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我們一直被一個嚴酷的真理所打擊：在奧斯威辛所有的猶太人都是犧牲者，所有的殺人者都是基督徒。……人們該如何理解無論希特勒還是希姆萊都不曾被逐出教會？解釋庇護十二世從不曾譴責奧斯威辛和特雷布林卡是必要的，更不必說是絕對必須的？解釋親衛隊有一大部分是始終對他們的基督教世系保持忠實的信徒？解釋曾有些殺人者在大屠殺間隙中前去懺悔？以及解釋他們都來自基督教家庭並接受過一種基督教教育？
威塞爾《做個猶太人》
為什麼這間教堂裡的耶穌像沒有雙手？
在柏林憲兵市場廣場附近的一家餐廳，我們應邀與新教聯合會發言人法格勒博士起共進午餐。
法格勒博士大約在五十歲左右，一看就知道善於溝通且閱歷豐富。他是一位牧師，對德國教會歷史有深入研究。他首先介紹了自己的經歷：他曾在巴伐利亞一家路德宗教會擔任主任牧師，後來赴美國和英國留學。此後，他到非洲肯亞宣教六年。那段時間裡，他跟當地農民同吃同住，創建了一家新教會。結束宣教工作回到柏林新教聯合會總部之後，他擔任與非洲教會的聯絡人。六年前，他被任命為新教聯合會的「外交部長」兼「發言人」，負責處理教會與政府、憲法機構的事務，及新教教會與其他國家教會的事務。
我提出第一個問題：目前德國新教的狀況如何？法格勒介紹說，德國總人口八千萬，兩千六百萬新教徒，兩千六百萬天主教徒，兩者人數基本相等。另外還有三百五十萬穆斯林。作為宗教改革發生地，新教和天主教長期處於對立狀態，兩者的關係近二十年來有所改善，雙方在一些社會慈善事業領域展開有效合作。
「那麼，近年來，德國教會的人數在增長還是下降呢？」我問道。
法格勒回答說，讓人憂慮的是，信徒的人數不斷流失，尤其是年輕人到教會的很少。教會對公共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影響力呈下降趨勢。德國教會面對的最嚴重問題是：在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時代、一個相對主義思潮佔據主流的時代，如何讓福音重新觸動人們的精神世界？當人們強調建立在自身美德和能力上的自我價值感時，如何讓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是容易破碎的，真正建立在磐石之上的信仰乃是馬丁·路德所說的「因信稱義」？教會很難像中世紀那樣佔據社會生活的中心地位，但教會必須在人們需要時提供其他機構無法取代的精神上的幫助。
今天，政教關係在德國仍屬「高度敏感」領域。我詢問道：「在今天的德國，教會如何處理與國家之間的關係呢？」
法格勒沉吟片刻之後，回答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把分歧放在憲法框架內評估。如今德國教會和政府的關係，都依據德國基本法之規定來處理。基本法第四條規定——『信仰和良心自由、宗教和世界觀信奉自由不可侵犯；保證宗教活動不受阻擾。』德國教會實行政教分離原則，但德國的政教關係比其他國家複雜。」
據我瞭解，德國政府幫助教會徵收宗教稅，再將此筆款項分配給教會，包括神職人員的薪水也是這樣處理的。如此這般，神職人員的身份有點類似於國家公務員。法格勒強調，政府所起的作用僅僅是「代徵」，但我總覺得政府對教會事務的介入，或者說教會對政府工作的依賴，實在太深了。教會與政府理應保持更遠距離。
不過，這種狀態是由德國教會的歷史傳統所決定的。路德領導的宗教改革，依賴德意志諸侯的力量，「路德的神學前提使他不僅必然要攻擊教會的管轄權力，而且要相應地維護世俗當局，從而填補前者造成的權力真空」。[1]路德反對羅馬教廷時，不是將真理直接訴諸於民眾饑渴慕義的心靈，而是借助封建諸侯的力量，以此迅速獲得勝利。這種策略也埋下教會受制於世俗政權之隱患，「由於這一信仰所具有的樂觀主義，所以它似乎對於政治制度濫用權力的習性缺乏深刻認識」。[2]從此，德國世俗政權對教會事務的介入便超過了很多西方國家。
