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希斯案凸显美国的分裂：精英卖国，百姓爱国
在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版的《美国名人录》中，哈佛大学优等毕业生希斯的简介占据了整整几页。希斯担任过若干显赫职务：最高法院秘书、副总统顾问、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联合国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他在行政、立法、司法三大分支机构都曾出任要职，也在顶级智库和国际组织执掌大权，“要找一位比他更引人注目的罗斯福时期的人物是很不容易的”。希斯曾陪同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会议，对雅尔塔会议上西方向斯大林让步发挥了一定作用。1
希斯是东部精英分子的“典型”——这是后来他的起诉书中的原话。他是个合乎理想的头面人物——国家公务员，同时也是被列入华盛顿《社交大全》的民主党改良派——民主党自由派将其当做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他身材修长，穿着考究，皮肤被日光浴晒成棕色，风度翩翩，随时展露笑容，欢快明朗，如同罗斯福最讨人喜欢的那一面。他的声调抑扬顿挫，是地道的哈佛口音。如果是女性挑选丈夫，一定会选择希斯而不会选择一看就是乡下人的麦卡锡。即便在出庭受审时，希斯也不像是被告，反而像旁听的贵宾。说这样的人是共产党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揭露希斯的、已沦为社会底层人物的前共产党人钱伯斯，外貌上与希斯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在戴维·考特所着的反麦卡锡主义的《大恐惧》一书中，钱伯斯被描述为“驼背的，走路蹒跚的，……贼头贼脑的，迟迟疑疑的，矮胖的”，希斯则是“一位温和的、爱钻研的、知识渊博的绅士”。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美国主流媒体发布的希斯的讣告消息，再一次地羞辱钱伯斯并为希斯辩护。《纽约时报》说，钱伯斯“肥胖，外表凌乱”；《华盛顿邮报》说，钱伯斯“体重超重，不修边幅”。此时此刻，俄罗斯早已公布大量证实希斯是苏联间谍的档案材料。类似材料还在第三国发现：匈牙利历史学家玛利亚·施密特从匈牙利共产党的战时和战后档案中发现，匈牙利秘密警察和共产党领导人之间来往的信件和报告中多次提及希斯这个名字——她发现这些材料时，这个人实际上还活着。钱伯斯和希斯所在的间谍小组由一个名叫约瑟夫·彼得斯的匈牙利人领导。
钱伯斯在对自己生平和时代所发表的《证言》里，毫无保留地宣布说：“这件’大案’的核心是关键性的信念冲突。……它的象征意义是重大的，我们时代的两种不可调和的观念——共产主义和自由——仅仅抓住了两个具有清醒意识和坚定意志的人。在整个世界仍然只朦朦胧胧意识到这种冲突的性质的时候，确实很难另外找到像这样清楚地知道为何冲突的人来。”2钱伯斯指出，希斯案件具有“宗教的、道德的、人性的、历史的含义”，这个说法绝非哗众取宠。他也对希斯及其代表的精英阶层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作为历史来说，希斯这个案件，说明了普通老百姓和那些装作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案件所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所暴露出来的。这点比之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更为使人不安。一般来说，拥护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和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3这一裂痕延续至今：奥巴马-希拉里-拜登集团，就是最新版本的希斯式的卖国贼兼窃国贼。
在苏联外交电报被破解之前，钱伯斯和另一位前共产党员、前纽约意大利新闻处雇员伊丽莎白·本特利就已实名举报希斯等三十多名政府官员是苏联间谍。本特利承认，她曾担任苏联情报网的交通员长达五年之久。他们的证词极其惊人，使人怀疑他们是否神经错乱，联邦调查局几次置之不理。直到本特利特别安排苏联间谍在联邦特工眼皮底下塞给她两千美金奖金，她的证词才引起局长胡佛的重视。再加上加拿大的苏联间谍网的破获，使原本持怀疑态度的杜鲁门下令启动调查。在调查期间，《纽约客》等左派媒体对本利特冷嘲热讽，将其描述成“把废物制成合成橡胶”的“金发红色间谍皇后”，调查是“一群智力迟钝的孩子，在那里玩侦探游戏”，高尚人士对这一“低级喜剧”不屑一顾。
当希斯在委员会上义愤填膺地表演，逐一驳斥钱伯斯的指控，被委员会主席认为其“直言无隐”之际，来自加州的年轻议员尼克森不动声色，一直盯着希斯的脸孔。尼克森的毅力和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他提出再度听取钱伯斯作证并安排钱伯斯与希斯当面对证。尼克森在希斯一案中的表现，让他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名人，随后被艾森豪威尔挑选为副总统。
在第二次不公开听证会上，钱伯斯证明了他对希斯夫妇及其家庭情况了如指掌，他们是合作多年的间谍伙伴。钱伯斯描述了希斯家中的家具摆设、墙纸的图案，以及希斯观赏飞鸟的嗜好——钱伯斯讲到希斯一次在波托马克河上看到一只黄鹂时那种兴奋情景。事有凑巧，委员会成员约翰·麦克道尔众议员也是业余鸟类学家。随后，希斯被传召而来。麦克道尔首先问他是否见过黄鹂。希斯以为这个问题是两个鸟类爱好者之间闲聊家常，兴奋地说：“我看过，就在波托马克河上呢！头部很美丽，真是漂亮异常的鸟。”这个回答给整个委员会成员的印象如此深刻。
