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杰

第六章 越战与反越战的“文化革命”(上)

已更新:2021年7月19日

作者:余杰




  我们痛恨战争,但是我们也喜欢它。我们因越南而变得特殊,成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一代人。战争使任何出格的事、任何过头的想法和行为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向某大公司的玻璃窗投掷石块,我们一想到这事为了支持越南人民,罪恶感就立马消失。放火焚烧学校图书馆后,我们对自己说:这事为了支持越南人民。如果说战争给我们发了许可证,它还让我们沉湎于道德优越感而不能自拔。我们比自己生活在其中的环境要高尚得多。如果我们犯下了什么不太体面的小错的话,从长远来看,它们终将被美国政府在东南亚犯下的滔天大罪所淹没。


彼得·科利尔(Peter Collier)、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

  一九六八年冬天,尼克松在大选中以绝对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Hubert Horatio Humphrey),《生活》杂志发表封面报道,题为“尼克松时代即将开始”。但尼克松很快发现,他接手的是一个被媒体妖魔化、被国会瓜分大量权力的分崩离析的白宫。他要解决的首要难题是让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撤军,而撤军之前必须先在战场上获取一定的战果,才能迫使北越坐到谈判桌上。

  一九七零年四月三十日,尼克松在电视讲话中告诉全国人民:“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秩序的时代。我们看到,自由的文明在过去五百年中所创造的一切伟大的制度遭受到了盲目的攻击。即便是在美国,著名大学正在遭受系统性的破坏……在这样的危机关头,如果美国表现得像一个可怜而无助的巨人一样,那么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就会威胁到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自由制度。”他宣布美国将打击柬埔寨和老挝的北越军事基地。战争扩大化在国内引发更激烈的反战运动,并导致首例死亡事件发生:五月四日,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因为失误,在肯特州立大学枪杀了四名抗议学生。

  经过五个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夜晚之后,尼克松决定“微服私访”——他来到聚集在林肯纪念堂的抗议学生之中,试图说服学生,但他在现场失去了老练政客的风采,语无伦次地谈论着丘吉尔、绥靖政策、冲浪和足球,以及年轻时旅行的好处。他劝告学生们,不要因为对政府政策的反对而演变成对国家的盲目仇恨,“尽管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缺点,它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学生们对他的话并无共鸣,一名抗议学生告诉总统:“我希望您明白,我们宁愿为我们信仰之事业牺牲生命。”1

  然而,这些学生并不知道什么是他们“信仰的事业”。他们只会唱鲍勃·迪伦(Bob Dylan)的反战名曲《风中逝去》:“还要有多少人死去,我们才会真正醒悟过来?这答案啊,我的朋友,它已随风而逝。”他们真的反战吗?他们真的知道越南发生的一切吗?他们真的拥抱共产主义吗?他们是以反抗来宣泄过多的荷尔蒙吗?还是,他们想要的其实是性解放、毒品与暴力?

  尼克松被学生们的玩世不恭激怒了,他对一位现役军人的妻子说:“我见过美国的军人们,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但您瞧瞧那些游手好闲的废物,您知道,他们正在把校园搞得乌烟瘴气。如今在大学校园里的孩子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在上最棒的大学,他们却在这里焚烧书本。……”他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他的决策不会受反战运动影响,他绝对不会将政府的各项职责留给那些“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那些“奢谈理想主义”却“实行残酷统治的社会主义者即极权主义者”。2

  决定越战胜败的不在于前线战场,而在于三军统帅的勇气与意志,而在于白宫的权力更迭。“水门事件”为南越写下达了死亡通知书——总司令被妖魔化,这场仗怎么打得下去?尼克森不是一个让人尊敬的政治家,算不上“伟大总统”,他与基辛格一样都是现实主义者,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存在若干道德瑕疵和重大政治误判——如放弃反共价值、一意孤行地访问中国;但左派利用“水门事件”摧毁尼克松,比尼克松的所作所为对美国宪制和美国价值的伤害更大。


“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控制”


  越南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唯一的一场“完败”的对外战争(朝鲜战争算是打了个平手),对美国造成的“精神内伤”空前绝后。学者约翰·赫尔曼指出:

  越南战争让人们对美国神话疑窦重重。美国进入越南时,信心十足,认为一段让美国光彩夺目的故事将徐徐展开。未曾想,美国的越南故事与预期背道而驰,美国前前后后的举动成为一场激烈文化争辩的中心议题。从最深处来说,越南遗物瓦解了美国故事,动摇了美国对自身前世今生的解读。3

  作家、越战老兵菲利普·卡普托(Philip Caputo)也总结说:“越南战争是一场文化、社会和政治地震的震中,自美国内战以来,没有哪次事件能将国内民众弄得如此彼此对立。……我们认为自己领先世人、品德高尚、所向披靡,没有历史的负担枷锁和沉痛惨事,可越南战争之后,这种自视甚高不复存焉。战争或其结局都与我们国家和个人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越南战争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美国“文化战争”的中心议题——然而,真正的胜利者,与其说是北越,不如说是西方左派。

  就战争层面而言,越战的失败并非不可避免。后来出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国务卿的鲍威尔,曾两度在越南服役,对战争本身和美国打这场战争的方式,有冷峻的判断:“在我们走向战争时,必须有一个人民理解并且支持的目标;必须动员国家的资源来完成这一使命,然后去打赢这场战争。”4然而,美國並未做出充分準備,就已然深陷泥潭。

  最先援助南越的是艾森豪威尔。法国惨败之后,美国组建了宛如“小北约”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将南越、柬埔寨和老挝纳入其中。一九五四年四月,艾森豪威尔说:“你竖起一排多米诺骨牌。然后你击倒第一块骨牌,那么最后一块骨牌的命运也在劫难逃:它很快就会倒下。”5随后,美国支付了南越预算的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五,包括其军队的全部花费,维持其贸易逆差。然而,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南越“正在成为一个永久的乞讨者”,“美国的援助如同沙上建塔”。6

  美国忽视了最初在中南半岛最强劲的思潮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或者说美国错误地将两者混为一谈。远东问题专家和未来的驻日大使赖孝和(Edwin O. Reischauer)指出,悲剧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允许中南半岛的民族主义发展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不去帮助亚洲民族主义,反而与之对抗,是多么荒谬绝伦的错误”。7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治下,美国在越南的悲剧拉开大幕。还是参议员时,肯尼迪就频繁使用各种隐喻谈论骨牌:越南是“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基石,是自由拱门的基石,是自由之坝的闸门”,是“亚洲民主的试验场”和“检验美国在亚洲的责任和决心的工具”。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称:“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左派总是会说漂亮话,但要做到“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又是另一回事。戴高乐基于法国当初的惨痛教训,警告说:“我预言,你将一步一步陷入一个军事和政治的无底泥潭中。”肯尼迪却置之不理。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肯尼迪派出第一批七千人的美军去越南,迈出关键性一步。他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是,秘密授权美国支持一场反对南越强人吴廷琰的军事政变,后者在政变中被杀。吴廷琰虽专制独裁,却是南越最能干的、唯一能稳定政局的人——詹森称之为“东南亚的丘吉尔”。吴廷琰死后,南越陷入永无休止的内斗,将军们走马灯式地控制政府,形成一种荒诞局面——美军帮南越打北越,南越自相残杀。约翰逊后来说,搞掉吴庭琰是“我们在越南所犯过的最糟糕的错误”。

  三周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肯尼迪本人被暗杀——这一暗杀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个谜。

  约翰逊上位后,轮到他犯更大的错误了。约翰逊只有二十六岁时,就被小罗斯福作为潜在的接班人培养。在内政上,约翰逊开始一场升级版的新政,发出建设“伟大社会”宣言,让白宫成了一部花钱的发动机——通过立法和财政政策彻底战胜贫困,让所有美国人都能享受到福利国家的利益。福利开支在政策预算中所占的份额很快超过一半(约翰逊及其“向贫困开战”的筹划者们,却从不将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事业保险作为“福利”),贫困问题却愈演愈烈,正如批评者所说,约翰逊“把钱撒在问题上”。永久性的财政赤字是从其任内开始的。一九六五年,《时代》杂志将凯恩斯放上封面,并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然而,一九六八年出版的《伟大社会计划读本:美国自由主义的失败》一书断言:“伟大社会”计划与自由主义本身都已濒临覆灭——在这一年的第一天,约翰逊居然呼吁美国公众减少境外旅行,以便缩减美国日益增长的国际收支逆差。