在交談中，法格勒特意提及，他沒去過中國，希望早日有機會到中國訪問，並與中國政府和家庭教會有所接觸。他說，他將坦誠地向中國政府介紹德國在處理政教關係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不是要求中國全盤移植德國模式，而是讓中國瞭解德國的情況，以此推進中國自身的發展。他認為，首要問題是喚醒民眾對宗教信仰自由的關切，讓大家認識到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權的核心部分。一個不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必定是人權狀況糟糕的國家。
我回應說，中國人對宗教信仰自由的認識有很大欠缺，即使是追求人權和自由的知識份子，也將宗教信仰自由放在人權的末端，似乎可有可無。但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權的核心內容，甚至是其他權利的根基。一九九八年，在韓國光州發佈的《亞洲人權憲章》中說：「在亞洲，宗教和良心自由尤其重要。大部分亞洲人民篤信宗教，宗教是貧困和壓迫中取得安慰的源泉，很多人在宗教裡找到基本的身份認同。……宗教寬容對人享有良心自由，包括改變宗教信仰的自由，都是十分重要的。」[3]此闡述帶有世俗自由主義烙印，但即使是這種認識，在中國人那裡都缺如。
飯後，法格勒領我們參觀新教聯合會總部。憲兵市場廣場是柏林最美麗的廣場，這裡有一家專門演出古典戲劇的劇院和兩個互為姊妹的大教堂——法蘭西大教堂和德意志大教堂。法蘭西大教堂是流亡到德國的法國胡格諾派信徒建造的，其內部設有對外開放的胡格諾派博物館。法格勒告訴我們，新教聯合會的總部設置在政府、議會和法院大樓附近，其目的是迅速與世俗機構就當下事務作溝通和討論，在一些公共問題上第一時間發出教會的聲音。在二樓一間會議室內，聯合會的一群牧師們正在開會討論一項關於墮胎的法案。法格勒說，教會不應當像中世紀的修道院那樣「自我邊緣化」，應當讓信仰彰顯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座龐大的辦公樓與普通辦公樓有一個最大的不同是，其中設置了一間小禮拜堂。這間禮拜堂可容納一百人左右，專門供在總部工作的牧師和工作人員使用，大家隨時可來此祈禱。在禮拜堂中央的祭壇上，安放著一尊耶穌釘十字架的小塑像。這個塑像與我在教堂中看到的造型截然不同：十字架上的耶穌居然沒有雙臂！
我曾在和解小教堂看到只有一隻手臂被釘在十字架上、另一隻手伸向下方的耶穌塑像。和解小教堂的艾舍牧師告訴我說，耶穌的另一隻手伸向人間，表明耶穌對這個世界的深切參與，直到被釘上十字架的時刻，也沒有忘記被凌辱、被逼迫、被屠殺的人們。那麼，這裡的耶穌塑像為何兩隻手臂都缺失了呢？這一藝術創新驚世駭俗，若是在中世紀，雕塑家恐怕要被宗教裁判所審判了。也許，藝術家試圖表明，在最黑暗的時代裡，教會沒有成為耶穌的臂膀，沒有參與耶穌拯救人類的偉大事工。基督徒們背對這個世界，沒有與在集中營中被屠殺的人們站在一起。那麼，這個塑像的用意是譴責，也是警醒。
有一種基督教是「日爾曼人的基督教」嗎？
法格勒指出，納粹時代德國新教教會的表現，是德國教會歷史上最恥辱的一頁。
早在納粹上台之前，作為國家宗教的路德宗教會就熱烈歡迎納粹黨的民族革命。他們拒絕魏瑪「不敬神」的現代主義，這些在一九二○年代形成的新教牧師和神學家的寬泛聯盟，宣揚創造一個新的「民族社會」。他們所說的「懺悔」是對一九一八年的失敗進行「全民懺悔」。青年神學家和隨軍牧師保羅·阿爾托依靠茲聲稱，德國人需要起來反對《凡爾賽和約》，以證明他們值得再次受到上帝的信任。他將神學觀點同好戰的民族主義巧妙地混合起來，成為路德宗和德國天選論的一個強大且日益重要的宣傳家。[4]當納粹掌權時，他稱讚希特勒入主總理府是上帝的神跡和禮物；當納粹開始屠殺猶太人的時候，他指出，自上帝指引歷史以來，他們進來遭受的苦難就證明了猶太人的罪惡。
納粹上臺之後，從三個方面壓迫、打擊和改造教會，納粹需要的是唯唯諾諾的「日爾曼人的基督教」。這是一個龐大、周密且狂妄的將教會納粹化的計畫，納粹獲得巨大的成功。
第一步，納粹致力於將教會納入到其無孔不入的國家體系之中，讓基督教成為順服與支持納粹的「國家宗教」。從一九三三年開始，納粹政權就出重拳使作為新教核心的福音教會納粹化。希特勒似乎志在將服役教會改造成一種新國教，以自信納粹當局的種族主義新政策，最終將天主教徒吸引過來為納粹理念奮鬥。[5]希特勒及其助手們詆毀基督教的言論，很少在公開場合發表。在公開場合，希特勒扮演著「教會守護者」的角色。他先是安排心腹穆勒擔任「全國主教」，當穆勒未能按照其意圖成功控制教會時，又任命漢斯·克爾作為新成立的「宗教事務部」部長。這個擔任過普魯士司法部長的鐵桿納粹分子，遵照元首的命令採取一切措施遏制教會的反對勢力，並宣稱「積極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國家社會主義」。
