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八日，罗纳德·里根在华盛顿遇刺，刺客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在被送进医院时，里根对妻子南茜说：“亲爱的，我忘记躲闪了。”他又以惯有的幽默对医生们说：“请告诉我，你们是共和党人。”医生幽默地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们今天都是共和党人。”
十三天后，里根奇迹般地恢复过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凝视着贴瓷片的天花板，心里在祈祷，但我明白当我对那个射中我的年轻人心怀仇恨时，我不能不祈求上帝的帮助，这难道不就是迷途羔羊的含义吗？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个个都受到祂的钟爱。于是我开始为凶手的灵魂祈祷，愿他迷途知返。”里根在返回白宫的第一个晚上写道：“我知道恢复需要很长时间，无论如何，是上帝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将尽一切所能侍奉他。”里根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说，此次暗杀事件改变了他的人生，“那天上帝肯定在看顾着我，从今以后，我的时间就是祂的时间。”
里根的母亲是一名坚忍的基督徒，他七岁便从母亲那里听到福音，从此再也没有产生过疑问，“圣经是我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十二岁时受洗成为有“重生得救”经历的基督徒。
在第二届任期就职典礼上，里根手按圣经宣誓，那本古老的圣经还粘着苏格兰胶带。他选择最喜欢的《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与伯格法官一起高声诵读：“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里根并不按时上教堂，对上帝的信仰在某些方面并不明确且过于宽泛，这种信仰缺乏可以辩论的神学理论，他的父亲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让他的信仰中有天主教的残留因素。但其信仰本身是真实的，是个人性质的。里根在私下和公开场合都表达过对基督教教义的看法，它们都与正统基督教的教导一致。他的宗教信仰对总统职位——以及整个国家——所造成的积极影响也许超过现代史上的其他任何总统。
让“保守主义”成为褒义词，让“自由主义 ”成为贬义词
里根担任总统时的美国跟亚当斯担任总统时的美国相比，人口增长一百倍，面积增长十多倍，经过西部开拓、工业革命、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美国成为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头羊，成为在全球抵抗共产主义的坚强堡垒。
在充满自我质疑的六〇、七〇年代，民权运动、反越战、性解放、毒品泛滥、垮掉的一代，此起彼伏，美国社会千疮百孔，美国精神七零八落。里根上台之前，美国正饱受能源危机之苦，通膨高涨、失业率窜升、民心士气低落。人们呼唤一名先知式的政治人物，领导美国走上正轨。
里根的出现绝非偶然。在背后支持里根的是在数量和影响力上不断上升的福音派基督徒群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杰瑞·法尔韦尔（Jerry L. Falwell）建立的“道德多数团体”，他们开始关怀社会政治议题，将势力拓展到核心受众之外，并朝公共议题和政治选举发展。小巴克利则以《党派评论》杂志为基地，形成保守主义长期缺乏的论述能力，吸引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支持里根。
卡特政府内政外交的一连串失败，让民众忍无可忍、穷则思变。在历史转折时刻，保守主义成了变革的代名词。里根击败软弱无能的卡特，脱颖而出。学者怀特和吉尔在《里根为什么获胜》一文中指出：使保守主义由少数派的地位转变到在美国占有压倒多数的地位的，主要是三个根本观点：一、信仰上帝是自由和恰当尊重同胞的必要前提。二、对集权主义必须加以抵制。三、联邦政府过多地干涉了我们的生活。
黑梅斯坦因在《新右翼》一文中指出，里根的政纲中对选民最有吸引力的部分是：一、经济自由化：自由与个体主义；二、社会传统主义：对家庭、社区、宗教和传统道德崩溃的担忧；三、好斗的反共产主义态度。
詹姆斯·伯恩斯用“道德右翼”来称呼里根领导的这一运动，该运动有四条道德原则：“亲生命”，“亲传统家庭”，“亲道德”（在色情与吸毒等问题上），“亲美国”（主张加强国防）。詹姆斯·伯恩斯赞赏里根以传统的自由企业保守主义同这些观念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市场右翼”思潮。
里根的“新政”与罗斯福的“新政”背道而驰，他掀起的这场政策乃至观念秩序的革命，让罗斯福新政之后半个世纪以来居于政治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在一九八〇年代后期变成贬义词，以至于在一九八八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惟恐被对手扣上“自由主义”的帽子。保守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正面、积极、昂扬、受正派人接纳和尊重的政治观念。
