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马库色：学生造反之父
战后，大部分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都回到德国，马库色却留下来。美国左派哲学家威廉·麦克布莱德评价说：“对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怀有进步思想的美国知识分子，赫伯特·马库色的思想绝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这些人的世界中居于核心地位。”《纽约时报》将马库色称为“在世的最重要的哲学家”。有趣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在美国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大都不是美国人：尚-保罗·沙特、卡缪、法农、赖希，当然还有马库色。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年轻学子们不见得读过或读得懂沙特的《存在与虚无》或马库色的《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但这些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在造反运动中褶褶生辉。1马库色的作品是以德国的传统辩证法写就，他直率地承认，许多谈论他的年轻造反者其实从未阅读过他的著作。墨西哥学生运动的领袖路易斯·冈萨雷斯·奥尔巴（Luis Gonzalez Alba）说，只因为总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Gustav Diaz Ordaz）谴责墨西哥的学运受到马库色等“具有破坏性的哲学家们”的影响，她才开始阅读马库色的著作，“我翻开《单向度的人》，最多只读了五页。《爱欲与文明》简直无聊之极”。2
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君，结合沙特等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催生出一九六八年的学生造反运动及社会动荡。他们的学生追随新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路线，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采取暴力和恐怖手段（巴德尔-迈因霍夫小组和红军分子——RAF）。库尔特·松特海默尔（Kurt Sontheimer）在《知识分子的苦难》中谴责这些左翼极端分子破坏共和国的根基，也即民主的基本价值观。3然而，他们的破坏性都不如马库色那么大：马库色以美国公民的身份游走于美国和欧洲之间，是同时对大西洋两岸的左派运动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初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之一。4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作者、英国学者大卫·麦克莱伦说过：“赫伯特·马库色是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也是其中唯一没有放弃自己早年革命观点的创始成员。”实际上，马库色是一名最“善变”的学者。在一九三二年正式加入社会研究所之前，他曾试图构建“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三、四十年代，他成了“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十年代，他又变成“佛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六十年代，因为分析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他成了“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马库色具有强烈的乌托邦情怀。在题为《乌托邦的终结》的讲演中，他自认是“一个绝对不可救药的感伤的浪漫主义者”。他在回答法国右派思想家雷蒙·阿隆的质疑时说，“你可以称我为一个乌托邦的人”。法兰克福学派另一重镇、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马库色本质上是异化知识分子的一个例子，他将个人的绝望情绪表达为一种激进主义理论，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天真、聪明的白日梦，具有非理性、非现实的特征，并且缺乏对生活的爱。波兰裔诗人、学者米沃什则将其归入俄罗斯虚无主义者行列：“与俄罗斯虚无主义者一样，他们对一场普遍的火灾的渴望是自生自灭的链条中的最后一环。他们还记得俄罗斯虚无主义者将自己排除在人民大众之外，他们认为人民大众是愚昧无知的，因此是一种负担。”
