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培苓《一甲子的未亡人：王培五与她的六个子女》
我崇拜张夫人，她用五十年之久的时间，和邪恶奋斗，所付出的痛苦，是人不忍细思，而这正提供了我们一个尊严的榜样，一个战胜巨大邪恶势力的尊严的榜样，她表面上可以低头，但内心却永不屈服！五十年之后，张敏之夫人、公子、女公子，重回宝岛，使我们深信，天下没有终结不了的暴政！
——柏杨
那个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人，被国民党杀掉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日报》第四版登出一幅枪决“匪谍”的照片，大字标题是“你们逃不掉的，昨续枪决匪谍七名”。此案为澎湖烟台联中师生冤狱案，被枪杀者之一为张敏之校长。
在那个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全面崩溃、台湾亦朝不保夕的时代，还有真正的三民主义信仰者吗？如果说有，在极少数信仰三民主义的人当中，张敏之绝对算一个。他是国民党的忠贞党员，早在北伐战争期间即投身教育事业，曾担任国民党“党义教育培训班”教官，富家小姐王培五是训练班学生，一场师生恋改变了两人的命运。当时，许多青年男女在大时代激情的催化下，成就了一段段传奇爱情。
在张敏之负责的训练班里，王培五的成绩很好，张敏之颁奖给她，奖品是《三民主义》与《建国大纲》两本书。结婚后，王培五常开玩笑说：“我嫁给了三民主义。”单纯的张敏之和王培五都没有想到，国民党内早已没有多少人相信三民主义了，三民主义只是那些人升官发财的幌子。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人来不及品尝胜利的果实，就在与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中惨败，先于军事上的失败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失败，也就是说，三民主义被共产主义打得落花流水。
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的高官显贵逃到台湾，是一场亡命之旅，是为打造一个暂时遮风避雨的小朝廷；而张敏之带领数千山东流亡学生渡海到澎湖，却是为了让孩子们继续学业——在抗战期间，他们的流亡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流亡似乎成了他们身上的烙印和宿命，抗战胜利了，他们却不得不继续流亡，等待他们的是更悲惨的命运。当他们到了澎湖之后才发现，当局让他们继续读书的承诺是一个弥天大谎，澎湖驻军只剩下残兵败将，要强行将学生充作兵源。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张敏之可以将三民主义说得头头是道，但那些为了确保势力范围而不惜让中学生充当炮灰的将领哪里听得进去？张敏之冲冠一怒为学生，因为学生大都还未成年，被迫背井离乡，父母不在身边，他作为校长，俨然是学生们的父母，他要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学生。他本可登船去台湾，以他的才能和资历，不愁找不到教职、开始一段平安的新生活，他偏偏留下跟军方反覆交涉，结果惹来杀身之祸。
军方悍然逮捕张敏之等数十名师生，以用酷刑屈打成招，制造了白色恐怖时代第一起惊天大案。后来在台湾基督教出版教育和文学创作领域做出卓越成就的殷颖，当时是被捕的流亡学生的一员，多年后如此回忆所经历的酷刑：“三十九师政治部的侦讯人员，都会套用中共的各种名词，所谓坦白、前进等中共语言，都是他们惯用的口头禅。他们问案更嗜用各种酷刑：其中有所谓跳舞，即将两部军用电话机的电线绑在受刑人的两手拇指上，要受刑人脱掉鞋袜，赤足踏在地上；再在地上泼了水，然后行刑者摇动电话机，受刑人便会触电发出惨叫，且全身跳动。此刑极为残酷，受刑者都会供认为匪谍而不讳。另外的刑罚，有让受刑人卷起裤腿，跪在碎贝壳与尖石上，让贝壳尖石刺入肉中，双膝血肉模糊。受刑人如不承认为匪谍，便不准起来。这种酷刑也十分有效。此外尚有其他花样繁多的刑具，任你是铁打的金刚，也逃不出匪谍的命运。”
不该杀的人被杀掉了，不该关的人被关起来了，一切似乎尘埃落定。历史学者许文堂在《澎湖山东烟台联中师生冤案始末》一文中记载，事后有很多山东籍名流、民意代表为该案鸣冤叫屈，行政院长陈诚以“恐影响美援”为由而取消提案，却发出公文电令国防部《为张敏之等案内受歧视人员应即查明予以平等待遇》，公文指出“政府迁台初定，如公然平反可能造成政府困扰”。蒋介石则面告国大代表谈明华：“期以反攻大陆再办。”国民党最高当局知道这是冤案，却用诸多理由百般搪塞，并给受难者家属画饼充饥——唯有反攻大陆成功，才会启动平反冤假错案。其实他们已心知肚明——反攻无望，中华民国的命运注定了只能“在台湾”。
作为“匪谍”的遗孀，在警察国家如何活下来，而且活得更好？
