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和奧巴马的崛起，在某种程度是共和党建制派不作为和共和党总统错误的国内国际政策的结果。
与克林顿和奧巴马的任期交错的，是布什父子的任期。
老布什是代表东岸菁英分子的共和党建制派，他缺乏里根的直觉、热情、信念和完整的观念秩序。美国共和党建制派与撒切尔之后的英国保守党建制派一样，在一些重要的议题和政策上不断作出妥协，沦为华盛顿“政治泥潭”之一部分。
老布什是里根的副总统，却没有成为里根主义的追随者。老布什在总统任上摒弃里根的经济政策，称其为“巫术经济学”。[1]他试图恢复老共和党时期宽厚的贵族价值观，执行“更友善，更温和”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在跟老布什打交道时，再也找不到跟里根相处的那种默契，“布什自信的贵族风范让他对撒切尔夫人直率的表达方式异常愤怒”——在这里出现了一种奇特的错位：英国领导人反倒像美国牛仔，美国领导人反倒像英国贵族。[2]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委婉地指出：“当年我和里根都不得不经过苦思冥想来确定自己的信念，而且在别人对此嗤之以鼻时还要为之奋斗，但布什却从来都不需要这么做。面对同样的问题，他现在要花很多时间来寻找答案，而我这可以从我的基本信仰中很快找出这些答案。”[3]
布什不愿像里根那样主动出击，却意外收获了里根时代外交政策造成的苏联及东欧共产党政权崩溃、西方赢得冷战胜利的果实。[4]
然而，或许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中国发生惨烈的天安门屠杀之后，布什政府未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制裁措施，反而开启了对中国长达三十年的绥靖政策。
相比于父亲，小布什生长在德克萨斯。德克萨斯的沙漠磨洗掉他身上布什家族的菁英主义特质，让他具有一种更接近保守派的平民气质和牛仔性格。小布什在基督信仰上比父亲更加真实和虔诚，对若干与基督信仰直接相关的社会道德伦理议题更有坚持，但他缺乏里根那种整全性的观念秩序，他的政治、经济政策缺乏首尾一致的保守性，他在“九一一”之后轻率地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也间接让中国获得崛起的战略空间和时间。
在晚近三十年来，缺乏里根的愿景和保守主义的观念秩序的美国政客和商人，重演了伊索寓言中“农夫和蛇”的故事（对应着中国“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纵容、扶持了非基督教乃至敌基督的中国的崛起，用川普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帮助“重建”了中国。冷战期间，或许美国不得不拉拢中国以对抗苏联；但冷战终结之后，美国对中国的软弱与纵容，就是贪婪与愚蠢的结果。
川普是较早意识到此危险的美国人。三十年前，他就意识到中国议题的重要性。在二零一六年的竞选中，他指责奥巴马和小布什“让中国失控”。入住白宫后，川普迅速开启了与中国的贸易战，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冷战”——正如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Rick Scott）所说，共产中国并不想加入国际社会，而是想要统治国际社会，“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结果都是美中已是新冷战状态”，“我们已经看到，政策制定者看待共产中国问题的方式已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可能是唯一一个两党有根本共识的议题”。[5]
川普在二零一六年的胜选，是一个奇迹，尽管川普事后说，他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确信”。竞选期间，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无所不用其极地辱骂川普，几乎所有美国大企业和华尔街富商都反对川普，几乎所有一流大学的师生都嘲笑川普，几乎所有民调都说川普不可能胜出，但川普居然胜利了。这不能不说是上帝出手的结果，川普和他的团队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喊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心声，也喊出了建国之父们的心声。