马库色在一九六四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对一九六零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产生深远影响——该书谴责了技术社会肤浅和服从的本质，在精心建构的德国哲学体系中注入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詹姆斯·迪兰式的反叛和六十年代的学生革命者的激情。5
如果说阿多尔诺坚持“不介入”或者说“思想地介入”社会现实，那么马库色则试图“积极介入”或者说“政治地介入”社会现实，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的西方学生运动狂潮中，他频繁往来于美国与欧洲之间，引导青年学生“大拒绝”，这是他吸引人的观念之一——所谓“大拒绝”，即拒绝所有西方基本价值观，主张性解放、女权主义和黑人革命的正当性，革命的主力是“大学生、贫民窟黑人、被边缘化者、反社交者”。对于种族冲突，马库色写道，“男性白人是有罪的，黑人是最自然的反叛力量”。多年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掌门人哈贝马斯终于意识到必须“告别革命”，提出“和解”与“对话”的理念。
当马库色嗅到革命的气味时，立即发表《压抑性容忍》一文，猛烈抨击美国政府“针对反抗人士的暴力行径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帝国主义霸权”，这与新左派的立场不谋而合。他通过该文向学生运动抛出橄榄枝——他在题词中声明，这是献给布兰戴斯大学学生的战斗檄文，“是对在政治上已经很活跃的学生的某种声援”。
一九六五年，布兰戴斯大学拒绝与马库色续约，他随后转投左派重镇加州大学，在其圣地亚哥分校任教，直至退休。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明智的：这些具有左派传统的学校逐渐在运动中发展为新左派大本营。整个加州一度变得比纽约还要左倾。
一九六六年三月，马库色出席在洛杉矶分校举行的时事座谈会，发表题为《美国对越政策的内在逻辑》的讲话。他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真实逻辑是“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镇压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此维护既有不平等统治秩序并从中谋利”。他声称诸如美国政府宣扬的“我们为自由而战”等口号无异于《一九八四》中极权政府的宣传伎俩，其实质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语言”——若奥威尔知道其反共著作被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如此误用，一定愤而批其面颊。这些犀利言辞引发在场学生的热烈反响。
同年十二月，马库色参加圣地牙哥分校举办的“美国公民自由联合大会”，会上做了题为《公民的不服从》的发言。他的“公民不服从”与这一概念发明者梭罗的愿意迥异：梭罗坚持非暴力，马库色则不排斥暴力。马库色的论述成为后来政治哲学讨论的焦点，也成为新左派一系列反政府激进（乃至暴力）行动的理论依据。
一九六八年，七十岁的马库色表面上看上却是个头发花白的、颇有长者之风的老人，宠爱自己的铁灰色小猫，自得其乐地观赏动物园里的河马。6但可不要小看了这个文质彬彬的老者：他的每一个称号背后都充满了暴力与杀戮——“学生运动的导师”、“新左派之父”及“三M”之一（另两个“M”指的是马克思和毛泽东，他们的英文名字均以M打头。一九六七年，罗马大学学生游行示威时，在旗帜上打出了“Marx, Marcuse, Mao”）。
一九六八年五月，法国爆发五月风暴。马库色正身处巴黎，亲自感受了这场运动的威力。回美国后，他在圣地亚哥分校发表讲话，将这次运动定调为一次“自发的大规模行动”而非“革命”。他认为，法国的事件对于美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即它促成学生运动与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法国的学生敢于走出教室和校园，走进工厂，争取工人的支持。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马库色出席美国激进左派报刊《卫报》发行二十周年纪念会，发表题为《关于新左派》的讲话。他提出当下新左派运动的任务是“启蒙、教育、发展政治意识”。为达成此目的，应结合以下革命策略：第一，在夺取政权方面，采用“政治游击战”把集权系统打散；第二，重新认识“工人阶级”的概念，注重新形势下正在形成的“新工人阶级”及其作用；第三，新左派学生和知识分子需要让语言和行动冲破传统学术话语的界地，为革命意识的传播打好基础。
然而，随着新左派的内部分裂，以“气象员”为代表的极端激进派抛弃了马库色“不够革命”的思想。马库色与阿多诺一样被更激进的左派学生抛弃，他所期望的社会革命终究没能转化成事实。
马库色在一九七九年去世时，他像等待戈多那样，一直没有等来革命。但在二零二零年，一场以“黑命贵”为名的“准革命”爆发了，如果马库色还活着，他将成为回答霍克海默一九三零年代那个问题之人：谁将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最新先锋队？他相信这个最新先锋队将是一个由少数派组成的“受害者联盟”：非裔、穷人、女性和同性恋者。
