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韩战:老兵不死,只是凋零(下)

作者:余杰



“我们需要那些能领导我们的领导人,而不是阻碍我们、使我们流血的人”


从一九五零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国军队与朝鲜军队为一方,联合国军队与韩国军队为一方,进行了来回拉锯式的五次战役;双方最后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

当时,每一个身在朝鲜的美国陆海军士兵得到了重达五吨的装备支持,每天的生活补助也高达六十英镑。由于几乎所有东西都要通过海上运输,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间封存起来的两千艘小艇也都被当做了运输船,并且还成立了由十三艘航空母舰和两艘战舰组成的舰队,美国海军称之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低保险政策”。二战后处于休眠状态的美国的战争机器再度开动起来。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美军与中国军队爆发了一次两军对垒以来最大规模的交战——长津湖战役。战役在北韩狂风呼啸的冰封的群山间打响,气温骤降到零下三十摄氏度。陆战队一师的一万五千名士兵和第七步兵师的三千两百人发现,他们被十万中国大军包围。战斗非常残酷,即便是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也承认,这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战斗。十七岁的三等兵约翰·哈蒙德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激战进行了三个昼夜,双方伤亡都很大。我们人数占劣势,以一敌十。我们被敌人包围,大约有两百多人受伤。我看着一个好伙伴因伤势过重又无法治疗而死去。我哭了。我觉得非常无助。十二月一日,我们接到命令,杀出去和八英里外的陆战师会合。我们有大约三十辆卡车装伤员。我们走了大约两英里,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膝盖,打进了我的骨头。我上了救护车,上面有十六人。

我们行进得很慢,过了几个路障,很快天就黑了。他们把我们四面围住,开始攻击我们。我们的司机被打死了,卡车翻到沟里。机关枪射穿了救护车,打死了坐在我对面的一个老兵和一个尉官,他跌倒我身上,我推开他,想打开救护车的后门。门被关住了,但几分钟后我撬开车门,下了车。1


二等兵里夫斯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十二月四日,中国军队包围了他们的卡车,他的战友全都阵亡了。当有人搜他的口袋时,他假装死人直挺挺地躺着不动。那个中国人感到他还有热气,就朝他的脸上挥拳。他们将他扔到地上,用枪托狠狠地殴打他。他告诫自己:“不要眨眼,也不要呼吸,要死死盯着公路。”结果,他们将他扔到尸体堆中就走了。

里夫斯的膝盖严重受伤,挣扎着在结冰的长津湖上爬行,一边爬一边唱童年时代学会的圣歌:“耶稣真爱我,圣经上这么说。耶稣真爱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子。无论红皮肤、黄皮肤,还是黑皮肤、白皮肤,在祂眼里都是小天使……”他唱着这首圣歌,靠着圣歌给他的力量在厚厚积雪的冰面上爬行了整整三英里。他甚至感觉不到身体的剧烈疼痛了。他不知道十二月五日的黎明什么时候才能到来。然后,美军的飞机发现了他,从他的头顶掠过,向他身后的敌人猛烈扫射。有一架飞机呼啸而过后又升空飞转回来,它降低机翼,只在他头上盘旋,飞行员还打出“OK”的手势。不久,海军陆战队的士兵驾驶着吉普车前来将里夫斯救回。2

中国军队采取人海战术,向美军阵地发起密集冲锋——被驱使充当炮灰的,很大一部分是被整编的前国民党军队。毛泽东的一个阴险伎俩是,利用这次战争消灭那些他并不信任的军队。这就是为什么数万被俘的志愿军官兵,后来坚决去台湾而不愿遣返的原因。

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志愿军战士程干远后来成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多年后回忆说:“我是第五次战役的尾声进入朝鲜。我参与了上甘岭战役,总共四十多天,我全程都投入了战斗。”上甘岭战役发生在相持阶段中的一九五二年十月至十一月。由于死伤惨重,此战役被林彪称为“绞肉机”。程干远当时在志愿军第九兵团炮兵第七师后勤运输连服役,在躲过了美国空军对运输线的狂轰滥炸之后,侥幸存活下来。

程干远在接受海外媒体访问时指出:“美国在此役阵亡四千多人,李奇微将军有一本回忆录记载是四千人。志愿军这边死亡的是两万多人,是用两万多人去换四千人啊!”他认为,志愿军参战的正规部队,包括轮换的,将近两百七十万人,后勤运输还有五十万人,总共兵力超过三百万,占当时全国兵力五百万的近七成。

