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美国2020年大选所出现的宪政危机，直接涉及到美国立国的根本。美国到底是以基督教立国，还是世俗化、多元化、相对化的国家？本文明确指出，美国立国的根基乃事基督教，尤其是清教徒传统。
美国目前面对的危机就是异教与异质的意识形态要彻底颠覆美国立国的基督教根基的问题。美国左翼势力试图用同性恋、第三厕所摧毁基督教传统的家庭观，用高福利摧毁基督徒注重的工作伦理，用毒品合法化摧毁真个社会奋上进的精神，用小额抢劫合法化直接摧毁美国小微企业，用政治正确把基督教信仰赶出公共空间，用大媒体舆论操纵美国的民情，甚至直接使用包括虚假新闻、偷窃选票和打砸抢等欺诈与暴力威胁行为直接颠覆以选举为轴心的美国代议民主制度。特别是面对“黑命贵”的喧嚣和暴力，忽然之间，美国以基督教清教徒守约守法精神所奠基的“契约文明”大有重新归回“身份政治”的野蛮状态的危险。
本文强调，“川普主义”并不是大国领袖利用权势所打造的标新立异、横空出世的新型意识形态，其实质乃是英美保守主义的复兴。英美保守主义首先致力于保守的既不是抽象的个人的自由，也不是泛泛而论的公共秩序，而是以基督教国家和文明为内涵的基督教传统。这种传统在美国是以清教徒神学为传承和主轴的。[1] 美国民情的主要塑造者就是清教徒式的“民主的、共和的基督教”。[2]
一、目前美国的危机
早在一九九一年，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1955年 ）就发表了《文化战争：界定美国之战》一书，强调这种“文化冲突”（cultural conflict） 的终极就是对“统治权的争夺”（the struggle for domination）。这种争夺战涉及到私人与公共文化的各个方面。[3]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残余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难民的身份进入美国，反客为主，开始打着“文化批判”的旗帜渗透、颠覆美国大学和媒体，他们以历史性、中立性、客观性、多元性为名向美国立国之本基督教文明发动了全方位的“超限战”。[4]
一九九六年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书，强调“美国面临着一个较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和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5] 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指出的那样：“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在态度上，他们主张“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6]
沃格林的高足桑多兹指出，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打着“科学”的旗帜，“遮蔽了创造和其背后站着的上帝，他们就难以克服生存本身的结构，因为那结构依然活在每个单纯的灵魂中。当超越的上帝被遮蔽，此世的内容就会提供新的诸神。当超越的宗教象征被消除，代之而起的则是内在于此世的科学语言中发展出来的新象征。”[7] 多元主义在本质上不上无神论，乃事多神主义。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不过是一种人为打造的神话，最终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中必有胜出者占据主导地位。[8]
二、美国立国的根基与基督教国家
二十一世纪关于美国最大的谎言就是奥巴马之流的人所散步的论调——“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关于基督教最大的谎言，就是教会内外反律主义者所强调的教训——“摩西律法对我们当今时代的人不再有效”！美国于十八世纪建国，难道当时有世俗化的国家吗？摩西不过是先知，上帝的的话语的出口，难道摩西有他自己的律法吗？这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之流的挂名的基督徒反复强调的两大谎言，可惜很多基督徒也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被人洗脑，不仅没有反击奥巴马之流所主张的离经叛道的荒谬言论，反倒深表赞同，甚至同流合污、随声附和，加入仇敌的队伍，到处摇旗呐喊，自己被洗脑致残之后继续对别人洗脑，反对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反对以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高级法”（the higher law）。[9]
老普林斯顿神学家赫智（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 1823-1886年）是美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改革宗长老会神学家和教会领袖之一，他明确强调：“就律法、权利及其实况而言，美利坚合众国从其一开始就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Thes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are, and from the beginning were, of law, of right and of actual fact, a Christian nation.）。[10]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之杰出代表柯克在其名著《美国人的事业》一书中明确强调：“美利坚合众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陈述，这并不是为了推动美国人的事业才这样说”（The United States is a Christian nation. This is a simple statement of fact, not an argument to advance the American cause.）。[11] 1892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研究十年之后，作出了“三一裁决”(Trinity decision)，申明美国是基督教国家：“这些宣告并没有任何紊乱之处，贯彻其中的用语都是一致的，意思也都是统一的。