、“客观”的叙述方式。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真相:若非美国帮助欧洲打败纳粹德国、防御苏俄扩张,德国要么仍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要么由东德来实现统一并沦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这些德国知识分子恐怕连著书立说的自由都不复存在。美国士兵当年在欧洲为自由而战,如今在越南也是为自由而战。如果不理解这点,实在不配享有自由。

  美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美国参与的绝大多数对外战争都是被迫“卷入”的,包括一战、二战、韩战和越战。但是,美国人确实是具有战争意志和战争能力的民族,这一点连没有到过美洲的埃德蒙·伯克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在劝告英国不要对殖民地人民开战时指出,“在美洲人的性格中,对自由的热爱是压倒一切的特征”,他们习惯了自由,甚至产生了气势凌人的派头。于是,“傲慢往往与自由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更坚定,更不易打败”。英国的殖民野心一旦与之相碰撞,必将“燃起一片行将毁灭我们的大火”。13之后事态的发展,被其不幸而言中。

  如果说韩战是最漫长的冬天,越战就是最漫长的夏天——在越南,一年四季都是夏天,这个夏天持续了十一年之久,越战老兵菲利普·卡普托描述说:“我们长达数周之久留在偏远的前哨,像原始人一样生活,四周是全然不识、望不到边的稻田和雨林。疟疾、黑尿热和痢疾虽然不像以前的战争那般会夺人性命,仍然会伤人健康。干燥季节,烈日炙热难耐,雨季时节,大雨不歇,我们被淋得全身麻痺。白天,我们在深山雨林里辟路行军,树林深幽,不得不谨小慎微。夜晚,蹲坐在泥泞的山洞里,把血管里的蚂蟥一根根拔出来,还要警惕敌人从铁丝网那头的暗处向我们开火。”14

  参加越战的士兵多是贫民、农夫、技工、建筑工及其后代,参军成为他们改变个人命运和展示爱国心的方式。将数十万“红脖子”家庭的士兵派往越南的是华盛顿的政治精英,而高官显贵的亲儿爱女则通过特权运作避免走上战场——很快,这些就读于常春藤名校的权贵子弟站在反战第一线,以反战来显示其崇高和正义,居高临下地羞辱和攻击越战士兵,“往好了说是无知愚蠢、拿着枪的建筑工人;往坏了说是精神失常,穿着军装的变态杀人狂魔”,在他们看来,每个战士都罪孽深重。

  长期担任中情局副局长和局长的罗伯特·M·盖茨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在他加入中情局的一九六九年,他与中情局的年轻人们深受国内反越战运动之影响——仇视战争、仇视当权派。他们情绪激烈,很多人都参加过在国家广场和五角大楼举行的反战集会活动。“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游行是在一九七零年五月九日——美国入侵柬埔寨导致了这次大规模游行。”15参加游行示威是包括中情局员工在内的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但高亢地参加反政府活动的政府雇员,能在其左派立场与职业生涯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吗?

  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无愧于祖国,也无愧于自由。越战中缺乏像韩战中的麦克阿瑟、李奇微、沃克那样的杰出将领,但就战术和战役层面而言,美军在越南并没有战败,五万多人的牺牲并非毫无价值。

  越战中,美军官兵们用生命谱写了不朽的史诗。比如,堪与韩战中长津湖战役相媲美的德浪河谷战役,可歌可泣: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早上十时四十八分,美国第一骑兵师第七骑兵团的一个营和北越第六十六团在德浪河谷遭遇。北越正规军有近四千人驻守,是经过奠边府战役锤炼的精锐之师。两军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战斗。经过三天激战,北越阵亡一千五百一十九人,美军阵亡三百零五人,这场战斗以北越惨败收场,北越将南越分为两段的计划因此失败。这场战役使北越从此决定避免与美军正面冲突,改而采取游击战。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北越发动规模空前的春节攻势。兵力超过三十二万的北越正规军和游击队,对南越的两百多个市镇和农村地区发动“总攻击—总暴动”。就连西贡的南越总统府和美国驻西贡大使馆都遭到越共敢死队夜袭。然而,南越民众没有如预期发动大规模动乱。北越人民军在遭受美军和南越政府军压倒性传统武力的打击下,大部分攻势都在最初几个小时内被击溃。西贡的战斗持续了三天,南越第三大城及王朝旧首都顺化市的激战持续了一个月,美军溪生基地的反围困战持续了七十六天。北越部队约四万五千余人阵亡、四万余人负伤。

