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如果有哪个十六世纪的政体可以与希腊城邦相提并论（甚至比之更优异），那么非日内瓦莫属。[1]当代政治哲学家论及共和传统，言必称希腊，却很少有人探讨希腊城邦的缺陷以及希腊共和制崩溃的原因。[2]拉塞尔·柯克认为，雅典乃至希腊的政治失败，原因在于宗教的缺陷。希腊外表上美仑美奂的宗教，并未为希腊人提供一个连贯的道德秩序。雅典因此未能在其体制内成功建构一套公义的秩序。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共和国和共和制极为罕见。波兰和立陶宛等地零星、短暂地出现过共和制的火花，但很快就被君主专制掐灭了。一五〇〇年前后，任何着眼于未来趋势的欧洲人都无疑支持君主制，而非任何其他政府体系。大部分观察家认为，基督教的共和国是一个矛盾，或者至少是实验的杂交品，其存在并不可靠。然而，日内瓦共和国存活了，并以一种混合状态繁荣了将近两个半世纪。她于一五三六年彻底独立，直到一七九八年拿破仑以强力征服这个“最小共和国”（Parvulissime）。[3]在两百五十年里，共和制在日内瓦运行无碍；相比之下，雅典共和的全盛时期只持续了数十年。
在西方，“共和制”起源自拉丁语“res publica”，意为“人民的公共事务”。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将希腊文词汇译为拉丁语“res publica”，在文艺复兴时代此拉丁文单字被译为英语“republic”。“共和”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人民不是君主或最高统治者的所有物或附属品；第二，有某种有实际效力的法律限制政府权力，并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力；第三，人民普遍认知国家事务为公共事务。近代以来，重要的共和国首先诞生在新教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是日内瓦、尼德兰和美国（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亦带有某些共和制的特征）。
与“民主”相比，典范的现代“共和”还必须具有一个重要特征：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不仅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立法机构也采取两院制，以此保障少数派的权益不受“多数暴政”侵害。
当代西方主流学界在讨论共和主义时，从古典共和主义到当代共和主义一路梳理下来，论及古希腊城邦、罗马共和国的混合政体、马基雅维利的平民共和国、孟德斯鸠的商业共和国、麦迪逊的扩展共和国等“共和主义制度探索层面的历史性界标”，偏偏刻意跳过或略过日内瓦的城邦共和国实践。[4]自由派主导的学界不愿意承认加尔文神学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贡献，不惜用成见抹煞事实。
然而，西班牙政治家、天主教学者卡斯特拉亦承认：
共和制运动需要一个比路德宗更严谨的道德体系，那就是加尔文体系；还需要一个比德国教会更为民主的教会形式，那就是日内瓦教会。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与圣经中描述的原始社会一脉相承。这是少数基督徒带来的严谨的神学产物，无论尼德兰还是瑞士，在他们逃亡所到的灰糜的城市里，加尔文一直“阴魂不散”……其精华沉淀下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尊贵、最高尚也最富于启发性的文化遗产。[5]
加尔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如默西埃所论，“现代民主制的基础是人民主权的原则，而这对于加尔文来说是完全不相关的”。[6]这正是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的重大分野。加尔文对民主充满疑惧，因为他对人性完全不信任。不同的“人性观”导向不同的“制度论”：启蒙运动者相信人性本善，因此相信民主是人自己发明的“最优”的制度；宗教改革者则相信人性本“罪”，且“全然败坏”，在他们看来，民主只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
加尔文经历过日内瓦社会和教会的动荡岁月，也曾被议会用投票表决的、看似民主的方式“永久驱逐”（幸亏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被人们投票判决死刑），他对民粹主义和暴民专政充满疑惧——多数票并不意味着必然公正与正义。有人批评加尔文迷恋中世纪的贵族制，批评者并不理解加尔文真实的主张是具有菁英或贤人色彩的代议制。代议制的核心在于，“权力只有符合真理、理性和正义才是正当的”；同时，“权力通过使自己得到它所行使对象的自由意志的认可来证明其正当性”。[7]对加尔文而言，共和高于民主——共和主义将单个的人民和整体的人民视为“委托人”，而国家是“受托人”，人民委托国家实施一种非专制的统治。
加尔文确实只对一种“贵族制，或者一种混合了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政体，在那里自由被适当地约束所调节”的政体表示赞赏。贵族制需要民主制来补充，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阐释古代以色列政体的优越性时指出，上帝赋予犹太人选举士师和官员的自由，“这确实是一件极为宝贵的赠礼”，由此，犹太人的生活状况“比他们所有的邻人们都要幸福和优越，那些地方有国王和君主，却没有自由”。另一方面，在加尔文神学中，对秩序的强调始终是重中之重。美国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指出，加尔文主义的“天职系统”构成了“一个根据职位和义务而明确界定的社会等级制度，而这只不过是支撑宇宙的神圣原则的世俗对应物而已”。[8]没有秩序，自由根本无从谈起。
