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勇牧师
连载自《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清教徒神学与英美保守主义建国二十五大原则》
原则：决定社会强大的核心单元是家庭；
家庭当在教会和社会中发挥中坚性的作用。
1、基督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the family centered culture）。家庭乃是圣经中最早出现的共同体，也是各种重大关系最常使用的比喻。毁坏家庭，就是毁坏教会和国家。
2、真正的美国首先不是教会，也不是国家，也不是法院和议会，当然也不是总统，而是家庭。诺曼在总结柏克所代表的保守主义的时候强调说：“正是在家庭之中，情感是绝对根本的，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因为情感构成了依赖、关联、社会融入及规范于文化吸纳之类的关键性社会过程的基础，人类据此成其为人。其次，因为情感赋予了客体和决策以价值与意义。没有情感的世界就是没有价值的世界，而没有价值的世界就是人类无法生存的世界。”[1]斯皮尔强调：“家庭的特质就是它是一个无可比拟的爱的共同体,……家庭的功用就是兴起公民、保守教会并推动经济的发展。”[2]
3、美国保守主义的“三大基本原则”就是：第一，强调小政府，大社会，限制政府权力（a philosophy of limited government）；第二，坚守传统道德，重视家庭价值观（moral traditionalism at home）；第三，抵制和反击苏联、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和渗透（the rollback of communism abroad）。[3]柏克强调：“我们公共感情的培养始于我们的家庭。在冷漠的关系中是不会有热忱的公民的。”[4]斯克拉顿强调：“拥护和捍卫家庭制度必定处于保守主义观的核心。……家庭是人们感受社会生活圈子的首要制度，因而成为闲暇的主要中心和自尊的源头。家庭制度也是自治的，是一种除自身之外再无任何其他目标的生活方式。婚姻家庭能够做到无法以其他方式做到的事情。因此，家庭为所有成员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理性目标的源泉。”[5]
4、美国的民情塑造政治，而宗教信仰则是美国民情的主要塑造者。宗教信仰的传承者既不是建制性的国家，也不是建制性的教会，而是敬虔的家庭和婚姻。托克维尔强调：“美国确实是世界上对婚姻关系最尊重的国家，美国人对夫妻的幸福也抱有同样高尚的和正确的看法。……但一个美国人，当他从政界的激烈斗争中隐退而回到家中后，马上会生出秩序安定和生活宁静的感觉。在家里，他的所有享乐简朴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像有了生活秩序而得到幸福，而且容易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爱好。欧洲人喜爱用扰乱社会的办法来忘记家庭烦恼，但美国人却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热爱，之后再把此种感情带到公务中去。”[6] 托克维尔的分析非常深刻，也非常幽默，那些自己不能好好治理家庭、造成家庭种种不幸的人，当然也很难在公共生活中造福他人。
5、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我们蒙召进入上帝的教会。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教会是我们属灵的母亲。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中，基督是教会的良人，教会是基督的新妇。凡是信主的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弟兄姊妹。每个信主的人都当有崇高的道德情操，甚至能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敢于单枪匹马地抵抗国家权力的压力，并依然能够保持高尚人格”。[7] 这种高尚人格的基地和依托就是家庭，因此，托克维尔指出：“反对暴政的人，只要还有家庭情感就一天也不会孤立无援，他的周围有他的近亲、世交和追随者。就算没有这种支持，他的后代也将接替他的事业，他也会感到祖先在督促他前进。”[8]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革命者和“民运”领袖不要婚姻，不顾家庭，玩弄女性，推卸撫養子女的責任，個人道德敗壞。在面对大是大非的时候，一个人似乎更容易撇家舍业，慷慨就义。但在长期的对抗专制、建立宪政的过程中，那些没有婚姻和家庭的革命领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只能不断地破坏别人的婚姻和家庭。他们一旦掌握权力，更是肆无忌惮，把权力视为他们的猎物和奖品，唯恐别人前来争夺。孫文、毛澤東等人皆如此。
