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杰

第十章 認賊為友的綏靖主義 殺人如草的左派巫師(下)




切·格瓦拉:是醫生、革命者、聖徒,還是恐怖分子?


比毛像流行更廣範圍、更長時間的,是格瓦拉的頭像。

毛的臉型肥胖而帶有某種女性化之特質,從審美上看並無魅力可言。格瓦拉則與之不同。

格瓦拉是殉道者,更有悲劇英雄之感召力。他被處決的那間鄉間醫院的洗衣房後來成為觀光客雲集之地,成為一處革命英雄或聖徒殉道的聖殿。據說,在該地區,民眾都會向「聖切」禱告:「以聖父、聖子、聖靈,和切·格瓦拉之名,請在我需要時幫助我。」《紐約客》記者喬恩·安德森在傳記《切·格瓦拉:革命的一生》中,記錄到當時「格瓦拉與耶穌神似」看法的傳播速度之快,以至於篤信天主教的當地婦女及醫院修女紛紛前來收集格瓦拉的頭髮做護身符。大衛·昆澤更在《切·格瓦拉:偶像、神話和啟示》一書中,把格瓦拉死前最後一張照片比喻成基督教名畫「瞧!這個人」:「基督的事跡很容易在切的一生中找到相似點。兩人都是醫者——基督是用神跡治病,切則是受過正規培訓的醫生,而且即便在戰鬥中仍在濟世。兩人都對貧困人群的麻風病特殊關懷。像切一樣,耶穌也是平等主義者,甚至可以說算得上是共產主義者。兩人都是嚴格的紀律信奉者,都主張他人離開家庭親友和優勢特權去加入他們,犧牲舒適生活甚至自己的生命。」這些現象和評論顯示,一方面,這些人完全不了解基督信仰的本質,基督信仰在西方主流文化中被嚴重曲解乃至趨於民間宗教化;另一方面,這些人完全不清楚格瓦拉及其革命思想的黑暗與邪惡——很多崇拜他的西方左派,其實是他要殺戮的對象。

格瓦拉之流行,更為關鍵的原因是,其相貌英俊,有如娛樂界天王巨星。切有一張一九六○年代由攝影師科爾達抓拍的經典照片:穿著時髦短上衣,戴著貝雷帽,留了流行的長髮和雜亂的絡腮鬍,神情堅毅、英勇、超凡脫俗、凝視遠方。這張照片很快掛滿全世界的未來革命者的墻上,旁邊還有格瓦拉的理想主義箴言:「讓我冒著似乎荒唐的危險來說,真正的革命是由偉大的愛情所引導的。」一名記者在西班牙的《洲日報》上寫道:「革命的概念,不僅是古巴革命的概念,現在有它的象徵了。而且不是隨便的象徵,是性感、陽剛、冒險、高貴,以及符合時代精神的象徵,這非常重要。」美國記者史東寫道:「他是我見過的第一個讓我覺得既俊又美的男人。他看來像是農牧之神和主日學學校耶穌像的綜合體……說話卻極其冷靜,又是掩飾了他毀天滅地的憧憬。」[1]

最後一句評語很重要,格瓦拉給世界帶來的不是建設,而是毀壞;不是解放,而是殺戮,正如格瓦拉的一名批評者所說,對於格瓦拉而言,「仇恨是鬥爭的一個要素,對敵人刻骨的仇恨能夠讓一個人超越他的生理極限,成為一個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選擇性的、冷血的殺戮機器」。

格瓦拉出身於阿根廷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是天主教徒,後來成為無神論者,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他在給父母的一封信中說:「我沒辦法告訴你們我是在什麼時候離開理性的道路,接受類似信仰的共產主義。……我不僅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內在力量,我向來能感受的力量,也感覺到我的使命有種絕對的宿命感,而這為我剝去一切恐懼。」

