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八月九日至十二日，美国重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英国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并排锚泊在加拿大纽芬兰岛的普拉森提亚湾，丘吉尔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两艘军舰上轮流举行会谈。这次会议体现了丘吉尔在一年前的论断：英国乃至整个英帝国，跟美国“水乳交融，不分彼此”。
这个地点是双方讨论决定的，丘吉尔对加拿大的评价，一如他对自己的评价：“它是统一的盎格鲁圈的活的化身。”几个月后，他在渥太华对加拿大首相说：“加拿大在大英帝国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因为它与不列颠有着牢不可破的联系，同时又与美国抱持着长期友谊和亲密关系。”
这次会谈体现了英美共同的理念和信仰。最具象征性的一幕是：八月十日礼拜日清晨，在“威尔士亲王”号后甲板上，两国水兵共同举行主日礼拜，在后主炮的巨大炮管下，临时搭建的布道坛上并列垂挂着两国国旗，两国水兵同声高唱赞美诗。牧师念诵圣经《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经文：“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勇敢。”
此一场景象征着两国共同的信仰和纽带，借用丘吉尔私人秘书的比喻，“就像一场结婚仪式”。丘吉尔本人久久难忘，后来描述说，“美国理论上仍然是中立国，但是和交战国一起”制定《大西洋宪章》，这个事实本身就令人惊讶。
两天以后，两国向全世界公布《大西洋宪章》，阐明英美及其他民主国家的战争目标。四个月之后，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全面参与二战，并领导以“盎格鲁圈”为主体的盟国取得胜利。
那一场军舰上的联合礼拜仪式决定了二战的胜败，也决定了战后世界的走向。多年以后，丘吉尔回忆说：“大家使用同一种语言，齐唱同一首颂歌，而且拥有几乎同样的观念！……经历过那场仪式的每一个人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以及在那个早晨拥挤在后甲板上的景象：讲坛上飘扬着英美两国国旗，每一句话都撞击着在场人的内心。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
这一幕场景在半个世纪之后重演。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美国，这是美国总统里根卸任前接待的最后一位官方客人。在白宫的国宴上，里根致辞说：“撒切尔夫人是一位有远见和勇气的领导人，一旦认准了方向变坚定不移直至胜利。……南希和我为有撒切尔夫人这样的朋友而自豪，就像美国为有英国这样的朋友而自豪一样。”撒切尔夫人在发言中说：“我知道我们的想法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我们有许多共同的信仰。我们都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国家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恢复它们的价值，并创造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世界。”[1]
晚宴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乐团开始演奏。里根邀请撒切尔夫人跳了一支舞。白宫中奏响的最后一曲华尔兹是他们亲密的政治和私人友谊的象征。他们彼此视对方为“灵魂伴侣”，他们共同埋葬了苏联和东欧的共产独裁制度，共同复兴了西方民主世界。
共同的基督新教信仰，是撒切尔夫人与里根的友谊，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友谊的根基。撒切尔夫人生长在典型的清教徒家庭：“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我父亲在格兰瑟姆及其周边地区还是一个不担任神职的传教士。”在人人都互相认识的小镇上，“人们的价值观念是由全镇人共同塑造形成的，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
小镇虽小，却有三家卫理公会教堂、一家英国圣公会教堂和一家天主教教堂。撒切尔夫人回忆说：“我们的生活都是围绕卫理公会教展开的。”撒切尔夫人的信仰持守一生，并从中生发出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
虽然我一直否认这样一种论点，即认为一个基督徒必需是一位保守党人，但我却从来都没有丧失我的坚定信念：幸运的是，我崇尚的政治经济主张和基督教的教义是极为一致的。
