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曾因海祭刘晓波被抓的异议作家、基督徒黎学文在一篇脸书贴文中提及他接触过的张展：“我四月底回武汉后第一件事就是请张展吃了顿湖北餐，张展吃得很开心，当场说是这几个月在武汉吃得最好的一次。现在想来可能是我觉得自己不如她勇敢，向她表达敬意。之前就看到过她抗争的报导。她个子很高，像北方人，说话却有南方女子的柔和。人很朴实，表达观点却很直接尖锐。”
从黎学文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张展是一个热爱生活、对食物相当敏感的年轻女孩——热爱生活，当然首先从热爱美食开始。然而，张展从事维权活动之后，被中共当局取消律师资格，失去赖以维生的职业，经济上颇为窘迫，无法维持城市白领的生活水准，平时省吃俭用，唯有在朋友招待时才有机会大快朵颐。
一个热爱美食的女孩，要有何等决绝的心志，才会在狱中展开绝食抗议？
而以中共的邪恶，自然不会害怕囚犯的绝食抗议，他们对付绝食者的是变本加厉的酷刑。
2020年12月9日，张科科律师通报与张展会见的情况，说张展“头发蓬松，口罩蒙面。揭开口罩，口鼻处插着胃管。穿着较厚睡衣，腰间围一约束带，前后别着左手右手。她说近日又插了胃管，因为她想拔掉，便被上了约束带。24小时束缚，上卫生间需要旁人辅助，睡觉只能翻来覆去”，“除了头痛头晕、胃疼，还有口腔和咽喉的疼痛，可能有炎症，因为插胃管原因”。张展告知，“心力交瘁，每一天都是煎熬”，唯有从祷告、背诵经文中得到安慰。
2020年12月17日，任全牛律师首次会见张展，之后发出通报《张展是在为恶人赎罪》，描述张展完全“脱像”，“面容苍白有皱褶，瘦的几乎就是皮包骨，几乎就是走路都打晃，无法支撑自己高大的身体”；“仍在腰间被约束带固定着，不能活动胳膊和双臂”；“鼻子里仍然插着那个强制灌食的塑胶管”。张展对其表示，“用绝食来表达最强烈的不配合罪恶迫害的态度，只要一天没有迎来期望的大光明，一天还在被迫害的环境中，就不会停止绝食”。
看到两位律师的描述，不禁让人怀疑，张展被关押的地方，究竟是中国的监狱，还是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阿拉贡在《格雷万博物馆》中如此描述说：“奥斯维辛，奥斯维辛，哦，滴血的字眼。这里的人啊，如焚如煮，生困死艰。”今天的张展，不正是生困死艰者之一吗？
有评论者将张展与林昭相提并论。当年，林昭在狱中给母亲写过一封信，满篇谈的不是高言大志，而是热气腾腾的江南美食：“见不见的你弄些东西斋斋我，我要吃呀，妈妈！给我炖一锅牛肉，煨一锅羊肉，煮一只猪头，再熬一二瓶猪油，烧一副蹄子，烤一只鸡或鸭子，没钱你借债去。鱼也别少了我的，你给我多蒸上些咸带鱼，鲜鲳鱼，鳜鱼要整条的，鲫鱼串汤，青鱼的蒸，总要白蒸，不要煎煮。再弄点鯗鱼下饭。月饼、年糕、馄饨、水饺、春卷、锅贴、两面黄炒面、粽子、团子、粢饭糕、臭豆腐干、面包、饼干、水果蛋糕、绿豆糕、酒酿饼、咖喱饭、油球、伦教糕、开口笑。粮票不够你们化缘去。酥糖、花生、蜂蜜、枇杷膏、烤夫、面筋、油豆腐塞肉、蛋饺，蛋炒饭要加什锦。香肠、腊肠、红肠、腊肝、金银肝、鸭肫肝、猪舌头。黄鳝不要，要鳗鱼和甲鱼。统统白蒸清炖，整锅子拿来，锅子还你。妈妈你来斋斋我啊，第一要紧是猪头三牲，晓得吧妈妈？……”林昭将她喜欢的各种主食、零食统统罗列出来，她不是故意为难母亲，她当然知道在文革狂潮中自身难保的母亲不可能帮女儿张罗到这些美食——即便张罗到，也无法送入狱中。她如此津津有味地描述，乃是满足于纸上的想像，乃是对暴政作出另类控诉。
林昭还有特别的用意。资深媒体人朱学东在《林昭“斋斋我”的背后》一文中指出，在苏南讲吴语地区，“斋斋我”是有特别意思的，不单单是“喂饱我”的意思。在吴方言中，“斋斋”音发“zaza”，有献祭之意。既有仪式的庄重敬畏，也有食物的供奉，这背后是一种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
与林昭相似，张展也是以生命为代价，捍卫真理和真相——在一个真理和真相被弃之如敝履的国度。
敌视真理和真相的国度，就是敌基督的国度。在“下流人上升”的国度，做好基督徒究竟有多难？看看潘霍华、王怡、张展们的命运就一清二楚了。
在比闹剧还要不堪的庭审中，公诉人问了张展一连串关于她何时到武汉、在武汉所做的报导是否客观真实的问题。张展轻蔑地告诉对方：“这个国家之所以衰败，正是因为你有这些荒谬的问题。”她当庭重申，公诉人指控她在武汉制造谣言的举动，是中国政府控制言论，使中国社会不安全的一个范例。她看到了中国是“衰败国家”的真相，但其大部分同胞都沉浸在“大国崛起”的狂欢之中——武汉疫情过去之后，数十万人又聚集在广场上，举办跨年欢庆活动，高声感谢党和政府，只要他们没有亲人死去，他们就以为自己是幸运星，“活着，多么美好”。
