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中國的現代轉型，若從馬禮遜一八〇七年來華算起，已超過兩百年，卻仍處在歷史學家唐德剛所說的「出三峽」的半途之中。
英國首相麥克米蘭（Harold Macmillan）曾說過：「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主要問題，在於亞洲和非洲未表態的人民會投入東方共產主義陣營還是西方民主陣營。」他一語成讖，大部分亞非拉不發達國家都投入共產主義陣營，或至少選擇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政治經濟模式，在未來的歲月裡大吃苦頭。這些地方是文明和秩序的低地，缺乏強大的自生性文明和秩序抵擋外來的共產主義。在受共產主義禍害之烈上，中國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這是中國絕不願意承認的又一個「世界之最」——在過去的二十世紀，中國因共產主義革命的緣故被屠戮的民眾人數最多，至今中國仍未掙脫共產黨的魔爪。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宣稱「解放」了中國（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卻陷入亙古未有、密不透風的現代奴役之中。習近平時代的「數位極權主義」讓歐威爾的預言體小說《一九八四》黯然失色。美國前國家安全會議負責戰略規畫的資深主任、退役空軍准將斯伯汀（Robert Spalding），曾任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武官。他到北京以後，用另一支手機下載所有的App，像騰訊、微信、百度等，在六個月裡學習如何在中國當一名「數位公民」，他是使館唯一這樣做的官員。後來，他在接受訪問時描述說：「你走進餐廳，監視鏡頭會辨識你的身分，店員可以直接叫出你的名字、上菜，你完全不用碰一下手機。如果叫Uber，只要走出門外到定點，監視鏡頭看到你，從嘴型看出你要叫Uber；Uber車子到了，你坐進去，你的這些數據全都掌握在政府手上。不論你喜歡什麼、買什麼東西、希望或夢想是什麼，政府都知道。如果國家認為你有問題，叫Uber不會有車子來，你上不了大眾交通工具、找不到工作、孩子沒法上學；因為你的社會信用評分下降了。」
面對空前強大、無孔不入的「數位極權主義」，解放和自由何以可能？武裝鬥爭是紙上談兵，撬動官方意識形態乃是關鍵所在。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早已潰不成軍，西方後現代的聲光電也虛有其表，它們都不足以取代共產黨的黨文化。唯有清教徒的觀念秩序可以打敗共產黨的觀念秩序，唯有作為新的生命共同體的中國基督教會可以勝過擁有全球最多黨員的中國共產黨。那麼，在中國現代轉型中，教會和基督徒將承擔怎樣的歷史使命？
首先，教會和基督徒應當預備以受苦的經歷完成自身的蛻變，在苦難的淬煉中，建構起一種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生命共同體，進而在這個新的生命共同體中孕育出數千萬計、可承接清教徒觀念秩序、民主法治政體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好公民」。清教徒觀念秩序進入中國需要容器，這種容器就是清心明目的、精神上做好準備的基督徒公民。先有好公民，才有好國家；人心不變、民情不變，制度的改變只是空中樓閣，用最美好的詞句撰寫的憲法只是一紙空文。中國過去兩百年現代轉型失敗，就是因為本末倒置、頭重腳輕，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過去數十年以來，數百萬中國家庭教會信徒們持守純正信仰，不畏中共暴政，拒絕「三自會」的誘惑、招安，以主為大，至死不渝。如初代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所說，「殉道者的血，乃是教會復興的種子」，正是無數先輩受苦乃至殉道，才帶來今日教會的復興。中國教會和基督徒應該珍惜和傳承此一寶貴的屬靈傳統。同時，也必須意識到，由於時代和處境的限制，傳統的家庭教會過於強調「分別為聖」和「聖俗二分」，其苦難未能轉化成公共資源，許多受難者未能發展出公共性見證並凝聚成社會轉型所需要的道義資源。