如今，“受害者联盟”及其支持者掌握了媒体和大学，从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而来的一系列族群和性别理论，成为主流社会的主流论述。这种主流论述得到“政治正确”加持，变成像“习近平理论”一样唯我独尊、不得妄议的绝对真理。
一九六五年，马库色发表《压迫性容忍》一书，声称对所有价值和观念的容忍，便意味着对“正确”观念的压迫。正是在此处，他杜撰出“自由化容忍”这个术语，号召容忍一切来自左派的观念，绝不容忍来自右派的观念。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心主题之一便是，除了自己的见解以外概不容忍，这成为当今“政治正确”信奉者的基本特征，借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就是“逻辑非独立于内容”。
法兰克福学派的对立面是奥地利学派，马库色的对立面是米沃什——这是一场米塞斯所说的观念秩序的战斗，这场战斗的双方都是移居美国的流亡者，这绝非巧合。美国本土知识分子对此无动于衷，或许因为承平日久，他们早已失去了对危险的敏感度。
来自波兰的米沃什在外交官任上逃出使馆，向法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然后旅居美国。他在共产党治下生活过，对一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东西深恶痛绝。他晚年看到了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塌，欣喜地评论说：“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无论是革命形式还是进化形式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被击败。……必然性促使产生了一个建立在恐怖基础上的官僚国家，作为一种永恒且不可避免的制度而存在。……老虎只能生下老虎。”米沃什对马库色的批判，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挖到了根子的批判：
马库色尽管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却意味着一次澄清，一个人真的希望自己被那些单纯经营仇恨的反叛者所阅读。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理论毫无兴趣。或对历史也不感兴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少量理论上的方程式，他们就像蚂蚁一样通过触摸对方的触须而获得这种等价物。这些方程式可以简化为：“我们生活在荒诞之中，这种荒诞需要被摧毁。”7
在“经营仇恨”（甚至是制造仇恨）的意义上，马库色、福柯以及在新左派运动中比他们更有影响力的格瓦拉，跟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是同类。正如米沃什所说：“人变成政治化的天使之后，就会燃起针对‘所是’（what is）的最神圣的怒火，人们可能假定，人就会拥有一个审判者或宗教裁判所的臣仆的一切潜质。”米沃什笃信“美国根基”不会被马库色等人摧垮：“美国的民主制度保障其公民有权进行颠覆性宣传，从一开始，它就生活在永恒的危机状态中，迫使自己日复一日地翻转自身。”
“阿尔比恩的种子”能够抵抗日耳曼思想吗？
当阿多诺、马库色等德国思想家的思想危害美国秩序和美国信念之时，同样是德裔移民的列奥·施特劳斯首先发现了德国思想对美国的危险性，并发起反戈一击。这似乎成了德国人之间的一场文化战争。这一事实从反面显示了一个让人忧虑的信号：美国教会乃至美国基督教文化圈居然无法孕育出在政治哲学的高度上抵抗和反击德国思想入侵的学者及学派。这是教会最大的危机。
魏玛共和国的覆灭，是列奥·施特劳斯这一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切肤之痛。未能捍卫魏玛共和国，让他抱憾终身。因此，捍卫给予他庇护的美利坚合众国，成为其不言自明的学术抱负。美国并非完全脱离被颠覆的危险。施特劳斯指出，如果任由德国思想的侵蚀，华盛顿面临着变成魏玛的威胁：
一个国家倘若在战场上被打败了，作为政治体遭受了猛烈的打击，它就通过给征服者们套上它自身的思想羁绊，而剥夺了征服者们最崇高的胜利果实。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无论美国人民的真实思想是什么样的，美国的社会科学却是确定地采取了在一代人之前还可以合情合理地说成是德国思想特征的那种对于自然权利的态度。8
昔日，蒙古人和满洲人轻易征服中土，却很快被儒家文化同化，最后他们的帝国消失在历史洪流之中。在战场上击败德国的美国，会不会重蹈此一覆辙呢？
在《城邦与人》的导论中，列奥·施特劳斯指出，西方的危机在于丧失了信念，即“西方的决心已经动摇”。这种信念的丧失有两个根源，都来自于西方内部。第一个根源是多元主义：坚信有多种文化，其中每种文化从法律上都要受到与其他文化平等的对待。西方文化也不外乎是多种文化中的一种。这背后是普世包容和尊重所有文化的现代科学的基本原则。第二个根源来自于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是对西方的完善，而是西方的对立面。共产主义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一直是西方的敌人，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胜利，实际上意味着原初的西方自然科学的胜利，但同时也肯定是东方专制的最极端方式的胜利。”9
