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烈火中的荊棘：〈巴門宣言〉與基督徒的抵抗
法格勒帶著我們參觀新教聯合會大樓，一路步履匆匆。在大廳進口處一面位置顯要的牆上，懸掛著幾個裝有紙張發黃的德文文件的鏡框。法格勒博士停下如飛的腳步說：「這就是〈巴門宣言〉。在納粹時代，大部分德國教會和基督徒都臣服於希特勒的統治，接受納粹的價值觀，背棄純正之信仰。〈巴門宣言〉為德國教會挽回了聲譽，戰後德國教會的重建便以此為精神基礎。」
直到今天，我們仍需直面威塞爾之質問：「人們該如何解釋眾人的消極態度，在他們旁觀猶太人受迫害之時？如何解釋殺人者的殘忍？如何解釋他們中間的基督徒在射擊孩子時不讓他們的手臂顫抖，或在把他們赤裸、頹喪的犧牲者們驅進死亡工廠時不讓他們的良心約束自己？當然，在此處或彼處，總有勇敢的基督徒來幫助猶太人，但他們是少數。」[19]如果不能回應此追問，信仰復興和教會重建便是空中樓閣。儘管個別牧師的許多英雄主義行為在第三帝國時期被記錄下來，但是教會機構都悲劇性地沒有鼓起勇氣去阻止納粹犯下難以言說的反上帝和反人類的罪行。這種體制性的神經衰弱將永遠是基督教歷史上的汙點。這是一種道德的近視。當應為大眾指示遠景的教會患上「道德的近視」，人們從哪裡尋求真理與方向呢？
一九三三年四月，「日爾曼基督徒」在納粹的支持下組織了一次大會，特意將地點選在「路德之城」威登堡，以顯示他們是路德的傳人。他們試圖讓德國所有福音派教會「協調一致」，將全德二十八個地區性新教團體合成一體，歸由一名主教管理。這樣，在納粹所宣揚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之後，便可再加上「一個教會」。同年九月，他們選舉希特勒的新教教會事務顧問穆勒為新的國家主教。穆勒將元首制的原則引入教會管理，通過名為「雅利安條文」之決議，要求具有雅利安血統是擔任神職的前提。根據此決議，在一九三三年當年即有三千名牧師被解職，占德國牧師總數的六分之一。
在如此嚴峻的形式之下，馬丁·尼穆勒牧師領導一群傳道人組成「牧師緊急聯盟」，以捍衛聖經和禮拜儀式，防止納粹干涉教會。一九三四年五月，又建立了被稱為「宣信會」的替代性教會管理組織。一九三四年五月，四百名基督教新教教會代表來到小鎮巴門，召開了為期一個禮拜的神學研討會，會後發表了一篇震撼教會內外的〈巴門神學宣言〉。
這份宣言的主要起草者是喀爾文派神學家卡爾·巴特。該宣言呼籲德國教會回到基督教的核心真理，明確反對納粹的極權主義政策，強烈表示教會存在的主要職責和角色。前言指出：「鑒於現存帝國教會當局的『日爾曼基督徒』的錯誤正在毀滅教會，也正在破壞德國福音教會的統一，我們要公開聲明以下的福音真理。」宣言共有六條，其中有兩條信仰告白引起希特勒政府的相當不滿。第一條指出：「《聖經》是惟一上帝的話，不論是生、死，我將永遠順從。」第五條指出：「教會沒有義務替政府宣揚政策，但有義務與責任宣揚《聖經》的教訓和耶穌基督的主權。」
〈巴門神學宣言〉不是一個政治宣言，但它不迴避「敏感」的政治問題。宣信會沒有計劃開展抵抗納粹主義的政治運動，它主要是反擊「日爾曼基督徒」運動中的異端邪說對基督教的曲解，「宣信會決定不將自身定位為一個敵對教會，而僅僅作為一個團體去保護正統的基督教信仰」。[20]但是，該宣言撼動了納粹的一元化統治，挫敗了希特勒一統教會的野心，成為暴風驟雨中基督徒持守信仰的一盞明燈。
宣言發表之後，納粹大為震怒，逮捕了許多簽署者。僅在一九三五年，因為公開拒絕種族主義的世界觀，便有七百多名牧師被捕。宣言發表之後，許多教會和基督徒認識到，他們不僅要為捍衛信仰自由而戰，還應當在一切與良心和人權有關的事務上發言和行動。沉默和逃避的態度，既是因為人的怯懦，更是因為神學上的偏差。如果完整領悟了《聖經》真理，必定會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
潘霍華更是邁出從認信到抵抗的關鍵一步。對他來說，僅有口頭上的認信，不論多麼勇於表達，到頭來還是免不了要背負殺人共犯這個罪名。潘霍華投身抵抗運動，參與了推翻希特勒的未遂政變，並為此付出了生命代價。在生命最後時刻宣稱，他堅信「公民的勇氣」來自上帝：「公民勇氣只能從自由人的自由責任感當中成長起來。只是在現在，我們德國人才開始發現自由的責任感的意義。它所依靠的是這麼一個上帝。這個上帝要求以勇敢的行為作為信仰的自由回應。」[21]他在《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人們無法用傳統的倫理、規範和原則打敗納粹的邪惡，唯獨上帝能夠戰勝它。