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华人教会缺乏清教徒观念秩序，整个华语思想界中右派思想（英美保守主义）也寥若晨星。保守主义的要害不是保守的态度和立场，而是保守的内容与实质。比如，新儒家的态度确实是保守，但他们保守的内容是儒家思想，所以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又比如，很多人倡导读经运动，但读什么经更重要，读四书五经和读圣经，乃是云泥之别。换言之，在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内部的保守主义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死路一条。二十世纪以来很多被当做保守主义者的思想者都名不副实，比如提倡国粹的章太炎、刘师培、梁巨川（梁济、梁漱溟之父）及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以身殉中华文化的王国维，以及从熊十力到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等新儒家诸子。方向错了，越是努力奔跑，离目标越来越远。
现代中国能算是“半个保守主义者”的，是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等人。他们站在“五四”弄潮儿——北大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之对立面，被左翼时代浪潮所冲走，却留下了天鹅之绝唱。他们从美国保守主义重镇、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 Babbitt）那里传承的思想火种，未能在中国薪火相传。[1]而更让人遗憾的是，梅、吴等人终身没有走向英美保守主义的源头——清教徒传统，他们转而投向儒家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怀抱。梅光迪一直到抗战末期还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这种保守成了迂腐。所以，他们只能算是半个保守主义者。
以台湾而论，台湾原本有右派思想的脉络。作为海耶克的亲传弟子，周德伟早在抗战期间便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阐扬自由主义、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并对共产主义或左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严加批评。到台湾后，周德伟出任财政部关务署署长，致力于外汇贸易改革，为台湾日后的经济起飞打下基础。他鼓励殷海光翻译海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殷海光由此成为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与夏道平等人在《自由中国》杂志为自由鼓与呼。而承接奥地利经济学派学术脉络的经济学家蒋硕杰，将新古典经济学派与重货币学派的思潮带进台湾经济学界，在台湾的经济腾飞中做出重要贡献。再后来，殷门弟子张灏和林毓生留学美国，分别提出“幽暗意识”和“五四激进传统”的学术观点，对近代中国的思想路径作出深刻反思。
台湾社会有保守主义的土壤，台湾经济的成功，不是蒋经国实施的计划经济特质的“十大建设”或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的功劳，而是无数中小企业乃至“小商小贩”的打拼——台商像犹太人一样走向世界。但是，台湾经验未能在知识界形成强有力的右派论述。台湾知识界被一群留学西方尤其是欧美名校的左翼知识人掌控，标榜脱离台湾社会实际的进步及时髦思潮。即便是台湾的独派，也尊史明式的“左独”为正统，而未能承续彭明敏“右独”的正道。台湾现实政治中的两党对立乃是国家和族群认同的对立，而非左右价值的对立，未来台湾需要出现一个类似于美国共和党和英国保守党那样的右派政党，台湾的民主才能巩固和稳定。
以香港而论，香港本应比台湾更右，因为香港有百年英国殖民传统。英国在香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而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是计划经济（在满洲也是如此，对华战争之后更是国家管制的战时经济）。但香港知识界普遍左倾，中国情结深重，既是左胶也是大中华胶。所谓泛民主派，一方面怀抱虚幻的左派理想，一方面又不放弃大中华愿景，编织出“民主回归”的玫瑰梦，对今日香港局势一败涂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却至今不做任何反思。泛民主派阵营中既有作为国民党将军后人的民国粉丝李柱铭，也有推崇切·格瓦拉和自诩为“托派”、极端反美的“长毛”梁国雄。与之对应，香港有清晰右派论述的知识人相当稀少，唯有陶杰、桑普、卢思达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在中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氛围更为稀薄。保守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不像左派聚集成集团势力。左派有其论述阵地——从民间的“乌有之乡”网站到官方的《环球时报》，右派则受到官方和民间“泛自由派”双重夹击，他们各自为战甚至彼此之间互相批评——但这正是右派本色，右派无须像左派学习营造“统一战线”，那样做就是不是真右派了。尼采说，土狼成群结队，狮子总是孤身前行。在此，略加数算几位中国背景的英美保守主义立场的“狮子”：