撒切尔夫人在晚年论及国家政策时，认为看似愚拙和天真的“回归美德”，比任何政治和经济政策都更重要。英国及人类的未来在于：强化家庭观念、抑制对福利的依赖、减少犯罪。如何实现此目标呢？“我发现很难想像除了基督教之外，还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用这些美德来重新充实西方大多数的人们。”经济和政治政策的正误，需要站在圣经原则上加以审视。撒切尔夫人说，在其执政后期，“我越来越意识到基督教与经济和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并且对这些关系越来越感兴趣”。她与同为基督徒的两名幕僚共同完成了一本名为《基督教与保守主义》的论文集。
撒切尔夫人在自传中指出，她一生中最荣耀的一幕是，一九九三年她以卸任首相、一介平民身份访问华沙时。她参加华沙圣十字架教堂的弥撒，虽听不懂波兰语圣诗，但内心极为感动。神父将她请到圣坛前，让儿童向她献花。神父说，在共产党统治的黑暗岁月，千千万万渴望真理和自由的波兰人悄悄从收音机中倾听撒切尔夫人的演讲，从中找到真理、希望及反抗极权的勇气。[2]
这一场战役必须由英美携手才能打赢。一九八〇年十一月，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其意义与撒切尔夫人一九七九年五月赢得大选同样重大，对国际政治则有更大影响，撒切尔夫人当即意识到，“这显示出美国这个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自由力量将在世界事务中重新树立自信的领导权威”。[3]撒切尔夫人说：“我知道他的想法和观点跟我非常相似：不只是有关政治的观点，还包括执政的哲学——这是一种人性的观点，包括隐藏在任何政治家的治国野心之下的所有理念和价值。”[4]
里根知道他的精神源头在英国。一九八二年，里根应邀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该演讲标志着“里根主义”的成形。撒切尔夫人说，两人都意识到，他们正在打一场“自由圣战”，而且已取得巨大胜利。里根在演讲中指出：
我们信仰的是一种超法律准则……我们坚信人性是有意义的。不应受到任何强权国家的羞辱，而应按照造物主给我们的形象和外表而活着。
对于撒切尔夫人而言，英美联盟（大西洋联盟）比欧盟重要得多。欧洲一体化会削弱英国的影响力，使英和美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后来她解释说：“按照这样的逻辑来推论……如果积极支持欧洲防务一体化，如果英国作为欧洲的一员有义务在未来某个时刻加入欧洲货币一体化政策，这无疑会削弱英美之间的传统友谊，而且对各方而言都是悲剧。”[5]
在当代英国领导人中，撒切尔夫人最亲美，与其说她亲美，不如说她亲英国自己——美国就是年轻的英国。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就可发现，英美之间存在着一条剪不断的脐带，美国的国际体系和美国的实力在许多方面源自英语国家的传统构造，历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晚期。自一六八八年光荣革命奠定英国议会和新教统治，盎格鲁-美国人在历次主要国际冲突中均为胜利者。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美国革命（英国失败了，但美国胜利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这些战争塑造了现代世界，或是英国，或是美国，或是两国及其他英语国家一起赢得每一场战争。三百多年来在与列强的主要战争中赢得的胜利从未间断：这甚至形成一种模式。[6]
所以，撒切尔夫人认为，美国应当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保持在欧洲占有统治地位的强大力量。她的判断根植于此一常识：只能借助一个超级大国才能实现集体安全，美国当仁不让地承担这一使命。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讲，美国领导下的世界是自由的世界，比一个由亚洲或欧亚集团控制的世界自由得多。尽管很多潜在的强国，如俄国、中国、印度、日本、巴西，以及高度敏感的欧洲人，对这种格局感到憎恶和愤恨，但从和平与稳定来考虑，“这是坏处最少的选择”。
[1]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页316-317。
[2] 当圣十字架教堂的会众将撒切尔夫人当作“值得感激的亲爱的朋友”来对待时，她感到当年的坚持是值得的，这是一条从格兰瑟姆的卫理公会教堂到波兰的圣十字架教堂的光荣荆棘路：“现在，我所有的支持自由的观点，不管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而来，还是从秉烛夜读伯克和哈耶克的作品中得来的，都一下子显现在他们的崇拜者、他们的后代身上，并通过他们的微笑而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3]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岁月》（上），页146。
[4] 玛格丽特·撒切尔：《唐宁街岁月》（上），页147。
[5]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页323-324。
[6]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上帝与黄金：英国、美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