希特勒已經把人類的現實處境逼上不歸路：邪惡已經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並脫下面具。邪惡已經超過人們的能力範圍，人們全都受到它的玷污，而且無法逃避被它玷污。那麼，解決之道就是遵從上帝的旨意，積極、勇敢又喜樂地奉行上帝的旨意。離開耶穌基督我們就無法分別是非對錯，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必須仰望祂，只有藉著祂才能夠給深不見底的邪惡世界致命一擊。這是一種絕不妥協的基督中心主義。[22]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尼穆勒牧師因公開反抗納粹而被捕。此前一個星期，他曾在達倫姆一向是坐無虛席的教堂裡向會眾講道，這次講道成為他在第三帝國的最後一次講道。好像他已預感到將要發生的變故似的，他說：「我們和古代的使徒一樣，不願意在上帝要我們說話的時候，聽從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我們必須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23]此後他輾轉於多家監獄和集中營之中，直到七年後被盟軍解救。尼穆勒的志同道合者屈指可數，但這先知式的宣告，成為戰後德國教會復興的種籽。他們人數雖少，但像鹽一樣，以讓自我消失的方式改變了整杯水的味道。
戰後，許多人迷惑不解的是：上帝為何允許大屠殺發生？上帝為何不出手懲惡揚善、改變歷史進程？神學家漢斯·約納斯解釋說：「人們可能期待著，善良的上帝有時打破最大的抑制其權力的規則本身，並且以解救的奇蹟來進行干預。可是，解救的奇蹟並沒有發生。上帝對奧斯威辛憤怒的年代裡一直保持沉默。所發生的奇蹟來自人類自己：來自那些為了拯救以色列人的義人的行動，即，只要不出意外，隨時與以色列人共命運、不怕做最後犧牲的民族中那個別的、往往默默無名的義人的行動。」[24]上帝給予人以自由意志，有人作惡，亦有人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因著這群為真理獻身的基督徒的存在，即使在最黑暗的夜半時刻，即使在焚屍爐的煙火之中，人類的自由、尊嚴和權利仍未全部崩解，人類社會仍未淪為萬劫不復的「動物莊園」。
法格勒介紹說，二戰結束之後，德國和德國教會都面臨重建問題。重建不僅需要資金和技術，更需要精神資源。那些服從甚至配合納粹政權的教會，即「日爾曼教會」，自然遭到民眾唾棄，那兩千名曾簽署申明支持納粹的牧師均名聲掃地。不是每一個人都受到法律制裁，但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能繼續從事神職工作。反之，那些參與簽署〈巴門宣言〉的教會，每個禮拜日都會湧進成千上萬信徒參加禮拜。那些堅守信仰的教會，在大逼迫的日子裡經受了風吹雨打，當雨過天晴之後，便成為民眾精神生活的中心。
他們假裝是自由的：東德時期在夾縫中掙扎的教會
二戰結束、第三帝國消亡，但德國教會的苦難遠遠沒有結束。
兩個分裂的德國，正好位於冷戰最前沿。東德統一社會黨為鞏固並擴展其權力，像納粹一樣將魔爪伸向教會。經歷了納粹二十年血腥統治之後，尚未恢復元氣的東德地區的教會，再度遭遇一場劫難。東德教會在官方的壓迫之下，四十年間不斷地失去信徒，版圖日漸收縮。東德政權成立時，東德地區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當東德瓦解時，信徒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麼，東德時代教會和基督徒的光景怎樣呢？法格勒介紹說，在新教各宗派中，路德宗比較強大，遂成為東德當局的眼中釘。
東德政府將消滅基督教當作一種潛在的政治目標，在幾十年的統治中，集中各方面政府資源以達成此目標。東德政府沒有像納粹那樣發起針對教會的大規模迫害運動，通常使用隱蔽的方式，此種無形的壓迫更有效果。黨和國家政權，尤其是國家安全部，幾乎控制著全部輿論和公共生活以及直接涉及私人領域的教會活動。東德當局讓神職人員在社會上得不到應有之承認和尊敬，讓基督徒成為「隱形的人」，甚至是受歧視的人。
東德共產黨像納粹一樣，企圖取代教會在公共領域的作用，在教會外創造和發展出一套模仿教會的平行制度。無論是納粹還是東德政權，以及中共政權，所有極權主義政權都以教會為敵，這是因為基督教堅持人皆有良心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是獨裁者對民眾實施催眠的最大障礙。「第三帝國的新大廈就以恐怖主義對良心的迫害而開始，這種迫害通過無數的管道浸沒了、或者是輕輕地而不斷地滲透進全民族每一個人的生活裡面去。在它那裡，我們看到了第三帝國最強有力和最惡毒的手段及其自己的原罪。」[25]極權主義者靠暴力、更靠思想征服人民，通過「槍桿子」和「筆桿子」，讓民眾放棄良心的自由，甚至讓民眾幫助統治當局迫害「國家的敵人」。