八天以后，在华盛顿的公众面前举行了一次希斯-钱伯斯公开对证会。钱伯斯指出，希斯曾给他一辆一九二九年出厂的福特轿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他说希斯“过去是个共产党，也许现在还是”。希斯软弱无力地回答说，“就我记忆所及”，那是一辆旧车，是弃置在街上任其蚀烂的车，“实际上毫无经济价值可言”。尼克森插嘴说：“我不想打断你那‘就我记忆所及’，但是，你是否给了对方一辆车，你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希斯先生，在你一生中，你究竟送出了多少辆车呢？”
希斯试图反戈一击，在巴尔的摩市以破坏名誉罪为理由控诉钱伯斯。这一招弄巧成拙：以下的调查不是由国会来推动，而是在法庭上进行。法庭要求钱伯斯交出进一步的证据。钱伯斯既然被迫走投无路，就摆出一份关键的证据。
在一九三八年钱伯斯脱离共产党之前，希斯曾将当时能弄到的一切机密文件、电报等都给了他。这些东西以三种方式传递：有的是由钱伯斯微缩拍摄后还给希斯；有的是希斯亲笔摘要；有的是希斯夫人帮助打字。钱伯斯将大部分文件和胶卷的副本装入一个黄色封套，藏在其侄子家的杂物柜顶。十年之后，他将这些资料呈送法庭。希斯在震惊之余，立即恢复冷静，叫律师立即将文件转交司法部——这一招很聪明，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些是机密文件，法庭就无法作为证据。
不过，钱伯斯留了一手——他并没有把所有文件带到预审听证会。他将一些微型胶卷藏在马里兰小农场的一个挖空的南瓜里。他将这一情况告之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这些“南瓜文件”被联邦调查局起获并严密保护起来。于是，希斯开始节节败退。尼克森穷追猛打，痛斥“杜鲁门政府异常关心希斯，希望他平安无事”。
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审讯，希斯露出越来越多破绽。当控方律师问他，他亲笔写的秘密文件摘要为何会出现在钱伯斯那里时，他说不知道，也许是有人从他的废纸篓中寻找到的。控方律师无情地质问：“为什么文件看起来只是精心折叠起来而不是皱成一团呢？”希斯无言以对。
最后，希斯被陪审团判决犯有作伪证等两项罪名（间谍罪已过追诉时效期）入狱五年。一九五六年，希斯出狱曾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数百年师生起立向其鼓掌致敬。这不是常春藤大学历史上最丑陋的一幕，此后常春藤大学还会邀请若干独裁者和暴君前去演讲。希斯后来成为一名文具推销商，他相当长寿，活到冷战结束后的一九九六年，还出版了回忆录《一生的回忆》。
希斯案沉重打击了杜鲁门政府，包括其国务卿艾奇逊。艾奇逊和希斯在大部分职业生涯中彼此相熟。与艾奇逊一样，希斯代表了信奉左翼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东部权势集团，该集团长期掌管美国外交政策。4在希斯被送入监狱服刑的那一天，艾奇逊在记者会上说：“我不打算背弃希斯。每个人都应按自己的原则办事，我的原则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有人在橄榄山上说过的话，你可以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找到，从第三十四节开始就是了。”5
不熟悉圣经的记者赶紧去翻阅圣经，那段经文是：“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是有史以来对圣经最荒唐和最丑恶的故意误用——将叛国者比喻为在监狱中的耶稣，而污蔑麦卡锡、尼克森等人是迫害者。难怪尼克森评论说，国务卿的这段话“令人作呕”。
尼克森通过希斯案崛起，麦卡锡也因希斯案与此前加入过的民主党决裂。在希斯被定罪之后两星期，麦卡锡在一场演讲中指出：“我们西方基督教世界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区别不是政治，是道德。”麦卡锡指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是相似的意识形态，他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大师米塞斯看法一致：“纳粹主义是一群以国家社会主义为幌子，为获得一个伟大国家权力而设的阴沟知识分子的企业，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福利为幌子的纪律严明的少数人追求权力的运动，这两种制度都是邪恶的，都对民主社会构成同样的威胁。”
麦卡锡对“道德”的执着让“不道德”的自由派们如芒在背。在历史学者施拉姆看来，麦卡锡的主要“罪行”是他拒绝了现代自由主义背后的道德相对主义——他们坚持一个人的道德与政治选择毫无意义。相对主义者同情和保护共产主义者，并声称在一个绝对邪恶的体系中也能找到有价值的东西——用福斯特·戴维斯的话来说，这是一种“表面上看邪恶，宣称它一半是好的”的自由主义。
在希斯案中，民主党人的表现足够丑陋。麦卡锡从希斯案中得到的重要启发是，任何指责民主党当权者是共产主义者或其同情者的人，迟早都能使指控站得住脚。事实证明，新政自由主义在两个层面上与共产主义藕断丝连。首先，它在一九三零年代频频向共产主义暗送秋波。第二，新政体制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宣称有反苏立场，却无法有效地应对共产主义的挑战。不可避免的，由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对其具有致命吸引力，他们往往对共产主义不战而降。6
看哪，这个敢于“猎臭鼬”的人
真正的反共斗士不是尼克森，而是麦卡锡。尼克森当上总统后，迅速背叛其反共理念，其最惊人的动作是飞到中国朝拜毛泽东，使其前半生的英名毁于一旦；而麦卡锡的反共有始有终，并为此付出生命代价。