死者与生者，谁背负的十字架更沉重？吕培苓写道：“政治的钳制与压迫，并不因为当权者在政治上的敌人已经被枪毙而结束，在这样的拖磨里，政治犯本人或许是最幸福的，一颗或好几颗子弹就结束了，从此安享上帝的国度。但是政治犯的家属，却必须被政治原子弹爆炸的震波纠缠一辈子。”这是白色恐怖时代所有受难者家属的宿命。
蒋介石多年来以希特勒为师，打造警察国家——希特勒掌权之后，立即编织一张警察国家的罗网，包括盖世太保、冲锋队、党卫军、刑事警察、监狱、集中营、希特勒青年团、街区监护，形成一个庞杂多样且无孔不入的管控体系。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指出，第三帝国治下发生的每一件事都笼罩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恐怖氛围之中，它从未衰退、且随时间流逝愈演愈烈。“你懂什么是恐怖吗？”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好几年之后，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如此反问采访人，“不，你不懂。第三帝国就是恐怖”。
将“第三帝国”置换成“国民党”，用以形容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国民党就是恐怖”这一说法完全可以成立。蒋介石逃到台湾之初，宛如惊弓之鸟。曾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祯发现，此前以“喜怒勿形于色”为座右铭的蒋介石，一向以别人猜不透他的心思而自豪，但他抵达台湾时，身边的亲信发现他变了，他不停地问一名部下：“我在这里安全吗？”恐惧压垮了蒋介石，为了缓解内心的恐惧，他要以杀人来立威，且“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放过一个”。
台湾风雨飘摇，如何才能守住？吴国祯认为，要守住台湾，应当“以民主反对共产党的组织，以真理反对共产党的宣传”；蒋介石却认为：“使共产党取胜的并不是民主与真理，而是他们的组织与宣传，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组织与宣传上比不上他们，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善，并胜过共产党。”所以，要“以组织对抗组织，以宣传对抗宣传”，也就是“以毒攻毒，以恶抗恶”。
蒋介石所说的“改善”，就是将国民党在中国未能实现的“警察国家”的计划，在台湾变成现实。原有那些各自为政的警察和特务系统都崩溃了，原有的党内派系也瓦解了，蒋介石正好可以从头开始，让儿子蒋经国牢牢掌控一个如臂使指的情治系统。这个特务系统娴熟地用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如殷颖在回忆中所描述的场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用共产党语言及酷刑，制造诸多人权惨案，且毫无违和感。
在这个警察国家，王培五被打上“匪妻”烙印，孩子们都是“匪子”或“匪女”，备受歧视。无论搬家到哪里，刚刚入住新居，警察立即上门关照，态度特别不友善。王培五每次到教会聚会，都有人跟踪。女儿在教会祷告时，也有教官来盘问其他同学，为什么要与她一同祷告？王培五乘坐公车上班，曾遇到两个陌生人故意在她旁边谈论，“最近发生一起张校长的冤案，太可怜了！”如果她不小心搭一句话，呼一声冤屈，就落入特务的陷阱，必大祸临头。还有一次，宿舍前有一个垃圾堆，被发现里面有一台破旧的打字机，学校如临大敌地派教官会同情治人员到家中大肆搜索一番，查证他们有没有从事匪谍活动。
王培五早年就读于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德贞女子中学”，后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优秀知识女性的代表。与张敏之结婚并且先后生下六个孩子之后，她在家相夫教子。张敏之冤死后，她以中学英文教师为职业，艰难地养家糊口。由于贱民的身份，她最初只能应聘在远离政治中心的、乡下的屏东万丹中学，然后转到屏东潮州中学。随着台湾局势缓和及其专业才能的展露，王培五任教的学校越来越好，整个家庭从低谷渐渐攀升，从台南善化中学到台南女中，直到一九六三年任教于台湾教育水准最高的建国中学，二十年教师生涯，桃李满天下。
苦难没有压垮这一家人，反而让他们紧密团结，凝聚成一股改变厄运的巨大力量。对于王培五而言，除了母爱、除了专业素质、敬业精神和求生意志，她的力量的终极来源乃是基督信仰。从十七岁信靠基督之后，终其一生，基督信仰是她的支撑，也是她的安慰。在漫长的教师生涯中，每星期工作六天，但每到礼拜天，她必定去教会聚会，在主面前享受安息、在信仰中汲取力量。如果不是主的庇护，她如何能度过这死阴的幽谷？
人没有能力宽恕人，唯有上帝能将宽恕的心植入人的身体之中。而宽恕必带来自由与释放。移居美国之后，王培五有一次听前阳明医学院院长韩伟布道，之后前去询问说：“我不能完全宽恕当年害死我先生的人，你说该怎么办？”韩伟回答说：“姐妹，你这件事实在太悲惨了，我不能对你讲大道理，你自己去对主申诉吧。”王培五一直读圣经和向上帝祷告，终于领悟到“上帝面前终有公平的审判”，自此不再有愤怒和仇恨。她读圣经甘之如饴，百岁之后仍能背诵大量经文，年轻人也自叹弗如。她坚信：“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她喜欢也真体会到这样的境界。
