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不能花时间一一列举国务院中已被点名为共产党和间谍网里成员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一份两百零五人的清单。国务卿（艾奇逊）都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还是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一个幽灵”开始在欧洲游荡——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仅止是“幽灵”而已。直到被德国用封闭列车送回俄国的列宁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进而建立疆域超过帝俄的苏联，这个“幽灵”才变成活生生的“绞肉机”——让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望尘莫及。
早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便已预测正在崛起的美国与俄国之间将爆发一场冲突。他在《民主在美国》中一语道破天机：由意识形态所演化产生的美国民主原则同君主制原则之间互不相容，必将是这场意识形态对决的最为重要的导火索。不过，他没有预料到马克思主义及其升级版列宁主义征服了俄国——实行这种新兴意识形态的苏联的专制程度远胜于此前在欧洲最残暴的沙皇政权，它对美国道路、美国模式、美国信念、美国观念秩序以及国家安全构成最严峻的威胁。德国历史学者贝恩德·施特弗尔将冷战的前奏提前到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这里，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确立了它的根基。两种世界观的全球诉求及其拉帮结派的行为都是有目共睹的。”1
美国的敌人不单单在境外，还在境内。美国的进步主义、左翼自由主义与苏俄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共鸣或合流，始于大萧条。大萧条沉重打击了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社会的乐观情绪和自豪感。新教思想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叹息说，“我们的西方社会显然正处于崩溃与瓦解的过程之中”、“曾经在短时间内全面主宰现代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哲学已经终结”、“现代自由主义文化根本无法为正处于迷茫之中的一代人指明方向”。
大萧条造成的严峻的经济环境和生存危机加剧了这种悲观心态。到一九三三年，美国教育部估计，有一千五百所高等院校破产或关闭，大学入学人数下降二十五万，这是美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大部分教师的工资都被拖欠。买书的人寥寥无几，图书销售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左翼作家斯坦贝克抱怨说：“当人们破产的时候，他们放弃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书。”
作家和知识分子陷入了贫困，贫困必然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他们普遍急剧向左转，匆匆抛弃传统，向外寻找出路：有人开始关注苏联的发展模式，羡慕其有能力对连续几年的发展规划进行部署，从而迅速实现现代化，赶超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还有人对苏联的无产阶级社会结构感兴趣，谁不羡慕按需分配的大同世界呢？
从二十年代末到整个三零年代，美国出现了“红色十年”。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指出，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是美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个大的分水岭。在十八世纪，美国的思想者和文人都跟开国元勋们的共和主义同调合拍。在十九世纪，他们基本上都认可个人主义，这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核心——十九世纪中叶典型的知识分子爱默生就是一个在中西部到处兜售自立精神的巡回推销员。然而，一九二零年代的文人，带动学术界精英和媒体工作者一起，纷纷转变立场，开始批评并敌视美国民意的结构性理念：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个人主义、进取、独立和个人责任。2他们把政府视为救星，把平等当做理想。这种知识阶层与美国普通人价值立场的截然对立，一直延续至今。
向左，向左，再向左
遵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俄与遵奉圣经及加尔文主义的美国不可能和平共处。这两种观念秩序对人性的认识根本对立。
学者马克姆·马其里吉指出：“苏联政权最让人鼓舞的一件事可以说是它的崩溃。假如它成立的话，实在很难想像人类将受到何种恐怖与奴役统治。”一九四五年六月，杜鲁门的办公厅主任威廉·莱希上将警告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宗教，在这一现象存在的所有地方，“美国都有必要予以关注，并准备为这一宗教发动攻击时保卫自身”。3一九五一年，美国最高法院以六对二的表决对“丹尼斯诉美国案”做出判决，首席大法官文森撰写多数意见，确定对上诉人——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丹尼斯——作出有罪判决。丹尼斯的言论自由不受美国宪法保护，因为他阴谋有组织地以武力推翻政府，违反了《史密斯法》，其言行符合“明显而当前的危险”之标准，而人们不能指望国家坐视颠覆政府的暴动发生。