它们一致承认和重申的就是：这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这些文件并非个体性的宣告，而是由众多个人来联合作出的宣告。它们本身具有有机性的合一。它们所讲说的是整个人民的声音。这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民族……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There is no dissonance in these declarations. There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pervading them all, having one meaning. They affirm and reaffirm that this is a religious nation. These are not individual sayings, declarations of private persons. They are organic utterances. They speak the voice of the entire people. This is a religious people…this is a Christian nation.）。[12]
何谓基督教国家？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鲁尔（David Josiah Brewer,1837-1910年）所指明的那样：“我们以各种方式划分国家。有时根据其政府的形式，有的国家是王国，有的国家是帝国，有的国家是共和国。有时根据民族划分，因此英国式安格鲁·萨克森民族的国家，法国则是高卢人的国家，德国是条顿民族的国家，而俄罗斯则是斯拉夫人的国家。有时根据宗教划分，有的国家是穆斯林国家，有的国家是异教国家，有的国家则是基督教国家。这个共和国（美国）则是列在世界上众多基督教国家的范围内。”[13] 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说基督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确立的国立宗教，享有来自联邦政府税收方面的支持，甚至排斥其他宗教，压制宗教与言论自由，而是指基督教在律法、权利和事实上是主导性的力量。赫智明确指出：“事实上，世上的每个国家都必需有，也一直有某种类型的宗教。”[14] 从圣经启示的角度来说，世上所有的国家都当成为基督教国家：“基督是各国共同的君王，他的圣经就是各国共同的法典。”[15] 著名清教徒经学家马太·亨利解释《马太福音》28章19节“使万民作我的门徒”时强调，基督徒当“竭尽全力使列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do your utmost to make the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16]
在历史上，哈佛、耶鲁等常青藤大学一开始就是具有传统传承的清教与新教教育机构，是捍卫基督教国家和文明的学术基地，可惜后来被颠覆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抵挡基督教甚至散步仇视美国的思想的大本营。巴克利在1951年的时候就发表《耶鲁的上帝与人》一书，明确指出在耶鲁中存在的“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教育倾向，这种倾向处于‘学术自由’保护性标签的庇佑之下，已经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里最不协调的声音：从信仰基督教的个人主义者那里得到道德与财政支持的教育机构，却致力于诱导这些资助者的孩子们成为持有无神论观点的社会主义者。”[17]
美国基督徒必须清醒过来，自觉地捍卫基督教在美国的地位，回到清教徒和保守主义的正传，继续发挥基督教真理在美国社会中本有、当有的中流砥柱式的影响。特朗普主义标志着美国民间的这种觉醒。[18] 否则，美国就会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伊斯兰教等异质思想彻底颠覆，美国就会面目全非，不再是原初意义上的“上帝之下统一的国家”（One nation under God）。
1630年清教徒温斯洛普在从英国前往美洲的阿贝拉号上布道说：“我们就如一座高地上的城，万众瞩目。倘使在这伟业中我们欺骗上帝，迫使他撤回援助，我们将成为世界上的笑柄人人传讲，我们将授敌人以口实，使上帝之道和追随上帝的众人蒙辱，我们将使上帝虔敬的仆人感到羞耻，而他们为我们的祈祷将变为对我们的诅咒，直至我们在将要去的地方慢慢消亡。”[19]
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是否具有普世性？托克维尔当初就说：“联邦与各州的主权是互相交错的，要想一眼分清其界限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政府中，所有的事情需要经过反复的协商和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因为只有长期一来习惯于自治或者政治知识普及的社会下层的民族，才是最适合采取这种制度的人群。”[20]没有基督教所培育的个人美德，没有基督徒所熏陶的社区民情，美国的宪政民主是不可复制的。但是，毫无疑问，从这些原则来看，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建立代表着历代先圣先贤对“理想国”的追求，当然更代表着基督徒对上帝的国度和公义的追求。
三、美国民主与基督教信仰
对于美国而言，就是以基督教新教中的清教徒神学建立宪政民主国家。按照桑多兹的考察，“美国的灵魂就是教会”（America is a nation with the soul of a church.）。[21] 进一步言之，这种基督教乃是以清教徒神学为核心的基督教。托克维尔强调，当初的清教徒“将一种称之为民主的、共和的基督教之外，在没办法用其他词汇来称呼的基督教，带进了新大陆。这一点，当然对在政治活动中确立共和和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开始政治和宗教便协调一致，而且之后从没有中断过这种关系。”[22]
