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有理由這樣說：如果你要尋找一個象徵著我們這個愚蠢時代的紀念碑，看看你自己就可以了。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看到城市被摧毀、古老的信念受到侵蝕。我們也許可以借馬太之語捫心自問：難道我們就不能正視「這場曠古絕今的大災難」嗎？
理查德·M·維沃（Richard M. Weaver）
當尼克森政府大致完成從越南撤軍的計畫後，美國國內的反戰運動逐漸沉寂。激進的「氣象員」組織的恐怖主義行動，招致普通民眾普遍的厭惡，進一步造成該組織內部的分裂。一些繼續支持毛主義的分子分離出去，和部分黑豹党殘餘分子匯合，在一九七二年組成新黨，名為「美國共產黨」，並在尾巴上加括弧：（馬克思列寧），藉以區別於忠於莫斯科的諸派別。這個黨的黨員屈指可數，卻一再出現在《人民日報》上，被毛澤東當作美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希望所在。
同一年，尼克森閃電般地訪華，毛澤東投向「美帝」懷抱，讓這個年輕的「括弧黨」不知所措。毛的世界革命領袖的光環暗淡了。這讓人想起一九六三年八月，毛在中南海接見一批來自非洲的游擊戰士時的對話。有一位來自英屬羅德西亞的魁梧的黑人戰士提問說：「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閃耀的紅星已隕落，曾扶持過革命同志的蘇聯，現在將武器賣給敵人。我所擔憂的是，中國天安門廣場上的紅星，是否會隕落？你們是不是也會拋棄我們，賣武器給壓迫我們的人？」很少有人向毛提出如此直率和尖銳的問題，毛陷入沉思，抽幾口煙，回答說：「我明白你的憂慮，問題在於蘇聯改走了修正主義路線，背叛了革命。至於我能不能向你保證中國不會背叛革命呢？此時此刻我無法給你承諾。我們正在努力尋求安全方法，讓中國不會變的腐敗官僚，走向修正主義。」1毛的安全方法就是三年後的文革，而文革的失敗讓毛決定與美國走向緩和。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後，中國國內局勢再度發生劇變，毛指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及元老們發動陳雲所說的「下不為例」的政變，逮捕「四人幫」，終結文革。2隨後，鄧小平第三度出山，很快從華國鋒手中奪取權力，果然帶領中國走向「修正主義路線」。美國的極左派和毛派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受到億萬中國人支持的文革一下子變成「浩劫」？為什麼才藝雙全的毛夫人一下子變為階下囚？為什麼壓迫工農的「走資派」紛紛官復原職？
美國共產黨（馬列）內部又經過一次分化、調整、適應階段，最後認定：鄧小平是毛主義的叛徒。在鄧小平首次訪美時，他們糾集上百人在白宮外遊行抗議「鄧叛徒」。當時美國舉國掀起中國熱，鄧小平登上《時代》雜誌封面，美國朝野均認為鄧小平是西化先鋒，「括弧黨」的抗議聲音，成了不合時宜的半夜雞叫。
又過了很多年，一九八九年天門廣場學生運動前後，中國駐美大使館及領事館前經常出現群眾集會，海外華人及關心中國人權議題的美國民眾聲援學生、抗議鎮壓。此期間總有兩三個美國人尾隨遊行隊伍，散發寫著「打倒鄧小平」字樣的傳單。「打倒鄧小平」沒有錯，但他們同時高舉毛身穿綠軍裝檢閱紅衛兵的大幅照片，用毛賦予紅衛兵的無產階級大民主，批判鄧小平的血腥鎮壓，宣揚擁毛倒鄧、重歸文革的理念。從兩個絕然不同方向看待天安門鎮壓的兩派勢力，在聲討鄧小平的口號下，走到一起來。這個怪誕現象，讓人們感到這幾個「洋紅衛兵」不知今夕是何年。
比起美國這些有氣無力、蕭瑟悲涼的毛派，毛的真正追隨者在南美小國秘魯。一九八○年底，秘魯首都利馬的大街上，幾條死狗被頭朝下吊在樹幹下，血淋淋的身上貼著紙條，上面用西班牙文寫著一個中國人的名字：鄧小平。與此同時，中國駐秘魯大使館受到炸彈和手榴彈的襲擊。訪問秘魯的中國外長吳學謙在國民黨統治時代是激進學運領袖，如今如驚弓之鳥般東躲西藏，自嘲說，想不到在秘魯重演了地下黨的活動方式。
對於秘魯共產黨的極端派別「光輝道路」及其領袖古茲曼（Abimael Guzmán）來說，他們是毛的精神傳人，走修正主義道路的鄧小平自然是不共戴天的敵人。「光輝道路」在秘魯發動了一場以毛的哲學思想、造反有理和痞子精神為基礎的「人民戰爭」。曾在北京郊區秘密營地受訓的古茲曼自稱「安第斯山的紅太陽」，他的「岡札洛主席的指導思想」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第四把刀子」，他由此有了綽號「香波博士」——形容他善於用毛主義給人做思想工作，即「洗腦」。3