一九零八年，麦卡锡出生于威斯康星州阿普尔镇一个爱尔兰裔农夫家庭。其传记作者托马斯·里夫斯写道：“麦卡锡生长在一个尽管贫穷却亲密幸福的家庭，在这个家庭里，父母都有共同的权威，并敦促所有孩子都充分表现自己。”
美国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占据主流的国家，像麦卡锡家族这种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在这个国家难免遇到歧视。在被新教徒怀疑他们忠于教宗而不忠于美国的历史中，他们形成了对一切阴谋活动的高度过敏性，特别像赤色渗透这种巨大阴谋更难逃他们的关注，反共成为他们消除古老耻辱印记的又一种方式。由于历史上长期被指控参与反美阴谋，他们遂致力于铲除另一个真正的阴谋——这大概是同为天主教背景的肯尼迪家族，比其他民主党人更坚决反共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当主流的新教徒丧失了护教和反共的本能之后，这一使命就转移到天主教徒身上。
麦卡锡在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五。由于家穷人多，他十四岁就辍学，帮助父亲经营养鸡场。后来，他在邻居和老师的帮助下重新上学，以惊人的毅力在一年中完成四年的高中课程，考上密尔沃基市马格特大学法学系——虽然不是东岸常春藤名校，这所天主教大学却让麦卡锡建立了坚定的信仰。在读大学期间，他必须半工半读，在加油站和餐厅当服务员、当修路工。他以优异的社交能力当选学生会主席，还成为拳击选手。
这段生活经历让麦卡锡将成功看作是必须经过艰苦的体力劳动才能获得的果实。他喜欢将农场生活作为政治演讲的素材。他曾用“猎臭鼬”的比喻来解释反共工作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在农场，挖出一只破坏庄稼的臭鼬，是一件又脏又臭的事。“当你完成这件工作时，没有人愿意靠近你。”但这项工作，“必须有人去做。一个愿意干脏活，忍受恶臭的人，就是一个真正的人，就像一个不管后果如何，都会为他的信仰挺身而出的人”。7
大学毕业后，麦卡锡先是当律师，然后在一九三九年被选为威斯康星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巡回法院法官。当麦卡锡接手法官职位时，这间法院积压的案子超过两百件。他打破官僚程序，延长工作时间，很快清理了积案。一份地方报纸评论说，麦卡锡法官“高效的伸张正义，他有很好的法律知识和判断力”。
美国参战后，尽管法官可免服兵役，但三十三岁的麦卡锡仍志愿加入海军陆战队。一九四二年八月，他成为一名中尉，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任职轰炸机中队情报官。他冒着生命危险，志愿当机尾机枪手，参加多次战斗任务，并荣获十字飞行荣誉勋章。他告诉战友，比起当军官来，他更愿意当直接参加战斗的列兵。
在三十个月的从军期间，麦卡锡的表现得到广泛赞誉。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尼米兹海军上将评价说：“（麦卡锡）一九四三年九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间在所罗门群岛服役，他作为情报官和轰炸机中队俯冲轰炸机机尾机枪手的表现是卓有成绩的。他参加了大量战斗任务，在正常工作任务以外，他还承担了航空摄影师的工作。他冒着敌人猛烈的防空火力，出色的拍摄了敌人火力位置的照片，为随后的轰炸作出了贡献。尽管腿部受伤严重，他拒绝去医院治疗，而是继续高效完成情报官的任务。他勇敢的表现在海军服役传统上属于最好的。”
海军陆战队负责空军的副司令福德·哈里斯少将在一封给麦卡锡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麦卡锡法官：
我满意的告诉你，你在三十个月的服役中卓越的表现，特别是在战斗区的表现，得到了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的赞扬。毫无例外，你服役其间所有的指挥官都对你的表现给予最高的评价。
海军陆战队不会忘记你的贡献。主要是靠你这样的优秀美国人的付出和牺牲，海军陆战队才能保持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什么时间、无论遭遇什么情况都能击败敌人的传统。
我对你的服务表达诚挚的感谢，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继续取得成功，并祝好运。8
在麦卡锡的直接上级莫里少校的推荐信里，不但称赞麦卡锡志愿承担机尾机枪手、情报员和航空摄影师的战斗任务，还特别提到他在若干危险区域参加的轰炸任务。这封推荐信的结论是：“麦卡锡上尉一直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尽责，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最佳典范。”
麦卡锡腿部受伤造成终身残疾，此后他走路略显跛脚。下流的左派媒体为了诋毁麦卡锡，抹煞其为国战斗的经历，将其腿部受伤说成酒醉后摔伤，甚至公开嘲笑其身体的残疾。
退役回乡之后，麦卡锡继续担任法官，并参选参议员。这个“穿军装的法官”和“尾翼机枪手”，骑着摩托车竞选，跑遍威斯康辛每个郡，跑坏了两部摩托车。他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国会参议员，年仅三十八岁——作为一个中部地区农夫家的孩子，不是毕业于西部名校，没有财团和媒体的支持，完全靠着自我奋斗，从律师、法官、军官进而成为参议员，他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美国梦”的传奇。
麦卡锡到华盛顿之后，很快便在参议院成为一颗令人瞩目的新星。一九五零年二月九日，麦卡锡在西维吉尼亚惠灵市对着一群支持共和党的妇女发表林肯纪念日演讲，提出国务院有两百零五名共产党嫌疑分子的惊人之论。这次演讲开启了“麦卡锡时代”之先声。