列奥·施特劳斯发现，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原则与马基雅维利学说明确相左，这在世界范围内堪称绝无仅有。马基雅维利认为，所有的国家的源头都是僭主暴政，但是，施特劳斯指出，“美国的独立，是伴随着对于政府原则与实践实行革命性变革而发生的”。美国立足的基石，在于自由与正义。“今天，以一种道德伦理为基础，以一个普遍和平的制度为基础，以及以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为基础的政体，正在从西方向东方席卷，其汹涌磅礴，势不可挡，甚于剑与火的政体从东方向西方蔓延。”此一判断，远未过时。尽管今天自由已非美国所专有，美国仍是自由的堡垒。这就是施特劳斯版本的“美国例外论”。10
多元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来自于德国，它们早已通过形形色色的变形进入美国，并非始于二战之后。施特劳斯首先标榜自己是爱国的（这个“国”当然是美利坚合众国），然后要从德国历史主义、相对论的腐蚀中恢复美国的自然正当传统。他敏锐地发现，德国历史主义在美国的特殊实体是杜威的进步主义。进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人在十九世纪末以来“政治正确”的趋向，但它不足以抗衡苏联的意识形态。战后西方成功的关键以及西方在冷战中取胜的关键，乃是“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坚不可摧。不过，施特劳斯对“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追溯，到洛克那里就止步，他对宗教改革和加尔文主义不着一字，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伯克、韦伯和托克维尔那么深刻。连左派学者都发现了此一破口：施特劳斯回应多元文化的“相对主义”和欧陆理论的“虚无主义”的一大法宝是“高等的善”，号召社会精英去保护它，但是他认为神学政治的原则并不一定能够缔造这个“善”——与美国右翼的基要主义的基督教成分相反，施特劳斯的新保守主义可以正确地承担上帝之死，只要作为“本质”的自然公平还存在。11
紧接着论述德国思想危害的，是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艾伦·布鲁姆。一般认为，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之通俗版或续篇。布鲁姆认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精神危机。美国精神向相对主义及中性价值转变，这种转变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导致美国思想发生可悲变化的主要罪魁是“德国背景”。
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师徒俩不是“唯二”指出此一秘密的人，法国思想家朱利安·班达也将法国知识分子的背叛和相对主义的普遍信仰归结为德国思想的影响，“法国作家对古典文化的兴趣淡然符合德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黑格尔和尼采的天才发现。他们缺乏严格的古典训练，因而无法筑起抗拒古典的堤坝”。正是因为德意志价值观的胜利以及希腊思想的破产，使得今天知识分子施展政治激情，触及到激情的一切方面：行动倾向、渴望立即回报、只关心目标、蔑视论据、爱走极端、仇恨异己和僵化的观念。最后结果只能是：“全人类就会团结成一只庞大的军队、一个巨大的工厂，它只知道有英雄主义、训练和发明，谴责一切自由的和脱俗的行动，不再把善置于现实世界之上，只为自己和自己的意愿，心中决无上帝。”12
思想之战比硝烟弥漫的战场更为激烈。布鲁姆发现，在盟国攻打纳粹时，德国思想占领了整个西方，而不仅仅是美国。美国精神的封闭，最重要标志是大学向大众卑躬屈膝、虚荣和缺乏信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大学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德国大学一样，正在经历着理性探索结构瓦解的过程，它们失去了对大学崇高使命的信念，屈从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生群氓。……大学放弃了研究或讲解价值的权利——对它所讲解的价值的自觉意识发生了动摇，把价值观的决定权交给了民众、时代精神和诸如此类的东西。13
当美国军队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在诺曼底登陆时，美国国内也经历了决定命运的“进攻发起日”。德国文化的入侵导致战后美国哲学思想的大变化。布鲁姆认为，二战对思想领域产生的后果更加不幸，因为战场并不是进行战斗的唯一场所。这也是一场文化战争。二战后，不仅战败的德国经历了再教育工程，胜利的美国也接受了再教育。美国深深受到德国思维习惯的影响。在对希腊、罗马、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理解上，美国人与当年的法国人一样，完全依赖于德国的指导与传授。德国对美国的入侵影响到古典学、神学以及政治思想、道德思想、哲学和心理学——也许受其影响最深的是社会学。14毫不让人吃惊，社会学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门类中最左的一门学科。