這個「南美的小毛澤東」並未在秘魯成功複製中國式革命。這名造成七萬多人喪生的前哲學教授（他的博士論文是研究康德哲學）在一九九二年被捕，被判終身監禁。他在接受審訊時，滔滔不絕地談論哲學和歷史，仿佛是在大學課堂上給學生授課。他的大半生都在房間裡讀書，甚少和外界接觸，卻主導了秘魯歷史上最浩大的游擊隊暴力活動。審訊的警官歎息說：「你得知道很多東西才有辦法跟他交談。他光講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就可以講一整天。然後講貝多芬的《第九號交響曲》。然後說莫扎特。然後聊歷史和秘魯的軍隊。或哲學。根本就是百科全書。」
秘魯內政部長曾到獄中探訪古茲曼，問他說：「博士，為什麼要讓那麼多人喪命？」古茲曼不動聲色地回答說：「何必這麼驚訝？這個國家每年有多少孩童死於饑荒？死於營養不良？誰才是真正的殺手？我已經計算過了，是秘魯政府。」4他卻閉口不提農村孩子們在其暴力活動中付出的沉重代價：僅一九八○年至一九九一年，就有超過一千個兒童在恐怖行動中喪生，另有三千名兒童受重傷，戰爭地區的家庭破裂使大約五萬名兒童被遺棄或成為孤兒。
當古茲曼自詡為全球僅存的真正的左派的時候，意味著左派思想在全球範圍內的退潮——當然，它還會捲土重來，它肇始於人性中的幽暗意識，人類存在一天，它就不會自動消失。
對納粹、對蘇俄、對中國：西方三次綏靖主義害人害己
左派思想最大的迷惑性就在於，它允諾你一個無比美好的明天，卻不憚用最骯髒的手段實現這個願景。左是人天生的罪性的一部分，人生而左，若非上帝的光照、若非真理的啟迪，人不可能脫黑暗入光明、脫左入右。按照人類的本性，總是對左派抱有幻想——當史達林的暴政曝光後，轉而迷戀毛澤東；當文革的慘劇曝光後，就擁抱西方馬克思主義；當共產主義臭名昭著了，就換一個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百年左禍，生生不息。
人類最大的愚蠢就是不斷犯同樣或同類的錯誤。二十世紀以來，西方世界對左翼極權主義先後有三次綏靖主義：對納粹德國、對蘇俄和對共產中國。5
納粹當然是左派，其全名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左派卻將其歸入「極右」，以此撇清與之關係。二戰前的英國，似乎只有邱吉爾和歐威爾兩位清醒者——歐威爾指出，英國的普通老百姓「在災難時刻認為邱吉爾是他們的代表」。6二戰的爆發無可避免。然而，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卻是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當張伯倫（Arthur N. Chamberlain）推行綏靖政策時，大部分英國人都支持他。人們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最後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在「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軍備不斷壯大。最終，「上層階級由於他們的姑息政策和一九四○年的敗績而聲譽掃地」。7
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迫在眉睫的一九三九年八月，英國商人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的先行者——六四屠殺之後到中國投資的台灣人、香港人、日本人、歐洲人和美國人犯了同樣的錯誤，用歐威爾的話來說就是：「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
「和平主義」本身就是一種左派觀念。這些「善良」的人們是一群純粹消極性的生物，反帝反戰反特權，什麼都反，但要他們積極支持什麼事，卻難上加難。這是一群徹底喪失行動能力的人。在過去二十年裡，英國左翼知識分子的主要目標是摧毀英國人的愛國激情，他們認為激情是不合時宜的東西，「如果他們成功，我們現在就看著黨衛軍在倫敦街頭巡邏了」。8
另外還有一小部分「和平主義知識份子」，心中的真實動機更為不堪：這些人抱持著對西方民主的仇恨，以及對於極權主義的崇拜。這種「和平主義」的核心思維，就是站在更加殘暴的一方，要求另一方卑躬屈膝，彷彿暴力程度高就是勝利者。這是「只要被害人屈服，就不會有強暴」的罪犯式思維。這種「和平主義」的根源是崇拜力量，並崇拜「成功的殘酷」。
牛津大學學生通過投票宣佈：「我們不會再為國王或國家而戰了。」而國王喬治五世（George V）對保守黨首相鮑德溫（Stanley Baldwin）說，如果首相帶領英國進入另一場戰爭，他將親自前往海德公園，揮舞代表革命的紅旗抗議。9威爾士親王——即「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愛德華八世（Edward VIII），退位後成為溫莎公爵——公開支持希特勒。
