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光》第三卷《华夏转型两百年》序言
作者：余杰
全盘抛弃幽暗的中华传统，才能成为正常人和正常国家
历史学家唐德刚将中国现代化之路形容为“出三峡”，一路惊涛骇浪，稍不留意就粉身碎骨。一八四〇年至今，中国仍未“出三峡”，也就是说，未能建构一个保障公民的自由与人权的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
梳理中国现代化之路，首先需要处理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那么，何谓中华传统文化？
有人说，中国变成今天这样，不是传统文化的错，应统统归咎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即外来“黄俄”，只要驱除“黄俄”，中国自然国运昌隆，真是如此吗？
为什么以保守主义者自居的我，同时要推翻所谓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呢？保守主义者难道不是应当竭力“保守”传统吗？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保守什么样的内容，比保守的姿态更重要。如果在基督教世界，尤其在英美文化和清教徒观念秩序中，当然要保守传统；但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并无值得保守的成分，不仅不需要保守，还要全盘抛弃、清理乃至“刮骨去毒”。
本书之第一章作出如下之论述：华夏文明及政制，在官方意识形态层面，是儒法互补、佛道奥援，千年不变、一以贯之。在政治体制层面，是皇帝奉天承运、一人独裁。在国体层面，是秦汉秩序，天下一统。
“大一统”的“国体”由五个要素组成：第一，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一元化的中央集权。纵向的权力，如同金字塔一般，皇帝高居其上，以下为行省、府道及郡县，皇帝（中央）可垂直控制郡县；横向的权力，是在每一个层级，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合一。第二，“编户齐民”式的国家奴隶制，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古代中国缺乏数字管理，他却没有注意到古代中国拥有最严密的户籍制度，这是让欧洲望尘莫及的数字管理。皇帝之外所有人都是国家的奴隶。这是中国建立早熟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前提条件。第三，以盐铁国营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从古至今，中国从未有过自由市场经济，即便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刚刚冒出“芽”来就被掐死了。第四，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文化以及安土重迁的内陆文明。中国有三分之一的省份沿海，却从来不是海洋国家、不具备海洋意识。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本质上都是农民，受制于小农思维，黄土压倒蔚蓝色的大海。第五，以朝贡体系建构的不平等外交关系。中国至今并未接受近代西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企图继续沿袭朝贡模式，建立劣质殖民统治，以总理衙门的方式办外交，达成万国来朝、天下归心之“中国梦”。
朝贡体系的现代版本是习近平的“一带一路”（二〇二〇年七月，北京成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是中国先与世界为敌，世界才与中国为敌。正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就南中国海海洋权利主张的立场》之声明中所指出：北京使用恐吓手段，损害南中国海的东南沿海国家的主权，霸凌他们，包括他们的离岸资源，单方面宣布统治，以“强权即公理”取代国际法。北京的做法多年来一直显而易见。二〇一〇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杨洁篪对他的东盟同事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它国家是小国，这是个事实。”这句话证明中国从周恩来开始宣称的“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等“五原则”全都是谎言。蓬佩奥正告说：“中国掠夺性的世界观在二十一世纪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中华传统无法实现现代转化，中国人要成为正常人、健康人、自由人，必须抛弃沉重的传统，轻装上阵，方能向着标杆直跑。
不是全盘西化，乃是全盘美（国）化
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胡适、刘晓波一脉相承，他们共同使用“全盘西化”的说法。但是，今天的我们站在前人的肩上，若能比前人稍稍往前走一步，就是将全盘西化改为全盘美（国）化。
本书第二章论述中国现代化之败局。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帝国和中华民国先后以四波政治、经济、文化运动应对现代化之挑战：器物（船坚炮利）层面的洋务运动、政治层面的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和辛亥革命（共和）以及思想文化层面的“五四”运动。一次比一次激化，一次比一次失败，越激化越失败，越失败越激化，由此进入列车加速驶向万丈深渊的不归路。之后是一九二七年党军北伐颠覆正统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击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中国人热爱历史，甚至以历史为信仰，所谓“资治通鉴”，但真正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人少之又少，重蹈覆辙者是大多数。