跟独裁者比一比，谁的孩子更优秀？
张敏之受尽酷刑之后惨死于刑场，留下孤儿寡母面对残酷人生。噩耗传来，友人日夜守护在王培五身边，担心她受不了而自杀。王培五说：“放心，我不会自杀，我有六个小孩，他们需要我。”
一个柔弱的母亲，如何拉扯大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有好心人劝王培五将孩子送入孤儿院，这样她或许可以再婚开始新生活。王培五坚定地说：“我的孩子自己养。”她并非遵循儒家传统中“望子（女）成龙”的父（母）权文化，而是按照圣经教导教育子女——“儿女是上帝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上帝所赏赐的”。她为了全家的团聚和孩子的教育，不断转换服务的学校，即便经济上极度困窘——一家七口人共用一把卷毛的牙刷，飓风将茅草屋屋顶全部吹掉，但一家人至始至终都过着独立自强、彼此扶持的生活。
王培五从小受美式教育，也在家中推行美式民主教育，采取开放民主，充分授权给子女执行家务，例如全家伙食费交给子女全权处理，完全不过问具体花费情形。子女考大学挑选学科，毕业后的职业选择，乃至择偶，她都让孩子自己决定。反过来，家中一些大事，她主动征求孩子的意见，比如有一次遇到可以去陆军官校教书的机会，她询问儿子的意见，儿子表示反对，她就放弃了这个机会。
长子张彬个性倔强，懂事最早，对父亲冤死所受刺激最深。青春期时，他愤而扬言要到台北杀掉陈诚。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对他说：“张彬，你还没从潮州出发，人家台北那边就知道了。别说上总统府了，你下了火车，就能逮住你了！你可以不管自己，但你总要顾到你妈妈吧！”这才打消张彬的疯狂念头。
后来，张家六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三个儿子中，长子张彬从台大毕业，留学美国，获得怀俄明大学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从学界退休后经营建筑业，成为房产大亨；次子张彪，也是台大毕业留美，出任犹他州公路局副局长，是华人在犹他州任公职者中职位最高者之一；三子张彤，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电机博士之后，任教康奈尔大学，后创办一家颇具规模的电脑公司。三个女儿中，长女张磊和次女张焱都学护理专业，服务于美国的医院；三女张鑫是执业医生，在洛杉矶颇有名声。在十三个孙辈中，有大学教授、医生、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及公司高管，皆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在这个家庭的全家福中，唯一的遗憾就是缺少了祖父。
相比下，独裁者的后代如何？蒋介石培养蒋经国为接班人，先让其掌管情治系统。但特务头子必定干尽伤天害理的坏事，遭到民众怨恨，乃至祸及子孙。吴国祯在回忆录中记载，他曾向蒋介石谏言说：“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必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之焦点。”蒋介石对此避而不答，走到壁炉架边，用手托着头说：“别这么同我说话，我头痛。”
独裁者可用权力决定别人的命运乃至生死，蒋介石经常用红字更改法官的判决书，很多本可活下来的囚徒成为枪下亡魂。但是，独裁者的权力也会反噬自身及其家庭，由于独裁者权势熏天、口含天宪，独裁者的孩子大都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蒋经国疏于管教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从小就极为顽劣，长大后没有一个成器的：蒋孝文飙车撞死人却找司机顶罪，侮辱女服务生导致其自杀。蒋经国安排其用作弊的方式通过留美考试，他却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再度开车肇事且大闹法庭。美国是一个法治社会，总统犯法也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一个外来的偏安小国的太子爷？结果，蒋孝文被美国法庭判定拘留三日后驱逐出境。回台湾后，他整日花天酒地、放浪形骸，涉嫌枪杀情人及情敌，在蒋经国死后一年多即因梅毒而身亡，年仅五十四岁。蒋孝武、蒋孝勇跟哥哥的人格特质相差无几，在四十六岁和四十八岁英年早逝。我们固然不会迷信地认为这个家族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诅咒，但从常识判断，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独裁者三个孩子的悲惨人生与受害者六个孩子的幸福人生，形成如此鲜明的对照，让人相信上帝在冥冥之中自有其审判和眷顾。张家一个母亲和六个孩子，个个顶天立地、昂首挺胸，足以笑傲加害者，为本书作序的资深媒体人冯贤贤评论说，本书“重现张家从中国到台湾以至美国，一幕又一幕峰回路转的悲喜剧，让我们仿佛亲临现场，看到张家人的泪与笑，爱与恨，和在困厄中寻找阳光的各种丰富的生活细节”。