8、对于家庭生活和夫妻关系的重视，在美国生活中是无与伦比的。在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动荡都是因为家庭生活的紊乱引发的。蔑视亲情以及家庭中合法的享受，就会导致各种极端思想、情感和行动，特别是心灵的骚乱与情欲的波动。各种喧嚣的情欲使得人无法安静地享受生活，唯独严苛的法律约束和政府管制才能保持基本的秩序。但是，美国人从喧嚣的公共生活回到宁静的家园，他们在家庭的秩序与宁静中找寻自己的幸福。有序的生活是通向幸福的最好的道路。在宁静有序的家庭生活中，人的意见和品味都能归回中道。欧洲人试图通过扰乱社会而忘记家庭生活的烦扰，美国人则是从热爱宁静有序的家庭生活走向公共事务，希望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安宁和幸福。那些无家无业的职业革命家是不可靠的，当然也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能在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中得到满足，就会以各种方式疯狂地破坏别人的家庭和婚姻。在美国民主家庭中，夫妻在身份上平等，但却各就各位，互相配搭，彼此相爱，一同建立家庭，享受生活，荣耀上帝。托克维尔甚至强调，“社会的民情乃是由女性创造的”，[9] 美国之所以繁荣昌盛、蒸蒸日上，“应当归功于它的优秀妇女们。”[10]
7、圣经律法中清楚地规定了丈夫和妻子之间律法性、道德性和社会性的关系。丈夫有丈夫的角色和责任，妻子有妻子的角色和责任，二人在上帝及其律法面前是完全平等的，当然角色和功能各不相同。妻子的角色是坚固家庭，为丈夫和子女提供一个温馨的家庭气氛，而丈夫的角色就是承担为家庭决策的责任。在圣经律法中，男人首先治理的是自己的家庭，他在自己和妻子之间要发挥的角色就是“平等而首要”（first among equals）。正如牧师在长老会中的角色一样。夫妻之间彼此需要，互相扶持，绝不是相互利用与辖制的关系。那些家庭与婚姻生活不幸的人，就到社会上寻求满足，吃喝嫖赌，寻欢作乐，甚至把他们的怒气和不满发泄到社会中，成为反社会、反文化的叛逆之人。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研究了馬克思的生平之後發現，這個口口聲聲說要廢除家庭的思想家，回應財務困境的方式，首先是剝削自己的家人。錢主宰了他與家人的往來信件，他父親海因利希寫給他的最後一封信，是一八三八年二月。當時海因利希已經時日無多，反覆抱怨馬克思對家人漠不關心，只想得到幫助或是發牢騷：「現在你法學課程才過了第四個月，你已經花了二百八十塔勒（thaler），我整個冬天都沒賺這麼多。」三個月後海因利希過世了，馬克思不打算去參加葬禮，反而開始對母親施壓。他已經接受了一種生活模式，向朋友借錢，再定期向家人討錢。他認為家人「相當有錢」，有責任援助他，讓他做重要的工作。透過他的妻子與妻子的家人（她自己也帶了嫁妝來，包括一套銀製餐具、伯爵先祖傳下來的徽章大衣，家徽刀具與寢具）。他倆收到的財富，合理投資的話，足以供應舒適的生活，且實際收入從沒有低於每年二百英鎊，是技術純熟的工人平均薪資的三倍。但是，馬克思揮霍成性，很快讓其家庭陷入窘境。有一陣子馬克思外出時，只有一件褲子可穿。燕妮的家人和馬克思的家人一樣，拒絕再幫這位無可救藥、揮霍無度的懶惰蟲女婿一把。一八五一年三月，馬克思在寫給恩格斯的信中，說自己生了一個女兒，並抱怨：「我家連一枚錢幣都沒有。」這樣一個既不是好丈夫也不是好父親的人物，居然成為共產黨頂禮膜拜的祖師爺。
8、在养育子女方面，父母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就是洛克所强调的“父母的权柄”（parental power）。教育孩子的权利和责任是属于父母的，洛克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这种养育和教育的权利和责任，“任何东西都不能解除的。”[11]
9、清教徒最注重的是家庭与夫妻生活。历史学家瓦里斯·诺特斯坦指出：“丈夫的职责就是爱自己的妻子，并且眷顾她们。那时甚至有人建议，要给妻子一定的津贴，一些清教徒绅士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妻子在一定程度上掌管家庭。更重要的是，清教徒作者们大量探讨的就是家庭及其合一。从他们的日记和传记作品来看，人们所得出的印象就是：丈夫和妻子一同致力于在地上增进上帝的国度，彼此都会很幸福。共同的目的是夫妻最好的纽带。”[12]婚姻不仅是上帝赐给医治男女情欲的良药，更是上帝亲自设立并祝福的生命共同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彼此相爱的夫妻更容易在世界上取得成功。托克维尔指出：“笃信宗教的民族和重视实业的民族，都对婚姻持有一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前者认为妇女在生活中循规蹈矩是民情淳朴的最好保证和最明显标志，后者则认为这是家庭安定和繁荣的最可靠保障。美国人民既是清教徒，同时又是商业民族，因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经商习惯，都促使他们要求妇女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13]左派為了破壞傳統的家庭婚姻觀念，無所不用其極，甚至連法律也成為他們的攻擊性武器——由於司法機構日益左傾，法律也遭到了人為的扭曲。