张展渴求的不是活着，她如此解释自己的选择：“我不是爱国，我只是想做个好的基督徒，尽管我做得一塌糊涂。”任全牛律师转述张展的话说：“我无法接受谎言与欺骗，更不愿意与黑暗共生，被抓以后，仍然常常祷告，要为那些恶人罪人祷告赎罪。”真基督徒，走的是窄路，进的是窄门，正如黎学文的评论：“从她近几年的言行可以看出，律师牌被吊，两次被抓，她默默承受了比很多抗争者要多的苦，但她不抱怨不攀比，继续前行。她确实是一直活在基督里。”做一名好基督徒，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十字架并不是为耶稣基督一个人而设，而是为所有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而设。张展的信仰是用生命活出来的，不是单单靠在教堂建筑内念念有词、行礼如仪来维持。
好基督徒从来都寥若晨星，假基督徒永远都满坑满谷。在中国和香港的很多教堂里，升起了五腥红旗，唱起了红歌，挂起了习近平的画像，假牧师们穿上红军的服装接受当局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有人在网上嘲讽说，这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进来”。在这个国家，天堂和地狱是颠倒的。
日光之下无新事。今日的中国，有无数兼具共产党员身份的基督徒；昨日的德国，也有无数兼具纳粹党员身份的基督徒。英国历史学家埃文斯在《党权的第三帝国》一书中记载，占德国全部人口三分之二的、多达四千万的新教徒，为纳粹党三十年代早期的几次胜选提供了最坚定的支持。一九三三年，纳粹为马丁·路德四百五十周年诞辰举办了大型庆祝仪式。一九三三年四月希特勒生日那天，巴伐利亚新教教会在教堂大楼插上旗帜以示祝贺。德意志基督徒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象征着德国新教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相互认同达到了顶峰。他们不害怕上帝的惩罚，只在乎纳粹的长刀和枪口。
张展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人们为李文亮伸冤，人们为雷阳上书，因为李文亮和雷阳就是这个时代最普通的中产阶级，相信岁月静好，却被岁月静好所吞噬。人们不敢面对张展，因为张展的存在，榨出人们皮袍下藏着的“小”来。
张展是基督徒，基督徒之间互相称呼弟兄姐妹，然而，多少基督徒将张展当做十指连心、心有灵犀的姐妹？当张展遭受酷刑折磨和被判重刑时，在文革之后最严厉的一轮打压之下挣扎求存、朝不保夕的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确实有可能对这位勇敢的姐妹的事迹一无所知；而在资讯自由流传的海外，众多华语教会即便看到有关张展的报道，亦选择“鸵鸟政策”来应对——有会友建议说，在主日崇拜时为张展公开祷告，却遭到牧师或长老的拒绝，因为这是敏感的“政治问题”，教会最好不要去碰“政治问题”，“政治问题”会引发教会分裂，破坏教会中的稳定与和谐的氛围。该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这其实是彻头彻尾的世故和诡诈，这是“好撒玛利亚人”的反面，这种思维方式与共产党的“稳定压倒一切”如出一辙。这种既没有公义也没有爱的伪信仰，早已背离基督信仰的真谛，沦为某种言不由衷的“心灵鸡汤”和“精神按摩”。
今天，我们需要为张展祷告，她的伤痕就是我们的伤痕，她的眼泪就是我们的眼泪，她的自由就是我们的自由。
张展是一位一往无前的行动者，也是一位落笔经风雨的写作者——她如此年轻，却已将这两种宝贵的素质完美融合在一起。在刘晓波去世之后，张展是八零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中，最具有刘晓波精神的人权捍卫者。
短短数年间，张展在网路上发表了数百篇评论、帖子和视频，她像哈维尔那样谦卑而坚定地讨论自由、人权、尊严，争取“无权者的权力”。当我读了张展的文字和言论之后，不禁感叹：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充满馨香之气。她使用清晰、纯净、充满自省精神的文字，一看就知道出自熟读圣经的基督徒手笔，“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迥异于那些大言不惭、自以为义的自由派公知——如许章润、贺卫方等人范仲淹式的、矫情且充满“大词”的文字，他们以为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不过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在张展的文字中，没有一处是“修齐治平”的宏大叙事，没有一丝一毫儒家“帝王师”的酸臭气味，“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如此简单，如此明快。她的文字大都发表在网上，任何一个受过高中教育的读者都能读懂。真理本身就是清晰、纯净的，无需巧言令色、涂脂抹粉。她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着手，将真假与善恶娓娓道来，如同耶稣讲道时使用的比喻，原本就来自于农夫、渔夫和木匠的真切的生活体验。