深具个人魅力的里根大刀阔斧、删繁就简，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潮流，重塑了美国，也重塑了共和党。此前，共和党与民主党对峙，但其领导权也和民主党一样，长期被东部自由派权势集团把持，直到一九六四年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赢得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保守派才首次暂时夺得领导权。此后，尼克森以共和党人身份赢得总统大选、入主白宫。但尼克森受其首席智囊、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基辛格之摆布，对外推行“缓和外交”，出访中国，开启美国养虎为患的对华政策；在对内政策上，尼克森并未积极推动保守主义的社会政策。保守派并不将其视为其精神领袖和政治代言人。水门事件发生时，保守派不愿支持尼克森，这是其黯然辞职的重要原因。尼克森垮台后，保守派开始聚集在里根周围，使之以绝对优势击败卡特。
对于保守派、共和党和保守主义来说，里根的执政有多重含义：首先，它意味着共和党的脱胎换骨，原本四分五裂的保守派在新共和党的平台上实现组织上的大联合，共和党从过去由东部自由派权贵长期把持领导权的政党演变成以南方、中部、乡村为巩固基地的强大的保守党。
其次，美国保守主义从此告别了昙花一现的塔夫脱和戈德华特时代，有理论亦有实践，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外交政策和道德伦理规范等所有方面都有确定性答案，在观念秩序上不再模糊，清晰而坚定，保守主义发展成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的两大思潮之一。
第三，在里根执政期间，保守派经过八年的执政实践，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执政人才，在党内形成新的保守主义人才库。在此后布什父子尤其是小布什（George W. Bush）执政期间，这群人才以“新保守主义”的面貌活跃于政坛。甚至到了三十年之后的川普时代，川普启用的若干重臣仍是里根时代崭露头角的英才。[1]
以经济复兴、军事复兴和道德复兴“重新塑造美国 ”
“我将工作，我将挽救，我将奉献，我将忍耐，我将快乐地战斗，鞠躬尽瘁，竭尽所能”，里根在就职典礼上的演讲，断然否定了伊斯兰教、共产主义和精神不安，再一次郑重宣布美国将再次强大起来，其声音之洪亮差一点震裂全国每一台电视机的显像管。
里根的胜选是一个奇迹，是美国当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里根修复了美国因越战和“垮掉的一代”运动而丢失的民族自豪感，克服了盛行的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以减税、减少国家债务、平衡公共开支、激活自由市场经济等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政策，带来美国经济的繁荣。
里根是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论者。在独立日发表的一篇讲话中，他全面地阐述了其政策及背后的价值基础：“我们的选择难道不是不进则退的选择吗？退则退回到中央集权，福利国家，政府越来越多的慷慨解囊，伴随着更多的管理许可权，更少的个人独立自主，并最终走向极权主义。另一选择便是我们的建国先辈们构划的梦想：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赋予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七月四日，我们不庆祝依赖日，我们庆祝独立日。”
里根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新的开端仅仅是开创于两个世纪前的那一开端的延续，在那个时候，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说，政府不是我们的主人，而是我们的公仆，是我们人民赋予了它权力。……我的意图是限制联邦政府机构的规模和影响，我们大家都需要认识到，联邦政府没有缔造各邦，是各邦缔造了联邦政府。”他表示，他的政府将加强诸如“信仰、家庭、工作及睦邻关系”这些美国传统的价值观，增强国防力量，重新引导历史“摆脱黑暗的极权统治”。
里根需要清理罗斯福新政留下的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的负面遗产。一九八一年上台伊始，里根即提出“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四条施政纲领：减税，削减预算支出，撤销或放宽政府管理企业的有关法令规章，控制货币供应量。这其中蕴涵的基本经济哲学是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和干预。“里根经济学”从根本上重组了美国的经济结构。里根所开创的经济政策新理念及新的政策框架，带来经济复兴，更为经济增长、甚至为电脑、网路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革命创造了良好环境，美国企业的竞争力迅速提升。