在中國，集體主義是虛幻的（一盤散沙），個人主義更是虛幻的（無法成為自己），身份認同也是虛幻的（「中國」和「中華民族」都是大有問題的概念，前者是偽裝成國家的文明，後者是憑空想象出來的並不存在的民族）。未來中國的重建，必然從「小共同體」重建開始。基督教會，尤其是城市新興教會，可成為「小共同體」之模範。比如，中共不讓人民選舉，基督徒可在作為「小共同體」的教會內部先自我賦予選舉權，實踐如何選舉教會領袖，訓練和養成會眾的民主素質；又比如，中國社會崇尚謊言，不以謊言為恥，基督徒可在「小共同體」的教會生活中拒絕謊言、堅持說真話，營造哈維爾（Václav Havel）和劉曉波倡導的「活在真實中」的群體生活氛圍。社會難以脫儒化，教會卻可先行脫儒化；社會不能「仁者愛人」，教會卻能做到「愛人如己」。
優質的「小共同體」將為未來優質的新國家奠定堅實根基。建立在優質「小共同體」之上的優質國家，不會輕易被野心家及邪惡的意識形態所顛覆——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顛覆，一九二七年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顛覆，正是因為它們並非建立在優質「小共同體」之上的優質國家。美國建國兩百五十年以來，沒有發生過一次軍事政變，憲法不曾被廢除或終止，不是因為美國政治家有多麼高風亮節、大公無私，乃是如羅斯·約翰·路斯得尼所說：「每一個法律體系的背後都有一位上帝。」在《獨立宣言》問世之前一年多的一七七五年五月二十日，一群長老教會信徒就在北卡羅來納的夏洛特發表了《梅克倫堡宣言》：「我們在此宣布，我們是自由獨立的人民，我們有而且應該有權利成為獨立、自治的組織，僅僅服從於在上帝的管制和國會的治理之下，我們彼此莊嚴地以互相合作、我們的生命、財產和最神聖的榮譽為保證。」可以期待，未來民主中國的憲法出現之前，中國教會也能書寫和發佈自己的《梅克倫堡宣言》。
其次，至今仍在進行的漫長、複雜、艱巨、痛苦的轉型中，教會和基督徒可充當守望者、陪伴者、代禱者之關鍵角色。中國教會和基督徒有能力以自身親歷的苦難，發展出與宗教改革及大公教會傳統銜接的「苦難神學」和「救贖神學」，以此在全球教會史上寫下自己的一頁。此「苦難神學」和「救贖神學」不單單供教會內部自我慰藉，更重要的是去安慰和幫助身處同樣苦難中的同胞。與哀哭者同哀哭，與捆綁者同捆綁，那些被不公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剝奪、壓迫、淩辱的人，都是教會關懷和憐憫的對象。
儘管中國此前已經歷了無比深重的苦難，但仍未邁過苦難的頂峰，仍未來到苦與甘之轉捩點。中國社會已臻於沸鼎潰堤之前夕，將迎來更大、更可怕的潰敗，那無邊無際的苦難將不比舊約中以色列人的苦難更小。在即將來臨的社會最低秩序全盤崩解的過程中，無數人將流離失所、哀哭切齒、心靈殘破、彷徨無助。那絕對不是心理醫生用心理學可解決的難題。在此宛如世界末日的情景中，唯有教會和基督徒愛那個最小的弟兄姊妹，幫助眾人化淚為笑、化缺為全。這種「同在」將為教會和基督徒贏得非基督教社群的信任與愛戴，不僅獲得福音的沃土，更獲得更新社會的空間與契機。
在苦難中，人與人彼此傷害，不同階級與族裔被仇恨所隔離。唯有教會和基督徒，可效法南非由圖圖大主教領導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以真相換取寬恕，以寬恕帶來和解，以和解建設未來，化鐵為犁，在深淵處架設彩虹，讓所有人「因真理，得自由」。當年，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努力，未能讓所有人滿意，未能讓死者復生，也未能讓傷殘者復原，但至少讓數千名受害者及其家人有了抒發心聲的機會，讓許多人得以首次解脫壓在他們身上的不幸和悲痛之情。誠如被警察的子彈打瞎的盧卡斯·席克韋佩雷（Lukas Sikwepere）對這一經驗的描述：「我覺得一直以來很不舒服，因為無法說出我的遭遇。但如今，來到這裡，告訴你們我的遭遇，我覺得像是恢復了視力。」唯有上帝能讓人失明者得以看見。未來的中國需要有一個規模比南非更大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教會有責任為該委員會提供像圖圖大主教這樣的道義象徵人物。那樣，無論是天安門屠殺的死難者及其家人，還是香港抗暴運動的死難者及其家人，以及死於暴政的藏人、維吾爾人等所有無辜受害者，都將得到愛與正義，中國才能由此走出冤冤相報之歷史循環。
