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勇牧师
连载自《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清教徒神学与英美保守主义建国二十五大原则》
原则：最大的繁荣出现于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与最少政府管制的社会。
1、亚当·斯密的於1776年問世的《国富论》（與美國獨立同一年）表明，市场经济最合乎人性，最能促进财富的创造和流通。這本書成為自由市場經濟與重商主義的分水嶺。“自由市场”和“限权政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其核心是个体之人的自由。要实现“自由市场”，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不然，市场就无法自由运行。同样，“限权政府”一旦实现，市场就自然而然地自由运转起来。一旦市场自由了，政府的权力受到了限制，个人的自由就得到了真实的保障，也能够得到真实的发挥和实现。[1]
2、人的生存需要最基本的物质供应。问题在于，这些需要如何得到满足？我们应当按照上帝设立的公义的秩序去实现物质的欲求。法治为人提供秩序，而市场经济则使人各尽其能、发财致富。因此，托克维尔总结说：对于美国人而言，“秩序与社会繁荣的分离是不可想象的。”[2]只有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个人之自由的创造性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正如米德所指出的那样，英语国家像亚当·斯密一样坚定地相信：“自由市场才能够使得人类可能的最好秩序从人类欲望的混乱局面中产生出来。”[3]
3、市场经济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有追求幸福的欲望。德鲁克分析说：“作为一套社会秩序和教条，资本主义反映了这样的信念：在自由平等的社会中，经济成长可以造就个人的自由与平等。马克思主义认为，得先废除私有财产和利益才能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则主张，要将私有财产及利益提升为社会行为的至高法则，才能创造自由平等的社会。‘利益动机’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发明的，也不足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断言过去所有人类社会根本上都是资本主义的佐证，来证明探求利益一直是一个人行为的强烈动机。利益向来是激发个人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未来也必定如此——不论生存在哪一种社会秩序下。不过，资本主义是头一个也是唯一对利益动机有正面评价，认为它能让理想的自由平等社会自动实现的信条。”[4]
4、资本主义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尊重个人的利益，将人心中都有的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神圣化，特别是在清教徒伦理中，更是把盈利视为得蒙上帝的拣选的标记和引证。德鲁克从世俗角度强调资本主义对个人利益的正视：“资本主义之前的所有信条都认为个人利益动机有害社会，顶多认为它不好不坏。之前的社会秩序刻意将个人经济活动限制在狭隘的范畴，以使它对与社会结构有关领域和活动的伤害减少到最低。最好能视政治需要（而非与社会有关的因素）任意地施加限制或给予自由。若是要在利益动机上建立积极的社会价值，就必须彻底解放个人的经济活动。因此，资本主义必须让经济领域独立自主，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不能受到非经济活动的约束，甚至必须有更高的地位。”[5]亚当·斯密强调：“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相互的竞争就会自然地使每个人都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即使是卑微的工作，竞争也会鼓励人们不断努力，从而超过别人。所以，只有竞争才能够激励最大程度的努力。”[6]
5、美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彻底把自然法和自由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国家。人的本性是爱好自由的，自由人都有保存自我的本能，这种本能的延伸就是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人民放弃自然状态，通过立约的方式结成政治或公民社会，首要目的就是要确保财产的安全，这就是圣经启示和欧美保守主义中一致强调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当然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人民都按照自己的判断和爱好进行劳动，通过市场来调整供需关系，满足个人的需要。自由市场经济合乎人爱好自由的本性，当然也合乎自然法。每个人生来都在本能上具有自私性，也都应当为自己的福祉负责。政府除了为其提供、创造和确保“自由奋斗”的环境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责任。華盛頓指出：“讓有力的措施被採納吧；不要限制物品的價格，因為我相信，那是與事物的本性相矛盾的，它本身是行不通的，但要去懲罰投機者、壟斷者、敲詐者，尤其要通過重稅來削弱其所得。要促進公有與私有經濟；給生產商等以鼓勵。”
6、私有产权、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对于一个社会的自由与繁荣是必需的。私有产权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根基，而自由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自由市场经济，而没有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只能是权贵资本主义，即那些掌管管理和分配大权的人损公肥私。当然，私有产权和市场经济会导致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每个人的资源、恩赐和努力各不相同，当然会有贫富差距和经济不平等。如果勤劳之人不能致富，那是更大的不公平。凡是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得不到保护的地方，经济发展都会比较缓慢，并且最终必然走向奴役。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西方资本主义让所有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都大幅提升，人类历史上此前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无法与之匹敌。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零和博弈，不是赢者通吃，而是一种让所有人都受益的制度，尽管一些人可能比另一些人获得更大的利益。