志愿军在韩战中的总共死亡人数,至今仍众说纷纭。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一篇文章说,中国军队的死亡人数是十八万人。据美国估计,这个数字应该超过四十万。目睹了战场杀戮的程干远认为,真实数字有可能更高:“我的判断是超过七十万人死亡,这个是绝对有根据的。比如,后勤部队的牺牲在烈士名单上是没有的。我所在的运输连牺牲了四十九个人,烈士名单上一个都没有。”3

砥平里战斗是志愿军人海战术的典型之作。志愿军集合三个军的四个主力师五万余人,企图包围全歼砥平里的美军一个加强营加一个法国营,以及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坦克中队,共四千人。五万对四千,似乎稳操胜券。然而,美军和法军被围后并不慌乱,在美军中校营长指挥下,全部火力搭成一个环形圈,榴弹炮、坦克炮对付志愿军外层后续兵力,重机枪、掷弹筒、冲锋枪构成内层火网,火力远近搭配,密不透风,结果志愿军付出巨大伤亡而一无所获。

一名美军士兵如此描述当时的场景:“当夜幕降临,四周响起了凄厉的军号声,他们从地平线满山满谷地涌出,不畏生死地往前冲。他们一排排地像麦捆子似的被机枪火力搁倒,后面又一排排地往上冲,又被搁倒。我们的机枪狂吐着火焰,枪管打红,臂膀打酸,看着满坑满谷的尸体,我对自己说:这不是战斗,这简直就是屠杀!”

美军不断撤退,一度被迫让出汉城,并不是美军被中国军队的人海战术吓倒了,也不是前线官兵缺乏继续战斗的勇气,而是华府缺乏明确的战争目标,杜鲁门缺乏丘吉尔那样的远见卓识和坚强意志。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李奇微将军写信给柯林斯的副参谋长海斯利普中将说:“力量就在这里。我们具有实力和手段——只要苏联不进行军事干预。我的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一个占主导地位的问题,就是要达到精神上使指挥者认识到其潜在的才能的目的。”

然而,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报给麦克阿瑟,拒绝其对中国进行全力以赴的战争的要求,他们说几乎没有可能将更多部队派去朝鲜,也不可能对中国进行军事封锁——其实这两件事都是“可能”的。

电报中居然还作出一个荒诞的限制——唯有中国人进攻朝鲜以外的美军部队,才能批准使用海军和空军攻击中国。仿佛此时此刻美国没有跟中国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全盘接受了中国入朝军队是“志愿军”的说法。

这封电报甚至告诉麦克阿瑟:“如果人员和物资将遭受更严重的损失,那么你就要从朝鲜撤到日本去。”这分明就是投降主义了——跟一九四一年法国的贝当元帅的思路差不多。

麦克阿瑟收到这份电文,勃然大怒,他用急件发出严厉的反驳:“这个问题实际上归结到美国是否打算撤离朝鲜的问题,也涉及国家和国际上最具重要意义的决定,远远超出战场指挥官的权限。指挥官在扩大战场时大都受到小事的支配而影响到战术的地位。这个决定也不应把战斗的主动权让给敌人,实际上这也是你们的电文合情合理阐明的指导下确定下来的判断标准。因此,我的疑问是这样的:美国当前政策的目的是在一定期限内明确的在朝鲜维持它的军事存在,还是尽快完成撤离任务以求最低限度减少伤亡?”惠特尼将军看见麦克阿瑟发电报给华府时,“脸色窘迫而恼怒”,麦克阿瑟追问说:“他(杜鲁门)究竟怎样才能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些?华盛顿和联合国是打算留在朝鲜还是一走了之?”4

就连基层官兵都知道谁是责任人。第二步兵师的中士约翰·惠勒在给父亲的信中直率地批评了杜鲁门的政策:“杜鲁门的观点和举措大概代表了大多数心慈手软的美国人的态度,他们不愿放弃舒适的生活,去支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来保证和平与自由,他们认为和平与自由是理所当然的。只有那些到过国外的人才会明白和平与自由的意义……”5