布鲁姆指出，美国一直都是一潭死水，只充当消费者角色，完全依靠欧洲知识传统来确立自己的特点——他说的是欧洲，实际上针对的是德国。他警告说，在这个“世界历史上的美国时刻”，需要美国与欧洲思想源流划清界限，尤其是要抵制德国传统。15他希望美国精神与不朽的希腊罗马思想重新结合，警告美国人不要继续在德国的影响下发展，因为德国思想显然是对任何关于善与恶的严肃思考的终结。
布鲁姆跟他的老师施特劳斯一样，未能对美国的身份传统做出更加清晰的梳理和论述：在第一批清教徒踏上马萨诸塞时一直延续至今的，是美国历史学家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所说的“阿尔比恩的种子”——“阿尔比恩”是古希腊语中的大不列颠岛。费舍尔认为，来自英国不同地域的移民构成美国这个自愿社会的文化基因和决定性因素。由此，他提出修正的“起源论”，强调英国作为美国文化根源的重要性。在两百多年中，这个社会顽强地维持着民主政治，经济上保持资本主义，法律上奉行自由主义，社会里流行个人主义，而文化上则是多元主义——美国文化是在英国文化这“一元”影响下之的、不同地域和民俗意义上的“多元”。16
或许正因为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鲁姆师徒俩对美国传统的认识的薄弱，施特劳斯学派也就缺乏磐石般的根基。到了施特劳斯学派第三代传入福山那里，对德国思想的批判和排斥就断裂了。福山不再把希腊传统或德意志传统看作是与英美自由主义相异的，而试图将这两个历史上彼此对立的传统结合起来。福山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在理论上是软弱与肤浅的，相反的传统对知识分子具有巨大吸引力。福山援用黑格尔这一思想资源，就是要在自由经济（英美式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与自由政治（黑格尔式自由）之间架设桥梁，为英美式的自由民主作黑格尔式的话语包装——后者看似更高贵、更有召唤力，“黑格尔给我们机会去重新阐释近代的自由民主，解释的观点则与霍布斯和洛克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传统完全不同。黑格尔对自由主义的了解，对自由主义的描述也有较高贵的意象，而且是一种更正确的解释，解释全世界的人希望住在民主社会时意何所指。”福山力不从心地调和德意志传统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企图让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传统为论证自由民主的合法性与永恒性服务。然而，一旦福山向德国思想投降，也就意味着他不再笃信美利坚秩序，后来他跑到中南海向中国共产党取经并将“历史的终结”的封印交到中国共产党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德国与美国的文化战争：千万不要饮用这被荼毒的圣杯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对日本宣战，却并未同时对德国宣战（尽管美德关系已恶化，两国舰船在大西洋上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美国主流民意并不主张立即对德开战）。
四天之后，纳粹德国首先向美国宣战，这一决定是希特勒单独作出的。德国媒体评论说：“元首确信，即便日本不参战，他早晚也会向美国宣战。现在，东亚的战争对德国就像是天赐的礼物。”由帝国保安总局编纂的民情通报称：“向美国宣战对德国人民来说并不意外，而是被广泛印证了早已存在的事实。”17
德国与美国的战争被纳粹视为文化战争——与对抗法国和英国的战争不同，因为法英两国的文化虽受到批判，但在根本上是可以被接纳的。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希特勒在“狼穴”中发表的一次长篇大论中，声称他发现“英国人比美国人要可爱一千倍……我对美国的一切都表示最深切的仇恨与排斥。整体上看去，美国是一个半犹太、半黑人的社会”。此前，希特勒很少关注美国议题，全球性的大萧条是他崛起的社会背景，他却从这场发源于美国的大萧条中看到一个“真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全然失败了。热爱歌剧的希特勒炫耀说，德国拥有两百七十家歌剧院，还拥有极其丰富的文化生活，而美国人就像“在装饰华美的猪圈里的猪”。他听说纽约的大都会歌剧院关门了（这是谣传），这表明美国的文化将要走向败落，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迹象。之后，当然会伴随军事与政治的败退。18