里根不仅让美国人过上好日子，也让美国回归建国之初的伦理与道德。里根的社会政策坚守基督教道德伦理原则：上帝书写圣经，圣经容忍极刑（死刑）；“鸡奸”是罪过，同性恋婚姻不能被允许，但同性恋者具有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隐私也一样；艺术应矢志维护道德观念；施舍先及亲人；共产主义是邪恶的，因为它削弱个人意志。里根在任期内一直反对堕胎合法化：“我们的宪法保证『生命、自由和幸福』，但堕胎就是杀死生命。”他对艾滋病的看法，也带有鲜明的圣经色彩：“那种可怕的疾病，才能使我们重新审视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那些极其重要的价值观。”
一九八二年，里根向国会提交宪法修正案，要求允许学生自发在学校祷告。他在附设的谘文中说：“通过祷告来公开表白我们对上帝的信仰，这是我们美国人的基本遗产，也是我们的特权，所以法律应该规定，美国任何学校——公立或私立——都不应该排斥这种做法。”这一努力未能成功。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里根发布宣言，将这一天设立为全国祷告日：“在过去的历史中，祷告一直是我们国家一股强大的力量，今天仍然如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绝不应该忘记这个力量的源泉。我们知道选择上帝之道路的自由是自由的本质所在，同时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得不盼望更多公民通过祷告与他们的创造者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他宣布一九八三年为“圣经年”，鼓励所有美国人都“考查和重新发现圣经中所蕴藏的无价的、万古长新的信息”。
里根倡导“明智的爱国主义”，其基础是“更多地关注美国历史，更着重地强调公民责任感”、“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活中，我一直在谈论那座『闪光的城市』”。他的愿景是，未来的美国将是一个小政府、低税收、减税赋、享有军事优势的国家，美国人可以大步流星地走在世界上任何一处穷乡僻壤的犄角旮旯而没有安全之虞，而且“在没有自由的世界人民心中，我们将再次成为自由的典范和希望的灯塔”。他曾引用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话鼓励美国民众：“美国人民拥有一种杰出和无私行为的天赋。因此上帝将拯救受难人类的使命交给美国人。”他进而补充说：“我们确实是，而且我们现今是，世界上人类最后的美好希望。”
任满两届任期之后，里根留下的美国摆脱了停滞不前、灰心丧气，已经信心十足、昂首阔步。里根在告别演讲中，重申他坚信美国将成为造在山上的一座荣耀之城：在我的思想中，这座山上之城高大、富丽堂皇，建造在磐石之上；既挡风，又蒙受上帝的祝福；……不管暴风雨怎样吹打，它的光辉都毫不失色。对于所有必得自由的人，它仍然是一座灯塔；对于来自各个沦丧之地、摸黑回家的所有朝圣者，它仍然是一块磁铁。
“因为我们站在上帝一边，所以我们会赢”
在里根当选总统之前，有人问他怎么看待共产主义和苏联，他回答说：“我们会赢。他们会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上帝站在同一边”。
里根在好莱坞演艺生涯中，已彻底了解“自由主义（左翼）的阴暗面”，并加入反共阵营。他爽快地答应帮助联邦调查局调查危险分子和叛变活动，因而遭到匿名电话威胁——向他脸上泼硫酸。他随身携带一把史密斯威森牌手枪。这件事永久改变了他的政治观点。“从这次近距离的交战中，我明白美国面临的最狡猾、最阴险的威胁莫过于共产主义的威胁。”
笃信“我们跟上帝站在一边”的，不仅仅是里根。一六五六年九月十七日，克伦威尔在英国国会致辞，提出其外交政策。他以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开始演说：谁是我们的敌人，为什么他们憎恨我们？克伦威尔断言，世界其他地方存在邪恶轴心，他们憎恨英国，他们憎恨上帝和世界上美好的一切，“充满敌意，反对服事上帝的荣耀和祂子民的利益”。克伦威尔严词谴责西班牙的暴政：“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是自由，仅仅如此。……我们渴望这样的自由，造访西班牙疆域的英国人可以将英文圣经放在口袋里，实践宗教信仰自由而不受到限制。”他呼吁，所有德国、丹麦、瑞士新教徒的利益，跟英国基督徒的利益是一致的，英国应当持续行动，为上帝的子民而行动。