  一九七二年三月,北越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动员全部北越军事力量,发动比一九六八年春节攻势更大规模的“复活节攻势”。尼克松下令美国战略轰炸机对北越大城河内、海防及军事设施进行全面轰炸。北越的复活节攻势以失败告终,损失超过十万人,武元甲被撤职。

  但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战争,决定性因素不在战场上,而在政治领袖的办公桌上。越战期间的几位总统及其决策圈在政治上都有致命缺点,他们还不如韩战时期的杜鲁门,他们让本来可以获胜或者至少可以成功撤出的战争滑向了不可遏制的失败,用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由高层文武官员组成的专门机构,从而对那里的工作进行详尽而专门的指导。……我们没能把最基本的问题公之于众;而我们对此疏忽也没有清醒的认识;总统顾问班子中对战争进程的深刻分歧既没有被摆上桌面来探讨,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16

  在战争期间,美军确实出现了若干暴行。越南战争是两种最苦楚战争的综合体——内战和革命,另外再加之丛林作战的凶险。早在美军到来之前,二十年的恐怖主义和手足相残,已让这个国家的道德图谱没有剩下多少可值得颂扬的东西。美国士兵被送到一个遥远的“他界”,在他们周边,没有任何熟悉的事物,没有教堂,没有警察,没有法律,没有报纸,也没有监管力量。印度支那半岛的丛林似乎处在创世之初,道德伦理和地理条件都放眼荒芜。在那里,士兵们奉命杀人,面对残酷暴虐的敌人,士兵们的人性也丧失殆尽。他们不能被简单地划分为好人或坏人,他们不是圣人,也不是流氓,不过是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17

  但是,以西方民主国家军队的标准来看,美军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队更残暴,更比北越军队仁慈得多。对五角大楼机密文件的研究表明:在一九六七年斯德哥尔摩“国际战犯法庭”上针对美军的所有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例如,把平民撤出交战地以避开“自由交火”的战场,不仅挽救了平民的生命,也是《日内瓦公约》所要求的。战斗对平民区的严重影响是越共战术的直接后果,他们把村庄变成设防要塞,本身就违反《日内瓦公约》。而且,正是为保护平民的生命和财产而限制美国的轰炸,才使轰炸如此低效。越战中被杀平民所占的比例是二十世纪战争的平均水平。在战争期间,南越人口数量稳步增长,究其原因,美国的医疗计划功不可没。在南越,民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18可惜,这一切证明因素都不能抵消北越的死缠烂打。

  美国士兵在越战中的荣誉和牺牲不容亵渎,正如麦克纳马拉在其回忆录的结束之处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面对那些在越南战争中永不会归来的美国人的命运。我们不明智的卷入是否抵消了他们的努力与牺牲?我不这样认为,他们并没有参与决策,但却响应了祖国的召唤,为了祖国的利益走上了艰难之路。他们为祖国及其理想舍弃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越南的错误并不能掩盖他们的崇高牺牲,这种牺牲使所有活着的人景仰。”19不是每一次为自由而战都能大获全胜,失败者仍然是英雄。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刚上任一个多月的里根总统在白宫为越战老兵贝纳维德斯主持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国会荣誉奖章授勋仪式。贝纳维德斯是一名退役多年的陆军中士,他在越战中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八名别动队队员。在卡特(Jimmy Carter)任内,五角大楼就请求卡特向这位老兵颁发奖章,但卡特拖了下来,直到离任也没有做。卡特及其身边的自由派高官,从心底里就反对越战,且以越战为耻,怎么会愿意为老兵授勋呢?里根与卡特截然不同,他亲自宣读嘉奖令,还说了一番尖锐的话,话的含义非常清楚——“应该”向参加过越战的英雄“表示我们的骄傲”,里根宣称,“他们没有取胜就回到国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打败了,而是他们被剥夺了取胜的机会”。20 至于是谁剥夺了他们“取胜的机会”,答案不言而喻。


主流媒体和知识精英:他们以为在说真话,其实在说谎

  美国媒体和文人的左倾,左倾之后肆意造假和无耻卖国,在越战期间达到了高峰——这些记者、编辑和评论人不认为他们在造假和卖国,而自以为站在正义和真理一边,自以为是在拯救美国和越南。

  在初始阶段,竭力主张美国出兵的两个最强大的鼓吹者是《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一九六一年四月七日,《华盛顿邮报》写道:“美国的威信,跟保护越南人民免遭共产主义吞并的努力有莫大的关系。”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二日,《纽约时报》声称:拯救越南的“代价固然很大,但是让东南亚被俄国和共产中国所控制,其代价更大”。

