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勇牧师
连载自《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清教徒神学与英美保守主义建国二十五大原则》
原则：共和国必须以教育为本，才能确保秩序和自由的传递。
1、教育是立国之本，宗教的功能就是教化性的功用，教会最大的功用就是教导上帝的真理。上帝赐下律法的主要功用就是教育民众，使得民众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享受上帝赐给的荣耀和尊贵。基督教哲学家泰勒明确强调：“上帝把教育子女的权利唯独赐给了父母。”[1]父母有权利通过教会或自愿结合创办基督教教育。
2、毫无疑问，任何精英阶层都会注重自身的教育，关键是要顾及底层人民的教育。亚当·斯密明确强调教育在文明社会中的重要性：“当文明社会的所有底层人民失去理解力而变得愚昧无知时，他其实比懦弱者更可耻。因此，那更是人性中重要部分的缺失。因此，虽然保证底层人民接受教育，国家得不到任何利益，但国家仍然应当关注这种教育，使底层人民摆脱无教育的状态。实际上，人民接受了教育之后，国家最终还是会受益的。这是因为，无知的国民常常因为狂热的迷信而引起可怕的骚乱。当底层人民接受的教育越多，他们就越不会受到狂热和迷信的影响。与没有知识的人相比，有知识的人常常更懂得礼节、更遵守秩序。因为有知识的人总是觉得自己的人格更高尚，他们更容易获得法律的认可，亦即长者的尊敬，因此他们自己也就更加尊敬那些长者。对于利己者的煽动，他们也能看得更透彻，于是，那些反对政府的放肆言论也不能蛊惑他们。因此，对国家来说，自由政府的安全，就是极大地依赖人民对政府行动的善良意见。人民不轻率、不任性地批判政府，对政府来说当然是一件幸事。”[2]亚当·斯密强调文明社会对教育的重视是正确的，但教育并非国家的权力。一旦国家不仅保护人民身体的安全，还掌管教育大全，国家就会试图扮演一种弥赛亚的角色，走向对人身体和心灵的全方位的奴役。[3] 因此，国家是否进入教育领域，创办公共学校，在美国始终是一个大有争议的问题。
3、要铲除人民思想中的偏见，灌输美德的共和主义方式是教育。马萨诸塞1789年宪法宣布：“在人民中广泛传播智慧、知识和美德，是维护自由和权力的必要条件”，政府必须尽快将“教育的机会和益处”扩展到“国家的每一个地方，社会的每一个阶层”。1784年弗吉尼亚审查委员会强调：“共和国的精神及特质同君主制的精神及特质截然不同，只能通过教育来培育。”[4]维沃强调：“这个国家曾经无数次重申，如果没有教育，民主制不可能确立。隐藏在这个判断背后的真理就是：只有依靠教育，才能让人们认识到价值的排列等级，这也在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前文所支持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贵族统治，民主制就不可能确立。这种贵族统治的领导权要想得以稳固，就必须不断地借助民主制来选拔人才，所以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如果没有民主，贵族统治也不可能确立。”[5]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才，但关键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教养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人才！
4、大家都能达成共识，教育的目的是要满足人们的需要，甚至是为了让人达到成功。但关键是如何界定人们的需要和真正的成功，正如维沃所指出的那样：“人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成功，这种观点在现实中获得了普遍赞同。……根据流行的观念，教育的目的却是要是一个人有能力获得足够的财富，从而过上中产阶级水平的生活。这样的教育不会培育出贵族风范的美德。它既不能鼓励人们反思，也不能激励人们敬畏至善。”[6]
5、在学校中当教导宗教、道德和知识。宗教当然是指向基督教，道德是指分别善行与恶行的标准，而知识则指向历史、地理等各个人文学科中已发现的事实和原理。公立学校不当教导宗派性、排他性的教条，应当教导基督教各大宗派中相通的基本要点（the fundamental points）：（1）上帝与创造——独一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人类，我们应当认信上帝并敬拜他；（2）道德与律法——造物主向人启示了道德法典，使我们能够分辨善恶，从而幸福地生活；（3）仁爱与责任——我们应当通过爱邻如己来侍奉上帝，人人都当承担责任；（4）灵魂与不朽——人的灵魂是不朽的，我们应当关注灵魂的问题；（5）来世与审判——人死后，最终每个人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这五大要点可以称之为“美国宗教”，也是美国的“公民宗教”的基本要点。