納粹消滅了所有政黨，消滅了工會和民間組織，讓黨國體制成為民眾惟一的依賴，一旦離開此種體制，每個人都是孤立無助的個體，無法集結成一支強有力的力量。納粹不能容忍教會作為獨立的社會系統而存在——只要存在獨立的系統，便有可能是潛在的反對力量。納粹進而開始插手老百姓靈魂的事務。納粹需要的不僅是民眾三心二意的支持，而且是死心塌地的效忠。一個在靈魂上追求自由與平等的人，不會同時接受納粹的價值觀。要讓人們都成為忠心耿耿的納粹分子，就必須讓教會成為國家機器上的一個齒輪，讓教會領袖們成為政府官員。
其次，納粹政權誘導民眾放棄傳統的基督教的生活方式，以新的納粹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當時，德國有百分之九十二的民眾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宗教在民眾日常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作為顛覆基督教工作的一部分，納粹狂熱分子鼓勵在有關出生、婚姻和死亡的儀式上去除基督教的影響，廢除基督教日曆和基督教節日。從一九三八年起，學校不再允許上演頌歌和基督降生的戲劇。戈培爾有一個隱蔽、陰險的花招——「每個星期日上午去做禮拜時，為了轉移人們不要去做禮拜，於是廣播裡就放送最美好的德國音樂和精選的詩篇。」許多愛好音樂和詩歌的德國人因此留在家中。納粹以群眾運動起家，當然知道如何「運動」群眾，如何將群眾控制在其股掌之中。
納粹致力於與教會爭奪年輕一代。納粹很早便洞悉：只有掌握年輕一代的心靈，才能掌握德國的未來。在奪取政權之前，納粹組建了許多對青少年頗有吸引力的組織，讓孩子們積極參與，進而不再踏進教堂之門。然而，如何抵禦納粹對青年人的蠱惑，教會既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也缺乏與納粹抗衡的資源以及與青年人溝通的語言方式，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孩子們紛紛離開教堂，昂首挺胸地走進納粹的青少年組織。
希特勒青年團的少男少女們通過晚會活動形成新的世界觀，連學校上課用的教材也成了政治工具。一九三五年的《教師手冊》規定：數學教學要以「國家政治教育」為己任。納粹還創辦了一批精英學校，如希特勒學校、國家政治學院、國社黨帝國學校等，以培養接班人，「當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要在軍隊裡經受磨練和嚴格的訓練，課堂上除了知識外，他們主要是接受世界觀教育。他們要像政治戰士一樣，『相信、服從、戰鬥』……希特勒的學生們常常是狂熱信仰的一部分。他們每兩個人中只有一個人活過了那個時代。」[6]通過這些努力，整整一代德國人脫離了教會，喪失了信仰。「納粹主義的長遠目標不僅僅是毀滅教會，而還要毀滅任何意義上的基督教信仰」。
第三，納粹對基督教作了若干「大刀闊斧」的「改革」，企圖打造附庸於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日爾曼人的基督教」——只有此種「積極的基督教」，才能在第三帝國享有一席之地。納粹黨的二十五點綱領中有涉及宗教信仰的部分，如此論述說：「國內一切宗教派別享有自由，只要它們對德國民族的道德感情沒有危險。黨贊成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這裡的措辭耐人尋味：對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諾，有特別的限制，即不能危害德國民族的「道德感情」。言下之意是，無論何種宗教信仰，如果不符合納粹的意識形態，則不受保護。納粹又聲稱，贊成「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什麼是「積極性的基督教信仰」呢？在受到種族主義激發的各種運動中，有兩個宗教分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德國便佔據統治地位了：一個是消除了「猶太」或「羅馬」特性的「日爾曼」基督教，一個是強調自然—太陽崇拜的新異教主義。這兩者又互相混雜，於是「在新的德國基督教中，耶穌被變成一個堅定的握著劍而不是戴著荊冠的亞利安人」。[7]