在这次演讲中，麦卡锡还提出另一个数字：“我手上有五十七个案件，牵扯共产党员或忠于共产党的人，但他们仍参与制定我们的外交政策。”
这两个数字后来成为争议焦点。民主党人要求麦卡锡给出两百零五人和五十七个案件的具体名单、麦卡锡未能给出名单，民主党人攻击麦卡锡是虚张声势。
麦卡锡后来在参议院的演讲中解释说，他是国会议员（民意代表），而非执法机构或调查机构负责人，他不可能亲自调查每个案件（尽管他有法学背景和法官经验），他的材料来自于其他政府官员。
其中，两百零五人的说法来自于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给国会议员萨巴斯的一封正式信件，这封信件被收入一九四六年的国会记录。伯恩斯说，杜鲁门总统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审查从战争部等战时机构转到国务院任职的雇员，第一批审查三千人，查出两百八十五人存有安全隐患，监查委员会认定不能长期雇用。其中，有七十九人被解雇。两下相减，就剩下两百零六人。麦卡锡将两百零六人说成两百零五人——这个小小的差错并不能表明他说的事实不存在。
至于五十七个案例，来自于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罗伯特·E·李在一九四七年的一份报告。李在这份关于国务院安全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当初他向国务院告发一百零八个怀疑对象，然而其中的五十七人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仍出现在国务院薪水名册上。9
同年二月二十日，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了一场长达六个小时的清除共产党渗透的演说，这个演说不断被怀有敌意的民主党参议员打断，四名民主党参议员一共打断他一百二十三次——但是，他们没有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军官和拳击选手的强悍体力，麦卡锡完成了演讲。他断言美国正在输掉冷战，因为民主党官员们没有想赢的愿望，他们同情共产主义，他们正在背叛“民主基督教世界”。
此后数年间，麦卡锡在参议院内推动一系列对共产党特务的调查，更是在全国各地的演讲中呼吁民众警惕和反对共产主义的渗透。他宣称：“与共产党人共存既不可能、也不光荣、更不讨好。我们的长期目标必须是将共产主义从地球上抹去。”他几乎以一人之力让反共成为一项全国性的运动。保守主义思想家威廉·巴克利评论说：“麦卡锡主义是一种有善良意志和强烈道德观念的人都会团结在它周围的运动。”富尔顿·刘易斯说：“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麦卡锡主义就是美国主义。”麦卡锡本人则给出一句更为形象和更具草根色彩的描述：“麦卡锡主义就是卷起袖子、准备战斗的美国主义。”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左派是如何毁掉麦卡锡的？
杜鲁门赫然发现，麦卡锡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他谴责麦卡锡说，“我在参议院工作了十年，从未听说有参议员如此抹黑自己的政府”，“麦卡锡根本不适合参与政治事务”，“我为威斯康辛的选民选择了这样一个毫无责任感的人来代表他们而感到失望”——左派口口声声说尊重民主，却翻脸指责民众选举与之对立的民意代表是“民粹主义”。
杜鲁门为他的国务卿艾奇逊做出辩护。他宣称，对艾奇逊的攻击将为苏联政治局提供可乘之机。他讥讽道，麦卡锡是“克里姆林宫拥有的最大资产”。既然总统都可以如此乱扣帽子，左派媒体也积极行动起来：因为麦卡锡反对同性恋，他们干脆就污蔑麦卡锡才是同性恋者。
面对左派对麦卡锡的攻击和抹黑，参议院共和党领袖、被誉为“共和党先生”的塔夫托声援说：“麦卡锡参议员是一名正在战斗的海军陆战队员，他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维护美国的自由。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最大的资产始终是国务院里的亲共集团，他们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屈从于苏联的每一项要求，他们利用每一次机会来推动共产主义事业，以至于在今天造成了共产主义扬言要接管整个亚洲的计划。……从国务院的亲共政策来看，麦卡锡要求进行全面调查是完全有理由的。” 10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麦卡锡严厉谴责民主党，称“民主党的标签现在成了那些听从卖国贼指使的男男女女的私产了”，但与许多民主党人不同，约翰·肯尼迪自一九五三年起与麦卡锡一道在参议院效力，直到麦卡锡在一九五七年去世时，从未批评过他。一九五二年二月，在一次晚宴上，一位演讲人称他很高兴麦卡锡不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时（这是东部精英深入骨髓的名校崇拜情结，他们蔑视没有上过名校的人，但“毁人不倦”的名校并没有让他们具备基本的常识判断），一名肯尼迪家族的成员站起来指责发言人，并愤而离场。小阿瑟·施莱辛格问起肯尼迪为什么不批评麦卡锡时，肯尼迪回答道：“见鬼，我在马萨诸塞州的半数选民认为麦卡锡是英雄。”麦卡锡去世后，罗伯特·肯尼迪专程赶到威斯康辛，安静地参加了葬礼。
麦卡锡的支持度和受欢迎度在一九五四年初达到顶峰。一九五四年一月的一次盖洛普调查显示，百分之五十的受访人总体对麦卡锡持正面看法，认为他做的事情对美国有利，只有百分之二十九的人不赞同他。麦卡锡在“最受尊敬的当代美国人”中排名第四。
然而，麦卡锡随后犯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错误，让其事业功亏一篑。首先，他直接对德高望重的马歇尔发起攻击，虽迫使马歇尔辞去国防部长一职，但从此与军方结下梁子。