第三，當舊有的觀念秩序全都解體，信仰和價值出現真空的時刻，教會和基督徒可引領觀念秩序的更迭、信仰的重建以及公民德性的養成。此前兩百年中國現代轉型的失敗，不在於經濟（早在十九世紀中葉，清帝國的經濟總量就已位居世界第一；二十世紀初和二十一世紀初中國經濟也經歷了世界史上罕見的高速增長），也不在於政治（在清帝國覆亡以後，中國建立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起草并頒行了多部看似天衣無縫的憲法），而在於信仰與人心。正如學者高全喜所說，中國在二百年的過往歷史中居然沒有解決一個政治民族重新確立自己在現代社會中的根基問題，何以談智慧，何以談成熟。這個「根基」既是政治共同體賴以立足的根基，也是文明共同體賴以立足的根基，政治與文明是我們還沒有邁過的門檻，所謂三千年未有之變局，關鍵是這個政治文明的現代性之門檻，尚沒有邁過去。
在可以看到的將來，城市新興教會將繼續興起，中共官方意識形態將繼續衰敗，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趨勢。此起彼伏中，伴隨着基督徒人數和教會數量的擴增，伴隨著基督徒文化素質和靈性素質的躍升，基督教文化將第一次進入主流社會、衝擊主流社會、更新主流社會，如劉同蘇所說：「城市家庭教會率先進入主流社會，其社會文化意義，在整體上是為華夏文化提供了自我反省的超越視野和徹底更新的超越動力；在具體形式上是為公民社會的建立，提供了活生生的先行範例。」
基督徒和教會帶給社會的，首先是充滿馨香之氣的個人生命樣式，在家庭婚姻、子女教育及人際關係方面，呈現出讓眾人以為美善的榜樣。今天中國社會的敗壞與崩解，家庭與國家同步。若是只有國家滅亡，若家庭還在，人們仍然有望重建生活；但家庭與國家一起損毀，則社會的重建幾無可能。
中國的武漢肺炎疫情過去之後，「封城」兩個多月的武漢，民眾生活逐漸恢復正常。當地媒體《楚天都市報》刊登了一張照片：一對熱戀中的男女在沙灘上接吻，女方一腳貼地、一腳九十度向後提起，動作猶如在跳芭蕾舞般優美；男方捉緊女方雙手，盡顯深情。然而，照片被刊登並廣泛傳播後，卻猶如「炸彈」引爆兩個家庭走向解體：原來，一男一女各有家庭，男子非女子之夫，女子非男子之妻。有人更致電報社，威脅聲稱「要殺人」。這就是今日每個家庭、每個屋簷都千瘡百孔的真相：共產黨政權固然邪惡，但中國道德倫理的崩壞不完全是共產黨造成的，而源於人的原罪。人背離上帝，不知何為愛，也不知如何愛。無愛的婚姻與家庭，豈能持久？唯有來到上帝面前，重建與上帝的關係，才能重建人與人之關係，這是基督徒和教會可以帶給社會的祝福。
基督徒和教會可以帶給社會的，更是整體性的、全方位的文化和精神價值，如酵母發酵整個麵團，如燈光照亮整個房間，如鹽讓一碗水有滋味。以「人是全然敗壞的罪人」的基督教核心教義，打破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幻象，讓中國人第一次赤身裸體地來到上帝面前，直面「人之初，性本罪」的真相，由此徹底認罪悔改、接受上帝之恩典和救贖。而後，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政治、經濟、文化、法律、教育……建構其符合聖經真理的秩序，每個人都在這套秩序之下享受上帝賦予人的全部自由與尊榮。
共 產黨和共產主義是邪靈，是一套邪惡的觀念秩序，唯有清教徒觀念秩序能夠與之對抗並將其顛覆。共產黨政權崩解之後的政治、經濟乃至精神、價值重建將是一項更艱巨的工作。未來，中國教會將有能力興辦大學和智庫，如同宗教改革時代那樣，培育出新時代具有清教徒特質的思想文化巨人——像彌爾頓那樣的詩人、像班揚那樣的小說家、像伯克那樣的政治哲學家、像海耶克那樣的經濟學家、像伯爾曼那樣的法學家、像本內特那樣的歷史學家以及像美國的制憲者們那樣的政治家……既然聖經中說「認識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基督徒和教會就應當具備闡發耶和華的智慧的能力——這同樣是一種上帝賦予的大智慧。教會將成為國家的人才庫，為政府提供各個領域德才兼備的一流人才。
如此，教會和國族都將迎來群星璀璨的時代。如此，共和憲政的、聯邦或邦聯或各自獨立的「諸夏」，才有可能成為上帝祝福的土地，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親密盟友，成為自由的家園和真理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