格瓦拉青年時代在醫學院受過系統教育,最初的志向是去救治生病卻又無力就醫的窮人。當他二十一歲時騎摩托車遊歷南美洲之後,發現在赤貧地區擔任醫生不能解決貧困問題,就像不能只是給一個該截肢的腿上貼上創口貼。要改善拉美數百萬計的民眾的生活,唯有一途,那就是改變國家的政治結構。

正是在遊歷路上,格瓦拉遇到了年輕的古巴流亡律師卡斯楚,從此追隨後者走上武裝暴動之路,「是該停止為社會不公不義哭泣,挺身戰鬥的時候了」。兩人並肩作戰,發起推翻古巴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政權的游擊戰。卡斯楚和格瓦拉率領一支八十二人的微型攻擊隊伍於一九五六年登陸古巴,在登陸戰中,僅十二人倖存下來。但他們轉戰馬埃斯特臘山,在貧困農民中得到了支持,很快發展壯大。

在為期兩年的戰鬥中,格瓦拉展露出軍事天才,扮演關鍵角色。他再無小資產階級的溫情,用鐵腕手段治軍:游擊隊中一個偷了一點食物的孩子未經審判就被立即槍決。攻佔了拉斯維拉省後,格瓦拉被任命為州檢察官,他將一些拒絕放棄民主信仰的前戰友關進拉卡瓦尼亞監獄,隨後處決。「我不能成為任何不同意我的想法的人的朋友」,他如是說。

古巴陷入全國性內亂,美國撤回了對巴蒂斯塔政權的支持——這是美國的一個巨大錯誤。一九五九年一月,卡斯楚和格瓦拉率領軍隊凱旋進入哈瓦那。古巴革命成為整個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革命性變化的典型,它也深刻影響了美國的冷戰政策。這一次,共產主義的威脅直接到了美國的家門口——後來的古巴導彈事件是世界瀕臨核戰爭最近的一次,證明華盛頓的領導層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猶如北韓是美國在亞洲的死敵一樣,古巴成為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死敵。

格瓦拉在戰鬥中得到切的暱稱——這是一個阿根廷獨有的慣用語,意思是「哥們」或「朋友」。次年,他出版了堪與毛的著作相媲美的《論游擊戰》。他主張,革命者不一定要像傳統的共產黨所說的那樣,等到理想的條件出現。根據他的理論,革命者通過自己的行動可以將其他人吸引到事業中,推翻地位鞏固的資產階級統治[2]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將自己比喻成堂吉訶德:「我又舉起我的盾牌回到路上……我相信對於那些為自由奮戰不懈的人來說,武裝鬥爭是唯一的解決方案……很多人將稱呼我冒險家,沒錯,我就是。只是類型不同,我是冒著生命危險證實自身信念的冒險家。」

革命當然離不開殺人。曾陪同格瓦拉遊歷南美的醫學院同學格拉納多後來表示,當切透過紅外線瞄準器看著一名士兵,然後扣下扳機時,他是真的相信自己正藉由「將未來三萬名孩童救出飢餓的生活」來協助減輕壓迫。而格拉納多從瞄準器中看到的只是一個有家室的男人。格拉納多說,他們之間的差別是,切確信自己正在為世界引進新的秩序。切說:「這是一場漫長的戰爭,會付出大量鮮血和無數生命,我們深信歷史會證明我們是對的。」[3]他指出:「極其有用的仇恨將人變成有效、暴力、無情和冷酷殺人機器。」雷吉斯·德布雷是格瓦拉在玻利維亞的同伴,他稱格瓦拉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專制主義者」。

卡斯楚掌權後,格瓦拉被任命為古巴工業部長、經濟部長和國家銀行總裁,但他一點也不懂經濟,將古巴的經濟搞得一團糟。他是列寧的一個狂熱的門徒,他給兒子起名為弗拉基米爾。他抵制官僚主義,生活節儉,拒絕給自己增加薪水,連子女生病都不准使用自己的專車送去醫院。但他仍然居住在戒備森嚴、與民眾脫節的共產黨高官的住宅區。他逐漸對古巴實行的單一的蘇聯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他發現不少革命者在豪華汽車裡、在漂亮女秘書的懷抱裡喪失了銳氣。