在歐威爾看來，如果納粹認定英國已經趨於頹廢、從而可以輕易發動戰爭，擁護和平主義的知識份子難辭其咎。一九四○年，他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運動。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沒有比德國更多言論自由。最終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沒有什麼不一樣。
當時，呼籲擴軍備戰、對抗納粹的邱吉爾被媒體形容為「戰爭販子」，仿佛希特勒是無辜者，邱吉爾是故意觸怒希特勒的罪魁禍首。邱吉爾還因為譴責布爾什維克是「滴血的惡魔」，被左派作家威爾斯攻擊為「在新時代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帝國主義者」。然而，若非邱吉爾挺身抵抗納粹，綏靖主義必定毀了英國。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指出：邱吉爾以領袖之姿出現，率領歐洲反抗極權主義的惡勢力，的確是決定性的大事，是「命運的關鍵」。邱吉爾出現后，希特勒就開始「掉鏈子」了。邱吉爾的貢獻正是歐洲所迫切需要的：道德的權威，對價值觀的信仰，對理性行為正當性的信仰。10
多年以後，作為邱吉爾精神傳人的柴契爾夫人訪問剛剛擺脫共產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特地為張伯倫當年出賣捷克的行為道歉，她在布拉格的聯邦議會上表示：「一九三八年，慘烈的綏靖政策導致希特勒奪走你們的獨立，是我們辜負了你們。邱吉爾迅速地否定了慕尼黑協議，但我們仍羞愧地銘記在心。」不過，她只道了一半的歉：戰後捷克淪為蘇聯的附屬國，邱吉爾和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簽訂的密約就是捷克的判決書，他們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那是另一次綏靖主義。
如今，人們對西方對納粹和法西斯的綏靖主義有所反省；但對西方對蘇俄的綏靖主義及當下對中國的綏靖主義的認識，卻呈現依次遞減態勢。
研究古拉格群島的歷史學家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E. Applebaum）發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在西方，幾乎所有人都會對佩戴納粹徽章的想法深惡痛絕，可是卻沒有人對衣帽上的錘子鐮刀圖案表示反感。人們對一次大屠殺的象徵充滿恐懼，卻對另一次大屠殺的象徵微笑面對。她追問說：「三○年代烏克蘭發生過可怕的饑荒，史達林害死的烏克蘭人比希特勒屠殺的猶太人還要多。可是在西方，到底有多少人記得它？畢竟，這樣殺人害命太——太乏味，而且明顯缺乏戲劇性。」11
問題的關鍵在於：若對蘇聯的譴責太徹底，就有可能殃及某些曾被西方左派奉若神明的東西。比如，法國左派哲學家沙特聲稱，應當對蘇聯集中營的罪行保持沉默，「目的是不讓法國的工人陷入絕望」。對此，薩特曾經的戰友、後來的論敵卡繆回應說：事實就是事實，否認它，就是嘲弄人性和道德的原則。
西方的迴避態度還有一個原因：西方在某種程度上參與了蘇聯的罪行——通過戰後強行遣返成千上萬被德國俘虜的蘇聯戰俘而把他們送入虎口，通過雅爾塔密約將東歐數千萬人交給蘇聯統治，西方盟國已幫助獨裁者犯下反人類的罪行。承認這一切將會破壞人們關於那個時代的記憶的道德純淨感。
所以，西方知識界的結論是：「蘇聯只是由於某種未知的原因出了問題，但那不是本質問題，不可與希特勒德國相提並論。」誰要是說史達林與希特勒一樣壞、蘇聯與納粹德國一樣壞，就是對正人君子們的冒犯。
西方對蘇俄的綏靖政策並未得到全面反思，西方對中共政權的綏靖政策則仍然是可悲的「現在時」。西方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非洲等處的共產主義暴政的關注，比起對蘇聯東歐來更是少之又少。蘇聯東歐畢竟屬於歐洲或「半歐洲」國家，斯拉夫人等族裔也是白人，因此西方可以「將心比心」；與之相比，中國、北韓、柬埔寨、越南等黃種人的共產極權國家，則是遠在天邊的「古代的傳說」——儘管馬克思主義來自歐洲，但傳播到那些地方時已東方化了，演變成一種西方無法理解的形態。這種托詞當然是不成立的，背後還隱藏著毫不自知的種族歧視：儘管黃種人也是馬克思主義這種來自西方的意識形態的受害者，但黃種人的命比起猶太人的命或俄國人的命來要卑賤得多。
歷史學家史蒂芬·庫托伊斯在《共產主義黑皮書》之導論中指出，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共產主義大災難曾觸及四大洲約三分之一人類的生活，學術界為何對它保持這種「震耳欲聾的沉默」？對共產主義的分析中，為何人們如此普遍不願將罪行——大規模犯罪、系統性犯罪和反人類罪——這類關鍵因素視為核心因素呢？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希特勒與史達林惺惺相惜，法西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共享「社會主義」等概念，但西方學者故意將兩者分別歸入「極右」和「極左」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陣營。