其次，艾森豪威尔出任总统后，麦卡锡未能与之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11艾森豪威尔解除了杜鲁门时期一千四百多名官员的职务，麦卡锡仍嫌其做得不够多。此前麦卡锡称罗斯福-杜鲁门时代为民主党政府的“叛国二十年”，如今他又加上一年——“叛国二十一年”，包括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年。
麦卡锡还错误地向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高官杜勒斯兄弟发起攻击——本来他们应当是盟友。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坚决反共，与优柔寡断的艾奇逊截然相反。杜勒斯平生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他是基督教长老会信徒，他认为他对宗教的笃信是他的重要力量。对杜勒斯来说，反对共产主义是长老会教义（加尔文神学）的必然结果。而他的弟弟艾伦·杜勒斯是中央情报局任职时间最长的局长，是美国情报界的传奇人物，早在战前就在德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当麦卡锡企图清除艾伦·杜勒斯的副手时，后者向尼克森求助，尼克森向麦卡锡施压，迫使其罢手。
麦卡锡在一次演讲中说：“我在华盛顿的空气中都能嗅出美国的软弱。”这句话或许是真的，却打击面太广，一下子得罪了军方、情报机构、总统和国务卿，以及参议院共和党的若干同仁。他未能确立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四处开火，而惹火烧身。正如后人评论的那样，麦卡锡触犯了马基雅维利对政治家们最强调的一点：建立稳固的政治根基。没有稳固的政治根基，他虽然影响力巨大，但也是脆弱的，这种脆弱性让他在很多时候独自承担一切反对派攻击，没有多少人真心支持他，一旦被打倒，就很难东山再起。“华盛顿沼泽”从来不是伸张正义的圣殿，而是肮脏的利益分配的交易所——一九五零年代的华盛顿和今天的华盛顿差别并不大，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逐臭之夫。麦卡锡最大的错误或者说最大的优点，就是不愿从众，不愿成为乌合之众的一部分，这让他成为“华盛顿沼泽”中的异类，他的纯粹和不附加政治利害的思考让他比任何人都能看清红色间谍真相。但他也因为太纯粹、不合群，而被加入黑名单，最后墙倒众人推。
在左翼意识形态只手遮天的美国学术界，逐渐出现了一些用于为麦卡锡翻案的学者。二零零三年，政治评论员安·库尔特出版了《叛国：从冷战到反恐战争的自由叛国》一书，她也认为麦卡锡是对的，他的批评者不仅错了，而且正如书名所示，是叛国的行为。库尔特指出，左派掀起了一场诽谤麦卡锡的大型宣传战，其中的得力干将之一是所谓“独立”记者I.F.斯通，此人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称麦卡锡为“反犹分子”、“法西斯”，并得到《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高度赞扬，将其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调查报导员之一”。然而，一九九二年，水落石出，各方资料证实：斯通其实一直都是从苏联拿钱的特工。库尔特指出，麦卡锡对苏联渗透美国的严重性的估计，不是过高了，而是太低了。
阿瑟·赫尔曼也是极少数敢于为麦卡锡翻案的历史学者之一，他在《约瑟夫·麦卡锡：重新审视美国最受厌恶的参议员的生命与遗产》一书中指出，麦卡锡没有意识到他几乎是在与整个华盛顿的权力结构在对抗。民主党担心共产党同谋的曝光会影响到他们的选票；媒体与学术界早已在大萧条和二战后成为左翼的独占舞台。麦卡锡的失败更因为他向马歇尔及军方展开一系列攻击。12多年以后，川普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试图快刀斩乱麻清除“深层政府”，结果树敌过多，造成施政困难，黑暗势力排山倒海般地发起反扑乃至窃取了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
麦卡锡还有一个缺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优点）就是说话太多，太直率。圣经中说：“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言多必失，无论你多么聪明。
于是，麦卡锡如日中天的反共事业开始遭遇危机。看到麦卡锡力量衰减，敌人们像鲨鱼一样聚集起来发起攻击。毁掉麦卡锡的，是左派控制的主流媒体。对麦卡锡最著名的攻击，是由爱德华-莫罗主持的电视系列节目“现在观看”。莫罗及其工作人员花了两个月时间精心编辑画面，以便把麦卡锡塑造成最坏的形象。电视片大部分镜头都是麦卡锡处于最不雅观的状态，包括“打嗝，挖鼻孔”，没有一个镜头以正常工作状态展示麦卡锡。这部电视片“不是一个报道，而是全方位的攻击，使用的手法恰恰是批评人士指责麦卡锡的‘捕风捉影’”。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后来都被证实或是共产党人或是其同情者。就连反对麦卡锡的评论人士都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新闻业者的职业道德。但是，莫罗的策略大获全胜，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从此被妖魔化，麦卡锡这个名字被“臭名昭著”这个词语紧紧锁定。
三人成虎、改是成非。长期以来，即便倾向保守主义的学者也不敢为麦卡锡辩护。保守派历史学家本内特在其作为“重要的保守主义视野的美国史”的《美国通史》中评论说：“麦卡锡玷污了反共这个光荣的事业，他使对抗苏联颠覆的合法努力变得名誉扫地。从此以后，对那些不忠诚的人或集团而言，他们只要喊‘麦卡锡主义’，就能使公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转移开来。”13