二十一岁的中士唐·戈尔在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麦克阿瑟将军对他们说,朝鲜战争是场愚蠢的不合宪法规定的战争,因为他们不愿意让我们赢也不愿意让我们打败。他们所想做的只是要把我们送到那里,送到战争机器中去倾轧那些赤着脚的农民,让美国士兵被敌人俘虏,余生在共产党的战俘营里度过。麦克阿瑟说他们是一群该死的家伙,结果他因为不肯顺从而被解除了职务。我很赞成他的看法。我们需要那些能领导我们的领导人,而不是阻碍我们、使我么流血的人。由于麦克阿瑟将军被解职,我也成了个没用的军士。我憎恨、蔑视华盛顿的每个人,没有麦克阿瑟领导,我不会去作战。”6

而此时此刻,平庸的杜鲁门对前线浴血奋战的官兵们无感,他在乎的是他的女儿玛格丽特的表演遭到音乐评论家保罗·休姆的负面评价,他给后者发去一封恐吓信,说如果他们遇见,后者将受到皮肉之苦,需要个“新鼻子,或许还要一副拐杖”。美国公众对总统的自私、粗鲁和特权感到震惊。一对夫妇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他们给杜鲁门寄去一封信,连同他们的儿子死后被授予的紫心勋章——“我们此时的主要遗憾就是,您女儿没有受到我们儿子在朝鲜所受的待遇。”这句话痛苦而尖锐地呈现了以杜鲁门为代表的美国统治阶层的败德境况。


谁是韩战的胜利者,谁是韩战的失败者?


朝鲜战争是美国参与国际秩序以来第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军事历史学家、军事战略专家贝文·亚历山大(Bevin Alexander)称之为“我们的第一次失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拉德利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了一段此后被广为讹传的名言:“红色中国不是一个追求世界霸权的最强大的国家。开诚布公地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看来,我们应该避免以此假设出发的战略而被拖入到错误的战争——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去反对错误的敌人。”联系上下文,布拉德利并不是否定朝鲜战争的意义与价值,更不是承认朝鲜战争失败了,而是强调美国最大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美国不应被苏联利用去跟中国作战。

以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观点而言,美国没有胜,也没有败,因为他们的战略目标达到了——将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并让南北韩各安其位。而以麦克阿瑟的观点而论,对于战争而言,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韩战是美国被动应战,但美国应战的理由确有对其“昭昭天命”的持守。杜鲁门相信,“美国的使命就是在世界传播道德和民主”,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应心慈手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御用学者刘小枫特别引用美国保守派学者普勒斯顿(Preston)的观点,从清教徒传统的角度阐释韩战之意义——从美国的“正统”史观来看,朝鲜半岛战争是美式清教主义与东方共产主义的殊死一战:


美国的使命是上天注定,上帝授权,是美国人无法放弃的责任。杜鲁门不是加尔文主义者,但他坚信对于美国公民宗教至关重要的预定论教义。为了争取美国人对联合国和北约这两个与美国气质不符、与美国历史格格不入的国际承诺的支持,杜鲁门多次说到“这个责任我相信是上帝打算让这个伟大的共和国来承担”,这个“责任是万能的上帝”赋予美国的。这与林肯所说的天意何其相似:美国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工具,无论美国人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7


早年翻译和引荐诸多西方基督教文明经典著作的刘小枫,如今俨然是反基督教和跪舔中共极权主义的“新国师”。他从反面引用有关韩战之基督教背景的论述,乃是为中国之参战寻找理由:“由于有‘道德和民主’乃至‘对人权的深切关注’之类的语词,杜鲁门动用武力的决断让人以为美国很‘正义’。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些语词的历史含义来自清教信仰的界定,那么,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认为朝鲜战争是‘美帝’挑起的,又错到哪里去了呢?”8学者一旦卖身投靠,沦为帮闲,其论述就只剩下施密特式的“决断”,至于事实和真相全都可以弃之不顾了。

韩战是冷战时代的第一场热战,影响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甚巨——战争没有发生在剑拔弩张的欧洲,反而发生在被世人遗忘的边陲的东北亚。肯楠的好友、国务院负责战略规划的查尔斯·波伦(Charles E. Bohlen)认为:“是朝鲜战争而不是二战使我们成为世界政治军事大国。”这种说法略显夸张,却不无真实成分。韩战末期的一九五四年,美军的数量扩充了一倍,达到三百万人,国会批准了大幅对外军事援助计划,美国的经济进入了“油汁欲滴的繁荣”。