托克维尔虽然身为天主教教徒，但他自己坦率承认：“天主教就像一个专制君主国。”[23] 这种“民主的、共和的基督教”，当然不是今天泛泛而论的在神学上被斩首、在政治上丧失基督教国家和文明之理想的福音派基督教，而是改革宗信仰，尤其是清教徒神学。在柏克看来，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们抛弃了基督教，就必然会用有害的迷信将会取代它。[24] 美国的共和主义，在本质上属于“某种较为宽松的、世俗化的清教主义”。[25] 一旦完全偏离清教徒所提倡的睿智、冷静、勤劳和节俭的生活，走向奢侈、铺张和浪费，就会摧毁共和国得以建立的美德的根基。不管是希腊还是罗马的历史，都一再表明：“一旦道德沦丧，一个民族绝无可能继续保持自由。”[26]
关键不受宗教立国，关键是以什么样的宗教立国。托克维尔谈及基督教在美国发挥的决定性影响时强调：“专制制度能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但自由的国家却不能这样。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宗教，比在他们所批判的君主制度下更为必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任何其他制度下更为必要。当政治纽带松弛但道德纽带并未得到加强时，社会怎么能避免崩溃呢？假如一个自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作出什么呢？”[27] 因此，要真正建立宪政、共和、民主的国家，必须有与之相契合的宗教信仰来支撑。亨廷顿强调：“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28] 中国人强调“道不同不相与谋”，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差异乃是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分水岭式的差异。
脱离了基督教信仰，自由就成为放纵私欲，制度就成为奴役牢笼，科学就带来人类毁灭，文化就走向野蛮纷争。内莫在其研究中指出，按照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揭示的思路，不公义的国家就是“强盗的巢穴”，“对真上帝的了解和敬拜对人形成真正的民众和真正的共和国来说必不可少。……随着人们信仰真正的上帝，且恩典促人去爱，人们才能践行真正的正义，才会有真正的‘共和国’。除了基督徒，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家，没有教会，国家便不可能存在。”[29]
没有主导性的宗教，不仅不能建立宪政民主的制度，就是维持一个民族和文化的存续也是不可能的。托克维尔明确指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能够欣欣向荣，这并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缺乏共同信仰的社会，是根本无法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人存在，但根本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达到使社会成立，甚至欣欣向荣的目的，我们就有必要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聚拢起来，并使之保持整体性。”[30] 当代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思想家里查德·霍夫施塔德指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依赖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31] 使美国成为美国的意识形态显然不是世俗化的自由主义，更不是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基督教为根基的保守主义。托克维尔总结说：“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向自由的则是遵守上帝的诫命。”[32] 托克维尔的结论就是，美国人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建立并持续，“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宗教……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他们认为要让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必须依靠宗教。美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正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理解的真理。”[33]
要确保美国的“合众为一”，最大的威胁就是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造成的分裂美国的威胁。因此，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34] 如果美国国家领导人数典忘祖，背叛美国的基督教传统，放松对移民的审查，使得无数共产党员和伊斯兰教徒移民美国，美国在人口构成上必然迅速转向社会主义国家或伊斯兰教国家，从对基督教文明的认同转向对非基督教文明的认同。毫无疑问，这样的美国领导人背叛了美国建国的理想，他们对非法移民和外来思想的放纵只能毁坏美国建国的根基，使得美国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因此，亨廷顿分析说，这些貌似共鸣的多元主义文化论者，“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35]
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联邦政府不得设立任何宗教或宗派为国教，人人都享有宗教自由，每个宗教或教派都在法律上都得到平等的保护。这一修正案是对联邦政府中立法部门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各邦不能设立国教，实际上美国立国之初是若干邦是有自己的国教的。同时，美国宪法也绝对预设美利坚合众国是以基督教为依托的，尽管不是明确地以基督教的某个宗派为美国统一性的宗教信仰。
最需要谨慎的就是“政教的密切结合”。托克维尔就欧洲基督教的衰微分析说：“欧洲的不信教人士，不是把基督徒当作宗教敌人加以攻击的，而主要是把他们当作政治敌人。他们之所以仇恨宗教信仰，不是把它视为一种错误信仰，多半是把它视为一个政党的意见。他们排斥教士，不是因为教士是上帝的代表，而是因为教士是政府的朋友。在欧洲，基督教曾准许人们把它与俗世政权紧密结合起来。今天，那些与基督教结合的政权已经衰落，而基督教本身则仿佛被埋在那些政权的废墟堆里。它虽然还活着，却被死去的政权压在底下，只要清除压着它的瓦砾，它就会立刻站起来。”[36]因此，基督教只教会和教士应当竭力保守自己的独立性，不可轻易与任何政权、政党、政纲密切结合。