英国保守派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美国人的历史》一书中，引用杜鲁门政府的一份反驳麦卡锡的研究报告，声称美国长期存在“仇恨与不宽容”的潜流，周期性地产生像麦卡锡主义这样的爆发。他评论说：“麦卡锡从来不是一个严肃的颠覆活动调查人，而是一个试图吸引人们关注的政客。他自己的成功，先是让他吃惊，然后是使他失衡，最后把他给毁了。”14
新保守主义理论家艾伦·布鲁姆批评说，“麦卡锡主义给大学造成了极其负面的影响”，“麦卡锡、麦卡锡之流和麦卡锡的追随者，显然都是不学无术之辈，是跟学院作对的，尚未入学术之门的野蛮之徒”。但他很快又补充说：“在多数大学里，他们对课程安排和人事任命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没有哪个教授被解聘，他们在课堂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讲授任何东西。”15布鲁姆批评麦卡锡，大概因为他本人是学院中人，即便他在质疑大学体制时也会情不自禁为之辩护。但从他书中举出了若干例子可以发现，伤害学术自由的并非麦卡锡，而是那些激进的左翼分子。
左派学者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攻击麦卡锡的机会。反对冷战的冷战史学者李波厄特评论说，“麦卡锡的名字甚至成了莫须有污蔑的同义词”。16
最出格的辱骂来自威廉·曼彻斯特，他的《光荣与梦想》一书几乎成了当代美国史最通俗的读本。其文笔流畅，叙事生动，尽管贯穿其中的是左派理念，但大部分章节还算言之有物。论及麦卡锡时，他完全是歇斯底里的咒骂：“他是个恶棍，从外貌上看也是如此。他目中无人，经常暗自窃笑。讲起话来声音刺耳，喜欢奚落别人。在参议院里，由于胡子稠密，人们很快就可以认出他来。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所谓下等爱尔兰人的典型样板：体格魁梧，肩膀宽大，眉毛隆起，是在波士顿市第八号码头和芝加哥南部的贫民区常常看到的那种人物。”17其实，从麦卡锡的照片来看，如果不存政治成见，必须承认他还算英俊——至少比杜鲁门长得好看。在曼彻斯特的描述里，充斥着外貌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堪称左派最忌讳的“政治不正确”之集大成者——难道相貌不佳就当被歧视？难道爱尔兰后裔就当被歧视？难道穷人和乡下农夫的孩子就当被歧视？今天，如果用这种方式攻击任何一个其他人，必定会被告上法庭，但用来攻击麦卡锡，却是理所当然的“政治正确”。左派早已习惯了“双重标准”。
麦卡锡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精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国习俗
一九五四年，参议院针对四十六项麦卡锡“行为不当”的指控进行调查。经过特别委员会长达两个月的调查，只能得出其中两项勉强成立的结论，这两项都是莫须有的罪名——麦卡锡拒绝参加某委员会，又对另一个委员会有“诽谤”之论。十二月二日，参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一份对麦卡锡的指责。这就是后来人云亦云的“谴责决议”。实际上，麦卡锡的支持者、参议员H·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指出，该决议“不是谴责决议”，终稿使用的是词汇是“condemn”（认为不当）而非“censure”（谴责）。
就在参议院针对麦卡锡的充满敌意的投票之此前十天，曾担任苏联总检察长的安德列·维辛斯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时突发心脏病去世（他曾嘲笑联合国的《人权宣言》是一个梦呓）。在莫斯科审判期间，作为斯大林的打手，维辛斯基签署了数百份对列宁的老近卫军的死刑判决，尽管他知道他们没有犯下任何罪行。
苏俄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书中描述说，维辛斯基身材不高，敦实健壮，戴一幅眼镜。斯大林很喜欢这位检察总长的口才。维辛斯基的长篇大论的起诉书简直能使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全身瘫痪。其中大多数人在最后发言中只能表示认罪。由于办理布哈林案件卖力，根据斯大林建议，维辛斯基被授予列宁勋章，后又“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总检察长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在布哈林审判案中发表的结束语，看来给领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全国上下，不分老幼，一致等待和要求的只有一点：把那些将我们祖国卖给敌人的叛徒和间谍，向对待恶狗一样，执行枪决！……我们，我国人民，将继续在我们亲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的领导下，沿着清除了旧时代最后的垃圾和污垢的道路前进……”
维辛斯基逼迫已经屈服的被告背诵所需要的台词，发表所提示的声明，“揭发”所指定的人。这种可耻的排演反复进行多次之后，就告知“导演”哪些“演员”可以进行“首演”。德国作家福伊万格在《一九三七年的莫斯科》一书中评论说：“假如委托一位导演来排演这场审判，那他大概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和许多次的预演才能使被告做到如此的配合默契：他们是如此认真和努力，相互之间决不放过任何一点小差错，他们的激昂情绪表现得竟如此有分寸。简言之，训练这些被告人的催眠家、麻醉师和审判官员，除了他们的一切惊人的素质之外，一定都是些卓越的导演和心理学家。”