  在越南问题上,约翰逊宣称:“我不想成为第一个打败仗的总统。”这句话后来在报道中变成了:“我不想丢掉越南,我不想做一个这样的总统:眼睁睁地看着东南亚走上中国正在走的那条路。”为赢得战争,他采纳战略大师赫尔曼·康恩(Herman Kahn)的“逐步升级”战略,康恩设计了四十四种逐步升级的战争阶梯:“战争逐步升级是一个『赌决心的竞争』。”

  然而,约翰逊既缺乏明确的目标,更缺乏决心。他试图将这场战争局限于使用空军力量轰炸北越,但轰炸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美军的轰炸在数量、目标和时间上都受到严格限制,这些限制完全是政治上的,跟战术或战略关系不大。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夏普指出:“我们可以摧毁北越每一台用于战争的设备。但那些绝望地搓着双手的家伙却占据着舞台中央。……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没有意志去应对眼下的局面。”白宫的主人“像啄木鸟一样对表面上漫无目标的靶子乱啄一气”。韩战中杜鲁门政府干预前线将领的错误又在重演。

  约翰逊不善于与民众沟通,他的粗鲁的言行举止和过分表露的情感脾性,使批评者对其政策更加恼怒。他隐瞒战争的真相,当军费不断攀升之际,他又不愿增税,就只能削减社会计划的资金。“那个战争的婊子,”他后来说,“杀死了我真正热爱的女士——伟大社会”。他又自我辩解说:“这不是约翰逊的战争,这是美国的战争。”然而,此前没有哪个总统曾遭遇过此种令人难堪的人身攻击:“嗨!嗨!林登·约翰逊!今天你又杀死多少年轻人?”一九六八年,罗伯特·肯尼迪在报纸上撰文,引用诗人叶芝的诗句形容美国:“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控制。”这是民主党人对约翰逊发出的不信任信号。约翰逊被迫放弃连任竞选,黯然谢幕。一九七三年一月,约翰逊在去世前十天所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哀叹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所有人都相当缺乏耐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相当不能容忍同胞的意见、判断、传统和生活方式。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约翰逊过世时,他任命的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说:他是因心碎而死。8

  曾任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的麦高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后来如此自问:“我最严重的错误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没有对成功的概率、一方的优势、另一方的弱势做出缜密研究。”面对越南危机,这位知识精英没有对美国战略的目的和手段做出精准分析。他低估了敌人,整个政府普遍犯的错误是没有分析清楚“敌人如何获胜,如何恢复元气后卷土重来”。邦迪认为,只要美军部署能达到“朝鲜规模”就能获胜,他相信“能够用军事手段达到政治目的”。他写道:“我们和约翰逊都没有问过『胡志明能坚持多久』这个问题。」9

  他没有想到,北越领导人从未动摇过其决心:不惜以任何代价实现清楚的政治目标——完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目标清晰,令人恐怖”,不在乎美军的“消耗战略”,即便以十比一的比例换取美军的伤亡,也在所不惜。百姓所遭受伤亡,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北越没有自由媒体和公共舆论,越共无需考虑民意。

  共和党人尼克松以承诺让美国体面结束越战而当选。他的策略是“越南战争越南化”,让南越自身强大起来。然而,“水门事件”让尼克松灰头土脸地辞职,随即美国全面中断对南越的援助。与此同时,北越从中国、苏联及东欧得到源源不断的援助。南越覆灭的命运就注定了。南越原本拥有比南韩更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如果保存下来,此后未尝不可能取得像南韩那样的成功。

  一九七五年,北越无视此前达成的协议,发起了一场致命的进攻——所有的共产党都不会遵守任何协议,这是常识,美国和西方从未理解这个常识。南越军心和民心都已瓦解,北越军队势如破竹。