我接著問法格勒：「那麼，東德時代的教會如何應對當局的逼迫？」
法格勒回答：「當時，東德教會的態度大致分為兩派。多數派的觀點是恒久忍耐，如同當年的先知摩西一樣，他們認為這是上帝給德國教會的試煉，這是德國教會在納粹時代的背叛和屈服所遭致的懲罰。當年摩西帶領以色列人曠野中跋涉，而現在東德的教會也在一種類似於『沙漠』的環境中存在。他們認為，教會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他們要竭盡所能在東德無神論的大環境下存在。而少數派則主張公開、堅決地對抗當局的宗教政策，要像先知耶利米那樣對人民說出真相來。這真相就是，如今我們如同一個流亡的民族一樣，這個國家不是我們的國家。在後者當中有少數比較極端的例子，比如有一位牧師以自焚來抗議共產黨的暴政。」
在東德，一名神職人員如果選擇不服從的道路，其遭遇可想而知。比如，艾格特主教拒絕與當局合作，受到無情打擊。祕密警察們全天二十四小時監控和跟蹤他，讓他長期生活在沒有隱私、沒有自由的痛苦中。警察派女人去勾引他，並用匿名信散佈謠言說他雞姦男童，還指使醫生用抑制精神的藥品破壞他的健康。
即便如此，東德教會內一些有勇氣的牧師認為，教會應當成為受迫害者的避難所，給遭受不公的人們以禱告和禮拜的空間。他們冒著風險與西德教會合作，籌集到資金，花錢從政府那裡贖出被關押的信徒。
與中共組建的「三自」偽教會系統（中共對其他幾大「合法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亦如法炮製）相比，在東德，因為基督教傳統深厚，東德當局不可能推倒、拋開原來的教會，從頭建立一個新的官方教會體系，它只能逐漸滲透、蠶食原有的教會，並迫使其接受「社會主義教會」的定義。在東德時代長期擔任東德新教教會救濟會心理治療診所首席醫師的心理學家漢斯-約阿希姆·馬茨指出，數十年來，教會一直是東德境內唯一有組織的反對派力量，教會為不同的思想和表達方式保留了自由空間，而且不斷有勇敢的宗教領袖站出來反對國家專制獨裁、揭露社會體系內的扭曲之處。但是，在另一方面，教會內部也存在一個影響巨大的妥協派，主張與政府合作，甚至幫助政府壓制不斷增長的騷動和反抗，成為造成東德民眾「情感堵塞」的力量之一。[26]
在一九七一年的東德全國教會代表大會上，教會領袖接受政府的命令，將自身嚴格定義為「社會主義教會」。教會高層向官方靠攏的態勢的高潮，出現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教會聯盟的大主教阿爾伯特·舍恩荷爾與東德獨裁者何內克之間進行了公開對話，談話被視為兩個公共機構之間的相互絲毫及諒解。由此，教會認為其身份得到政府的肯定，作為回報，也異常友善地讚揚了何內克身上體現出來的「專業水平」與「人情味」。[27]與此同時，數以百計的民眾在試圖穿越柏林牆、奔赴自由時，遭到東德邊防軍士兵槍殺，槍殺的命令是何內克親自下達的，他並沒有一點點「人情味」。
德國總理梅克爾的父親霍斯特·卡斯納就「社會主義教會」的高階神職人員之一。當時，東德當局賜予教會管理層出國旅行的優先權，在普通大眾被嚴禁出境時，宗教領袖卻擁有去西方國家旅行度假的特權。多年來在教會內部工作、對教會權力運作洞若觀火的漢斯-約阿希姆·馬茨認為，「教會領袖反而能夠享有此種出國度假的特權，不啻為其投機取巧人格的一種明證。」[28]
卡斯納利用其資源和特權，早在一九七○年代就獨自到羅馬和倫敦旅行。而且，他還能為女兒爭取到去西方和蘇聯旅行的機會。他為女兒營造了一個在精神和物質上都相當舒適的環境，在學業和事業上一路順遂的梅克爾並不覺得其在東德政權下的前半生有多麼痛苦和壓抑，她曾對攝影家克爾伯爾說：「我不曾覺得民主德國是我的故鄉，但一直利用民主德國提供的遊戲空間。」另一方面，作為官方教會牧師的女兒，她既享有部分特權，也並不為政權所完全信任，在每間屋子都可能存在告密者的社會裡度過生命的前三十六年，養成了很好的掩飾或控制情緒的能力。[29]這段經歷也影響到梅克爾對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的看法，她對共產黨有負面的看法但相當溫和——她也以自己的經歷去猜想中共政權的治理模式，結果犯了大錯。