本书第三章探讨中国为何在西化历程中屡屡选错老师和教材：以日本为师、以德国为师、以法国为师、以苏俄为师，一个老师不够，再找来第二个老师，先后有了四个老师。中国知识分子将不同的西方模式煮成一锅粥，殊不知西方与西方之差异往往天差地别。中国学习西方固然虔敬和卖力，但老师和教材错了，必定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中国偏偏不以英美为师，屡次与英美路径擦肩而过乃至背道而驰，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之路吃力不讨好、最终一败涂地。
中国拒绝和排斥英美路径及其背后的清教徒观念秩序、保守主义政治哲学，不是因为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旗手缺乏远见和智慧，而是中国的民情（托克维尔）和国民性（史密斯、鲁迅）与英美路径和清教徒观念秩序格格不入，如同磁铁相反的两极互相拒斥，如同将酵母加入尘土中尘土不会像面粉那样发酵。留英的严复和留美的胡适，堪称那个时代的人杰，去对了地方，留学多年，虽有普罗米修斯式的盗火者的心志，但对清教徒观念秩序和英美保守主义一无所知，盗回来的东西对中国弊大于利，他们的文化事业和政治活动都惨淡落幕。
因为民情和观念秩序的差异，中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华盛顿手下的军官建议他当国王的时候，华盛顿回信谴责对方并自责说：“我看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作出这样的建议。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谴责。……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的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中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按照中国人的想法，华盛顿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胜于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当然就要僭位号、传子孙了。中国人感叹华盛顿之“奇人奇事”时，又岂能知晓美国乃是一个清教徒创建的国家，一个奠基于圣经之上的国家，从《五月花号公约》到美国宪法，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宪制。美国的观念秩序与公民美德（华盛顿这样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美德并非孤证）互为因果、彼此砥砺，共同成就美国之美。
有趣的是，对美国精神作出最深刻阐释的两位思想家都不是美国人，他们是英国人埃德蒙·伯克和法国人托克维尔。伯克为美洲殖民地的反抗者辩护，而被主张强硬镇压的英国人称为“亲美派”。伯克在议会发表演讲自我辩护说，与其说他“亲美”，不如说他“亲自由”，他认为美洲人民与英国人民分享同样的传统和宪制。伯克进而指出，美洲人深入骨髓的特质是清教徒，是“异见派中的异见派”，是“清教徒中的清教徒”：
殖民者离开英国之际，正是这精神高炽之时，而见之于移民者身上的，又最为高炽；外国的移民之流，固然不停地汇入这些殖民地里，但其中的大部分，却是持异见于各自国家之权威的人；他们随身而来的气质、性格和与他们融合在一起的人民的气质和性格，几无不同。
若用托克维尔的说法就是：“美国人既把自由视为获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把它视为获得幸福的最大保障。他们既热爱自由，又爱幸福。因此，他们从来不认为参加公共事务是分外的事。恰恰相反，他们相信自己的主要活动要有一个政府来保护：这个政府既能使他们得到所希望的财富，又不妨碍他们平平安安地享用得到的财富。”
这就是中国人最陌生的、也是最需要的清教徒观念秩序及精神、心灵秩序。
为什么一八〇七年被一九一七年超越？
本书第四章由中国近代史进入基督教入华史——一八〇七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入华，是比一八四〇年的所谓“鸦片战争”更重要的精神事件。
两百多年来，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废除女子缠足陋习、促进男女平等、创办新式报刊、开创西式医疗机构和从幼稚园到大学的近代教育体系、和合本圣经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引领白话文风潮……但是，基督教并未改变中国最深层次的观念秩序，基督教的传播激起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等三次强烈反弹。而更凶恶的敌人出现在教会内部：孙文、蒋介石和冯玉祥三个伪基督徒毁灭了民国、也毁灭了共和之路。由此，中国进入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邪恶的偶像崇拜的歧途。
二〇二一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中共大张旗鼓予以庆祝。一九二一年，在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木船上的中共一大，咋一看宛如儿戏：当选的总书记陈独秀根本没有出席，参与者是十五名没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无根青年”。但短短二十八年之后，中共居然发动暴力革命，攫取人心，进而攫取政权，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
其实，比一九二一年更重要的年份是一九一七年，即毛泽东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即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所说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在此意义上，是一八〇七年被一九一七年赶超——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比基督新教进入中国晚了一百一十年的共产主义，居然成功“弯道超车”，勃发出远超基督教和英美路径更大的吸引力，最后大权在握、将基督教赶出中国。