例如，科罗拉多州的面包师杰克·菲利普斯（Jack Phillips）因拒绝为一名变性活动分子制作庆祝 “性别转换” 主题蛋糕，而根据该州的反歧视法被罚款500美元。菲利普斯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拒绝为一场同性婚礼制作定制婚礼蛋糕后，科罗拉多州早些时候禁止他设计定制婚礼蛋糕。但他在2018年赢得了最高法院的胜利。他解释说，他不愿意违反自己的信仰，他是在行使《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宗教自由权。尽管有这一裁决，科罗拉多州的官员却再次将他作为了目标。菲利普斯已经提起诉讼，援引他实践信仰的权利以及《第14修正案》规定的平等保护权利。代表菲利普斯的基督教非营利组织 “捍卫自由联盟”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的总顾问克里斯汀·瓦格纳（Kristen Waggoner）说：“激进的活动分子和政府官员正在针对像杰克这样的公民和基督徒，因为他们不愿意宣传违反其核心信念的婚姻和性行为的信息。”
10、父母照顾孩子长大成人，孩子听从父母的教训，乃是合乎自然法的。子女到了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年纪，父母的监护权就自动解除了，父母不得对孩子的生命和自由加以限制。[14]洛克认为，不仅父母有责任养育子女长大成人，子女也有责任孝敬父母，包括内在的尊敬和外部的表达。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包括保护父母，安慰父母，帮助父母安度晚年。“任何国家，任何自由都不能免除孩子此类的责任。”[15]可惜，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国家以福利政策的名义剥夺了子女孝敬和照顾父母的责任，最终导致的就是国家债务的无限膨胀，家人感情的无限冷漠。国家侵入传统的家庭责任的范围，不仅剥夺、侵占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排斥了上帝的祝福，也使得国家自身在财政预算上无限膨胀，债务累累，只能走通货膨胀这样的欺诈之路。若非悬崖勒马，最终的解决就是财政与信用的破产。
11、父母不仅塑造子女的品格，也可通过遗产的分配传递物质的资源，使得子女们能够代代相继，更加有力地完成上帝赐给的治理全地、道化天下的使命。因此，托克维尔强调：“凭借继承法，人可以拥有一种近乎神赐的、左右人类未来的权力。”[16]一旦统治者破坏家庭财产的传承，尤其是确定以平分原则为基础，大地产就会不断被分割，大家族就会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就是软弱无力的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
12、家庭与婚姻的稳定，直接涉及到教会和国家的兴盛。任何危及家庭与婚姻稳定的主张都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破坏文明的延续的。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他们直接攻击的就是传统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关系；更可怕的是，他们认为孩子是国家的财产，他们通过公立教育和政治洗脑的方式要把孩子都教育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今日基督徒必须重新认识家庭与婚姻的重要性，重新夺回上帝赐给父母的教育大权。维沃早就发出警告：“儿童是我们背负的责任。当一个人开始沉溺于及时行乐与物质享受的时候，种族延续的信念便会日渐淡薄，社会学家们的修修补补是无法弥补这种家庭裂痕的。”[17]而左派破壞美國文明的首要步驟，就是奪取教育權、荼毒孩子的心靈。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维吉尼亚州阿灵顿郡（Arlington County）阿什隆小学（Ashlawn Elementary School）的幼儿园学生们在 “全美阅读日”（Read Across America Day）受到了 “跨性别” 信息的強制性玷污：一个异性装束的男性LGBTQ+活动分子在家长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为孩子们朗读了一本与事实不符的 “跨性别” 画册。该活动分子是 “人权运动”（HRC）的发言人，该运动倡导同性婚姻，扩大LGBTQ+的权利。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主席作为赞助商参加了这次活动，该协会是由230万公立学校教师和准备成为教师的大学生组成的左派工会。该团体一直为堕胎、社会化医疗、囚犯权利和其他左派所珍视的事业进行宣传。
