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勇牧师
连载自《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清教徒神学与英美保守主义建国二十五大原则》
原则：宪法应该在框架上保护人民免受统治者人性弱点的影响。
1、制度本身有其重要性，宪法就是关乎制度设计的。好的制度针对人性的软弱与邪恶，既要顾及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效率，从而确保公共利益和安全，又要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如果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效力太低，个人的自由和发展就无法得到保障；如果政府得到的授权太大，政府本身就会侵夺个人的自由，使得个人成为政府的奴隶，无法自由地发挥和实现个人的潜能。无论制度如何优秀，只要人性的弱点还在，就永远是危机四伏。宗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宗教始终强调我们应当注意人性的问题。基督教对于人性之败坏的强调使得优秀的制度成为必要，基督教对于上帝的主权和救赎的强调使得优秀的制度能够不断得到更新和保护。人性的败坏需要通过信仰上帝和遵行上帝的律法来得到抑制，一旦偏离上帝及其律法，人性的败坏就会无限地放纵，败坏一切既存的制度。
2、虽然改革宗神学始终强调犯罪后人性的败坏，甚至强调人在“整体上的败坏”（total depravity），但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败坏”是范围上的，不是本质上的。这就是说，即使是极其败坏的罪人，仍然具有上帝的形象，仍然是人，人仍具有最基本的人性，仍然有上帝的律法刻在人性深处，因此我们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定好的法律，实行法治，确保一定的秩序。尼布尔有句名言，对人性的认识上比较深刻、平衡：“人追求公义的能力使得民主制成为可能；但人不义的倾向更使得民主制成为必要”（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1]如果一味地强调人性的败坏，认为这种败坏已经使得人不再是人，已经沦落到一般动物的层面，最终导致的只能是在理论上对人性的贬低和践踏，为各种形式的暴力暴政提供借口。虽然我们特别强调上帝所启示的律法的重要性，但也必须知道，教会历史上始终承认“自然法”的功用。自然法源自上帝的普遍启示和恩典，使不信上帝的人也能保持基本的秩序，甚至能够在道德和科学上有所提升。[2]
3、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有原罪，因此不管政治领袖如何德高望重，都不配得到人民完全的信任。实际上，越是得到人民爱戴的领袖就越是危险，因为他们会滥用人民的爱戴，走向个人独裁的路子。宪法的目的是建立宪政，宪政的本质就是“限政”，即明确限制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宪法的设计就像是一个笼子，我们不仅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更要把执掌权力的人关进笼子里，使他们时刻接受律法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他们可以自由地按照律法尽他们自己当尽的本分，然而一旦作奸犯科，就会随时受到律法的追讨和公义的审判。法治的终极性依据就是上帝本身，上帝本身就是法治的上帝，他不仅赐下圣约和律法，自己也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因此，基督教文化始终高举上帝的主权和约法，确保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可自高自大。不管我们如何高举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上帝的主权和约法没有增加，最终得益的不过是我们自己，因为只有当我们如此强调上帝的主权和约法的时候，人间一切的权力和法律才会受到根本性的限制。
4、上帝设立了三大圣约性的组织，首先是家庭，其次是教会，第三是国家。这三大组织本身都是好的，都是上帝赐给人的制度性、组织性、群体性的蒙恩之道。人生下来就需要家庭爱心的养育、教会真理的教导和国家安全的保护。但是，任何权力都会被罪人滥用，正如阿克顿勋爵所强调的那样：“权力易于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伟大的人物几乎都是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3]国家往往意味着暴力和强迫，就像烈火一样，是危险的仆人，可怕的主人，必须予以防范。国家主义者崇拜国家，乃是极其可憎的偶像崇拜，最大的专制就是国家专制主义。不管是希特勒带领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斯大林带领的共产主义苏联，还是毛泽东及其徒子徒孙所吹嘘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给国家披上神圣的光环，使得国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金牛犊。然后，他们阴险地躲藏在国家的面纱背后，干尽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然后由国家为他们承担责任！这样的国家当然已经沦落为奥古斯丁所谴责的“匪帮”：“取消了公义的王国除了是一个强盗团伙还能是什么呢？所谓的匪帮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王国吗？”[4]
5、人人都想扩大自己的权力，都有自私自利的倾向，当然也倾向于利用权力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是堕落后人心中被罪污染导致的幽暗之处。制度设计是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有限地限制人性对于权力的贪婪，越是高位大权，越是具有诱惑性，越是应当予以明确的限制。尤其是人事任命权，历代以来专制制度最阴险、最有力的武器是“任命官员的权力”。伍德认为：“在政治仍然极为个人化的年代里，政治职务和报酬是提供社会地位和财产安全的主要资源，因此，无论怎样强调任命权及提拔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正是因为掌权者拥有这种授予荣誉和利益的特权，使得人们对他们卑躬屈膝、阿谀奉承甚至大肆行贿。因此，“暴君无需控制每一个人；他们只需腐败一小撮人，然后由这些人‘慑服其他的人’”。在美国各州的宪法设计中，多数州都将人事任命权交付给立法机构，由其单独行使或与州长共同行使。[5]在联邦政府层面，美国总统对于各个行政部门政务官、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也需要得到参议院的多数票的认可。这种制度性的对于任命官员的限制，使得官员任命更加公开化、程序化和透明化，最大程度地杜绝各种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丑恶现象。
6、要控制权力和私欲的膨胀，必须设计“宪法锁链”（constitutional chains）。这样，既要让国家能够控制全国的局势——具有强大的行政能力，确保社会和经济秩序不受国内外仇敌的颠覆；同时也让国家本身受到控制——就是让那些掌握国家大权的人受到宪法的约束。要限制权力的滥用，关键是限制国家对财产权的侵犯，那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总是想借助国家权力来没收别人的财产来达成自己的私欲，尤其是通过高额税收的方式。因此，宪政国家必须明确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必须明确非经合法选举的民意代表的同意，不得征收任何税赋，否则人民的财产和安全就会出于随时被侵犯甚至剥夺的危险处境。一旦财产权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公民就会人人自危，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消极性的自我保护上。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个人也无法真正发挥创造力，只能是强者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弱者苟延残喘，仰人鼻息。