美国与德国的敌对状态是暂时的（主要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的文化交流持续了两百多年，长期以来，这种交流几乎是单向度的——也就是说，是德国文化输出美国，而美国文化在二十世纪之前对德国基本毫无影响。被誉为“美国心灵”的梭罗不希望美国文化是英国文化的仿制品，由于真正的美国传统尚未完全建立，要使美国在思想上与写作上不被英国传统束缚，需要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与其他民族的哲学思想与诗歌创作对话，以期确立新的方向。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可以通过德国文化来填补“去英国化”之后的空缺。波士顿的牧师里普利翻译出版了德国诗歌，希望通过接受“真正德国精神”的熏陶，赋予美国文学以新气象。神学家与改良主义者帕克认为，在现代社会，英国天才的光芒在德国人身上闪耀，在英国人那里则失去了光彩——英国诗人雪莱宣称“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虽然未获认可”，只有德国人才拿这句话当真。
阿多诺的弟子、德国思想史家萨弗兰斯基指出：“浪漫主义是德国精神的一个辉煌时代，对其他民族文化具有莫大影响力。”19有些时候，德国对美国的影响非常深远，以至于“被偶像化的德国”开始在美国浮现，连德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德国如此美妙。爱默生曾呐喊：“即使在古老而陈腐的德国，激情昂扬的精神都比这个国家更浓烈——那是一种源自美好自然的活力释放。我们就像是胆小怯懦、腿脚不便的老爷爷、老奶奶，一直沿着公路蹒跚而行，不敢偏离半步。在这一刻，我心中的精神舵手只有两个人：贝多芬和贝蒂娜（德国作家）”。爱默生相信，来自德国的精神粮食已被送到美国，你只能在美国国内找到，离开美国却无处可寻：这与地理无关，只关乎灵魂。20
追随德国浪漫主义的华丽传统，意味着美国知识分子在探寻一种新的政治行为与公民参与的方式，并期望在这种方式中，个人情感与欲望得到自由表达，这正是爱默生和他的新英格兰朋友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所做的事情。但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就有多璀璨，它的政治实践就有多危险。过去一百年来，正是德国思想文化的内在缺陷导致德国创建法治国家努力的失败。最近一次失败就是一九六八年的学生运动，其理论基础是马库色的“压抑与反抗”理论：人性善，社会让他恶。倘若人们清除社会的异化现象，这个真实和自然的善就会显现。然而，苏联东欧集团的选择，不正是以此为理由吗？他们的现状一般地看来并不具有魅力，此外在哪里可以找到另一种体制的选择？萨弗兰斯基的结论充满嘲讽之意：“撇开异域的中国和古巴那加勒比海的社会主义不谈，还没有这样的选择，只存在这种对体制的内在的超越性。”21
一九零零年，从政治、经济方面来说，大不列颠是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在思想世界的主宰仍然是德国，更为确切地说是讲德语的国家。大学是德国在思想王国处于卓越地位的理由之一。从十八世纪起，德国大学在欧洲大陆居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当普鲁士的柏林大学于一八一零年创办之后。从化学到考古学，德国大学都取得了经典性的一流学术地位，更不用说哲学博士这个概念就诞生于德国了。22
在大学教育方面，德国对美国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具有压倒一切的象征意义。美国人对德国大学非常崇敬。在一八五零年以前的几十年里，有超过四分之一美国学生就读于德国一流大学的新教神学院——当时仍属于正统新教神学的德国神学正在经历唯心主义的改造。更保守的美国人，尤其是接受过苏格兰常识哲学支持的正统加尔文主义教育的美国人常常发现他们很难接受德国人的观点。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从德国传入的思想正在改变居于主导地位的加尔文主义传统。23
最致命的一种德国神学思想就是所谓的“高等批判”，它假设圣经充满了历史性和科学性的谬误，而尝试以现代的思想来重新诠释圣经。他们认为科学已经推翻了神迹的可能性，拒绝圣经中有关神迹的描述，包括耶稣道成肉身与死里复活。这种思想迅速在很多神学院造成相当权威的影响，进而在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占据统治地位。24
美国学者亨利·特潘对普鲁士和柏林大学的教育理想怀有一种近乎神秘的崇敬心理。他从普鲁士带回的一条重要经验是，教育改革应该由国家来发动。德国的大学处在德意志各个邦国的有力控制之下，大学虽然被视为崇高的文化理想的象征，但大学受国家利益的限制，大学的发展仰赖于国王的开明。25这种带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一旦引入美国，显然是一种祸害。