  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发表声明,要求国会重新考虑援助南越,包括拨出紧急军事援助:“美国如果不愿意向那些为自己的生命而战的盟友提供适当援助,将会严重影响我们作为一个同盟者在全世界的可信度。”国会却无动于衷。福特只能袖手旁观。

  四月二十一日,北越军队攻入西贡,南越宣布投降。两天后,福特确认越南战争正式结束。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从西贡美国大使馆屋顶救出美国官兵和侨民。这仓皇逃窜的一幕,是冷战中美国最耻辱的失败,象征着美国失去冷战优势,天平向苏联一方倾斜——这也成为中美建交的重要原因,这一冷战中严重的战略决策错误,导致中国绝处逢生,并在日后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

  此后,越南完成统一,与柬埔寨、老挝等中南半岛三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数百万南越军公教人员被送入劳改营,十万至二十万名犯人被处决。一九七零年代后期,越南经济崩溃,超过一百五十万难民乘小船逃离越南,超过二十万人在逃亡路上死去。比中共和越共更激进的赤柬攻入金边,夺取柬埔寨政权之后,屠杀了两百至三百万“敌对阶级”,占柬埔寨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接着,越南因其侨民被屠杀,入侵柬埔寨,推翻了赤柬的统治,并建立亲越的傀儡政权。再接着,中国对越南发动“惩戒战争”。

  越战的失败,是多重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有多种责任人。历届总统缺乏精准目标、取胜决心和宏观战略,受制于国内分裂的政治形势;媒体、学界和青年学生左倾激进化,以暴力方式展开反战运动,改变了民众对战争的态度;南越政权腐败无能;北越坚定意志和残忍战术以及从中国和苏联得到的巨大援助……这一切,使自由世界经历了一次重大挫败。

  美国的错误是低估了北越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韧和信念。河内早就宣布“没有任何人类的力量能够抑制”其民族主义激情。但在美国,“有限战争”理念的发明者考夫曼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受理性约束的时代”,这种思路正好契合肯尼迪的国防部长、四十五岁时出任福特汽车集团总裁的麦克纳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推崇的管理学理念——通过合理的计算和评估,用武力让敌人意识到“结束冲突比继续冲突有利得多”,由此实现对战争的理性“管理”。然而,成功的商人和企业家未必能管理好一场战争。麦纳马拉并不了解人性因素,人类行为有时并不是理性的,它们荒诞怪异,难以捉摸,因此没有成为分析考量的要素。多年以后,麦克纳马拉在回忆录中承认,越战升级是“一个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概括了美国在越战中犯下的多达十一个错误,包括美国试图通过军事策略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与思想。10

  越战是美国建国以来外交政策的最大挫败。当初,美军并未介入中国内战,虽然中国赤化,但普通民众对此大都无感;如今,美军卷入越战这场比韩战规模更大的战争,却以惨败告终,五万多官兵牺牲,数十万官兵身心遭受重创,反战运动瘫痪了美国的行动能力和自信心。


美国士兵没有辜负美国,也没有辜负自由


  越战的失败让美国的声望和地位在冷战期间降至最低点。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对美国百般挑衅,即便是欧洲民主国家也站在左派立场对美国落井下石。

  一九六八年,一万名西德和其他西欧国家的学生聚集在柏林市中心高呼着:“胡,胡,胡志明!”令人联想其美国示威者呼喊的:“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必胜!”西德学生领袖鲁迪·达兹克(Rudi Dutschke)称:“告诉美国人,除非你们自己抛弃帝国主义,否则被我们赶出去是指日可待的事情。”11他太健忘了,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将德国从纳粹的暴政下拯救出来,他这样的左派或许早就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了。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直到二零二零年,还有大量美军驻扎在德国,当川普总统宣布裁撤驻德美军时,表达最强烈不满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德国人已经离不开免费的保镖了。

  一九七二年,瑞典将美国对越南的轰炸比喻为“纳粹屠杀”——瑞典偏偏忘记了,纳粹的铁蹄横扫欧洲时,瑞典的所谓“中立”一点也不中立,瑞典从未中断将铁矿石等重要战争物资输入纳粹德国,纳粹德国以此制造武器,所杀死的每个人,瑞典都负有道义责任。