上帝应许了美国作为哀哭者的迦南地
王培五的故事宛如现代版的《窦娥冤》，吕培苓以清雅内敛的笔触，讲述了孤儿寡母挣扎求生并最终看到“毒太阳落山”的生命历程。一九四九年之后六十多年，王培五的身份变了，不再是校长夫人，而是未亡人和母亲。她在泰山脚下长大，命比纸薄，心却比泰山高。在百岁生日前夕，她对记者说：“我是张敏之的未亡人王培五，从小每年登泰山而小天下，哈哈哈！”如此豪情万丈，便是花木兰亦为之折腰。
丈夫冤死后，王培五和孩子永远沦为贱民，她知道孩子在这个岛屿上是没有前途的，她有了移民美国的想法。这是个大胆的想法，这跟她早年在教会学校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英文系所受之教育有关，她遇到过多位学识渊博、气质高雅、心底善良、信仰虔诚的美国宣教士和老师，从他们身上，她对太平洋彼岸那个美好的国家产生无穷憧憬。二战结束后，她一度想要与全家一起赴美，但张敏之要跟几千名流亡学生共进退，不考虑妻子提出的赴美愿望。如今，丈夫去了另一个世界，王培五可从容安排自己和孩子的命运了。
王培五写信给美国驻台大使馆，提出移民美国的申请。但那时美国每年准许华裔移民的配额只有一百零五个，机会非常渺茫。但她还是不放弃，一边准备申请资料，一边告诉孩子一定要去美国留学。
长子张彬离开台湾的过程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为是“匪谍之子”，国民党当局不允许他出国，警备总司令黄杰在申请书上批了两个字：“免议。”独裁国家是一个大监狱，有两张长长的黑名单，一张是入境黑名单，不允许某些“危险分子”从国外回来；另一方是出境黑名单，不允许某些出去后可能“乱说乱动”的人士出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的基本人权，在现实生活中，是被悬置的一纸空文。连迁移权和出入境权都没有，其他的人权又何从谈起？
张彬母子找到山东籍大佬秦德纯帮忙，秦又找到副总统陈诚。陈诚大概觉得在张案中有愧，将此事呈报蒋介石（一个普通大学生出国留学，蒋介石也要过问！），并下了条子给黄杰。然而，等了一个礼拜，警总还是没有动静。秦又打电话给黄，黄说：“不能放人，这学生的父亲是共产党，是被枪毙的，这一家都登记列管，怎么能让他出国呢？”秦说：“澎湖这事是假的，是冤案。”黄说：“假的也是真的。”这就是国民党高级官员的法治素养——他们只相信暴力，暴力可以弄假成真、颠倒黑白。
后来，黄杰手下第一处处长于宝仑，因早年得到过张敏之的恩惠，主动来张家帮忙出主意。他说，陈诚下了条子也不管用，最好是秦德纯等五位山东籍大佬联名做保，这样即便以后出问题，黄杰也不必对此负责，这是黄杰出于自保的小九九。官场幽微的权力斗争、纵横捭阖，哪里是张彬这个年轻大学生所能明白的。于宝仑出面指点，让他恍然大悟，事情才有了一线生机。
张家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到美国，王培五于一九七零年赴美与孩子们团聚。张家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表达喜怒哀乐及政治观点，再也不用沉默、隐藏、忍辱负重。张家第三代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大部分不太会讲中文，中国和台湾对他们来说是遥远的国度。但是，王培五在孩子们心目中是一位让他们尊敬的长辈，是可爱而可敬的祖母，孙辈每一个都知道祖父的冤案，也知道祖母如何与厄运抗争，为家人开辟出一条阳光之路。这恰恰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从五月花号开始的美国精神，如自由女神像基座的铭文所说：“把你的疲乏困倦交给我，把你的贫穷疾苦交给我，那渴望自由呼吸的蜷缩身躯，那彼岸无情遗弃的悲惨魂魄。不论是无家可归，不论是饱受颠簸，全都给我，全都给我！在这通向自由的金门之前，我高举照亮黑夜熊熊灯火。”张家这个移民家族，用自己的方式，为美国这个由追寻自由的移民组成的国家增添了一把薪火。
二零一四年，王培五在睡眠中安详过世，享年一百零六岁，她没有按摩师按摩，没有用牛奶泡澡，却比独裁者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还多活了一岁。因为，王培五有三样宋美龄没有的宝贝——信、望、爱，她的人生是有信、有望、有爱的人生，对上帝的信仰、对未来的盼望以及爱人如己，这样的人生是有福的。
吕培苓《一甲子的未亡人：王培五与她的六个子女》
文经社 · 二零一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