对中共的“美丽的误会”，发生在很多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身上。出身清末即赴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家庭、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和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跟共产党的多位领导人都很熟悉，他知道燕京大学的很多学生都去了中共那边，却并不认为这是其教育的失败：
我曾与很多这样的人会面，我对于他们的表现很安心，他们始终秉承燕大的校训。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宗旨是“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我热爱自由、守护自由，支持学生们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这是一个让人惊诧的错误：难道共产主义的真理跟基督教的真理是一样的真理吗？
中共历史上最具传奇性的间谍、也是给美国带来最大危害的间谍金无怠，就是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正是靠着在燕京大学的美式教育，他说得一口流畅的英文，内战之后奉周恩来之命令移居美国，一九六五年入籍美国，然后加入中央情报局并晋升为译员兼分析员，拥有接触最机密情报之权限。
一九八五年，金无怠被捕后，承认向中国提供绝密情报，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声称自己对中美两国建交有功：“我提供了美国方面愿意修好的情报，毛泽东才做出了邀请尼克森访华的重大决定。”
但金无怠案的陪审团认为，金无怠的间谍活动主要包括：在韩战中，通过联合国军翻译的身份，为中国提供志愿军战俘营的地址，延缓了和谈进程；在一九六〇年代，为中国提供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情报，使中国对美外交处于优势地位，使美国被迫向中国作出许多重大让步；在越南战争期间，为中国和北越提供美国政府对越政策方面的情报。
金无怠被判有罪后，又被中共抛弃，遂在狱中自杀身亡。作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培养出这样的卖国且背叛信仰的学生，能不深切反省吗？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基督教与共产主义无疑是两种彼此敌对且竞争的意识形态，不仅在中国，在全球都是如此。如果基督教同样具有改造社会的功能，则中共的胜利，未尝不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
美北长老会传教士魏士德（Charles C. West）反思说，中共的成功固然是国民党内部溃败的结果，但在本质上却是一场“灵性的崩溃”。中国共产主义的兴起，包括三个方面的灵性背景：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产；其次，西方民主及自由主义的失败；第三，共产主义展现的乌托邦理想。基督教在神学方面，是否过于偏重寻求传统文化的认同，而忘记了当下剧变社会的诉求？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从来不是因其成功地适应了中国文化与传统，而是直接回应了中国的贫穷、贪污与不公义的现实。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徐光荣（Roderick Scott）认为，与其说中国的革命是政治变动，倒不如说凸显其社会张力与文化真空。
英国循道会传教士丁克生（S. H. Dixon）指出，儒家传统崩解后，中国经历了社会、政治及思想上的剧变，旧有的价值被全面解构，共产主义恰好提供了一套全面而简捷的答题，填补了“思想真空”。
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海维德（Victor E. W. Hayward）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半个世纪面对内忧外患的冲击，促使中国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对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言，革命是唯一的希望。共产政权得以成立，不是由于中国人投向共产主义；而是中国需要革命，唯有中共能领导革命。
基督会传教士、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M. Searle Bates）相信，由于国民党政权无法回应人民对有效率政府及现代化的诉求，因而步向溃败。
英国循道会传教士甘施礼（Leonard Constantine）认为，针对广大农村的农民，共产运动的“解放”甚具吸引；至于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方面，共产革命则提供了救国的可行出路。中共的理想主义，特别是其对社会公义与和平的追求，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中国不仅号召建立新社会，更宣称能够打造“新人”。
共产主义的成功，毫无疑问等同于基督教的失败——基督教失去了中国，因为基督教未能向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给出一整套的“基督教答案”。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基要派，均未能建构起整全性的清教徒的观念秩序及心灵和精神秩序，他们信奉的基督教，是掺水的基督教、扭曲的基督教、支离破碎的基督教。