納粹興起之後，此兩種宗教分支，變本加厲蠶食正統信仰的領地。許多新教徒全力支持「恢復國家尊嚴」行動，有些自稱為「德國基督徒」者參與納粹的暴力活動，被稱為「教會中的衝鋒隊」。[8]德國天主教會原本效忠於教宗，如今搖身一變聽命於希特勒，並聲稱這是為了捍衛「民族利益」。德國教會歷史上最卑鄙的一幕發生了——漢諾威主教馬拉倫斯在一份公開聲明中宣稱：「國家社會主義的生活概念，是決定和表現德國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義。德國基督徒也有義務遵守。」教會公開抵制「德國的猶太使團」、拒斥「普世基督教精神」、反對「種族混合」、承擔建立「適合日耳曼種族的基督信仰使命」。很多來自中下階層的年輕牧師種族意識強烈，渴望一個勇於戰鬥的教會，以激進的方式傳播福音，教導教會成員為耶穌和祖國而戰，吃苦耐勞、意志堅強、絕不妥協。這種好戰的基督教尤其吸引年輕人，他們看不上從事慈善福利活動和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化宗教團體」，也憎惡傳統牧師強調的基於基督受難和復活的原罪和懺悔。[9]
談到這裡，我告訴法格勒，中共控制教會，跟希特勒有相似之處。在中共政權建立之後，當局扶持了一個「三自教會」（所謂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此「御用教會」將黨作為崇拜對象，扮演著跟納粹的「日爾曼教會」相似的角色。中共希望以此控制教會。但大多數中國基督徒選擇在家庭中聚會，是為家庭教會。而當年德國教會未能抵禦民族主義的教訓，對今天的中國教會仍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如今，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洶湧澎湃，這是中共有意鼓動和煽動的結果。上帝的公義和愛是賜予萬國萬邦的，基督信仰應當成為民族主義之「解毒劑」。但基督信仰中蘊含的真理的力量，並未在中國教會彰顯。中國基督徒應當認識到，基督信仰是一種普世信仰，真正的基督信仰不是某國和某民族所獨享，它屬於全體人類。
法格勒回應說，他理解我的擔憂，他會將中國「三自會」的真實狀況告訴德國教會。他針對所謂「日爾曼基督徒」的信仰狀況分析說，那些「積極的基督徒」，同時身兼納粹黨徒和希特勒崇拜者的身份。他們並不感到這兩者之間有矛盾，「對於國家社會主義者來說，希特勒顯然是被派往世界來拯救德國的上帝的使者。一個熱情的信仰者表達了這樣的思想：『耶穌基督以希特勒的形式被派到我們當中。』」這才是對信仰最大的褻瀆。
希特勒的歸希特勒，上帝的也歸希特勒
法格勒認為，在「上帝」和「希特勒」這兩種信仰之間，必定有一種是虛假的，因為兩者在本質上是對立的。對於那些毫不猶豫地去殺人的納粹黨徒而言，對上帝的信仰是虛假的，或者說對上帝的信仰早已被納粹意識形態掏空。
那麼，希特勒本人的信仰究竟如何呢？
希特勒從小生活在一個天主教家庭，其母親是一名虔誠的信徒並經常帶孩子到教堂去做禮拜。希特勒成年之後並未公開否認其教徒身份，但他其實是一個宗教虛無主義者，內心深處充滿對基督信仰的刻骨仇恨。
如果說尼采只是反對體制化的教會（包括被其視為威權象徵的上帝）而不是全盤推翻基督信仰，他對耶穌本人尚存幾分敬意；那麼，希特勒不僅反對作為組織系統的教會，而且敵視耶穌本人，因為耶穌宣導的愛與公義正是納粹意識形態的剋星。希特勒將基督教看作是「系統地培養人類失敗的因素」、「侵蝕我們重要器官的禍害」。他狂妄地宣稱：「總有一天，我們要處在這樣的位置上，在那裡，只有十足的傻瓜才會站在講道壇上向老婦人佈道。」跟天主教教徒相比，希特勒尤其蔑視一直以來跟世俗權力眉來眼去的新教教徒：「他們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像狗一樣順從，當你對他們說話時，他們惶恐得汗流浹背。」