我最欣赏张展的一篇题为《人命不在他们考虑的纬度之内》的短文。“他们如果考虑人命，或许在大跃进之后的三年饥荒中就考虑放下权力，或许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就放下权力，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就放下权力。但没有，相反地，他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庆功会。庆祝自己如何成功的碾压了中国民众的生命之后，仍然保住了自己的权力。”她不像某些貌似改革派和民主派人士，将共产党与中国人作出截然对立的、欲盖弥彰的切割——实际上，共产党的幽灵，存在于千千万万中国人心中，共产党在中国掌权，是中国人自我选择的结果，如张展所说：“鼓掌者和观看鼓掌者共同完成骗局与臣服的游戏。这是从毛开始到现在的政治成功观念。用欺骗获得政治成功成为堂而皇之的一种行为。权力，他们只要权力，不在乎在这场游戏中对民众的玩弄。而奄奄一息的民众，决定接受这种残酷的玩弄。”
张展比半个多世纪前追问“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更清醒，也比为她撰文呼吁的自由派公知艾晓明更清醒。艾晓明仍沉浸在“明天必定更好”的期盼之中，在《疫情时代的狂人日记》一文中感叹说，“她真的不该出生在1980年代，她早生了至少是四十年或者五十年。如果她出生在未来的10年，假定2030年；如果她是今天这样的年龄，假定到 2068年，也就是48年、或者半个世纪之后；张展时评所有的文字，还会被检察院起诉并且建议判四至五年吗？”这个假设，基于半个世纪后的中国必定是民主自由的中国的认定。然而，这个认定并无让人信服的证据支撑。
艾晓明引用《狂人日记》的典故，但鲁迅会想到他死后的中国比他生活的民国黑暗百倍吗？那么，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仍有可能比今天的中国更黑暗。这个帝国，从来都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白骨骷髅露于野”，“死者何足道，他人亦已歌”。谭嗣同死了，并没有唤醒多少国人起而抗争；刘晓波死了，他的“我是中国最后一个文字狱受害者”的期望却落了空——张展和更多抗争者络绎不绝地成了新一轮文字狱的受害者。张展用她的文字和生命，“颠覆”的不单单是中共政权，而是对中国未来过于乐观的想像。
张展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人的道路的尽头，才能看到上帝的道路的开端。“国内的大部分人既不愿向上帝下拜，又在盼望他人先死。这是某警察说的，即便中国出现大饥荒，也是边远的山区先出现饿殍。杀人的不是亲自动刀，而是希望他人死的就是杀人了。……我认为上帝一直在开路，但百姓一直在寻找退缩的理由。”在这透骨悲凉的绝望中还有希望吗？正是笃信上帝的存在，我不赞成张展绝食抗争的方式，若有机会，我一定要告诉这位年轻姐妹：在上帝的恩典中，我们要好好保重身体，要比习近平和共产党活得更健康、更长久。
做好基督徒很难，但若上帝许可，红海中可开道路，沙漠中可现江河。张展不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自居，而是甘心乐意充当上帝的仆人：“如果不在上帝的旨意之下，生命会一代代地彻底荼炭，直到人们发现上帝的存在为止，时间才有意义。”血气跟血气的抗争，终归于虚无，鲁迅就是如此。唯有麦子顺服地落到大地的怀抱中，才能结出沉甸甸的麦穗来，张展就是如此。法国学者德纳米在为汉娜·鄂兰所作的传记中写道，纵然生活在黑暗的时代，但人们必须有愿意为此作证的勇气，并敢于在公众场合行动，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如此才能凭藉友爱，“在这个世界上安家”。构成这个世界的人就是爱这个世界的人，爱这个世界，就意味着要为它负责，要自觉地承担责任，包括对一些不是我们做的事承担责任。如此，苦难就不会是白白的苦难，如荷马史诗所说，因为承受了苦难，“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变成一部诗歌，供后人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