基督教的地位和功用不是来自国家所授予的特权，而是基督教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基督教内部本身不断的悔改和更新。基督教本身作为一个信仰群体在人数和势力上大有影响，能够塑造精英人才，能够团结劳苦大众，这才是最根本性的硬件。如果基督徒忽略了本身的发展，一味地追求外在的政治权力，反倒是本末倒置了。因为，托克维尔强调：“虽然法律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禁止他们任意妄为。在美国，宗教始终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却被看作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的一部分，由于虽然它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却让美国人能够轻松地享用自由。”[37]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托克维尔在此强调，基督教在美国本身就是“政治设施中最主要的部分”（the foremost of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at country）。[38] 那些把宗教和政治截然二分的人，既不懂得何谓宗教，也不明白何谓政治。
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必须承认多元宗教与文化的存在的现实性。正如亨廷顿所强调的那样：“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希望，就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文化多元性。”[39] 接受全球文化的多元性，绝不意味着放弃美国的基督教信仰和文明。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 自由主义) 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强调基督教对于自由和秩序的根本重要性，而后者则恰恰相反。柏克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宗教动物，有神论才是人的本性。他认为：“人天生地是宗教动物：无神论不仅与我们的理性不符，而且与我们的本能相悖，它的寿命不可能长久。”
四、美国的觉醒与出路
美国的觉醒最终上宗教性的觉醒，美国危机的出路也只能是信仰上的回归。托克维尔已在强调，决定政治的重要因素是民情，决定民情的重要因素是宗教。一旦宗教被破坏，民情就会走向萎靡不振，而政治就会走向专制独裁。托克维尔敏锐地指出：“当宗教在一个国家被破坏的时候，那些智力高的人将变得迟疑，不知所措，而其余的人多半会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对于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关系的事物，每个人仅能习以为常地抱有混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概念。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正确观点放弃，就是保卫不住它。愈是，他们由于无力解决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便陷入绝望状态，以至于自暴自弃，索性不去想它们。这样的状态只能令人的精神萎靡不振，意志的弹力松弛，培养出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一个民族沦落到这种状态后，不仅会任凭别人夺走自己的在自由，而且往往会自愿献出自由。”[40]
基督教向人呈现的是终极性的权威，就是上帝本身。因此，美国国家的座右铭就是：“上帝是我们所信靠的”（In God We Trust）。托克维尔分析说：“在宗教方面一旦也像在政治方面那样不再存在权威，人们立马会对因此而出现的无限独立的情景感到惊恐。一切事物的此种经常动荡状态，将令人们坐立难安和筋疲力尽。由于在精神世界已经发生动摇，因此人们便想尽力在物质世界建立巩固的秩序。然而，它们再恢复昔日的信仰已不可能，所以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去统治。至于我，我对人们能够永远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又保持政治的充分自由表示怀疑。我一向认为，人如果没有信仰，就必然会遭到奴役；而如果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所以，在身份平等的国家，宗教的这种巨大功用比在任何国家都明显。”[41]毫无疑问，宗教不可能是完全独立于政治自由之外，最起码宗教信仰自由本身就是国家当尊重和保护的最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一旦我们不关系政治，一旦我们不珍惜基督教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我们就会落在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辖制之下，我们身为基督徒就不可能享受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几个世纪的历史铁证所证明的。
一旦人们放弃基督教信仰，一旦不信基督教的人口增加，美国就会陷入巨大的危险和混乱之中。面对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乱象，金复新反思说：“制度没变，只是人变了，从有信仰有一定道德水准的欧洲移民，换成各国来的大量低素质人口和被洗脑后白左、安提法、黑命贵，就选出了张牙舞爪的国会女四人帮。只是选民结构变了，从只能由负责任纳税男性的选民，变成妇女、各族裔、不纳税者、仇视美国的人都可以投票，甚至非法移民和死人都可以随意投票，美国的问题就越来越多，最后亡就亡在民主二字上面。——没有信仰和道德，什么制度都会变形、变味甚至变态。制度毕竟要人来执行，人要行，即便是中共那套制度，只要严格执行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力，也能强国富民。人不行了，制度设计得再优越，都成了文字游戏，又有何用？”[42]