冷战史学者德瑞克·李波厄特(Derek Leebaert)说:“朝鲜战争是在全世界引爆美国力量的雷管。”他认为,美国在这一真正的模糊的战区采取的报复行动将过去四年来积累起来的主动出击力量一并发泄出来,而这次行动既不为为了美国利益,也不是为了欧洲利益,却是拯救野蛮社会的笑柄。朝鲜北方的侵略迫使美国做出艰难的决定,因为那时欧洲仍然脆弱,前景不明,在这个混乱不堪的旧世界面前,作为富有和遥远的国家,美国本应该成为一个年轻而具有主导权的伙伴,但却承担起了一个公认的全球大国角色。冷战作为一场全球性的斗争雏形初现。9

韩战对垒的双方各有所得,亦各有得失。就朝鲜战场来看,付出五百万人丧命的代价,战线停滞在跟战前差不多一样的地方。但远东这场热战却对此后持续四十年的冷战产生巨大影响,使之获得动力。特别是它加速了两大阵营的建构。10

对于北韩、苏联和中国而言,它们只是暂时达成一个脆弱的联盟,反目成仇亦在指顾之间。

韩战的挑起者和造成数百万人伤亡的战争罪犯是金日成。金日成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统一韩半岛,打造一个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包装、实际上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世袭王朝。金日成的前半个目标未能达成,后半个目标却达成了——韩战之后七十年,金氏家族三代世袭,从未让北韩政权脱手过一天。它比东德共产党政权更长命,挺过了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渐次崩溃的危机;它也拒绝越南式或中国式的一党独裁之下有限度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成为比伊朗、古巴专制程度更高、让西方更头痛的“隐士之国”——在此意义上说,韩战后遗症比越战更糟糕:虽然韩战算是打个个平手,越战才算惨败;但如今越南因为抗拒中国的天下帝国主义,转而与昔日的仇敌美国结盟,越南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已是“准盟友”。

对苏联来说,韩战确实诱使美国陷入东亚的一片贫瘠土地,让自己在欧洲的扩张有机可乘——此前,斯大林挑起第一次柏林危机,在西方强硬回应下无疾而终(史诗般的柏林空运,让被苏军封锁的西柏林免于崩溃),他不得不另辟战场。一些学者推测,斯大林希望把朝鲜作为抵抗日本人的跳板,因为从其经验而言,日本与德国都不是他所信赖的对象——长久以来,对于俄罗斯来说,德国是其在欧洲最大的敌人,日本是其在亚洲最大的敌人,如今美国重新武装这两个国家,无疑就是希望驱使这两个国家再次夹攻苏联。这也正是斯大林最初不同意金日成冒进,后来又为之开“绿灯”的原因。斯大林收到金日成的电报后,思考了十一天才回电,之后将金日成召到克里姆林宫通宵密谈,确定战争方略。

此前,西方学者对苏联代表缺席六月底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此次会议将北韩列为侵略者,并决定支持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击退北韩入侵——感到迷惑不解,苏联若出席,可投出反对票,让美国出师无名。有分析家认为:“苏联没有制定总体规划,其政策是‘现用现定’的。”11这一说法是被苏联放出的烟雾弹迷惑了,当时就连艾奇逊也错误认为,“苏联为北朝鲜的行为感到遗憾,急于摆脱干系,并积极阻止战争以任何形式蔓延”。实际上,此时苏联早已派遣大量军事顾问和飞行员加入北韩人民军。

二零零七年,俄罗斯公布了一份档案,该档案署名是斯大林的化名“菲利波夫”,内容为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哥特瓦尔德发送的电报。斯大林解释了苏联代表缺席六月二十七日安理会会议的原因:“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12

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克罗卡特(Richard Crockatt)认为,中国下决心与北朝鲜人并肩作战,似乎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是考虑到朝鲜若在西方的支持下重新统一,将有可能威胁中国边境的安全。第二,在国共两党内战期间,曾有数千名北朝鲜志愿者与毛泽东的军队并肩作战,一九五零年中国对金日成的支持是毛泽东对这一援助的回报。第三,毛泽东认为可借此机会压倒苏联,增强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建立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大国地位。

近年来,若干身在中国国内的历史学者,慢慢梳理出韩战的真相及中朝关系扭曲与荒谬的历史脉络。当年,中国参与韩战,既不是保家卫国,也不是主持国际正义,甚至也不是维护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兄弟血盟”关系。

中国冷战史权威学者沈志华指出,一开始,毛泽东是被金日成和斯大林“两驾马车”所“绑架”。一名前北韩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战争准备工作。直到战争爆发后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名武官来通报情况。毛很生气,对其俄语翻译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13可见,战争初期,斯大林认为金日成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取胜,不必让中国介入。这样朝鲜就是苏联独自控制的保护国。但在美军仁川登陆、北韩人民军溃败的情况下,苏联不愿直接出兵、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这时就想起中国来,就要将中国当炮灰了——斯大林之毒辣,可见一斑。