  然而,随着战争烈度的加剧,民间逐渐产生厌战情绪,这些媒体迅速转变立场,摇身一变成了反战先锋,却从不曾对此前支持战争的论述作出任何解释——无冕之王是不必向庸众道歉的。

  狡猾的主流媒体用一种巧妙的看似真实报道的方式来传播谎言,即便是看上去栩栩如生的照片,也会传达与真相截然相反的讯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南越警察局长阮隆将军向一名越共团长阮文敛头部开枪将其处决时,美国记者亚当斯拍摄下一张“子弹在飞”的照片。阮隆在处决阮文敛后,走到按下快门的亚当斯面前,对他说:“他杀了我们很多人,还有你们的人。”然后转身离开。这张名为《西贡的处决》的新闻照,刊登在《纽约时报》头版,被在世界各地的报章转载,并获得一九六九年的普利茨最佳新闻照片奖。

  看到这张照片的人无不震惊,进而对南越和美军作出否定性评价——阮隆将军被这张照片定位为一名残忍的暴君,他对一个身穿便服、手无寸铁、双臂被捆绑的背后的人开枪。然而,照片不会告诉你背后的真相:这名被处决者并非平民和善类,他是在一次对西贡周边地区的袭击行动中被俘的,他承认杀害了三十四名“反革命分子”,大多数为南越政府公务员、警察和军人家属,包括阮玉鸾的一位朋友和部下阮遵中尉及其全家老小一共六口人。阮文敛的作为跟后来的伊斯兰恐怖分子没有什么差别,他没有资格得到战俘待遇——然而,这些情况对媒体和反战抗议者并不重要,他们只需要利用这类活生生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反战立场。21

  一九九八年,阮隆因癌症病逝于美国时,亚当斯满怀愧疚。他回忆道:“我因为一张一人枪杀另一人的照片而在一九六九年赢得普利茨奖。有两个人在照片中死去:吃了子弹的人和阮隆将军。将军杀死了那个越共;我用相机杀死了将军。”然而,主流媒体不会刊登亚当斯迟到的忏悔。

  在激烈的阿比亚山之战后,《生活》杂志刊登出两百四十一名阵亡美军的照片。配图文章引用一位士兵写给家人的信中的话:“你也许读不到这封信。我草草写一点。我在山上看到了死亡。”突然之间,美国公众把死亡与真人面孔联系上了。

  实际上,这两百四十一名阵亡者中,只有五人是在此次战役中丧生的。评论家塞缪尔·札菲里指出:“这里的引用误导了许多读到这篇文章的美国人,让他们误以为照片上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在猛攻阿比亚山时牺牲的。”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尼克松总统被迫命令美军驻越司令艾布拉姆斯将军(Creighton Williams Abrams, Jr.),一定要避免“如此大规模战役”——这一新政策将成为“保护性反应”的一部分。束手束脚、患得患失的战争如何打下去?

  媒体成功地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受众:美国在打一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媒体不仅无视美军的任何成功,而且往往把越共和北越的受挫描绘成胜利。媒体的误导,在处理越共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的“春节攻势”中达到一个决定性顶峰。

  那次战役,南越军队和美军大获全胜,媒体却大肆渲染越共游击队对西贡的南越总统府和美国大使馆的攻击,以及越共在顺化的战斗中暂时取得的优势。媒体将这次胜利扭曲成美国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以及越共的一次重大胜利——其重要性不亚于越共打败法国人的奠边府之战。北越的这次攻击在军事上惨败了,但在媒体上却呈现为北越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一次重大胜利。在美国人的起居室的电视剧上呈现出来的画面是美军的混乱、惊恐和死亡。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Jack Gould)写道:“对巨量的电视受众而言,他们看到的可怕画面确定无疑地形成了这种印象:越战的伤痛是惨烈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看似中立的分析,是不完整的。”

  一九七七年,专家对当时的新闻报道做了详细研究,揭示了这种颠倒黑白是如何发生的。22南越人民在绝望中的反抗极少被报道,而北越和胡志明却被描述成民族独立的奋斗者——他们的滥杀无辜、他们在土地改革中的暴行,被左派媒体刻意遮掩地严严实实。

  美国主流媒体和文化名流在无限丑化本国政府、本国军队的同时,为敌人唱起了赞歌。作家、女权主义者、文学评论界的教母式人物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专栏文章中说,北越是一个理想的地方。23

  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应邀飞抵河内,受到北越领导人亲切接见,在北越的高射炮旁摆姿势照相——而此时,美国飞行员正被这样的高射炮击落、杀害或囚禁,遭受酷刑。在二战中,这种为敌宣传的行为必定会被以叛国罪受到制裁,简·方达却为所欲为,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足以表明美国的法治已崩坏。