清教的影响早已深植于美国文明的基因，在每一个社会危机的时刻，美国人总是会回溯到清教主义。在美国，一方面是在竞争性环境中形成“宗教市场”，那些最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信念和最倾力传教的宗教团体最有活力，“复兴是美国生活中一个连续不断的事实”。另一方面，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救世主的国家”，是上帝选民组成的“新以色列”（这也是美国在外交上支持以色列的根本原因）。十九世纪有位名叫莱曼·比彻的牧师说过：“受到我们这个榜样的激励，一个接着一个的国家将会追寻我们的足迹，直到全世界都获得自由。”[6]什么时候美国背离了清教主义，美国就陷入失序和混乱；什么时候美国回归清教主义，美国就能再度伟大和强盛。川普的当选，是美国回归清教徒观念秩序的转折点。
川普不是“常规式”的基督徒，他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他常常口不择言、出言不逊，他不会标榜每周都去教堂和每天都做祈祷，但他坚信：“我们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让这个国家变得如此伟大，我们对圣经教诲的信念和我们的成长、成功息息相关。”他也承认：“基督教教义存在于我内心深处，也是因为上帝的福音，我才会成为今天的我。在商场上我不会积极用宗教信仰为标准做决定，不过我的信仰一直都在——对我来说一直都非常重要。”[7]拥有基于圣经的观念秩序，比维持每周去教堂、固定十一奉献、天天祷告、领取圣餐等“宗教生活”和“宗教礼仪”更重要——如果不具备前者，即便对后者一辈子行礼如仪，亦毫无价值。在美国传统中，具备整全性的美式观念秩序的，往往不是那些看似敬虔的牧师和基督徒，而是约翰·亚当斯、汉密尔顿、肯楠、里根和川普这样的“非制式基督徒”。
川普当选的意义，与三十多年前里根的当选一样重大。这一事件不单单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有其深远的属灵意义，即便是美国很多教会领袖都未必参透此层属灵意义，更不用说敌视川普的左翼知识分子——它显示了美国的观念秩序有神奇的自我修复能力。美国的观念秩序可能遭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破坏、践踏、玷污，但美国的观念秩序又能如凤凰涅槃、如雄鹰展翅，在每一次的跌落之后飞升，在每一次的顿挫之后再次崛起。
与里根一样，川普的各项政策不再像克林顿与欧巴马那样自相矛盾，不再支离破碎、不再首鼠两端，而具有一种基于保守主义的观念秩序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川普相信，美国不需要那种光说不做的政客，美国需要有经商的头脑、会管理事业的聪明人——美国的国父们大都如此，华盛顿和他的同伴们都有管理大型农庄的智慧和能力，才能成功管理国家；美国需要基本的常识——唯有回归常识，回归美国建国时代的常识，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8]
什么是常识？常识是人权是上帝赋予而并非由人自我缔造的，常识是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常识是美国不是世俗国家而是上帝护佑下的“山上之城”，常识是有德性的公民才能维持良好的宪政体系，常识是没有得到公民授权的政府就是非法政府，常识是独立战争中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和“不自由，毋宁死”，常识是和平必须靠实力来维持所以美国必须建立最强大的军力，常识是最少政府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最有活力，常识是尊重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持枪权，常识是用“好围墙就是好邻居”的原则处理移民问题，常识是废除奥巴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健康保险，常识是不能让中国肆无忌惮地偷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常识是没有任何国际法高于美国宪法，常识是每个声称追求公平正义的国际组织必然沦为腐败的官僚机构，常识是没有任何虚无缥缈的普世价值高于美国得以成为美国的观念秩序。
川普缔造了里根以来美国最健康和最有活力的经济，让过去三十年来流失的工作机会回到美国本土，打破了华盛顿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唤醒了美国选民朴素而真诚的爱国热情，让惯于制造谎言的主流媒体遭和学院菁英被民众唾弃，让美国在国际社会重新赢得盟友的尊重和敌人的畏惧。
如今，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观念秩序的威胁，已超过伊斯兰世界。川普政府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中东和欧洲转向东亚。这是又一次观念秩序层面的对决，是全面的对决，是没有中间地带、你死我活的对决。美国领导自由世界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反恐战争，正如《新共和国》的作者查理斯·克劳汉默所指出的，在美国，自由是一种上帝赋予的道德价值观，美国必须为自由而战：