作为斯大林的头号法学家，维辛斯基为该大清洗提供了理论依据，其重要基石包括：刑法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及口供是证据之王。在漫长的大清洗中，有超过一百万普通人被杀害，更有近千万人被送到古拉格群岛服苦役。然而，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和大审判，维辛斯基的暴行，不仅没有受到西方左派的谴责，反倒得到鼓掌欢迎。
与此同时，美国左派却将维辛斯基的恐怖面具戴到麦卡锡头上——麦卡锡只是行使美国宪法和最高法院判决赋予国会的、有限的调查权（他并没有执法权），他的个人品行无可指责，他的调查活动没有违背法律。他没有将任何一个人送上绞刑架，也没有将任何一个无辜者送入监狱。一九九五年解密的维诺娜文件证明，当年麦卡锡小组委员会闭门听证会公布的记录，显示麦卡锡所认定的共产党人是精确的。赫尔曼评论说，麦卡锡的绝大多数指控的准确性“已不需要讨论”，它们现在“已被接受，就是事实”。二十世纪四零到五零年代，苏联间谍的确在美国大肆活动，人数之多、渗透之深，超过美国政治领袖和大众的预想。
当然，麦卡锡主持的调查让很多人的生活轨迹受到影响，有些人失业了——但仅此而已，好莱坞受到调查的“十君子”中有几个人被解雇，却很快就以“英雄”的身份找到薪水更高的工作，就连出狱的希斯都能衣食无忧并有权喋喋不休地自我辩护。然而，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可怕讽刺就在于，是麦卡锡的名字，而不是维辛斯基的名字，被西方世界普遍记住，并被斥为恐怖和猜疑时代的象征。
更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一九五四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失利，麦卡锡虽然保住了参议员的职位，但此后再也没有一点调查权力，不得不依赖公开演讲来继续提醒美国大众警惕共产主义的威胁。任期结束后，他回归布衣身份，与妻子收养了一名女婴。然而，长期的战斗让他的身体不胜重负。一九五七年五月二日，麦卡锡在贝蒂斯海军医院去世，时年四十八岁。官方诊断结果是急性肝炎。媒体却故意暗示他死于酗酒。
虽然主流媒体和知识分子将麦卡锡妖魔化，但麦卡锡在美国民众中仍享有足够的信任与尊重。官方不得不认真对待民意，麦卡锡被以国葬待遇安葬，七十名参议员参加葬礼。麦卡锡是十七年里第一个在参议院举办葬礼的参议员，几千名大众到场向其遗体致敬。随后，麦卡锡的遗体被运回其故乡阿普尔顿安葬，估计有超过三万威斯康星人到圣玛丽教堂对这位反共英雄表达敬意。
近年来，很多历史学家重新评价麦卡锡的历史地位，认为“麦卡锡主义的意义，在于它及时抑止了共产主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颠覆，此后美国政府内部再也没有出现过原子弹和氢弹设计图纸泄密这样的事件了”。保守派作家安·科尔特在畅销书《背叛者：从冷战到反恐战争期间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径》中评价说：“今天‘共产主义者’这个词听起来和‘君主制主义者’一样可怕，不是毫无原因的——那绝不是因为大无畏《纽约时报》的社论谴责麦卡锡，赞美哈佛大学教育出来的苏联间谍。是麦卡锡使得当共产党主义者成为可耻的事情。美国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再没能恢复元气。”
赫尔曼如此评价麦卡锡的一生：
他从美国的腹地来到这里，是一位顽强而普通的政治家。在一个突然而持久的历史时刻，他看到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核心真相：他的国家、他的信仰、他的文明正在与共产主义开战，纯粹处于战争状态。“这场战争不会结束，美国文明若非走向胜利，就必走向灭亡，”他一再强调。……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硬加在自己的国家身上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紧迫感。但是，汽车太平稳，繁荣太温柔，艾森豪威尔太慈爱，电视太迷人，这一切使得这个国家开始讨厌真理真相，也讨厌那个一直为真理真相呐喊的人，大家觉得他是多余的人，声嘶力竭地乱喊。这个国家再次进入沉睡状态，那个人也躺下死去了。18
麦卡锡没有辜负美国，而是美国辜负了麦卡锡——如果没有麦卡锡的孤身奋战，美国不可能赢得冷战。麦卡锡是迄今为止唯一不被承认的冷战中最具勇气、堪与麦克阿瑟媲美的英雄。
左派拒绝承认此一历史事实。一九五四年，哥伦比亚大学召开一个麦卡锡主义研讨会，左派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用德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多诺一九五零年出版《威权主义人格》一书的理论，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假保守派”毫无感觉的恐惧在社会上的投射——这是“德国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侵蚀美国思想和美国精神的又一案例。霍夫施塔特后来写了《美国政治中的类妄想狂风格》，成了民主党政府对麦卡锡主义的自由主义解释。
然而，美国学术精英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乡巴佬和红脖子们矢志不渝地追随麦卡锡（包括后来投票给川普）？答案很简单，麦卡锡是那个看到敌人在铁轨上安置了石头、要让列车倾覆的观测者，他排除了危险，让列车安然继续前行。列车上的人，只要是以身为美国人而骄傲的美国人，就会感激他。那些仇恨麦卡锡的左派不知道自己还活着应当归功于麦卡锡，因为如果他们憧憬的共产主义真的在美国实现，斯大林或毛泽东式的独裁者是不会让他们活着的，在极左派眼中，不够左的左派只不过是些无病呻吟的、必须用暴力加以消灭的小资产阶级。