然而，无论是民间的舆论、政府官员的警告和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未能遏制共产主义思想在主流知识界和主流媒体泛滥成灾。
以一九一九年成立的美国共产党而论，这个听命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组织，在其百年历史中，虽从未危险到足以一举颠覆美国宪制的地步，但在整个三零年代，美共的集会经常把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二十万个座位全部挤占。仅一九三八年，就有七万五千人加入共产党。许多民众加入了一九三五年以后发展起来的人民阵线组织，这类组织主要由共产党发起和资助。美国共产党采用灵活多变的手法，与激进团体和激进分子勾结，渗透进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教会，甚至政府。美共的影响力超过其实际人数，正如反共运动先驱弗莱德·施瓦茨所说：“尝试从共产党的人数来判断其影响力，就像通过比较孔洞面积与完好面积来确定船体是否安全。一个漏洞就足以使整条船沉没。共产主义理论就是有纪律的少数人控制和指挥其他人的理论。一个处于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纵数千人。”
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左派知识分子更满坑满谷。对于苏联共产主义实验的激动与兴奋，是二十世纪三零年代和四零年代期间美国左翼思想的主要构成要素。舞蹈家邓肯在舞台上挥舞红色头巾并宣称“我也是红色的”，她还搬到苏联去“为人民跳舞”，她说那些岁月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进步主义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在《俄罗斯印象记》中对苏联的热情跃然纸上：“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看到聪明快乐、用心学习的儿童有这么大的比例。”作家埃德蒙·威尔逊在《穿行于两种制度之间》一书中，对苏联大肆吹捧，对美国大加贬低。芝加哥大学教授保罗·道格拉斯在一九二七年作为工会代表团成员访问苏联，其重大发现是：“在俄罗斯，人民真正的权力即经济权，比任何国家都受到好得多的保护。”社会学家贺拉斯·卡伦在一份报告中赞美苏联说：“抛开党派偏见，所有人都得承认这场革命唤醒了成千上万的人。苏联政府，尽管它也许‘专制’（“专制”一词打上引号，还用定语“也许”润饰），却已经解放了他们的能量，为他们赋予了史无前例的人格尊严和内在价值，因此也为他们打开了那些向来被尘封着的科学、艺术和个人发展的多样世界。”4
如果说赞美苏联是因为天真幼稚、缺乏理性和判断力，以及自身信念和观念秩序的缺失；那么，帮助苏联掩盖大饥荒、大清洗、大屠杀的真相，就是汉娜·鄂兰所说的“恶之平庸”，这样做的作家、教授和记者们，跟“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并无本质差别。美国左派记者斯蒂芬斯说，不打碎鸡蛋，“你无法做煎鸡蛋”，“我在苏联看到未来”——然而，斯大林打碎的不是鸡蛋，而是数百万人的脑袋。对左派而言，打碎数百万人的脑袋是建造美丽新世界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打碎的不是他的脑袋，只要忍饥挨饿、被送进古拉格群岛的不是他本人。左派在牺牲别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尊严时，总是慷慨大方。
在“善意的说谎者”和“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说谎者”阵营中，首屈一指的是具有强烈亲苏倾向的《纽约时报》记者杜兰蒂。杜兰蒂发表了关于苏联的一系列报道，声称苏联是“正在造就中的伟大国家”——罗斯福是其热心读者之一。《国家》杂志赞扬其撰写了“最启发人心、最冷静公平、最可读的重要消息”。杜兰蒂因为一九三一年对苏联的报道，荣获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
报道了让数百万人丧生的乌克兰大饥荒的英国记者马格瑞治抨击杜兰蒂说，此人是“我在五十年的新闻生涯中所见的记者中的最大撒谎者”。杜兰蒂多次否定大饥荒的存在：“‘饥饿’一说多半是胡言乱语，或者是恶意的宣传。”实际上，他并不是“天真无知汉”，他对大饥荒可怕的性质和规模了如指掌。在一份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他估计死亡人数多达七百万；在另一封信中，他推测可能高达一千万。5
那么，杜兰蒂如何解释自己撒谎呢？他曾解释为什么不报道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造成严重生命损失的“生命代价故事”：“在过去七年内，这个国家史无前例地投入巨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并同时把原来狭小陈旧的个体农庄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生产组织，而且这两项举措最终都证明是成功的。……不论手段如何，有发展规划总比毫无发展目标强。”6
杜兰蒂代表了一个潮流——美国知识界和媒体的左倾和败坏，并非始于今日。一九三六年六月，《新共和》杂志将斯大林的新宪法评价为广受欢迎的“对独裁专制束缚的松绑”。他们刊登了路易斯·费舍尔的报道，声称“俄罗斯没有发生大饥荒”；还有锡德尼·维伯的报道，宣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超乎外界想像的真正民主，苏维埃联盟始终站在独裁专制的对立面”。美国左派组织“公民自由联盟”的主席罗杰·鲍德温说，“苏联已经创造了当今世界最无与伦比的自由”。7
当斯大林导演一场比乔治·欧威尔的小说还要荒谬绝伦的莫斯科大审判、清洗列宁的近卫军之际，美国左翼人士继续支持斯大林。一九三八年，美国大约一百五十名娱乐业和文化界的显赫人物，签署了一份声明，支持莫斯科审判，认为该审判具有“压倒性的大量证据，确定无疑的使被告有罪的推测得以成立”。美国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信誓旦旦地报告华盛顿，这些审判没有冤情，他在《出使莫斯科》一书中写道，清除“企图推翻苏联政府的阴谋病毒”是必要的——这样的话像是从《真理报》和《消息报》上抄来的。