  美国的反战积极分子全盘接受北越的宣传——北越说,他们供给美国俘虏的食物要比给自己人的还多,因为“美国人比我们高大”。战俘迈亚·登顿尽管不能公开说,但还是发出一份情报——他根据摩尔斯电码眨眼睛,送出的情报是令人胆寒的“酷刑”一词,但没有媒体愿意报道这个事实。简·方达这样的卖国贼风光一时,越战老兵和战俘却无人问津。美军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简·方达的痛恨——即便这样的行动被左派知识分子视为“落后于时代的奇怪行动”和“病态的仇恨”——简·方达的照片被贴在军队的小便池上(目标处);通常在熄灯后,美国海军会有一个下级军官大声喊:“晚安,简·方达!”大家都回应:“晚安,婊子!”24

  其实,简·方达及其同仁比为生活所迫操皮肉生涯的“婊子”坏多了。他们在传播假相的同时,也刻意隐瞒真相——尤其是北越的暴政。中情局西贡分局局长萨利文在回忆录中指出,最早从一九六三年起,越共就采用剖肠、分尸手段来进行心理战。越共暴行包括在顺化杀死三千名平民,许多人是被棍棒打死或活埋的,以及在达山村用机枪和火焰喷射器杀死数百平民。北越军会折磨美军战俘,如在河内旅馆中为了获得美国人的“悔罪”进行大量酷刑。历史学者指出,“越共恐怖主义的规模和致命性比起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绝大多数恐怖分子来都有过之无不及”。这些事实并未被媒体报道过。

  有的时候,记者的报道会遭到左派的刻意误读,连记者本人都无法苟同这种误读。著名战地记者西德尼·尚伯格在一篇关于顺化战役的报道中,描述了一名三岁的越南小女孩,“她的母亲被北越的火箭弹炸死,尸体倒在不远处。火箭弹炸破又灼伤了她的脸和双臂,她的两腿也都断了,但她还是活了下来”。有人给了这个女孩一个橘子,想要使她安静下来。她双手紧紧地抓住橘子,但却没有因此而平静。“我想回家,”她不断地哀哭,“我要和妈妈一起回家。”这一幕尽显战争的残酷。

  一名来自缅因州的年轻反战活动家读了报道后写信给作者说,他想帮助文章中写到的那个三岁孤女,他认为,“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的政府是战争的主要发起者,也是这一个别事件的罪魁祸首”。尚伯格告诉他,那位女孩受伤和她母亲被害都是北越军队造成的,当时北越军队故意向准备南逃的平民开火。25这位反战活动家的同情心立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似乎只有被美军伤害的平民才值得被救助,而被北越军队伤害的平民就是活该。

  美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完全被媒体对越南战争的负面报道误导和洗脑了。麦克纳马拉在访问校园期间发现,学校的名气越大,学生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反对政府的越南政策。他在应邀到母校哈佛商学院演讲时,遭到抗议学生的围攻,学生们险些将他的坐车掀翻。哈佛校方事后致歉说:“这样的无礼举动和身体冲撞绝对不应该在大学里发生。我们对哈佛大学发生这样的事颇为震惊。”麦克纳马拉回信说:“我能理解当代大学生对重大问题的浓厚兴趣和以引人注目的方式表达这种兴趣的愿望。有时候,我们的热情往往会压倒理智。不过,这种出格的行为不应该成为压制人们表达反对意见的理由——表达反对意见是拥有自由的人的特权和原则。”26身为国防部长,却被剥夺言论自由,何其荒谬?麦克纳马拉没有看透左派的本质:在左派掌权的世界里,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从越战到反恐战争,极左派知识分子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一直是媒体宠儿。作为语言学家的乔姆斯基是学院中人,但作为政治评论者的乔姆斯基显然是炙手可热的公共知识分子。新左派的精髓及对“纳粹德国式亚美利加”的痛恨在他身上有许多体现。在他看来,六十年代的所有大国中,最应受到谴责的是美国,其自由民主政治是一个幌子,自由市场经济不过是强权的伪装,其对外政策十足邪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国家”。作为激进反战分子,他参与多起示威活动,包括围绕五角大楼组成人链,他如此描述说:“成千上万的青年包围了这栋他们认为是——我也认为是——地球上最丑恶的建筑。”