13、家庭是重要的，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托克维尔谈及自己对美国民主的未来的忧虑时特别提及家庭：“如果公民们继续在日益狭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里故步自封，并在其中永不停歇地追求这种利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永远不会有那种虽然会使人民动乱，但也能使人民前进和革新的强大的无私奉献的情操。当我看到财产是如此容易地增减，而爱财之心又是如此强烈和热切的时候，我担心人们将会把一切新的理论看作灾难，把一切改革看作轻举妄动。我的心在颤抖，而且我承认是由于害怕而颤抖，因为人们现在只顾追求眼前的享乐，把自己将来的利益和子孙的利益都抛诸脑后了，喜欢没有负担地顺从命运的安排，而不肯在必要的时候付出毅然决然的努力去改弦更张。人们认为新社会的面貌每天都在改变。但我却害怕新社会过于固守原来的制度、偏见和习俗，导致最终毫无成就。结果，人类自己束缚了自己，停止了前进；人的精神逐渐萎缩，并永远自怨自艾而无力创新；每个人都在一些小而无益的独立活动上浪费精力，表面上看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活动，但整个人类却不再前进了。”[18]
14、基督徒要重视孝敬父母、夫妻关系、子女教育，也要重视工作伦理，积极地管理和创造财富，更要善于把上帝赐给自己的财富智慧地用于上帝的圣工。维沃谈及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复兴时，首先强调基督徒的心意更新，要有整全的“世界图景”，即世界观。在实践性的方案上，维沃强调基督徒当充分运用私有财产制度：“由于几个世纪以来机会主义对基本权利的侵蚀，人们心中的信念几乎消失殆尽了。我们要寻找一个根据地，从而让逻格斯成功地抵抗现代野蛮精神的侵蚀。似乎小规模的私人财产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一片领地，当然这只是用来退守的地盘。我们最终要发起我们的攻势。”[19]泰勒呼吁：“愿在讲说英语的世界中，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在房顶上宣告：不首先在个人的生活中接受基督的王权，就不可能享受基督教的诸般善果。在基督的身体之外，背离上帝的世界最终领受的只能是定罪和刑罚。只有基督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和罪疚，使我们享受圣灵的相通，使我们在基督里一同被接纳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成为我们共同的父。离开在基督里的救赎，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的世俗的人本主义的价值不过是令人痛苦的阴影而已。”[20]
[1] 诺曼，《埃德蒙·柏克：现代保守政治之父》，304页。 [2] Spier, An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Philosophy, p. 196. [3] William Berman, America’s Right Turn: From Nixon to Clint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9. [4] 柏克，《法国大革命反思录》，272页。 [5] 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126页。 [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2部分第9章，204页。 [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20页。 [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8页。 [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九章，458页。 [1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二章，469页。 [11] 洛克，《政府论》，下篇，67节。 [12] Wallace Notestein, The English People on the Eve of Colonization, 1603-1630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1954), p. 168. [1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章，460页。 [14] 洛克，《政府论》，下篇，58-59节。 [15] 洛克，《政府论》，下篇，66节。 [1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一部分第三章，34页。 [17] 维沃，《思想的后果》，31页。 [1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二十一章，504-505页。 [19] 维沃，《思想的后果》，151页。 [20] Taylor,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pp. 308-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