当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以及法国学者尼可拉斯·魏斯等人的《共产主义黑皮书》等著作陆续问世之后，公开赞美苏俄、否定大饥荒和大清洗的声音在西方逐渐销声匿迹。但直到今天，《纽约时报》仍拼命维护杜兰蒂等人的名誉和奖项。二零零三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马克·哈根受命审查杜兰蒂的报道，发现其报道不过是奴隶式地重复苏联当局的宣传。“为了《纽约时报》的荣誉起见，”他告诉美联社，“他们应该取消这个奖”。然而，《纽约时报》和普利策委员会却拒绝其建议。8为公开说谎的记者保驾护航的《纽约时报》，还能剩下什么“荣誉”呢？
为苏俄涂脂抹粉的还有另一种人，即左翼“和平主义者”。学者约翰·高乐指出：“许多‘自由主义者’，显然是为了让美国人相信美苏如果发生战争则将酿成大祸，觉得必须把俄国的社会状况作完全与实况不符合的描写，好像苏联社会除了若干技术的发展外与美国实际上完全相同一般；如果承认苏联的社会在形式及价值方面与美国社会有显著的不同，就是存心危害和平。」9很多此类“和平主义者”随即走上叛国之路。
“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象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
中央情报局负责监督历史情报收集的高级官员海耶德·佩克在研究了大量档案材料后叹息说：“还没有一个现代政府象美国政府那样被全面渗透。”乔治·肯楠在回忆录中承认，美国共产党的党员或密探对政府部门的渗透并不是凭空想象的无稽之谈，而是“确实存在，他们所占的比例尽管不是压倒性的，但也绝不是微不足道的”。他批评政府玩忽职守，没有留意关于共产党活动范围的警告，“要么是充耳不闻，要么是半信半疑”。只有少数被渗透的部门受到查处：一九三七年，国务院东欧事务处整个部门都撤销了，连图书馆也拆除。肯楠评论说：“这里确实有苏联影响的气味，或者说非常强烈的亲苏联的气味，在某种程度上就在政府的高级部门。”10
相比于苏俄从一建立政权就组建庞大高效的秘密警察和情报部门，美国在此一领域迟钝而笨拙。二战刚一结束，隶属于军方的战略情报局就被撤销，在莫斯科建立的情报网也关闭了。由于法律体系的漏洞，即使有人被发现有叛国行为，也不一定受到惩罚。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西奥多·阿尔文·赫尔认为，美国的原子技术垄断会造成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恐慌，他在一九四五年初将核内爆原理告诉苏联代表，这对苏联至关重要。但是，证明赫尔有罪的关键证据存在于维诺娜文件（Venona Files）之中——它是由高度机密的解码技术拦截的两千九百多份苏联外交电报，该文件的解密期长达四十年，不能在法庭上公布。赫尔成功逃脱追究，在英格兰享受其安逸的退休生活。一九四九年，司法部分析家朱迪恩·科普朗在联合国向一名俄国工程师传递联邦调查局绝密文件时被捕，但其律师发现，她曾遭到非法窃听，所以法庭判处她无罪。人们感叹说，美国政府已沦为“一台没有任何效率的镇压机器”。11
向苏联提供情报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们，大都不是为了钱和名，而是出于理想主义和天真浪漫。他们对西方民主失去信心，把共产主义奉为改造世界的信仰。他们像宗教狂热患者一样，为共产主义事业可不惜一切。一九五零年，此前曾参与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克劳斯·福克斯作为苏联间谍在伦敦被捕。他承认，出于政治目的，他把核武器建造的细节转交给苏联人。在结束监禁后，他于一九五九年迁居东德。美国情报部门从他身上找出一条谍报工作的链条。链条上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冷战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单独拥有摧毁性武器。12
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富克斯-梅集团是国际间谍活动史上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向莫斯科交出了许多关于原子弹和导弹的图表、公式及几百页材料。美国花了二十亿美元的代价，把欧洲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动员美国的工业能力，两方面结合，用了三年半时间，终于获得成功。与此同时，苏联情报局长轻松地获得了一份原子弹制作工程的详细报告。这些叛国者使苏联至少提前一年半制造出原子弹。
长期以来，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官僚低效、腐败无能，且自身也沦为左派大本营——跟好莱坞电影中特工个个身手不凡的情节一点也不像，这或许是民主社会必须为民主自由付出的代价。曾任中情局局长的盖茨检讨了中情局在与苏联的斗争中的若干“败笔”——最大的败笔是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的叛变，以及他作为一名苏联特工在中情局心脏潜伏长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摧毁了中情局针对苏联的人工情报和反情报工作，泄露了在苏联潜伏的大量美国特工身份，至少造成九人死亡。……克格勃控制了中情局招募的特工人员，并通过这些特工传递有效的或误导性的信息。简而言之，在苏联解体前的一段时间，中情局在苏联开展的相当一部分活动都为克格勃所知晓，甚至常常处于它的掌控之中。”13当苏联东欧发生历史性剧变之际，“美国政府，包括中情局，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并未意识到，一道历史巨浪正在向我们扑来。……据我所知，一九八九年初，政府中没有一个人预测在下届总统选举前，东欧将获得解放，德国将统一并加入北约，苏联将成为历史。”14
