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周作人登上新文化运动的舞台时即与众不同。他通过评论和新体诗的创造，为运动注入日本白桦派对于个人与人类之觉醒的思想，显示了一个清新的人道主义者的面貌；还有那种通晓日、英、希腊三国语言的诚实的文学启蒙主义者，以及与其兄鲁迅不相上下的执着的因袭传统之批判者的形象；不久，他放弃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渐渐将这一切消化于对传统文学本身的“再生”之中，作为独特的散文艺术家不断加深其沉潜的深度而铸就凝重苍郁的风格。由此，周作人与左翼渐行渐远，发生若干论战，甚至埋下与鲁迅兄弟失和的远因。[1]
一九一八年年底，在《每周评论》杂志筹备期间，周作人先后撰写《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新文学的要求》、《思想革命》、《圣书与中国文学》等文章，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为新文化运动打下最有深度的精神底色。周作人指出，新文化与旧文化之差异就在于，新文学将“人”的发现与文学的发现统一起来，除了表达方式的差异（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之外，更是思想和精神的差异，“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周作人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产生浓厚兴趣，他并不赞同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论，认为最优秀的文学都带有宗教性或与宗教相通，对于“新时代的文学家”来说，必须拥有“新宗教”——“人道主义的理想是他的信仰，人类的意志便是他的神”。
一九二〇年代中后期，相当多知识分子抛弃“五四”个性主义的部分，走向“无产阶级战斗的集体主义”，周作人坚持“五四”精神的本质乃是“个体的解放与自由”，“依了自己的信的倾向”，选定自己的角色，开辟“自己的园地”，他找到了自己。他将尊重个性独立与自由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呼吁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不要盲目从众，“真正的文学发达的时代必须多少含有贵族的精神”。他在谈文学和文化问题，何尝不是在谈政治和社会问题？
周作人的精神底色有三个来源，一是希腊文化（特别是希腊神话），二是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民间文化和现实主义作家），三是基督教文化，再加上他长期对女性和儿童权利的关切，对民间文学和民俗的搜集整理，使他的思想和创作与偏左的“五四”的主流截然不同。
以希腊文化而论，周作人晚年只能做匿名的翻译工作，“我所觉得喜欢也愿意译的，是古希腊和日本的有些作品”。在晚年，他不译荷马、不译柏拉图、也不译亚里斯多德，却译哀曲、短诗以及希腊化时代一名叙利亚籍机智辛辣作家的对话集——《路基阿诺斯对话集》。路基阿诺斯作为周作人生前完成翻译的最后一位作家，也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古希腊作家，承载了他最多的期许。进入生命后期的周作人，针对早年批评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弊端，重新思考这一庞大的文化系统，建立其独特的中华文化认知，其核心是“两个梦想”：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他在传统中找到“中国思想界之三盏灯火”——汉代王充、明代李贽、清代俞正燮，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疾虚妄、爱真实”，并由此上溯到墨子、颜回、大禹。周作人认为，古希腊路基阿诺斯对认识此一传统有益，将翻译路氏作品作为最后心愿：“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以日本文化而言，周作人对日本民俗、儿歌、民间宗教尤有兴趣，亦高度评价日本现代文学。他在日本占领北京的“落水”期间，发表了一篇题为《草囤与茅草》的文章，介绍日本作家江马修及其妻子江马三枝子的作品。小说中日本山民昏暗的茅屋、背篓中漆黑的脸上叮满苍蝇的婴儿，在田地里辛劳的农妇，都让其深受感动：“有吾与尔犹彼也，或你即我之感，这是一种在道德宗教上极为崇高的感觉。人们常说，亚细亚是一个。这话当然是对的，我也曾这样说过，东亚的文化是整个的，东亚的命运也是整个的……日本的诗人文人从前常说东洋人的悲哀，和西方的命运和境遇迥异的东洋人的辛苦，我读了很有感触，觉得此是中日文艺一致一切美好关系的正当基调。”在中日殊死搏斗的当下，此中之微言大义、长歌当哭，知音有谁？[2]
以基督教文明而言，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中表达得最为充分。首先，他指出，《旧约》是希伯来的文学，希伯来人是宗教的国民，其文学多含宗教的气味。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本来很是密切，希伯来思想里的宗教分子比别国更多。
周作人进而指出，基督教思想的精义在于各人的神子的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相互的合一，如《福音书》所说，“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他认为，“这可以说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
周作人认为，圣经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可分为旧文学与新文学两部分。旧的一方面，新旧约的内容正和中国的经书相似：《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纪》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申命记》与《书经》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之处。他更注意到，西方的圣经研究“不仅是神学的，还有史学与文学的，成了实证的、有系统的批评，不像中国的经学不大能够离开微言大义”。所以，“现今欧洲的《圣书》之文的考据的研究，有许多地方可作为中国整理国故的方法的参考”。
在新的方面，“便是说《圣书》的精神与形式，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及创造上，可以有如何影响”。周作人认为，近代欧洲文明的源泉，起于“二希”，即希腊及希伯来的思想。两者实在只是一物的两面，但普通称作“人性的二元”。这个区别，便是希腊思想是肉的，希伯来思想是灵的；希腊是现世的，希伯来是永生的。希腊以人体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希伯来以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像造成，所以偏重人类所得的神性，要将他扩充起来，与神接近以至合一。这两种思想当初分立，互相撑拒，造成近代的文明；到得现代渐有融合的趋向。
这就是周作人的“五四”，“个体的解放与自由”的“五四”，由希腊文化、日本文化和基督教文明打底的“五四”。如果这样的“五四”成为现代思想的主流，中国岂不顺利走向英美里路径？可惜，这个“五四”很快被毛泽东的“五四”颠覆、遮蔽与湮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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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九二三年，周氏兄弟失和，不单单是文学史家钱理群所说的“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而与政治、思想和人生选择上的分歧息息相关，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观念秩序的分歧必然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周氏兄弟迟早都要分道扬镳，只是家务事的冲突让这个过程加快和更加戏剧化，带给彼此造成的伤害也更大。
[2] 日本学者山木英雄在数十年后读周作人的这段文字感慨说：“多重曲折阴晦的行文，亦在细心拂去已然常态化的晚期被占领状态下几乎像空气一样黏在皮肤上的欺骗、恐惧、敌意等各种异常的感觉，而仅向我们表达了辽远的思绪。正因为如此，他那澄澈的思绪反而能活生生地从内在的深层给我们持久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