與蘇聯模式相比,格瓦拉更欣賞中國模式,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崇拜者,曾專程赴北京朝聖,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和鼓勵。根據瑞吉斯·德布雷的說法,「是格瓦拉而不是卡斯楚在一九六○年,發明了古巴第一個『矯正工作營』(我們叫它『強迫勞改營』)。」當中蘇論戰爆發後,他對古巴站在蘇聯一邊感到不滿。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格瓦拉給卡斯楚寫了一封告別信,乘飛機離開古巴,前往非洲大陸領導游擊戰,創建「兩個、三個、多個越南」。他始終有一種「大陸情懷」,不滿足於古巴一個小島的勝利。同年十月三日,卡斯楚在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成立大會上首次公開宣讀這封信:「世界的另外一些地方需要我去獻出我微薄的力量。……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在哪裡同它鬥爭;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癒任何創傷。」

格瓦拉在古巴招募了一百二十名游擊戰士,除他之外全都是黑人。格瓦拉告訴埃及領導人納塞說:「我要去剛果,因為那是如今世上最熱的熱點……我認為我們能讓帝國主義者在加丹加的核心利益受損。」然而,格瓦拉支持的剛果「人民解放軍」其實是「一支寄生蟲軍隊,不幹活,不訓練,不打仗,要人民提供補給和勞力,有時甚至以嚴酷的手段強索」,結果只能是慘敗。

之後,格瓦拉轉戰玻利維亞。他組織了一支五十人的「民族解放軍」(史稱「尼阿卡瓦蘇游擊隊」)。他認為,在這樣一個貧窮的國家,一支小游擊隊,或「核心點」,可作為引燃革命的「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澤東慣用的概念[4]他的目標是掀起反抗玻利維亞政府的平民暴動,再於秘魯、巴西以及格瓦拉的祖國阿根廷等鄰國,引燃類似的社會主義革命。

然而,格瓦拉很快發現,當地農民並未將他們看作是解放者,而是冷漠地注視著這群古怪的外國人。玻利維亞政府早就通過土地改革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他不能像在古巴那樣(以及毛澤東在中國那樣)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承諾贏得赤貧農夫的支持。他沒有看到任何「人民戰爭」的跡象。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經過幾場敗仗之後,格瓦拉率領的僅有十七人的殘部,遭到兩百名受美軍訓練的玻利維亞特種部隊包圍。激戰之後,他腿受傷並被迫投降。他被囚在一個破落校舍一夜,在審問中拒絕回答問題。審訊者問,你現在在想什麼?他給出唯一的回答:「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

格瓦拉死後,游擊運動在整個拉丁美洲展開。在六○年代,二十五支武裝力量成立了。到了八○年代,拉丁美洲的十九個國家中有十七個成立了武裝組織[5] 這些暴力組織並未改善各國的社會狀況,反而給加劇了普通民眾的災難。儘管如此,格瓦拉的肖像迅速成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徵和全球流行文化的標誌,他本人也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英雄和世界左翼運動的象徵,被稱作「紅色羅賓漢」、「共產主義的堂吉訶德」、「拉丁美洲的加里波第」、「完美的人」、「浪漫冒險家」、「人間的耶穌」,法國哲學家沙特稱許其為「我們時代的完人」。

然而,這個「完人」必須為古巴卡斯楚政權殺害和折磨數十萬計異見人士的暴行負一定責任,他的事業一點都不浪漫。古巴的社會主義試驗全然失敗——古巴政府推行極左政策,將土地、外國企業和私營企業收歸國有,工人和農民沒有翻身做主人,反倒淪為奴隸勞工。革命成功六十年之後,民眾的生活水平比革命之前更低,在整個西半球,古巴的生活標準跟海地一樣低。五分之一的古巴人逃離古巴,上百萬古巴流亡者在美國佛羅里達等地創建了富足而自由的生活與社群。到了一九九○代下半葉,古巴人在美國創立了七十五萬家新企業,成了僅次於猶太人的最富庶、最有影響力的少數族裔。兩百萬古巴裔美國人所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比有著一千一百萬人口的古巴整個國家高出十一倍。