美国大学中的研究生院制度也是参考德国的专家培养方案建立起来的。第一所此类研究院的确立，即约翰·霍普金斯研究生院的确立，以及他们为获得德式博士学位而采取的种种激励措施，在美国教育史上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吉尔曼校长打算由此将德国的“科学精神”、“严格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美国学生的知识生活。然而，这种科学主义本身就具有重大缺陷，正如白璧德的追问：“德国人在此时期的巨大失败难道不就在于过分相信思想性的机制与设备吗？”26或者用美国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帕利钦的话来说，德国信奉的那种“知识本身即目的”的原则导致了二十世纪的大屠杀——德国哲学中的这一定义既是简单化的，又是危险的，为了获得精确的“知识”可能导致对见证人施以折磨，或者药物学的操纵。因此，“知识即目的”的原则必须和更大的、更具综合性的一套基本原则结合起来，这些基本原则可归纳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智性美德”。27
英国学者伊冯·谢拉特将德国哲学称为“荼毒的圣杯”——仅从反犹主义的标尺而论，黑格尔、康德、尼采、恩斯特·海克尔一直到海德格尔等德国的大哲学家，几乎全都是反犹主义者，反犹主义遍及德国思想的方方面面，从启蒙主义到浪漫主义，从民族主义到科学精神，“在德国的宝贵遗产下藏着这样一个阴暗面。德国哲学家远非大家认为的那么内心高尚并超越常人，而是给了欧洲文明被荼毒的圣杯”。28正如苹果的腐败过程，一旦出现第一个霉斑，第二个霉斑就会接踵而至，全面败坏和崩塌必然来临。
美国人不是德国人那样的钻研哲学的民族。汉娜·鄂兰说过：“有时候我想知道，是向德国人逐渐灌输政治意识更加困难，还是向美国人传达哪怕是最肤浅的哲学知识更为困难。”这是哲学家的傲慢和德国人的傲慢——汉娜·鄂兰虽入籍美国，但她的思想仍然是德国式的。其实，美国人不需要崇拜和研究缺乏政治常识的德国哲学，美国人只需要阅读埃德蒙·伯克和米塞斯、海耶克，只需要读汉密尔顿、约翰·亚当斯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和托克维尔的《民主在美国》，在那里就可以发现自己的灵魂。
近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回归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虽然他是以自由派的方式理解基督教，期待基督教成为“没有圣父的普世基督教”，教会成为“多元中心的世界教会”；但他毕竟承认：
对于现代性规范的自我理解而言，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先导形态，也不仅仅是一种催化剂。强调平等的普遍主义是自由、团结、自主生活方式和解放、个体的道德良知、人权和民主等观念的源头……这份遗产在历史不断被批判继承，又不断被重新阐释，但其本质一直没有改变。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找到任何以替代它的东西。即便在面对后民族挑战的时候，我们依然还在依靠这份遗产。舍此之外，一切都是后现代诗式的胡言乱语。29
哈贝马斯在回顾“极端罪恶”的二十世纪（对西方而言，罪恶的顶峰是纳粹大屠杀）之时，无比珍惜“恶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上风”的欧陆之外的另一种经验——作为美国人的罗蒂充满自信地将这种经验概括为：“在一个民族所做的一切当中，没有什么能够让一个宪政民族之下的公民恢复尊严。”哈贝马斯坦承，像他这样的欧洲知识分子无法说出这样的话来。
来自德国的流亡者、政治哲学家沃格林认为，英美文明优于日耳曼文明，美国自己家中有珍珠，不必像评论家卡米拉·帕利亚所讽刺的那样“偏离中心的主体”、“吞咽最大块的腐败的奶酪”、“追着德国人的靴子吃灰尘”。30沃格林总结说：“作为一个整体，西方社会是一个深度分层的文明，其中美国和英国的民主代表西方文明传统中最古老、最稳固结合的层次，而日尔曼地区所代表的是则是西方文明中最日益现代的层面。在这种形势下，还有一线希望之光，因为美国和英国的民主在其制度中极其坚强地代表着灵魂的真理，同时也是实存中最强大的势力。但是，要使这丝微光燃烧成为熊熊火焰，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抑制灵知主义的败坏，恢复文明的力量。”美国必须破除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的幻想，完成对德国思想的“超克”，并回归自己的“阿尔比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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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最后的知识分子》，（台北）左岸文化，2009年版，页145。
2、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48。
3、汉斯格德·舒尔特（Hansgerd Schulte）:<德国知识分子史>，见米歇尔·莱马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25。
4、马库色留在美国，并不是他更爱美国，而是他在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担任高官。二战中，他先在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负责反纳粹的宣传，一九四三年又到战略服务办公室（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工作。二战结束后，他被美国国务院任命为中欧部门负责人，直到一九五一年退休。他是学而优则仕的典型。