6、教育的权利在于父母，国家和教会都不可剥夺父母教育儿女的权柄。父母有权利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教导自己的儿女，尤其是在宗教信仰方面。如果国家想把父母的教育权夺走，就会把儿女从父母手中夺走，最后造成的就是由国家来负责后代的养育，这是自古以来任何国家都不能承担的。在新英格蘭殖民地，兒童教育對於父母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記住……孩子們，”清教徒牧師約翰·威爾遜（John Wilson）對新英格蘭的會眾說，“你們來這裡是為了你們的孩子。”為了下一代，馬賽諸塞的建設者們把一套融貫著清教徒觀念的兒童教育傳統帶到了美洲。照顧孩子的責任通常在母親手中，但父親主動承擔了嚴格監管的責任。在清教徒的日記中，記載了父親們親自教孩子讀寫，引導孩子進入教會，還帶孩子去遠足的細節。他們為孩子作重要的決定，包括取名、上學、規勸和接送孩子去其他家庭，他們也幫助孩子在工作和婚姻方面做出抉擇。父子緊密的關係延續終身。他們教導孩子對待長輩要有“子女的敬畏”，這種英國清教徒的說法裡混合了愛與畏懼。孩子在父母靠近的時候需要站立和鞠躬。他們被禁止表現出“被溺愛和過度親近的墨陽，因為這包含做或會帶來輕視或不敬”。[7]
7、教育的关键是通识教育，就是培养人能够按照上帝的律法分辨善恶。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自己的哲学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更不能利用国家强制性的手段使人接受意识形态性质的洗脑。因此，维沃强调，教育制度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有智慧的人”（Homo sapoiens），而不是重点培养“制造型的人才”（Homo faber）。[8]“有智慧的人”就是真正认识上帝、明确自己人生目的人，而“制造型的人才”不过是高级劳动工具而已。
8、教育有两大方面，一是品格教育，二是技能教育。品格教育的首要基督是家庭，其次是学校。教会本身就是培育圣徒的学校，其主要只能就是带领人认识上帝并耶稣基督，并且通过教导上帝的律法使人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典相称。技能教育就是职业教育，每个人都当根据自己的天赋和社会的需要选择自己的职业，在上帝赐给自己的天职中荣耀上帝，祝福他人。学生要学会阅读、写作和算数，这样就可以一生通过自学的方式继续学习。教师必须对真理有神圣的渴慕和追求，教学关键是要教导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并培养他们掌握研究必需的语言和其他工具。
9、国家不可掌控教育，免得走向极权主义。教会与家庭合作，在社区中创办学校，推动普及性的教育，使得人人都有机会接受一定的教育，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教育的关键不仅在于培养高精尖的人才，更在于最大方位地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准和判断能力，使其成为合格的公民，能够在家庭、教会和国家中尽自己当尽的本分。托克维尔强调，在美国，“对人们进行的一切教育，都是以政治为目的的。”[9] 毫无疑问，政治是教育的目的和导向。一旦教育不能使人成为强有力的能够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教育就会使人成为暴君酷吏奴役的对象。美国人甚至用教理问答的方式编写《宪法原理问答》（Catechism on the Constitution），使得孩子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地位、权利和责任。要教导每一个孩子不仅具有判断力，也有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的能力，这就是说学校应当经常举办辩论会和演讲会，使得每个学生都具备优雅地进行辩论和演讲的能力。
10、不能把圣经启示仅仅约束在宗教的领域，正如一个宗教改革之星威克里夫所强调的那样：威克利夫说：“这一圣经的目的就在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威克利夫所强调的是圣经律法的核心性，人民本身不仅应当阅读圣经律法，明白圣经律法，更要以圣经律法为在各个领域中施行治理的工具，并自觉地接受圣经律法的统治。我们不仅要大量地阅读圣经，更要学习如何机智灵活地把圣经运用到具体的复杂的现实生活之中。正如鲁斯德尼所强调的那样，当初那些改教领袖们“所重点关注的既不是教会，也不是国家，而是如何以上帝的法言来施行治理。”[10] 教会是重要的，国家也是重要的，但关键问题还是治理。