克伦威尔的观念在三百多年后、三千英里外产生了共鸣——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里根在佛罗里达奥兰多的美国福音派联盟年会上演讲，首次提出“邪恶帝国”的概念。被苏联政府放逐的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曾形容苏联是全世界“邪恶的渊薮”。里根指出，“现代世界的邪恶轴心”是成为今天的前共产党员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宣称的作为“第二古老的宗教信仰”的马列主义。他告诉牧师们：我一直坚持，正在持续的争夺世界的战斗不会由炸弹或火箭、军队或军事力量决定胜负。决定胜负的是与上帝所立之圣约。
和建国先辈一样，里根坚信，美国人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不是偶然所得，而是上帝所赐：“我在这里无需告诉大家，这一信念与许多人所持的流行观点——世俗主义——相对立，至少可以说与之不协调。”他誓言，美国必须挺身与“邪恶帝国”斗争：“美国让自由的火炬一直燃亮，但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亿万人。”
里根与铁幕后的哈维尔、瓦文萨、萨哈罗夫等人一样，相信可以用语言的力量、思想的潜在影响力和戏剧性的事件中打破固有观念的束缚。冷战本身已成为一种习惯：太多地方有太多的人屈从于相信它将永远持续下去。里根试图利用苏联的弱点、展现西方的实力，以打破这种“心理上的僵局”。里根偏爱的武器，除了“星球大战”计划之外，就是公开演说。
一九八二年的六月八日，里根在访问英国时，成为首位在英国议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此次演讲被称为“威斯敏斯特演说”。这场演讲受到很多英国议员的抵制——对于西方左派来说，好战的里根比苏联更危险。这场被抵制的演讲成为里根主义的先声。里根坚信，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将由市场，而非军事力量，决出胜负：“今天，我们正目睹着一场重大的革命性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经济秩序的需求和政治秩序的需求迎面相撞，但危机不是发生在自由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地方，而是发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堡垒——苏联。”他从在英国已被很多人放弃的圣经观念出发——世上存在着邪恶，必须倾尽全力反对邪恶，谈到当下的冷战，他给忧心忡忡的西方人鼓气说：“我要描述一个长远计划，一个远大希望——迈向自由和民主，把马列主义扫入历史的废墟，就像历史曾经掩埋了压制自由、遏制人民自我表现的暴政一样。”
当西欧各国畏惧苏联及东欧集团，采取“东方政策”时（如同战前对纳粹的绥靖主义），惟有里根与撒切尔夫人坚定不移地宣布：不能与邪恶共存，必须用一切手段终结苏俄暴政。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里根在柏林墙前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宛如呐喊，他的声音带有真正的愤怒，这种情况十份罕见。左翼的《纽约时报》只在第三版发表几行文字报道，以羞辱里根——殊不知，这是自打耳光。里根演讲的时刻永远保留下来，在世界各地的电视里反复播出。“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这句话宛如先知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墙外的呼喊——若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谁能相信吹角和呼喊就能让坚固的城墙倒塌呢？
一九八九年，被东德共产党党魁昂纳克形容为“屹立百年，固若金汤”的柏林墙轰然倒下。随即，苏联东欧共产集团土崩瓦解，速度之快，超过任何一位苏联问题专家的预测。里根不是苏联问题专家，但他拥有从上帝而来的直觉，这种直觉让他对世界大势作出精确判断。与以苏联为首的“邪恶帝国”的生死搏斗，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携手打赢的，是“盎格鲁文化圈”联手打赢的，是基督的信徒并肩打赢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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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如，被川普任命为美国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是里根时代负责对日和对欧洲谈判的副贸易代表，如今在美中贸易战中展现了丰富的经验和强硬的魄力。
[2] 里根退休后，多次民调显示，里根被民众选为美国历史上超过华盛顿和林肯的最伟大总统。二〇〇四年，里根去世后，美国政府为其举办盛大国葬。一九九七年，保守主义者格罗弗·诺奎斯特创立“里根遗产计划”，致力于在美国各地建立纪念里根的建筑物。首都华盛顿先后命名了“里根大楼”、“里根机场”和“里根车站”等标志性建筑，军方命名了一艘“里根号”航空母舰和一架“里根精神号”运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