美国在全世界捍卫自由，推动宪政民主制度，但是，有识之士一定要认识到，自由、宪政与民主并非人人都赞同的“普世价值”，而是完全建立在圣经启示和基督教文明的根基上。一旦美国国内基督教丧失优势地位，美国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制度也会随时受到异己势力的颠覆，正如希特勒纳粹主义颠覆德国的民主制度一样。因此，托克维尔在谈及民主的缺陷的时候强调，美国的立法者的成功之处就是“以宗教道德的不变对抗政界的经常变动”。[43] 倘若美国人背弃基督教的正传以及正统基督教所培养的诚实与勇敢的道德精神，尽管美国的法制表面上不变，美国也会走向混乱和贫穷，这就是人所担心的拉美化。托克维尔还指出，当时欧洲的问题就在于宗教和道德的崩溃：“区别善恶的标准完全颠倒了，宗教正在丧失对人们心灵的控制力，从道德世界看来一切都变得不可靠和不可信了，君民任意行事，没人能说清专制的放纵极限和自然的界限在哪里。”[44]这种宗教的松弛和道德的败坏最后导致的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接连爆发。
民主社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托克维尔指出：“当一个人用这种诚实且合法的办法过分地追求幸福时，最终会有让自己非凡的才华失去用武之地的危险；而假如他仅仅忙于改善自己身边的一切，最终又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这才是危险的所在，并且将再无其他的危险。”[45]如何面对这种危险？解决之道就是：“处于民主国安及的立法者及所有有德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努力提高人们的灵魂，并将之引向天堂。所有关心民主社会未来之人，都应该团结在以其，携手努力，使民主社会能够洋溢着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46]
美国民主的大敌是什么？就是推翻基督教的各种异教和意识形态，尤其是唯物主义，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假如民主国家的舆论界中有人宣扬有害的理论，说一切都将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灭，那就应当把这些人视为这个国家的大敌。我在很多方面都方案唯物主义。我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有害的，并且讨厌他们的妄自尊大。若说唯物主义体系对人还有一点儿用处，大概就是它让人有了一个对自己的朴素认识。但是，唯物主义者本人却不这样认识自己。当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也不过是兽类时，反而表现得十分高傲，仿佛自己就是神明。在所有国家，唯物主义都是人的精神的危险病症。但唯物主义在民主国家尤为可怕，因为它会同在民主国家中的人心常有的那种邪恶巧妙结合。”[47]
人心中常有的污秽就是嫉妒、懒惰、贪婪，这些罪欲在民主国家中更容易泛滥出来。只有基督教的教化，才能驯服人们心中的这些怪兽。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决定一切，否定上帝和灵魂的存在，最终导致的就是赤裸裸的物欲放纵和权力斗争，即使选举也会肆无忌惮地能虚作假，使得民主社会随时走向崩溃。
[1] 参考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刚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修订版；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张杨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 [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2页 [3] See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al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Books, 1991). [4] See Michael Walsh, The Devil’s Pleasure Palace: The Cult of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West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5)；Jefrey D. Breshears, American Crisis: Cultural Marxism and the Culture War-A Christian Response (Center·Point Publishing, 2020). 乔梁、王湘穗，《超限战与反超限战：中国人提出的新战争观美国人如何应对》（北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 [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281页。 [6]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pp. 66-67, 132. [7] 埃利斯·桑多兹，《沃格林革命：传记性引论》，徐志跃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83页。 [8] See Gary North, Political Polytheism: The Myth of Pluralism (Tyler, Texas: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Economics, 1989). [9] 参考汪正飞，《圣约传统与美国宪政的宗教起源》（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15年）；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John Eidsmoe,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w (Powder Spring, GA: American Vision Press, 2011), 3 vols. [10] A. A. Hodge, Popular Lectures on Theological Themes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Board of Publication, 1887), p. 278. [11] Russell Kirk, The American Cause (Wilmington, Delaware: ISI Books, 2004), p. 17. [12] See David Josiah Brewer, The United States: A Christian Nation (Philadelphia: The John C. Winston Company, 1905). My copy is published by PRB Publishing 2016, foreword and afterword by Martin Mawyer. [13] David Josiah Brewer, The United States: A Christian Nation, p. 8. [14] A. A. Hodge, Popular Lectures on Theological Themes, p. 275. [15] A. A. Hodge, Popular Lectures on Theological Themes, p. 277. [16]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Peabody,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2011), Vol. 5 p. 362. [17] 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耶鲁的上帝与人》，林毅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1页。 [18] See Joshua Mitchell, American Awakening: Identity Politics and Other Afflictions of Our Time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20). [19] 见钱满素，《自由的刻度》，26页。 [20] 托克维尔，《论灭国的民主》上卷第一部分第八章，115页。 [21] Sandoz, Giving Me Liberty, p. 9. [2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2页 [23] 托克维尔，《论灭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2页。 [24] Edmund Burke，Select Works of Edmund Burke，Vol. II，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9) ，p. 186. [25] 伍德，《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1776-1787》，386页。 [26] 伍德，《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1776-1787》，391页。 [27] 托克维尔，《论灭国的民主》，上卷第2部分第九章，206页。 [2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29页。 [29] 菲利普·内莫，《教会法与神圣帝国的兴衰——中世界政治思想史讲稿》，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28-129页。 [3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1部分第二章，315页。 [31] Richard Hofstadter, quoted in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ive Essay (New York: Macmillan, 1957), p. 13. [3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1部分第二章，29页。 [3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6页。 [34] 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81页。 [3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81-282页。 [3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1页， [3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05页。 [38]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1, p. 362. [39]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293页。 [40]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五章，325页。 [41]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一部分第五章，325页。 [42] 金复新，“紧急呼吁美国人民勇敢站起来反抗拜登窃国”， https://m.creaders.net/blog/d/388451，2020年11月7日查考。 [4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8页。 [44]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二部分第九章，219页。 [45]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7页。 [4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7页。 [47]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十五章，4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