美国的最高主权是权力，但却是服务于某种价值观的权力。就国内言，我们所坚持的这种价值观不单是善的，而且是不言自明的善的。同时我们走到国外，我们便传播了它们。美国军方在二战结束时驻留在欧洲的部队便标志着自由的自治的社会的界限。美国部队身后的每寸土地都属于自由民主。而在自由民主尚未实现的其他地方，美国促成的或支持的边界——朝鲜的三八线、台湾海峡和柬泰边界——区分了多一些和少一些的自由。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并非只是两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盲目斗争，而是一场具有道德意义和目的的斗争。
二零二零年春，中国病毒重创美国和西方，这是中国对自由世界的一次“超限战”。美国要赢得这一场建国以来最严峻的战斗，除了重建其观念秩序、恢复公民美德、向上帝寻求帮助，别无他法。
冷战虽已结束，历史尚未终结。追求具有普遍性的“中华天下秩序”的中国，以及在亚非拉多国肆虐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有渗入西方和美国肌体之内的左派意识形态，三者纠结成仇恨美国、仇恨基督教、仇恨自由的极其庞大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
川普领导的美国，回到建国根基之上的美国，持守“美国秩序”和“美国信念”的美国，与邪恶势力狭路相逢。这最后一战将在陆地、海洋和天空中展开，也将在书斋、头脑和心灵中展开。美国必将打赢这一场事关西方文明和人类命运的“具有道德意义和目的的斗争”。
[1]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页343。
[2]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页322。
[3] 玛格丽特·柴契尔：《唐宁街岁月》（下），页715。
[4] 里根与布什的差异，在布什处理重大国际突发事件时就可看得一清二楚：苏联发生“八一九”政变，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建议说，政变很可能成功。鉴于以后不得不跟政变领导人打交道，要“留一条后路”，不要使用“非法”等字眼。布什同意此建议，用“超越宪法”定义此政变。发表第一次讲话时，听起来布什认为政变已成功，有意与紧急状态委员会交往。政变者在其控制的传媒上反复引用布什的话。布什当晚又发表了更严厉的讲话加以纠正。这一事件虽未造成持久的不良影响，但表明白宫对事态判断有误，这点在布什整个任期未纠正。鉴于苏联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解释它的第一个标准不应是历史上的经验。在许多方面，苏联已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布什一直不能摆脱曾诱使他发布八月十九日凌晨那不幸声明的本能。这些本能反映了布什和里根工作方法的差异，与他们的基本认识有关。里根认为，会有更好的变化出现，他将起到有影响的作用。他不太可能犯布什的错误。他有一种本能的自信，相信他的讲话将导致局势的不同发展，他将设法不求宠于不受欢迎的政权，且将它拉下来。他有信心应付一个动荡形势可能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局面。布什则对变化感到不舒服，即使是好的变化，他最初很难认识到这种进步。他总是落后一步，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致命危险、却足以坐失良机。里根会抓住机会。布什不相信自己可以塑造未来，于是集中力量搞好现在，不重蹈覆辙。里根因为对自己在国内的政治根基很自信，愿意抓住机会。布什却总是左顾右盼。小杰克·F·马特洛克(Jack F. Matlock, Jr.)：《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页687-691。
[5] 《美参议员：无论承认与否美中已进入新冷战》，美国之音中文网，
https://www.voachinese.com/a/us-senator-scott-china-cold-war-20200302/5312659.html。
[6]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John Micklethwaitand）、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右翼美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344-345。
[7] 川普：《总统川普》，（台北）时报文化，2017年版，页220。
[8] 本书作者另外著有《用常识治国：右派商人川普的当国智慧》，详细叙述和分析川普新政对美国和世界的重大影响。该书二〇二〇年由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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