唯有先後經歷過納粹和共產兩大暴政的東歐異見者，最有資格將兩者相提並論且做出精準的比較。他們認為，以崇高理想比以卑鄙理想的名義進行大屠殺更加邪惡。畢竟，納粹從未假裝善良。相反，共產黨人則吹噓其人道主義，數十年來欺騙了全世界數百萬人，因此犯下最大規模的殺戮卻不受懲罰。再者，納粹也沒有以意識形態儀式將其受害者斬盡殺絕；相反，共產黨人則通常強迫其獵物在簽字的口供裡認「罪」，從而承認共產黨路線的政治「正確」。最後，納粹主義是個獨一無二的案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並不真正具有競爭力），而且它沒有向全球蔓延。相反，共產主義的普遍性允許它如癌細胞一般在全球擴散。《共產主義黑皮書》的結論是：共產黨政權不只是實施犯罪行為（所有政府偶爾也會這樣做）；它們本質上是犯罪企業（criminal enterprises）：原則上，可以說，它們都依靠暴力統治，無法無天，且罔顧人命。
國家層面的外交或軍事政策的綏靖主義，與文化和思想意識上的「天然左」互為因果。通往左派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是一條輕鬆自如的道路，一條人潮如織之路；反之，通往右派之路，即通往自由之路，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需要勇氣、智慧與經歷來共同達成。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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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馮客（Frank Dikotter）：《文化大革命》，（台北）聯經出版，2017年版，頁7。
2、當時，中共元老們商議，解決「四人幫」的辦法，無非有兩種，一是抓起來再說，二是開會投票罷免。開會又分兩種方式，一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投票決定，華國鋒之一派佔有多數；二是召開中央全會投票決定，卻並無把握。於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決定「採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
3、程映虹：《毛主義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香港）田園書屋，2008年版，頁231、頁239。
4、金恩·麥奎利（Kim MacQuarrie）：《大盜、英雄與革命者之路》，（台北）馬可孛羅，2018年版，頁173-174。
5、劉曉波在<自由國家在二十世紀的四大失誤>一文中，將二戰前後西方對蘇俄的綏靖政策分為兩次失誤，其實這兩次可合為一次，因為綏靖政策的對象都是蘇俄及史達林。因此，「四大失誤」可概括為三次綏靖主義的高潮——其中，對中國的綏靖政策，從延安時代一直延續至今，其間雖經過冷戰時代中美隔絕、敵對的二十多年，但總體而言，這是延續時間最長、危害程度最大且至今未能翻轉的重大錯誤。
6、喬治·歐威爾：《英國式謀殺的衰落》，（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頁187。
7、喬治·歐威爾：《英國式謀殺的衰落》，頁158。
8、喬治·歐威爾：《政治與文學》，頁154。
9、早在一九三二年，鮑德溫已預視到歐陸極權主義之冒升，在下議院曾發言道：「轟炸機總有一天會到來，而唯一的防犯就是進攻。」不顧工黨的反對，他展開一系列重整軍備計劃。但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其第三度任首相期間，未能制止納粹德國違約擴軍。曾在鮑德溫內閣任財相的邱吉爾堅信，鮑德溫執政期間對納粹德國採取安撫態度，促使希特勒更加膽大妄為。在鮑德溫一九四七年八十大壽時，邱吉爾拒絕寄送賀卡：「我希望他早日康復，但他沒有在世上存在過會更好。」
10、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經濟人的末日：極權主義的起源》，（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版，頁8。
11、安妮·阿普爾鮑姆：《古拉格：一部歷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頁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