刘晓波早在上世纪八〇年代中期就被称为思想界的“黑马”。一九八六年，刘晓波应邀到清华大学演讲，提出全盘反传统的主张：“任何传统都是一种自我封闭，要打碎它，必须要整体地打碎，传统就像活的有机体一样，它不是一个烂的苹果，去掉烂的还可以吃一口。”他是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却又是温和的保守主义者——他力图将西方基督教文明引入中国并使之成为新传统。他指出，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明之本质差异在于：“假如中国不把整体主义冲向极端，那么就没有中国的传统。假如西方人不把个性主义冲向极端，就没有西方人的传统。世界上从来没有和谐，没有中庸，任何东西都是在冲突中。你的生命只有在极端中才能迸发出来。”学者徐友渔曾指出，刘晓波思想的重要价值是其彻底性。如果在日本思想史的脉络中，刘晓波如同明治维新时代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希望日本脱亚入欧，刘晓波也希望中国脱亚入欧，因此才有“三百年殖民地”之说。他只是说出右派的常识，在中国就如此惊世骇俗。这不是刘晓波的悲哀，而是中国的悲哀。直到今天，中国知识人中极少有人在思想的彻底性上超越刘晓波。天安门屠杀之后二十多年，刘晓波四度入狱，以赎罪般的心态，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度，如同自由人般生活、写作和反抗，直至以身殉道。刘晓波由尼采转向耶稣，从狂傲变得谦卑，实践了“赤身裸体，走向上帝”的誓言。他在狱中对圣经、奥古斯丁、喀尔文、潘霍华的解读显示，他的心灵比那些名义上的基督徒离上帝更近。
最早向中国知识界引入“保守主义”观念秩序是政治学者刘军宁，刘军宁与秦晖分别形成自由主义光谱的右翼（英美保守主义，自由先于平等）和左翼（欧陆社会民主主义，平等先于自由）。刘军宁曾为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二〇〇二年因被人举报在北大演讲中宣扬自由主义，被江泽民点名批评而被社科院开除。二〇〇八年又因签署《〇八宪章》遭中共高层点名批判。他不单单是书斋中的学者，也参与了民主人权活动并付出巨大代价——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不会“太上忘情”，其论述必然贴近政治现实。多年来，刘军宁主持翻译出版诸多西方保守主义经典著述和文集，并著有第一本全面介绍保守主义思想脉络的《保守主义》。他认为，保守主义是人类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智慧，只有保守自由与自由的传统，才称得上保守主义。保守主义的基本信条和原则包括：超越性的道德秩序、社会连续性的原则、传统的原则、审慎的原则、多样性的原则、不完善的原则、人性不变的原则、有限政府的原则、自由优先于平等的原则、财产权的原则、多样性与独特性的原则等。他也相信，保守主义将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与繁荣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成熟的保守主义的存在是健全社会的一个重要思想标志。在中国做一个保守主义者，有两条是关键的：一条是创发自由，一条是保守自由。刘军宁此前一度希望在老子的思想中寻找中国的保守主义渊源，而近期他在为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所写的书评中，强烈地认识到“超越性的道德秩序”只存在于基督教信仰当中。
何清涟是最早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和“邓小平路线”的经济学家。她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中国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对邓小平时代的制度性腐败、人口的空前膨胀、生态环境的高度破坏以及社会道德的整体崩溃提出尖锐批判。她指出，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三个有利于和四项基本原则”可归纳为“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和四只鸡”。邓的改革政策体现其实用主义精神，但用在政治上就变成无原则的国家机会主义。继任者再发挥一下，变成一切向钱看，以金钱与实利为导向，不讲究政治道德底线，最后形成今天的社会利益格局。该书出版后，何清涟遭到一系列政治迫害，被迫流亡美国。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显示，她当年的论述具有出惊人的前瞻性——当下中国主流的作为自由派学者还在恳求习近平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何清涟超前了他们不仅仅三十年。在美国，何清涟没有进入被左翼思想侵蚀的大学，以独立知识人身份继续其学术和批判工作，她关于中共大外宣政策的研究开创了该领域的先河（《红色渗透》），作为《现代化的陷阱》续集的《中国：溃而不崩》则比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更准确地揭示出中共政权“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特质。近年来，何清涟针对美国和欧洲的政治现实做出保守主义立场的评论，批评欧洲对伊斯兰世界和中国的绥靖主义及美国民主党亲中派“深层政府”对美国建国根基的破坏，是华语知识界的真知灼见。何清涟也是华语世界屈指可数的敢于突破政治正确之束缚，正面肯定川普政府的右翼知识人。