在“绝对民主”的狂热支持者看来，加尔文对贵族制和菁英制的欣赏，以及由此对共和制的赞同，是中世纪思想的残留物，是一种不够“进步”的旧观念。然而，民主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直接民主有可能是一种非常糟糕的政治模式，它很可能导致某种专制独裁的极端形式：多数人暴政（从法国大革命到苏俄十月革命，从靠选票上台的希特勒到发动“文革”的毛泽东，都以民主、大民主、绝对民主等辞藻推行暴政）。民主是令人期待的和必不可少的，但并非“好政府”的最高目标。加尔文对民主的质疑有助于破除当下全球范围内“政治正确”的“民主神话”和“民主崇拜”。
加尔文时代的日内瓦，居民分为三大类，各自享有不同权利并承担不同义务。第一类是“公民”，指出生继而受洗于日内瓦，且父母是日内瓦公民的人，他们享有全部的公民权。最高行政当局、二十五人组成的“小议会”成员，必须是公民且由公民选举产生。第二类是“自由民”，是在日内瓦城之外出生的人，有资格参与集会并被选举为政府官员，亦可入选六十人议会和两百人议会，但没有资格入选“小议会”。第三类是“居民”，拥有合法的外地居留者身份，但没有选举权，不允许携带武器，亦不可担任公职，惟一的例外是可以成为牧师（加尔文本人长期保持“居民”身份，晚年才成为“自由民”）。
日内瓦的混合政体，符合加尔文神学的要旨，它就像一棵生长多年的大树，加尔文不是种植者，而是修剪者。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共和国，由规模频繁减少的、金字塔式的委员会统治，日常事务由四位市政官处理。四名市政官从“小议会”中产生。二百人的“大议会”是立法机关，其成员由“小议会”任命，而非由民众选举产生。在二十五人的“小议会”与二百人的“大议会”之间，还有一个六十人议会，它为非常设机构，其作用是调和行政与立法机关的矛盾。由此，日内瓦形成一个“同心圆”体系：二十五人加上必要的三十五人成为六十人，六十人加入一百四十人而成为两百人。
除此之外，日内瓦还有市民大会，该会议每年召开两次，从“小议会”提供的名单中选举行政长官和法官。市民大会的出席者是一千五百名二十五嵗以上的男性成员，可以制定新法、选举公共官员，有必要时投票通过征税法案。
日内瓦建构了一种精密的共和制（“间接民主制”），三权分立的雏形隐然可见。
共和制不是凭空诞生的，它需要高素质的公民群体来实现。加尔文认为，公民不仅是政治身份，更是素质上的要求，如果民众不具备公民素质，共和制度无法持续、稳定与巩固。幸运的是，在日内瓦这个年轻的城邦共和国，并不存在后来大部分民主或独裁政府难以避免的“分肥制度”，那些在日内瓦竞选公职的人，在获得职位之前就拥有可观的、可供自由支配的财富。尽管研究旧制度的人会觉得难以置信，但日内瓦的晋升体系就是如此——公民将财产留给共和国的证据比他们从共和国榨取私人财富的证据更多。[9]日内瓦不需要“反腐败”运动，也无需设立“廉政公署”之类的反贪机构。
在日内瓦，几乎所有公民都是加尔文宗信徒，他们构成共和制度的坚实基础。加尔文倡导培养公民的优秀品格，这与古典共和主义所推崇的政治德行、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是一致的。加尔文的这场改革从人心的改革开始：
一个得赎的人，在他生活的所有一切事情上、所有一切选择中都被一种明察秋毫的、最激励人心的对上帝的敬畏所控制，因为他的良心永远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眼中。这就是历史上的加尔文主义者。[10]
未来任何国家和民族要效仿日内瓦的共和制度，必须先拥有高素质的公民群体——中国人很羡慕新加坡，但新加坡不是日内瓦，而是日内瓦的反面：新加坡没有公民，只有幼稚园中的孩童；新加坡没有共和制度，只有家族独裁；新加坡从前宗主国英国那里学到自由贸易，却没有学到宪政主义。中国应当谦卑学习的，不是新加坡，而是日内瓦。
[1]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加尔文：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页110。
[2] 在文革的迫害中坚持独立思想的中国政治学家顾准，被后人誉为思想先知。顾准高度推崇希腊城邦的政治传统，却未深入论及日内瓦的共和实践及其背后的加尔文神学。
[3] 琳达·科克：《日内瓦的共和主义》，见戴维·伍顿主编：《共和主义、自由与商业社会》，页254。
[4] 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页12。
[5] 约翰·艾兹摩尔：《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开国先父的信仰和选择》，页4-5。
[6] 拉尔夫·Ｃ·汉考克（Ralph C.Hancock）：《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页97。
[7] 弗朗索瓦·基佐（Francois F Guizot）：《欧洲代议制政府的起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312。
[8] 拉尔夫·Ｃ·汉考克：《加尔文与现代政治的基础》，页92-93。
[9] 琳达·科克：《日内瓦的共和主义》，见戴维·伍顿主编：《共和主义、自由与商业社会》，页256。
[10] 亚伯拉罕·凯波尔：《加尔文主义讲座》，见茜亚·凡赫尔斯玛《加尔文传》，页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