7、自由市场经济包括六大方面：（1）专业分工——即劳动分工，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地方都做自己最擅长的东西；（2）自由交换——在自由市场环境中自由交换商品，政府在生产、价格或工资三大方面都不得干预；（3）供需平衡——没有来自国家的强制性垄断，人民就是根据供需平衡来确定自己的需要，也确定自己的生产和销售；（4）竞争定价——商品的价格当根据自己的产品在供需方面的竞争性而自由定价，这种竞争也促进人民的创造力，使得自由市场经济成为最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模式；（5）质量盈利——产品要实现盈利，必须具有一定的质量，从而满足他人的需要而获得利润；（6）降低价格——通过竞争而提高质量，增加数量，降低价格。
8、经济自由包括：（1）尝试的自由——人人可以自由创业；（2）购买的自由——人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购买自己需要的东西；（3）销售的自由——人人可以按照自己确定的价格与方式销售自己的产品；（4）失败的自由——人人可以自由地停止生产，退出市场。正是因为经济自由的存在，使得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富有创新力、竞争力、当然也是最富裕的国家。美國不是靠發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爭財”而成為超級大國的，早在一九零五年，美國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工業國家。它用只有百分之五的陸地面積與僅僅百分之六的世界人口，生產了幾乎超過世界重量一半的衣服、食品、房屋、運輸系統、通訊設施，甚至奢侈品。
9、威胁经济繁荣的最大因素就是国家的粗暴干预，包括固定物价、固定工资、控制生产、控制流通、授权垄断以及特别资助某些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没有任何责任。亚当·斯密强调君主和国家有三大任务，首先是要“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避免其遭受其他独立国家的侵犯”；其次是“设立一个公正严明的司法机关，以保护公民免受他人的欺辱或压迫”；第三要“建立和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7]国家有责任阻止：（1）非法力量——强买强卖；（2）欺诈——买卖时在质量、地点、或所有权上故意误传；（3）垄断——消除竞争，限制交易；（4）放荡——违背文化和道德标准而进行的色情图画、猥亵、毒品、卖淫、商业性赌博等。
10、1900年之后美国很多人因为贫富悬殊、经济危机等问题开始怀疑自由市场经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提倡的国家所有制与计划经济开始受到欢迎，德国、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家纷纷实行，全面专政式的极权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欧美国家也开始往左转，凯恩斯提倡的国家集权、干预经济的理论开始盛行。他们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或干预能够消除贫富悬殊，更有效地发展经济，使得人与人之间能够更好地达成经济上的平等与富足。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中揭示了计划经济的荒诞之处。不管是民主政治，还是市场经济，一定程度的混乱往往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米德所言：“与欧洲和欧洲之外的其他社会相比，英语世界看来更少为传统所束缚，更愿意拥抱变化、容忍异见者，并且更重要的是，容许资本主义生产和需要的混乱——有时是痛苦的转变。”[8]
11、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唯独议会有权“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厘定外币价值，以及制定度量衡的标准”。私人银行不得随意通过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的手段掠夺人民的财富。国家也不得使用金融杠杆为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为地造成虚假的繁荣。严格说来，不能兑换为黄金或外币的货币，就是国家掌控的随时窃夺人民财富的工具，因为这样的货币不断贬值。战争必然体现在经济战和货币战上。计划经济必然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国家试图控制财产、生产与价值，最终导致的必然是极权统治。我们必须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诚实货币争战。米德的分析让我们坦诚地面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得失：“在西方，市场是自由的，资本得以积累。人民有权利做他们想做的事。国家相对弱势，公民社会生机勃勃。所有的宗教是自由的，人民可根据喜好信或不信。另外，人们在自由方面有所获得，他们可能会在安全方面有所损失。西方是充满机会的土地，但它也是风险的家园。传统社会的结构——教会、贵族、公会失去了它们控制个人行为的能力，但是它们也失去了保护他们的力量。”[9]
12、工作是上帝赐给人的天职。工作不分贵贱，都是来自上帝的神圣呼召，每个人都当在上帝所呼召自己从事的工作中荣耀上帝，造福他人，满足自己的需要。诺克有些夸张地强调：“清教主义试图向英国文明覆盖的基督化与非基督化世界同等传扬的唯一信条是工作的信条，宣扬根据上帝明确的诫命，工作是人的义务；事实上，几乎是（如果不完全是的话）人在世第一位的和最重要的义务。”[10]狂热的宗教分子鼓吹这个世界会随时毁灭，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拯救灵魂，使人升天堂。他们不仅不鼓励人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反倒蛊惑人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甚至离开自己的家庭，加入到他们所谓的拯救灵魂的“传福音”事工中。只有在极其愚顽、压抑甚至绝望的环境中才会出现这样的宗教狂热，在中国常常有这样的宗教群体出现。這與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的論述截然相反。韋伯認為，是新教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後來，有經濟學家專門論證了兩者之間的聯繫：若以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中心威登堡和約翰·加爾文宗教改革的中心日內瓦作為原點，此後歐洲大陸各地經濟發展的速度，居然跟離這兩個地方的距離成正比。