與十九世紀以來所有對西方基督教文明失望的左派思想家一樣，希特勒對各種東方宗教元素都有強烈興趣：瑜伽、催眠術、占星術以及其他各種不同形式的東方神秘主義。希特勒的傳記作家艾倫·布洛克指出：「他蠱惑聽眾的能力類似於非洲巫醫或亞洲薩滿教的神秘技藝。」曾經擔任威廉二世顧問的、信奉神秘主義的休斯頓·張伯倫形容說：「希特勒讓德國人的靈魂甦醒過來，他是彌賽亞運用其權勢的工具。」與其說是彌賽亞的工具，不如說是撒旦的工具。希特勒早年的朋友、書商俄尼斯特·普雷茨奇回憶說，他曾經將一種迷幻藥推薦給受病痛折磨的希特勒，希特勒由此獲得了力量，去做那些他認為命運所指定的事情。希特勒最親密的小圈子的成員，大都也是敵視基督教的東方神秘主義者和毒品成癮者，如希姆萊和羅森堡。[10]這個特徵在西方一九六○年代的垮掉的一代中驚人地重現了。
希特勒發明了一套特殊的意識形態、一種新的宗教，這是關於團結一致、權力、希望和奇跡的宗教，一種敵視基督教的宗教。希特勒告訴其親信羅西寧說：「我正在創設一種秩序……人間神。」他宣布說：「創世還沒有結束。人正變成上帝……人處在變成上帝的過程之中。」擁有哲學博士學位的戈培爾對此深信不疑：「希特勒是命運和上帝的富有創造性的工具……他是如此深不可測和神秘，就像古代的先知。有了這樣一個人，人們就可以征服世界了。德國將獲得新生命！」[11]可悲是是，很多德國基督徒不僅對希特勒敵基督的本質一無所知，卻堅信，希特勒就是民族的拯救者，他會使社會重新基督教化，令整個德意志民族再度覺醒。[12]
納粹主義的根基便是種族純正的「第三帝國」的狂想。「第三帝國」這個詞語古已有之，在德國它是一個古老而神聖的概念，「『帝國』（Reich）一詞既然有宗教色彩，又有政治色彩。《路德聖經》有一個句子就用了這個詞。這個句子是：『你的帝國來了。』」[13]希特勒賦予這個詞語以新的內涵與外延——那是一個他本人取上帝而代之的國度，帝國將與他本人同命運。用希特勒御用理論家羅森堡的話來說就是：「讓世界自然而然地運行吧，不過我相信希特勒；他的頭頂縈繞著一顆星星。」羅森堡的《二十世紀的神話》一書啟發了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是向教會和猶太人的戰爭宣言，也是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石。[14]
《聖經》中說，凱撒的物歸凱撒，上帝的物歸上帝，「上帝的物與凱撒的物的二元區分是基督教政治哲學的核心」。[15]納粹卻要讓上帝的領域歸其所有，「在極權主義時代，凱撒想讓那些過去按傳統權利不屬於他的東西也屈從於他」，「根據納粹的學說，國家宗教凌駕於各宗派，獨立於一切宗教教條。據此看來，基督教教會應毫無問題地接受黨和國家的權威。」[16]
在希特勒所設想的「美麗新世界」裡，沒有基督教和基督徒的存身之地。與希特勒一樣，大部分的納粹黨人都對基督教有一種「形而上的仇恨」，他們認為基督教是來自猶太人的信仰，這種信仰被守財奴式的傳教士所強化，「納粹運動是自從早期現代被世俗意識形態所推動的反天主教的反映，它只能被解釋為『在所謂基督教的西方病入膏肓的信號』。」納粹領導層大都是無神論者，早已喪失了善惡觀念和道德制約，是心中沒有敬畏的一群人。
毋庸諱言，教會是希特勒的手下敗將。耶穌基督將教會當作自己的身體，教會卻未能在上帝面前承擔此職責。在那個黑暗時代，教會自覺不自覺地成為「希特勒的志願行刑者」之一部分。在戰爭開始前夜，大多數德國人既是屬於某個基督教派的信徒，又加入了納粹黨或某個納粹黨控制的組織——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四）仍然是新教教會或天主教會的成員，加入納粹組織的人佔三分之二。[17]
很多大屠殺的加害者都是基督徒。戰後，很多人試圖把這最恐怖的種族滅絕描述成道德上有缺陷的個體在犯罪的、尤其是非理性的意識形態作用下脫離了文明的約束，而結成的特別緊密的網路的產物。然而，最細緻的歷史研究表明，劊子手神志清楚、道德正常。[18]如果不是德國戰敗，他們不會認為自己做錯了。聖經的教導在此失效了，正如漢娜·鄂蘭所說：「自打整個有名望的階層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屈從於希特勒之後，指引著良心，決定社會行為和宗教戒律的道德格言——你不可殺人——已經從事實上化為烏有了。」