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上世纪九零年代中叶，美国政府公布了维诺娜文件。破解的密电脑只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但它们显示，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三百多名为苏联工作的间谍。有些间谍在罗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接触绝密的敏感资讯，有些则利用职权影响政策走向。这些人包括：总统特别助手劳彻林·库瑞，他率领过两个代表团到中国；负责协调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国务院高级官员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之后，他神秘地从曼哈顿一所大楼的十六楼上坠地身亡；罗斯福的顾问艾尔杰·希斯；财政部副部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正是他在一九四一年促成蒋介石任命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高级官员，后者“帮助”国民政府设计的“金圆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尽失。国务卿艾奇逊至死还是认为怀特无罪，希斯事件则是“不可思议的”。维诺娜文件公布后，再次证明麦卡锡指证的叛国者真实存在，左派作家范·霍夫曼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麦卡锡“比任何嘲弄他的人都更接近历史真相”。
长期以来，被严重渗透的国务院成为美国政府中最亲共的机构——艾奇逊时代的国务院亲苏，基辛格及其之后的国务卿亲中。若干高级外交官们对敌国充满美好想像，却是对祖国一点也不忠诚。埃文斯等学者强调，“影响政策”是苏联间谍发挥的最重要作用。一度加入美共和苏联谍报网、后来反正并指证其他间谍的惠特克·钱伯斯写道：“敌对国家的代理人所占据的位置使他们不但能够窃取机密文件，而且有能力影响本国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于国家的头号敌人。这不仅体现在一些特殊的时刻……而且体现在数量极其庞大的日常决定之中。”
一九七零年投奔自由的前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尤里·贝泽门诺夫披露了苏联秘密颠覆西方的手段。他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一类的间谍电影影响，认为苏联颠覆的手段是通过间谍窃取情报、炸毁桥梁等，但事实远非如此。克格勃只投入百分之十至十五的人力物力于传统谍报战，更多人力物力用在意识形态的渗透和颠覆上。颠覆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造成敌对国家的文化颓废、士气低落；第二个阶段，造成该国的社会动荡；第三个阶段，制造危机，而危机将造成三种可能的局面——内战、革命或者外敌入侵；于是，共产党将开始第四个阶段，即趁机夺权，进而“稳定局面”，建成一党制独裁国家。
贝氏指出，共产党渗透的目标有三大领域：思想领域，包括宗教、教育、媒体、文化等；权力机构，包括政府、法院、警察、军队、外交机构等；社会生活，包括家庭、医疗健康、种族、劳资关系等。贝氏以“平等”观念为例，解释了共产党如何通过文化渗透，一步步造成社会动荡，从而制造革命时机的。谍报人员通过各种方式宣传“绝对平均主义”，让人们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境遇不满，不满加剧后，影响生产力，进而影响劳资关系，造成罢工潮、经济衰退等，于是社会不稳，越来越多人激进化，展开权力斗争，全面危机爆发后，革命或者外国入侵的机会就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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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页20。
2、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页17-18。
3、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页199。
4、托马斯·伍兹：《另类美国史》，页147-150。
5、托马斯·伍兹：《另类美国史》，页153。
6、艾拉·卡茨尼尔森：《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页66。
7、艾拉·卡茨尼尔森：《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页67。8、托马斯·伍兹：《另类美国史》，页154。
9、约翰·高乐（John Goren）：《国家的品格》，（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年版，页206。
10、德瑞克·李波厄特：《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页109。
11、德瑞克·李波厄特：《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页137。
12、贝恩德·施特弗尔：《冷战：1947-1991，一个极端时代的历史》，页167。
13、罗伯特·M·盖茨（Gates，R.M.）：《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引言，页3。
14、罗伯特·M·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页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