麦卡锡主义并不是《英语大辞典》中说的“毫无根据指控陷害他人”的专制主义，而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一，为了捍卫自由而勇敢奋战，消灭一切危害自由的敌人与叛徒，正如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思想》中形容保守主义“会被不断嘲讽，但却始终守护著文明的存续”。麦卡锡主义是美国保守主义的精华，虽然被不断误解嘲讽，但它守护了美国的自由，在美国立国时就存在，现在也依然存在。自由永远需要守护者和捍卫者，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指出：
麦卡锡主义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美国习俗。除掉叛徒、渎职者和不忠的仆人，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美国决心。
——————————————
1、希斯在雅尔塔会议上的角色至今仍存有争议。一九五三年，罗斯福的顾问、左翼和平主义者、诺贝尔化学奖及和平奖得主莱纳斯·鲍林在国会作证说，希斯从来不曾在任何政策议题上对罗斯福建言，“不记得希斯曾对波兰、远东会任何事发表意见”，“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他的脸上永远带着严肃的神情。他不是个外向的人，似乎对部属高高在上”。作为与罗斯福和希斯有着相似世界观的同一政治阵营的人士，其证词未必可靠和全面。历史学者浦洛基认为，希斯的确替苏联当间谍，但其在雅尔塔的表现“是令人迷惑的”。其实，希斯的表现一点也不令人迷惑，他无需冒着巨大风险，在会议期间，在众目睽睽之下，向苏联情报机关通风报信，他对苏联的贡献是细水长流式的，是用隐蔽方式影响美国对苏联政策。浦洛基：《雅尔塔：改变世界命运的八日秘会》，页462-463。
2、托尼·朱特（Tony Judt）：《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二十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页331。
3、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上），页507-508。
4、梅卡尔·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页343。
5、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上），页515。
6、尼米兹的小企业：《乔·麦卡锡，那位最受人憎恶的美国参议员》，豆瓣网。
7、臭鼬是美国乡村常见的动物，笔者曾经在开车时曾不慎碾压到一只臭鼬的尸体，结果整整一个星期车辆上都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臭味，洗都洗不掉。其实，包括笔者自己在内，所有曾经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生活过的人，身上都有这种类似的臭味，我们都需要终身像关于那样刮骨去毒（臭）。
8、Arthur Herman：《Joseph McCarthy：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Free Press，1999年版。
9、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页103。
10、梅卡尔·P·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页448-449。
11、艾森豪威尔参选前政治倾向并不清晰。当时已被选民厌弃的杜鲁门突发奇想，想邀请艾森豪威尔加入民主党参选，自己当副总统搭档，被艾森豪威尔一口拒绝。艾森豪威尔是温和的保守派，不是里根或川普式的真保守派，亦非麦卡锡心目中的保守派。艾森豪威尔发表就职演说时，民主党政客詹森奚落道“不错，不错，对我们民主党过去二十年政策的很好总结。”就宗教信仰而论，艾森豪威尔此前并未固定属于基督教的某个教派，左派认为他没有宗教信仰。不过，基督教领袖葛培理在与之会面后说，艾森豪威尔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政治人物究竟有多么虔诚，当然需要打个问号。实际上，艾森豪威尔的宗教信仰是弥散形态的，有他自己说的话为证：“如果不是根植于一种可以感知的深深的宗教信仰，美国就毫无意义——不过，我并不在乎是哪种信仰。”威廉·J.本内特：《美国通史》（下），页281。
12、Arthur Herman：《Joseph McCarthy：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Free Press，1999年版。
13、威廉·J.本内特：《美国通史》（下），页285-286。
14、保罗·约翰逊：《美国人的历史》（下卷），页103-104。
15、艾伦·布鲁姆（Bloom A.）：《美国精神的封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半，页275-276。
16、德瑞克·李波厄特：《五十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页133。
17、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社会实录》（上），页425。
18、Arthur Herman：《Joseph McCarthy：Reexamining the Life and Legacy of America's Most Hated Senator》，Free Press，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