苏小和是一位非学院派的财经评论家、诗人。他是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市场经济有限推进的见证者，他在若干市场化媒体上为市场经济辩护，这一类评论因为有“我的自由选择”之内核，而将经济学表达得像诗歌一样优美。他相信：“均衡的市场经济本来是一种常态，可惜长期以来中国人与市场为敌，这导致我们每个人严重缺乏自由选择的能力。而一旦一个人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均衡之美，理解了个人选择的重要性，他生活的空间将因此而迅速拓展。”他为自由市场经济而战，更为清教徒观念秩序而战。苏小和以左派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为主要论敌，指出罗尔斯及其《正义论》是欧美社会左翼“政治正确”的磐石，是当代的马克思和《资本论》。目前的局面，几乎所有的左倾自由主义都是拿着罗尔斯的思想体系在与以基督信仰为根基的保守主义作战。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川普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真正的对手是罗尔斯。“人的权利高于终极的善”，这句话是罗尔斯全部正义思想的最终基础，正是这个终极的基础建构，破坏了人类社会关于人性论的基本原则，走向理所当然的“敌基督”状态。惟一能打败罗尔斯美丽《正义论》的武器，就是建立在圣经真理之上的、人类恒久忍耐的基督信仰观念体系。苏小和正是在此种思想和观念争战的背景下理解川普的当选意味着美国回归正道。因着坚定的基督信仰，他不畏千夫所指而发出掷地有声的宣告：“我认为川普的美国总统故事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一生见过的最大的神迹。”
刘仲敬的历史论述被学院派视为“野狐禅”，却开创出一门以他本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亦可称奇人奇事。在其自撰简历中如是说：“长于新疆，而独以川人自属。尝操宋慈故业，而自授史学。刀下阅尸，笔下着史，足可谓神来转身。”刘仲敬的秩序输出论和内亚史观互为因果——秩序和文明是从内亚（内亚则又是欧洲的传递者）输入作为洼地的东亚（中华世界），颠覆了中国中心主义和以二十六史、《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帝国史学。“判断和追求真相主要不靠知识或材料，而是靠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和判断，就像好猎人的那种直觉，就像坚持在阴沟里而不是路灯下找钥匙。”刘仲敬的独特不在于博学（天朝盛产钱钟书式的博学者），而在于观念。大学历史系科每年培养数千计历史学博士，却无人具备刘仲敬发明观念的能力。其观念有颠覆性，尽管其晦涩的表述是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的可保护自我的“受迫害者的写作”，但党国宣传部早已比戈培尔的宣传部进化了，嗅到其思想和文字中危险的味道。于是，在大洪水来临之前，刘仲敬逃离中国，并在逃亡的中转站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他从香港抵达美国，其著述从此在华语世界唯一拥有出版自由和出版市场的台湾出版。他不再担心受《反分裂法》制裁，公开鼓吹东亚各地应分别建构民族认同、以瓦解中华民族认同的“诸夏”理论，并呼吁“诸亚和诸夏的爱国者们，不要怀疑上帝的公正。上帝把消灭恐怖组织的任务交给自己信任的忠仆，就是为了让这块王冠宝石装点各邦的荣誉。谁最清楚怎样恪尽职守，就最有资格品尝自由的美味”。
沈阳是当代右派思想家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与家庭教会关系最紧密的一位（他委身于北京某家庭教会）。他的突破性贡献是为华语思想界引入一组新概念——善一元论和正义一元论。他指出，对基督教神学来说，善的本源是一元的，正义的本源也是一元的，都是那位全然至善和全然公义的上帝。一个彻底意义上的宪政主义者，从来只能是文化和价值一元论者，也是正义一元论者。他转引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的概念，认为“基督教-法政系理论以及与正义一元论相关的诸多观念”，同属“我们已经丢失的知识世界”。在此意义上，沈阳与自由主义大师伯林（Isaiah Berlin）发生重大分歧：伯林抛弃基督传统，提出价值多元论，并将“深刻的、持久的宽容”视为自由主义的最高准则。但沈阳反驳说，宪政能保障社会多样化的发展，但不能说宪政理论本身是多元主义的、尤其是正义多元论的。多元论的正义不再是正义。他进而指出，正是在丰厚的新教民情和小共同体基础之上，在一种广泛而深刻的正义一元论共识之下，英美这样的国家才顺利转型：“相对于各种宗教社群，基督教的优势在于它所塑造的个体是一个民族国家相对遵纪守法、捍卫正义的公民，更是一个相对愿意接受民主法治规则制约的个人。基督教这个小共同体成了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成了西方宪政民主政体良性运行的基础。”由此，沈阳提出一个“中国愿望”，期盼国人在心灵深处去理解美国的转型正义历程，“对这个星球上另外一个文明体系中那一群幸福人的生活方式，多一些宽和与尊重，少一点民族主义的怨恨”。沈阳的“正义一元论”思想，在西方的思想场域中已是空谷回音，在华语思想场域中更是石破天惊。
以上六位华语世界右派思想者中，刘晓波已被中国政府关押致死并挫骨扬灰，刘军宁和沈阳尙在中国国内，何清涟、苏小和及刘仲敬已先后移居海外；苏小和、刘仲敬、沈阳是基督徒，刘晓波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上帝保持亲密关系，刘军宁与何清涟都对基督信仰保持开放与慕道的心态。在华语基督教会，也逐渐出现一些拥有宽广的保守主义视野及论述的牧师，如王怡牧师、陈佐人牧师、王志勇牧师等人。假以时日，右派思想未尝不能在华人教会和华语世界蔚为大观，汇聚成一股强而有力的思潮。
[1] 拉塞尔·柯克指出，白璧德虽不认同喀尔文主义，却有清教徒严肃刻板的特质，并坚信文明的救赎取决于类似原罪教义的某种东西。白氏亲近宗教信仰，却一直对所有教会不放心；他相信有一种更高的层次，那就是恩典的层次，“传统上，基督徒一直把他的自由以及对更高的意志的信心与恩典联系在一起”，但他无法说服自己登上那个峭壁。尽管白璧德没有达到伯克那样的境界，他却知道当代保守主义与伯克之间的差距：“今天的保守主义者志在为财产本身的目的而保护财产，但伯克保护它是因为它是个人自由几乎不可或缺的支柱或者一种真正具有灵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