5、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46-147。
6、马克·科兰斯基：《1968：撞击世界之年》，页147。
7、米沃什：《乌托邦的再生：赫伯特·马库色》，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43406055_772018。
8、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16年版，页2。
9、斯密什：《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页292。
10、斯密什（Steven B. Smith）：《阅读施特劳斯：政治学、哲学、犹太教》，页274-275
11、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页181。
12、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知识分子的背叛》，（上海）上海世纪出版，2005年版，页141。
13、艾伦·布鲁姆：《美国精神的封闭》，页265-266。
14、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90-91。
15、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97。
16、费舍尔的著作出版之后，遭到左派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攻击。有人说他有新保守主义、种族主义的倾向，有人甚至直接咒骂他的祖宗、阶级和宗教，说他是傲慢的贵族、自恨的犹太人等等。他甚至不止一次收到死亡威胁。这样正表明历史场域的争论是观念秩序之争的前沿阵地，正如班达在某些德国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身上看到了一种支持民族激情的偏向，“任何历史学家的判断都必须取决于其偏见的程度和我们对偏见本身的道德判断”。亦如欧威尔说说，谁掌握了对历史的阐释权，谁就掌握了对现实和未来的阐释权。大卫·哈克特·费舍尔（David Hackett Fischer）：《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页6、页8。
17、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初告诉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美国是一个他不知道怎样去战胜的对手。那么，希特勒为何要如此“横挑强敌”乃至自寻死路呢？当然不是为了履行与日本签订的同盟条约——纳粹从来没有契约精神。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后来解释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会让别国对它宣战，它总是主动宣战。”伊恩·克肖（Ian Kershaw）：《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抉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页402。
18、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62-63。
19、萨弗兰斯基（Safranski）：《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页428。
20、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页83-84。
21、萨弗兰斯基：《荣耀与丑闻：反思德国浪漫主义》，页421-422。
22、彼得·沃森：《20世纪思想史》（上），页28。
23、乔治·M.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页115。
24、戴德理：《延迟的盼望：基督教与美国文化之探讨》，页192。
25、乔治·M.马斯登：《美国大学之魂》，页116-117。
26、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文学与美国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101。
27、雅罗斯拉夫·帕利钦（Jaroslav Pelikan）：《大学理念重审：与纽曼对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48。
28、伊玛·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页80-81。
29、哈贝马斯、门迪塔：《关于上帝和世界的对话》，见曹卫东编译：《赫尔墨斯的口误：从话语政治到诗学交往》，（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页201。
30、弗朗索瓦·库塞：《法国理论在美国》，页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