  德国学者妮科勒·施莱(Nicole Schley)和莎贝娜·布塞(Sabine Busse)在《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一书中,批判美国“通往强国的道路是血腥的——以战争解决冲突如同一条红线贯穿着美国的历史:从印第安人战争和独立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了极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的印象似乎是它很愿意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12这是欧洲左派的自义:绝对的和平主义者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批判美国好战。他们描述二战时,竭力使用“中立”、“客观”的叙述方式。然而,他们忘记了一个真相:若非美国帮助欧洲打败纳粹德国、防御苏俄扩张,德国要么仍在希特勒的统治下,要么由东德来实现统一并沦为苏联的卫星国,那么,这些德国知识分子恐怕连著书立说的自由都不复存在。美国士兵当年在欧洲为自由而战,如今在越南也是为自由而战。如果不理解这点,实在不配享有自由。

  美国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美国参与的绝大多数对外战争都是被迫“卷入”的,包括一战、二战、韩战和越战。但是,美国人确实是具有战争意志和战争能力的民族,这一点连没有到过美洲的埃德蒙·伯克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在劝告英国不要对殖民地人民开战时指出,“在美洲人的性格中,对自由的热爱是压倒一切的特征”,他们习惯了自由,甚至产生了气势凌人的派头。于是,“傲慢往往与自由的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们更坚定,更不易打败”。英国的殖民野心一旦与之相碰撞,必将“燃起一片行将毁灭我们的大火”。13之后事态的发展,被其不幸而言中。

  如果说韩战是最漫长的冬天,越战就是最漫长的夏天——在越南,一年四季都是夏天,这个夏天持续了十一年之久,越战老兵菲利普·卡普托描述说:“我们长达数周之久留在偏远的前哨,像原始人一样生活,四周是全然不识、望不到边的稻田和雨林。疟疾、黑尿热和痢疾虽然不像以前的战争那般会夺人性命,仍然会伤人健康。干燥季节,烈日炙热难耐,雨季时节,大雨不歇,我们被淋得全身麻痺。白天,我们在深山雨林里辟路行军,树林深幽,不得不谨小慎微。夜晚,蹲坐在泥泞的山洞里,把血管里的蚂蟥一根根拔出来,还要警惕敌人从铁丝网那头的暗处向我们开火。”14

  参加越战的士兵多是贫民、农夫、技工、建筑工及其后代,参军成为他们改变个人命运和展示爱国心的方式。将数十万“红脖子”家庭的士兵派往越南的是华盛顿的政治精英,而高官显贵的亲儿爱女则通过特权运作避免走上战场——很快,这些就读于常春藤名校的权贵子弟站在反战第一线,以反战来显示其崇高和正义,居高临下地羞辱和攻击越战士兵,“往好了说是无知愚蠢、拿着枪的建筑工人;往坏了说是精神失常,穿着军装的变态杀人狂魔”,在他们看来,每个战士都罪孽深重。

  长期担任中情局副局长和局长的罗伯特·M·盖茨在其回忆录中承认,在他加入中情局的一九六九年,他与中情局的年轻人们深受国内反越战运动之影响——仇视战争、仇视当权派。他们情绪激烈,很多人都参加过在国家广场和五角大楼举行的反战集会活动。“我参加的唯一一次游行是在一九七零年五月九日——美国入侵柬埔寨导致了这次大规模游行。”15参加游行示威是包括中情局员工在内的美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但高亢地参加反政府活动的政府雇员,能在其左派立场与职业生涯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吗?

  参加越战的美国士兵无愧于祖国,也无愧于自由。越战中缺乏像韩战中的麦克阿瑟、李奇微、沃克那样的杰出将领,但就战术和战役层面而言,美军在越南并没有战败,五万多人的牺牲并非毫无价值。

  越战中,美军官兵们用生命谱写了不朽的史诗。比如,堪与韩战中长津湖战役相媲美的德浪河谷战役,可歌可泣: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早上十时四十八分,美国第一骑兵师第七骑兵团的一个营和北越第六十六团在德浪河谷遭遇。北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