教會本應遵循上帝旨意，宣講並履行同情之心、培養愛心，減輕人們的痛苦，譴責罪惡、殘忍和殺戮。教會應對暴政的態度，是教會是否遵循聖經教導的試金石。神職人員的使命是傳揚愛、同情心、憐憫心和道德，如果他們默許、贊同和支持將猶太人從德國社會消滅，就有力地證明，反猶主義在德國無所不在。
反猶主義一直以來都是德國教會肌體內的一顆尚未切除的毒瘤。在馬丁·路德那裡便有嚴重的反猶主義思想，此種思想更早在中世紀便氾濫全歐洲。在「路德的城市」威登堡的聖母教堂外，我曾看到一個奇怪的雕塑。雕塑是一隻給三隻小豬哺乳的母豬的造型，它的後腿被一個帶著尖頂帽子的小個子男子拖住——這是猶太人和豬，是一種羞辱猶太人的標誌。這一標誌在路德時代便出現在許多教堂。
一九八八年，這座路德曾佈道的教堂被修繕一新。與此同時，一些路德會的年輕會員認為，不能讓外邊這座雕塑就這樣立著——當然更不能將其「毀屍滅跡」，他們籌集了一些資金，在這座雕像前豎立了「警示碑」。它由四塊青銅質地的方形平板組成，被鑲嵌在人行道上，由一隻青銅手指從下邊把它抬到稍稍高於地面。朝上的一面有一段說明：
猶太人不能發出聲音
我們對此已習以為常
就在這習以為常的辱罵中
六百萬猶太人死去
這個「警示碑」是德國數千個「警示碑」之一，是我所見的第一個以教會名義對教會參與反猶主義罪孽懺悔的「警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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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下卷：宗教改革），頁21。
[2] 伊格爾斯：《德國的歷史觀》，頁12。
[3] 《亞洲人權憲章》，香港亞洲人權委員會印刷。
[4]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德國人的戰爭：1939-1945納粹統治下的全民意志》，頁10-11。
[5] 理查德·J·埃文斯：《當權的第三帝國》，頁228。
[6] 古多·克諾普：《希特勒時代的孩子們》，（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1版，頁4。
[7] 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下），頁460。
[8] 迪克·吉爾里：《希特勒和納粹主義》，（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頁106-107。
[9] 理查德·J·埃文斯：《當權的第三帝國》，頁228-229。
[10] 歐文·路茨爾：《希特勒的十字架》，（北京）團結出版社，2012年版，頁53-56。
[11] 歐文·路茨爾：《希特勒的十字架》，頁53、頁59。
[12] 理查德·J·埃文斯：《當權的第三帝國》，頁229。
[13] 里奇：《納粹德國文學史》，頁3。
[14] 羅伯·維特曼、大衛·金尼：《惡魔日記》，頁151。
[15] 叢日雲：《在上帝與凱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與近代自由主義》，（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頁301。
[16] 沃爾特·拉克爾：《法西斯主義：過去、現代、未來》，頁56。
[17]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德國人的戰爭：1939-1945納粹統治下的全民意志》，頁12。
[18] 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頁229-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