毛为此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大部分政治局成员都不赞成出兵,会议前期的主要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出兵”。但善于揣摩毛心态的周恩来和彭德怀支持毛出兵。据杨尚昆回忆,彭德怀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后,毛为了进一步说服众人,将中、朝、苏三国比喻为三驾马车,说这辆车是三匹马拉的,那两匹马执意向前跑,你又有什么办法呢?正说着,师哲带着苏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来找毛泽东。毛在丰泽园会见苏联客人后又返回现场说,你们看,果不其然,那两匹马一定要拉,我们不拉怎么得了!会议随即做出出兵的决定。

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对斯大林心中的算盘也有所知晓,他也不愿对南韩、美国和联合国公开宣战。中共在东北结集百万大军,入朝的主力为十三兵团,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在会上宣布说:“到朝鲜去的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14如果韩战是正义之战,何须遮遮掩掩呢?中国式的厚黑学,比起苏俄来毫不逊色。

中国参加韩战以及持续至今的处理中朝外交的方式,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却符合共产党这一统治集团特别是其党魁的利益与虚名。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在处理中朝关系时的出发点,从表面上看是世界革命理念,但其内核则是中国传统的中央王朝观念,把包括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都视为同一阵营或可能联盟中的被领导者,试图打造一个革命的“天朝”。因此,中朝两国的特殊关系根本不是现代国家的正常关系。

毛泽东具有极强的领袖欲——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开始考虑如何恢复中国对周边国家的主导权和领导权,又熟读中国古代史书——深谙中国历代皇帝作为“天朝大国”天子的统治术。在他处理与朝鲜关系的理念中,有意无意地闪现出历史上中国帝王以宗藩体制统治周边地区的“天朝”意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和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的现实条件下,这种理念和意识以革命的形式表现出来。让中国成为亚洲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自己担当亚洲来自世界革命的领袖,始终是毛泽东追求的人生目标。15斯大林还在世时,毛犹抱琵琶半遮面;斯大林死后,毛就一飞冲天、不惜跟苏联翻脸了。

这场战争中,毛失去了可以传位的儿子毛岸英,中国却因此避免成为北韩那样家族世袭制。对于普通中国民众而言,这场战争制造的悲剧不止在战场。中共借对朝鲜战争的动员,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运动延续三年,时间与朝鲜战争几乎重叠。据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镇反运动处决了七十一万人,其中多数为旧政权的精英。趁此机会,中共也加紧进行土改运动,导致非正常死亡的民众在一百万至五百万之间。用时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的话说,就是“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17而中国与美国的敌对和隔绝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对于美国和自由世界来说,韩战的正面遗产,是铭刻在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上的两句话——“自由并不是免费的”、“我们国家的英雄儿女,他们响应号召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和素不相识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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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德鲁·卡洛尔:《美军战争家书》,页277。

2、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页325-327。

3、<朝鲜战争:历史的正剧与悲剧>,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https://www.rfa.org/mandarin/ytbdzhuantixilie/KoreanWar/war-10232020150136.html

4、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页368。

5、安德鲁·卡洛尔:《美军战争家书》,页272。

6、安德鲁·卡洛尔:《美军战争家书》,页291-292。

7、普雷斯顿:《灵魂之剑、信仰之盾:美国战争与外交中的宗教》,(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页456。

8、刘小枫:《战争纪事与战争的历史真相》,观察者网站,

https://www.guancha.cn/LiuXiaoFeng/2020_10_25_569200_s.shtm

9、德瑞克·李波厄特(Derek Leebaert):《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页109。

10、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页85。

11、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2)》,页124-126。

12、电报转引自沈志华:《苏联未否决联合国出兵朝鲜议案真相》,爱思想网沈志华专栏,2011年11月29日。

13、理查德·克罗卡特:《五十年战争:世界政治中的美国与苏联(1941-1992)》,页127。

14、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页206。

15、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上),页210。

16、沈志华:《最后的“天朝”: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下),页703-704。

17、<朝鲜战争:历史的正剧与悲剧>,自由亚洲电台中文网,

https://www.rfa.org/mandarin/ytbdzhuantixilie/KoreanWar/war-102320201501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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