東德政權致力於將東德教會塑造成一扇櫥窗，更何況這扇櫥窗能夠帶來滾滾財源——由於東德教會的經濟狀況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便懇求西德提供援助與補貼。當年西德流入東德教會的資金至少有二十五億至四十億馬克，也成為東德政府的一宗重要外匯收入。然而，這筆名為「兄弟援助計畫」的、看似兄弟情深的金錢，卻是有毒的，是好心辦壞事的典型案例——東德教會在經濟上對西德的依賴日益加深。這不僅掩蓋了新教教會真實的經濟狀況，也導致教會失去努力改善自己現狀的動力。教會在經濟上失去了獨立性，也形成了小範圍內的特權腐化。[30]
經過戰後四十多年的發展，東西德的社會和教會都大不相同了。法格勒指出，在分裂時期，東西兩個德國教會的狀況有明顯差異。東德教會處於受迫害者的位置，為生存而掙扎，較多思考政教關係問題。而西德教會受憲法保護，不存在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面對的是後現代社會世俗化的衝擊，教會如何用古老而永恆的真理應對時代的挑戰，是西德教會思考的重點。
一九八○年代中期，東德的統治出現了裂隙，越來越多人去教堂參加禮拜和禱告會。教會成為追求真理的人們的聚集地，對異議人士也有保護功能。在一般情況下，警察不敢衝進教堂去抓人，當局只能派遣便衣警察混進教會搜集情報。在歷史轉型時期，教會發揮了重要作用，創造了和平演變的奇蹟。許多異議人士是虔誠的基督徒，後來成了國會議員和內閣部長。
法格勒也不無遺憾地指出，一九八九年之後，原東德地區享有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法律的保障並沒有使得信徒人數上升。近二十年來，基督徒的比例仍只有百分之二十左右。許多荒廢的教堂得以修復，但人的心靈的修復、重建基督教信仰，是一項困難的工作。共產主義宣傳和教育的影響並未全部消失，價值秩序已被摧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復。可喜的是，在前東德的一些地區，湧現出了一批生機勃勃的教會和團契。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上帝給予信仰者和教會的擔子，不會超過人所能承受的；但上帝正是通過血與火的試煉，讓人們分辨清楚誰是麥子、誰是稗子。德國教會的光榮與夢想、失敗與恥辱、眼淚與血泊，不僅是其自身的財富，更是全世界教會共有的經驗與教訓——對於中國基督徒和教會來說，尤其如此。
二○○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初稿
二○○九年三月十日完稿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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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威塞爾：《一個猶太人在今天》，頁24。 [20] 布魯斯·雪萊：《基督教會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480。 [21] 潘霍華：《獄中書簡》，（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頁6。 [22] 艾瑞克·梅塔薩斯：《潘霍華：牧師、殉道者、先知、諜報員》，（台北）道聲出版社，2013年版，頁583-586。 [23] 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上），頁276。 [24] 漢斯·約納斯：《奧斯威辛之後的上帝觀念》，（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頁31-32。 [25] 梅尼克：《德國的浩劫》，頁125-126。 [26] 漢斯-約阿希姆·馬茨：《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頁40。 [27] 漢斯-約阿希姆·馬茨：《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頁41。 [28] 漢斯-約阿希姆·馬茨：《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頁42。 [29] 哥爾特·朗古特《默克爾傳》，（北京）金城出版社，2005年1，頁23。 [30] 漢斯-約阿希姆·馬茨：《情感堵塞：民主德國的心理轉型》，頁4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