11、人類不可能通过教育来改变人的本性，唯独上帝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任何试图通过教育来改变人的生命和本性的人最终都会走向专制和操纵。但是，从普遍恩典的角度考虑，好的教育确实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性中残余的向善之心，培养彼此合作的公共性美德。托克维尔指出：“在一个大的国家里，政府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维持或者改变人们的思想以及感情的交流，就如它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去管理一切实业部门一样。只要一个政府试图走出政治活动的范畴而步入这条新的道路，它就会不知不觉地要实行一种暴政，这种暴政令人难以容忍，因为政府只会颁布严格的规章制度，只会支持它所赞同的感情和思想，而且总是让人们很难分辨出他的这种表示究竟是忠告还是命令。”[11]国家控制教育乃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极权主义政权的突出标记，他们试图通过政治宣传与洗脑的方式来培养他们所谓的“新人”。
12、二十世紀以來，杜威式的進步主義、實用主義和去基督教的教育模式盛行，卻未能鞏固美國的民主制度，反而帶來巨大的混亂。维沃指出美国民主教育的失败：“实用主义大行其道，他们好像是出于对等级制的仇视，努力把课堂转化为民主讲坛，教师只是扮演一个主持人的角色，没有人敢自称掌握了更高明的知识。在民主面前，国民教育失败了，因为民主厌恶牺牲，它讨厌对时间和物质资源的浪费，这样一来学生就没有机会得到心智上的训练了。在一种骄纵心态（spoiled—child psychology）的驱使下，人们总是在寻找学习的捷径。这样一来，教育制度主要是为了服务于粗俗的动物性需要的，其秩序重建的功能已经被欲望摧毁了。”[12]目前美国教育制度的问题就是“教育与宗教相分离”，这“只是与形而上学相分离的一种延伸”。[13]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被赶出了教育体系，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由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各种意识形态化的教育。这些教育使得学生丧失了对于上帝的敬畏和信仰，当然也不再把上帝启示的道德法则视为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使得他们沦为各种物欲的工具。
13、要摆脱目前的教育困境，维沃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必须找到某种权威性的来源。唯一一个在各个时代都不动摇的权威来源就是知识。获得更高级知识的人应当得到特权，这就意味着区别性和等级制。我们还可以看到，要想让自由和人格的完善成为可能，就必须依靠这些条件，因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是恰当的理性，后者本身就是一种关于事物之规划（scheme of things）的观念。我们这个时代的保守主义者都知道，那些鼓吹平等者是自由的敌人。对于一群乌合之众来说，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障碍，这种危险的自由权只能导致愚蠢的争斗。”[14]“一群被宠坏的乌合之众将会向暴君伸出邀请之手，由于他们没能把持住内在的原则，随之而来的将是某个服务于单个强力意志的、被合理化了的组织结构。”[15]当然，真正的知识并不是罪人自以为是的知识，而是首先指向上帝启示的知识，而“关于事物之规划”更是指向上帝在自然界和道德界设定的秩序。
[1] Taylor, The Christian Philosophy, p. 307. [2] 亚当·斯密，《国富论》，5篇1章3节，429页。 [3] See Rousas John Rushdoony, The Messianic Character of American Educatio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Vallecito, California: Ross House Books, 1963). [4] 伍德，《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1776-1787》，394页。 [5] 维沃，《思想的后果》，50页。 [6] 维沃，《思想的后果》，51页。 [7] 大衛·哈克特·費舍爾（David Hackett Fischer）：《阿爾比恩的種子：美國文化的源與流》，王劍鷹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139-143頁）。 [8] 维沃，《思想的后果》，9页。 [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4页。 [10] Rushdoony, The Institute of Biblical Law, Vol. I, p. 1. [1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五章，390页。 [12] 维沃，《思想的后果》，51-52页。 [13] 维沃，《思想的后果》，95页。 [14] 维沃，《思想的后果》，52页。 [15] 维沃，《思想的后果》，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