一九六五年,在離開古巴前夕,格瓦拉出席在哈瓦那召開的第一屆拉美青年大會並致辭說:「今天古巴人民想讓你們知道,即使他們在一場為徹底解放而引發的熱核戰爭中被全部消滅,只要你們接過革命的火種,他們會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感到無比幸福。」此一表態符合他一貫的想法——他將人定義為「一件半成品」,並將「新人」比作革命車輪上的一顆「幸福的齒輪」,一顆「有覺悟的,有自己特點」的齒輪。但是,當他發出此種豪言壯語時,有沒有征求過他所代表的「古巴人民」的意見呢?「古巴人民」真的願意成為核戰爭中「被全部消滅」的犧牲品嗎?

一九六七年,格瓦拉殞命戰場,但其崇拜者們繼續在世界其他角落胡作非為、禍國殃民[6]

各式各樣的左派,紛爭不斷。有人崇拜史達林,有人崇拜毛澤東,有人崇拜胡志明,有人崇拜金日成,但幾乎所有左派都崇拜格瓦拉——格瓦拉神話至今沒有褪色[7]沒有掌權的格瓦拉比所有掌權的獨裁者更有聖徒般的魅力,但正如歷史學家庫托伊斯所指出的那樣,在此一關鍵問題上,格瓦拉與共產國家的獨裁者們沒有本質的差別:共產主義訴諸「永久性內戰」依據的是馬克思主義對階級鬥爭的「科學的」信仰,馬克思對此作了一個有名的比喻,稱階級鬥爭是「歷史的暴力助產士」。(第十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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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恩·麥奎利:《大盜、英雄與革命者之路》,頁342-343。

[2]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E. Bradford Burns)、朱莉·阿·查利普(Julie A. Charlip):《簡明拉丁美洲史》,(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版,頁280。

[3] 金恩·麥奎利:《大盜、英雄與革命者之路》,頁334-335。

[4] 極具諷刺性的是,中方對格瓦拉評價頗低。周恩來在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耿飈的談話中指出,格瓦拉是「盲動主義者」,「脫離群眾,不要黨的領導」,試圖「不依靠長期堅持武裝鬥爭,不建立農村根據地,不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來逐步取得勝利」,「不管有無條件,以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拼命主義」。

[5]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簡明拉丁美洲史》,頁281。

[6] 二○○一年,崇拜格瓦拉的希臘左派總理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年僅四十歲便閃亮登台。他勒令銀行休業、限制人民資金流動,強迫國會通過其財政改革法案。當年,身為央行行長的格瓦拉在獨裁的古巴都沒能辦到的事情,齊普拉斯卻在作為歐盟成員國的希臘辦到了,若格瓦拉地下有知,一定感歎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然而,飲鴆止渴的結果是,二○○九年,希臘的國債危機全面爆發,經濟崩潰,民眾上街打砸搶。齊普拉斯轉而將習近平視為救星,接受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將港口比雷埃夫斯低價租給中國,卻無助於緩解國內危機。由於無法實現此前的承諾,他被選民拋棄,敗選後下台。

[7] 香港泛民陣營的標誌性人物「長毛」梁國雄,自稱托洛茨基主義者,在擔任立法會議員時,常常身穿胸前有格瓦拉頭像的套頭衫。格瓦拉堅持的是叢林和鄉村中的游擊戰,堅決反對參與資產階級政權的議會政治;而作為格瓦拉追隨者的梁國雄,卻心安理得地領取立法會議員的高薪,同時念念不忘向格瓦拉致敬。用托洛茨基來反對毛澤東,用格瓦拉來反對習近平,即便成功,會是一個怎樣的結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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