  尽管乔姆斯基不赞同斯大林主义,却支持毛泽东、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真正的社会革命”。他称毛泽东的中国是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国是新社会的一个重要样板,基层出现了各种非常有趣的事物,无疑,集体化和共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群众的参与,基于农民达到了一定的认识水平。”他说这段话时,中国刚在五年前发生了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他承认北越杀过地主,但辩解说那是为了巩固政权所采取的必要措施,“采取恐怖主行动是正当的”。他是最后一个为赤柬大屠杀辩护的西方学者——在今天的柬埔寨,若干大屠杀实施者已受审并定罪,大屠杀纪念馆也对外开放。

  乔姆斯基代表了美国最败坏、全然丧失理性和良知的左翼公知。对越战的研究无可辩驳地表明,美国并非败在军事上。从南越撤军的原因在于国内反战运动带来的政治成本太大。导致这种政治成本不断增大以至美国政府无法承受的首要因素,则是像乔姆斯基这样的激进知识分子竭力煽动学生反战。27

  乔姆斯基及其在媒体和学界的同仁们,从未为当初的言行认错并道歉,他们继续利用美国的言论自由环境反对美国,他不会放弃美国的公民身份和名校的教职,但他对美国的憎恨终其一生不变。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基思·温德舒特尔在《伪君子诺姆·乔姆斯基》一文中指出:

  这位老激进分子的长期政治实践表明,他整个生涯的一大特色是:对同样的事物采用双重标准。

  乔姆斯基自称是自由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却为某些有史以来最独裁、最残忍的政权进行辩护。他的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号称是让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但他却将普通大众视为特权阶层和权势群体的无知玩偶而横加蔑视。他对知识分子的职责的界定是探明真相、揭穿谎言,但他却通过隐瞒真相和弄虚作假来支持自己心仪的政权。他认为存在着普适的道德原则,但他却只用以衡量西方自由民主社会,这些原则并不妨碍他为自己心仪的政权开脱罪责。他是一位公开指责官僚的官僚。当人们发现他做出了不负责任的误判时,他总是拒不认错。

如今,乔姆斯基的伪君子行为已经成为一杆标尺,标明他竭力宣扬的左翼激进主义业已堕落到了可悲的程度。28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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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页169-170。

2、理查德·尼克森:《时代的破冰者:尼克森回忆录》,页489。

3、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公司,2019年版,页322。

4、鲍威尔是欧巴马之前担任政府最高职务的非裔美国人,也是共和党中偏左翼的“温和派”。“温伯格主义”(鲍威尔曾任国防部长温伯格的军事顾问)和后来的“鲍威尔主义”的国防部方针里都包含了他的谨慎开战的结论。詹姆斯·曼(James Mann):《布什战争内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45。

5、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页146。

6、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愚政进行曲》,(台北)广场出版,2018年版,页348。

7、芭芭拉·塔克曼:《愚政进行曲》,页335。

8、吉尔·莱波尔:《真理的史诗》(下),页874。

9、戈登·戈德斯坦(Gordon M. Goldstein):《灾难六课:麦乔治·邦迪与越战的诞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页172-173。

10、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页332。

11、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1968:撞击世界之年》,(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页77。

12、妮科勒·施莱(Nicole Schley)、莎贝娜·布塞(Sabine Busse):《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页2。

13、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美洲三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页88、96。

14、菲利普·卡普托:《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页7。

15、罗伯特·M·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页3。

16、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页341-342。

17、菲利普·卡普托:《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页7-8。

18、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页149。

19、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页343。

20、詹姆斯·曼:《布什战争内阁史》,页117。

21、威廉·J.本内特:《美国通史》(下),页351。

22、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页152。

23、苏珊·桑塔格还在古巴待了三个月,她发现古巴“令人震惊的不存在压迫现象”——实际上,数万政治犯被处决或虐待致死。她承认古巴“缺乏新闻自由”,但仍然为古巴革命“没有背叛自身”而喝彩。她认为,美国政府在越南施暴,所以她更要站在古巴一边,“以此补偿美国政府关于古巴的明显谎言和不实陈述”。马克·科兰斯基:《1969:撞击世界之年》,页221-222。

24、布鲁斯·卡明思:《海洋上的美国霸权:全球化背景下太平洋支配地位的形成》,(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版,页602。

25、西德尼·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战火之外》,(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页140-141、页158。

26、麦克纳马拉:《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页262-264。

27、基思·温德舒特尔:《伪君子诺姆·乔姆斯基》,见费迪南·布伦蒂埃等:《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238。

28、基思·温德舒特尔:《伪君子诺姆·乔姆斯基》,见费迪南·布伦蒂埃等:《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页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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