在英美的历史与传统中，清教徒鲜活刚劲的信仰，既可建立国家（美国），又可建立文明（英美文明），基督教宛如混凝土，可以建筑摩天大楼。但是，到了中国，基督教却在漫长的“中国化”过程中，蜕变成与建构国家和建构文明无关的“民间宗教”和“心灵鸡汤”。若是太平盛世，这种退化的基督教自可充当日常生活的“点缀”；但在王纲解纽、历史转型之际，此种未能与英美路径及自由尊严、宪政共和等价值融会贯通的基督教，很快就在与作为“类宗教”的共产主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
华语教会和华语社会如何走自己的“天路历程”？
本书第五章也是最后一章，探讨未来中国现代转型成功的可能性：华语教会和华语知识分子能否接受清教徒观念秩序和英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并将其践行出来，是此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社会转型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本书是我向《河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车可鉴》致敬的作品。
这本书是“福音版的《河殇》”。一九八九年，还在上初中的我，深夜与父母一起观看电视政论片《河殇》，如被雷电击中。苏晓康说：“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就像我们不能改变黄河的颜色一样。然而，我们却必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这将是一项极为艰巨复杂的文化—哲学的系统工程。”《河殇》那一代人看到了海洋文明、蔚蓝色文明是中国的希望，但只是朦朦胧胧地倡导西化，来不及细细甄别“此西方”与“彼西方”之不同。作为后来者的我，如果沿着《河殇》往前走一步，就是明确指出“清教徒观念秩序和英美传统是西方文明之精髓”。
这本书是“中国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写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后，指出加尔文主义（或更广泛的基督新教）是欧洲和美国社会变革及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并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及《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古犹太教》等著作中探索不同文明和国家现代化路径成败之原因。韦伯指出，儒教的目标是取得并保存“一种文化的地位”并且以之作为手段来适应世界，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及家庭伦理；相反，新教以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创造一个服侍上帝的人，这种在精神上的差异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繁荣、却迟迟没有在中国出现的原因。在韦伯的时代，基督新教在中国没有出现爆发式增长，韦伯未能研究基督新教与现代中国的相遇，将发生何种“磁铁效应”、“酵母效应”和“马太效应”——这正是我在本书中要论述的主题。
这本书也是“加尔文和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版的《前车可鉴》”。被誉为“知识分子宣教士”的薛华（Francis August Schaeffer）以四十年时间研究西方思想史，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是人僭夺上帝的位置，要作宇宙的主宰，致使文化体系百病丛生、独裁统治肆虐全球。他大声疾呼，惟有恢复对上帝的信仰，人类才有希望。他也批评教会的软弱：“教会领袖不了解与一套错误前提作战的重要性，所以世俗思想和新神学的洪水泛滥了教会。大多数教会领袖还在错误的战场上作战，因此，虽然他们原本应在防卫、交流上占绝对优势，现在却只能悲哀地甘拜下风。对这个严重的薄弱点，福音派至今仍无法补救。”不过，薛华只是强调广义的基督教传统，而对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伦理、清教徒观念秩序论述不足；另一方面，他只是针对西方文明内部的危机发言，不曾讨论东方及中国议题。我在本书详细讨论两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教会史，更指出华夏转型的“发动机”乃是基督新教及其观念秩序。
我有充分的自信，迄今为止，在华语思想场域从未有过一本著作，像本书这样论述中国近代史、中国教会史及与西方近代化诸模式之关系。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能写这本书，不是因为我拥有多少智慧，乃是我有幸被圣经真理光照。如此，我如盲人今得看见，迫不及待地与读者分享重见光明的甘甜与喜悦。这是上帝引导我看到的光明与真理，也是华人教会和华人社会的出路所在：英语民族何以催生普世价值？这是何其神秘而伟大的“三位一体”——首先，清教徒清新刚健、敬虔奋发的生活方式、观念秩序及精神和心灵秩序，对婚姻、家庭及社区等小共同体的建构产生了点石成金般的转化作用；其次，宗教改革的先驱们基于对上帝所造之人的罪性的认识，设计出权力分割与制衡的教会组织架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宪共和政体即由此复制而来；第三，宗教改革中诞生了博大精深的加尔文神学及政治哲学，由此衍生的英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至今仍是维持美国及英语国家强大的“定海神针”。对于个人来说，这三大要素乃是基于圣经的“人生说明书”；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这三大要素乃是既有教堂、也有宪制的“大国崛起”之磐石。
中国破碎、重建及救赎的秘密皆在于此。
二〇二〇年七月初稿，十一月定稿
美利坚合众国维吉尼亚共和国费郡绿园群樱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