7、上帝赐给我们律法，不是为了仅仅保障多数人的统治、少数人的权利，更要使每个人的基本人权都得到保障，最终整个共同体能够走向和平与兴盛。很多野心家都是打着帮助“穷人”的旗号蛊惑人心，夺取权力，用国家权力来帮助穷人，这种“劫富济贫”式的做法到处盛行。但是，一旦富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穷人的权利更不会得到保障。那些仇恨富人的人，更不会看得起穷人。更重要的是，穷人不能因为贫穷就理所当然地配得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富人不能因为富足就必然比穷人更邪恶可恨，我们不能因为财富的多寡而决定谁可爱谁可恨。富人执政是好的，因为富人有管理财富的经验；一旦穷人执政，并且靠执政而成为富人，这样的政权必定是邪恶的政权。上帝要求人行公义，尤其是确保司法公义，就是要使穷人和富人的权益都能得到平等的保障。
8、人性是软弱的，在民主国家中，人性更是显得空前软弱。托克维尔深刻地解析说：“到那时将出现无数相似而平等的人，每天为追逐心中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6]“每个人在平等时代都是孤立无援的。他们不仅没有可以求助的朋友，也没有真正同情他们的阶级做后盾。所以他们容易被人置之不理，无缘无故地受到轻视。”[7]
9、在这人人都极其孤立的情况下，民主国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倾向于引导他们走向中央集权。因此，托克维尔分析说：“在平等时代，没人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也没人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因此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助的。这两种既不可分而又不可混为一谈的情况，令民主国家的公民形成了非常矛盾的性格。他们的独立性，令他们在跟自己平等的人交往时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又有时令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帮助，然而大家都是软弱和冷漠的，所以也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与他们援助。迫于此种困境，他们的视线自然转向那个唯一可以超然屹立在这种普遍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形下的伟大存在。他们的需要，特别是他们的欲望，不断地将他们导向这个伟大存在；最终，他们将这个存在看作补救个人弱点的唯一的和必要的靠山。”[8]因此，越是在民主政府中，我们越是要小心政府走向专制。
10、民主政府中的专制倾向，就是国家专制主义的倾向，即野心家利用国家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使得本来属于个人、家庭、教会或社会的职责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国家手中，当然最终还是集中到那一小撮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手中。在当前的时代，在很多国家中，不仅教育和慈善事业被国家垄断，教会也成为国家控制的宗教工具，这就使得国家逐渐走向集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
11、在这种情况下，“当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身不受迫害，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就向全人类呼吁。报刊是他们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因此，自由出版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加珍贵。”[9]因此，新闻监督在民主国家成为立法、司法、执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大权力”。但是，非常令人感到可惜的是，“新闻”本身也往往不再是竭力追求客观报道的“新闻”，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成为专制政府的“喉舌”、在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12、更可怕的是，外部的极权国家与內部资本寡头互相勾结破壞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正如2020年美国大选“偷窃选票”这种丑陋现象所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极权政府与美国互联网及主流媒体寡头暗中勾连，使用所谓的傳統媒体和社交媒體，制造拜登当选的假象，试图让美国和全世界人民接受昏聩无比的败登就是2020年美国合法当选的总统，这是热爱真理和正义的美国人民和世界上一切崇尚宪政民主的人民都憎恶的！推特、谷歌之类的網路媒体巨头，直接进行新闻审查，垄断事实与真相，使得美国人民充分认识到“数位独裁主义”危害。在高科技数位年代下，民主处于艰难时期。尤其是极权国家，更是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向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超限战”。中国在全球输出其审查和监控模式，以控制境内和境外的资讯。他们不仅大量制造假新闻，极权政府更是利用假新闻为借口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那些尖锐地批评政府独裁和腐败的人。早在1948年的时候，美南保守主义者维沃就警告说：“报刊为民众提供的是感官上的刺激，它不关系认识和理解，只热衷于制造轰动。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感官刺激代替反思，就是对哲学与文明的一次最大翻盘，是一场由技术所掀起的大谋反。机器是不会尊重人类情操的，淫秽泛滥的现象总是紧随着技术进步的脚步，这并不是偶然。”[10] 针对这种现象，一方面基督徒不应放弃媒体领域，应当继续善用各种先进技术为真理和真相发声；另一方面，基督徒要培养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不能被各种敌基督的媒体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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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xxxii. [2] See Stephen J. Grabill, Rediscovering the Natural Law in Reformed Theological Ethics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6). [3] 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南京：译林，2011年），294页。此处把“权力导致腐败”之翻译修订为“权力易于腐败”，因为腐败本身不是权力导致的，但掌管权力的人确实容易走向腐败。 [4]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4卷4章，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上卷，144页。 [5] 伍德，《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1776-1787》，140-146页。 [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四部分第六章，542页。 [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四部分第七章，546页。 [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四部分第三章，526-527页。 [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四部分第七章，546-547页。 [10] 维沃，《思想的后果》，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