13、世俗化使得工作不再是人的天职，而是成为无所不用其极发财致富的手段，人们不再把工作视为是最好的祈祷，当然也不会在工作中精益求精，更不会在工作中享受上帝的同在和祝福。维沃分析说：“只有当所有人都在为一个超验的理想而工作的时候，为别人服务才是最好的服务。物质上的满足不能提供这个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世俗化的政府最终会滋生对于政治家的强烈仇恨，因为这些政治家试图让人们成为彼此的监工。”[11]
14、苏联、中国、柬埔寨等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的计划经济成为“通向奴役的道路”，西方盛行的自我中心主义也同样使国家走向暴政之路，这是我们必须警醒的。正如维沃分析的那样：“工作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一个越来越难以解决的问题，即用什么手段可以维持一种足以监督工人生产的纪律。当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工头，当他把工作视作一种咒诅，当他是为了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工作的时候，他怎么会不逃避工作呢？最近有个雇主说：如今我们有足够的人来回答为什么自己不工作了，却没有人回答为什么工人不工作了。欧洲新兴的社会主义政府发现生产效率降低了，所以不得不采用按件计酬的方式来刺激生产。另外，战争或战争的恐惧也会实现对工人工作的控制。杜鲁门总统主张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怠工问题，这是一个最清楚不过的证据，它证明了：在紧急情况下，一个因自我中心主义而瘫痪的国家只能求助于最严格的几率——来自军事武装力量的控制。由此可见，这种自我精神不仅使工人漠视工作的神圣感，只关心自我利益最大化，还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把暴政引入了西方世界。”[12]
15、人们最流行的幻想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能够带来平等。但是，正如德鲁克所揭示的那样：“经济发展不会带来平等，甚至连‘机会均等’的形式平等都没有。反之，它带来新的、强硬的、不平等的小资产阶级，人们很难从无产阶级变成中产阶级（至少在欧洲是如此），也很难从中产阶级跻身企业家之流。”[13]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满足，反倒因为财富分配不均甚至贫富悬殊不断拉大而使得20世纪的欧洲人对资本主义的信仰到达崩溃的边缘，这就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在当今欧美等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流行的重要原因。问题在于，这种经济上的问题并不能单纯地通过经济或政治手段来解决，特别是不能通过限制经济自由甚至废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对付。德鲁克也强调：资本主义要是没有“社会目标，它就没有意义、没有正当性，甚至没有存在的可能。”[14]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同的失败之处就是他们“据以建立的有关人类本质的概念：经济人”：“资本主义之所以被欧洲视为伪神，是因为它在泾渭分明的阶级间，引起了阶级斗争。而社会主义之所以归谬，则是因为事实证明它无法废除这些阶级。资本主义现实创造出的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互不兼容，让其意识形态失去意义。相对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虽然认清也解释了真实现状，但由于毫无前景可言，最后也不再具有意义。总之，这两套信条和秩序的失败，都是因为错误地假定：个人行使经济自由即会自动产生那些结果。”[15]人不仅仅是唯利是图的“经济人”，还是有公益心肠的“社会人”、有形上追求的“宗教人”、有家国情怀的“政治人”等。
16、基督徒当“生活朴素，思想高尚”（simple living, high thinking），避免奢侈的生活，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典相称。当勤俭持家，量入为出，不可因为个人生活问题大量举债。国家也是如此，应当低税收，少开支，尽量不举债，不能靠大量举债来刺激经济增长，更不能通过福利政策养懒人。目前大多数国家受凯恩斯主义影响，试图通过大量举债、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无疑是饮鸩止渴。国家开支大、税收高、债务重，最终导致的是国家的专横与破产。哈耶克强调：“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会导致指令性经济，施行通货膨胀的政策，极有可能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并转向中央指令式的极权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16]
[1] 王恩铭、王卓，《战后美国保守主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年），214页。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1页。 [3] 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402页。 [4] 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19页。 [5] 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19页。 [6] 亚当·斯摩i，《国富论》，5篇1章3节，416页。 [7] 亚当·斯密，《国富论》，397页。5篇1章1-3节，389、390、397页。 [8] 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232页。 [9] 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249页。 [10] 诺克，《我们的敌人：国家》，40页。 [11] 维沃，《思想的后果》，78页。 [12] 维沃，《思想的后果》，79-80页。 [13] 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20页。 [14] 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19页。 [15] 德鲁克，《经济人的末日》，22-23页。 [16] 哈耶克，“什么是自由主义？”见《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2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