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作者：余杰
马丁·路德 （1483--1546）
思想一旦取得印刷品的形式，就比任何时候都更难毁灭；它四处扩散，不可捕捉，不能摧毁。在建筑术时代，它（思想）化为山岳（建筑），挟着强大的威力占据一个时代、一个地点。现在它化为鸟群，飞向四方，同时占领天空各处与天空各点。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宗教改革只是教会内部的分裂行为。有了印刷术，它便成为革命。
——董豫赣《文学将杀死建筑》
伟人和他背后同样伟大的妻子
我们一出威登堡的火车站，满头白发、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的米特维克先生早已在月台上等候我们。米先生热情地欢迎我们来访，他是威登堡市政府旅游局的志工，专门接待来外国宾客。他是一位会讲故事的老人，我们一边往城里走，一边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本地“老故事”。
威登堡的官方名字，前面冠以“路德之城”，这是德国所有城市中惟一以人名来命名的，就连歌德、贝多芬、巴哈等人都未能享有如此待遇。对于这座小城，路德的意义实在太重大，没有路德就没有它的今天。
米特维克在威登堡出生和长大，那时威登堡还是东德的领土。他在大学教授工程学科，虽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抑。他想方设法逃离东德，一九八九年春天，移民西德的申请终于获得了批准。但命运无常，他刚刚移居西德，一切还未安置好，柏林墙突然之间就倒塌了，东德很快不复存在了。
数年后，退休的米特维克返回生于斯、长于斯的威登堡。退休的生活安逸而宁静，他便报名到旅游部门当了一名志愿者导游。虽非导游专业出身，但他拿出研究学术的劲头，几年之后便成了威登堡历史地理领域的权威。他嫌官方编辑的导游手册不尽详细，且有若干错误，遂自行编辑一本，并复印若干份送给游客。他的敬业精神让我们深感敬佩。
我们在威登堡有半天访问时间，米特维克说，他将尽量安排我们游览小城最精华部分。步行大约十多分钟，便到了名叫路德维希的小公园，树木郁郁葱葱，中间有一小亭。这便是路德率领学生们焚烧《教宗逐路德出教谕》的地方。此教宗谕令斥责路德为“异端、诽谤和谬误，干犯敬虔者的耳朵，危害淳朴的头脑，颠覆公教的真理”，甚至将他比喻为一只“闯进葡萄园的野猪”，并敕令路德在六十天内收回其言论。谕令发表之后，教廷派出特使分赴各地，在许多地方展开大规模的焚烧路德著作的群众运动，对付不服从的异端，教廷有丰富的应对经验。
路德没有坐以待毙。一五二○年十二月十日，威登堡大学的学生以及许多热爱福音真理的信徒来到此处集会。人们将罗马教廷档案、教宗谕令集等扔进了篝火之中。路德坚毅地从人群中走出，手举那份开除他教籍的教宗谕令向大家示意，然后亲自将它扔进烈火之中。“这是一个极其庄严的时刻，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改革派与罗马教会无可挽回的正式决裂。”
此后，路德用两个星期时间写出反驳教宗谕令的文章，斩钉截铁地宣告：“憎恶黑暗热爱光明是每个人的正当权利。”宗教改革浪潮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教宗莱奥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不知名的、有些神经质的德国修士，动摇了天主教会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绝对教权。触发路德撰写九十五条论纲的兜售赎罪券的行动，其目的是为修建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筹集资金。当我游览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教堂圣彼得大教堂时，不禁为教宗们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感喟万千——教堂之壮美，并非与信仰之纯正成正比。中世纪的教宗们愚蠢地认为，将教堂修得越大，上帝在天上就会首先看到，这座教堂中的人便首先得救。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妄想。为了修建教堂，而违背信仰的神圣原则，这难道不是买椟还珠吗？此种可笑的思维与言行，千百年来无数人都在前仆后继地实践之。
继续往前走数百米，便进入内城。威登堡是一座袖珍小城，直到今天也只有五万五千多居民，街道略显冷清，在路德时代这里只有三千人口，还不如中国一座小县城。比起德国其他名城来，它的发展略迟一些。路德传记的作者写道：“这个建筑在易北河畔一小块三角地上的城市，长大约一英里，最宽处半英里。城墙内零星耸起约四百间房屋——这里最多三千人。街道脏兮兮的，干草覆盖在泥房子上，而他将居住的城东的奥古斯丁修道院，还只是半完工。”
但是，当时威登堡具有两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是德国最强大的州之一萨克森州的首府，它的统治者是“选帝侯”腓特烈（选帝侯：即德意志诸侯中有权选举神圣罗马皇帝的诸侯）。腓特烈受过良好的教育，信仰虔诚，施行仁政，被人们称为智者。
其次，威登堡拥有一所大学，每年有两百名学生入学，新的威登堡大学是腓特烈的骄傲与欢乐所在，他将全力保护其中的成员。尽管他从未完全采纳路德的想法，可是在将要到来的暴风骤雨中，这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对路德的庇护与支持绝对是重要的。
当年的修道院已改建成路德故居。从中庭进入便可以发现，门前的石头柱子上镌刻着路德的肖像。这就是“凯萨琳门”，是路德专门为妻子凯萨琳修建的。中庭有一小花园，中间是一尊凯萨琳健步如飞的铜像。在德国很少看到为伟人的妻子所立的铜像，尤其是像凯萨琳这样的平民女子。由此可见，凯萨琳在路德生活中有多么重要。她算不上美女，但对路德而言真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宗教改革兴起之后，路德安排一批逃难来此的修女还俗结婚，凯萨琳是“剩下”的那一个。路德直到最后才决定结婚，匆匆忙忙地与凯萨琳举行简陋的婚礼。婚后，精力充沛的凯萨琳管理整个家庭，包括为了补贴家用而招揽的若干寄宿的学生。他们有六个孩子，夭折了两个。凯萨琳还经营着一家啤酒厂和养猪场，这样才能让这个家庭维持相对富裕的生活水准。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妻子，如果不是因为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只能是一名被埋没在修道院中郁郁寡欢的修女。
路德是他领导的宗教改革成果的第一批享受者——他是第一代娶妻生子的修士。如果没有凯萨琳的精心照料，不善持家的路德，一个人很难坚持过那段严峻的岁月，也很难集中精力写作神学论文和与论敌辩论的小册子。路德说：“一个虔诚、敬神、亲切、顾家的妻子，是上帝给人最大的恩赐。”
走上二楼，路德朴素的书房和其他房间按照原来的样子保存着。路德刚到这里时，只是五十多个修士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宗教改革风暴之后，其他修士离开了，选帝侯将整个修道院都送给路德。这样，路德一家可以从容地安置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厅等房间。家具简单，空间却颇为宽阔。中间那个最大的房间，是路德的会客室，有木窗棂和巨型瓷烤炉——即那时的暖气设备。路德家的瓷烤炉比不上德国王宫的瓷烤炉的精美，却算是一件奢侈品。路德和朋友及学生们在此进行了无数对话和讨论，这些“桌边谈话”被人们整理出来，至今读来仍饶有趣味。这里的物品都是当年的原物，虽只有五百年历史，但对于德国人来说弥足珍贵。最幸运的是，二战的轰炸没有对这里造成什么伤害。
在伟人背后，有一名同样了不起的妻子。路德与凯萨琳在此尽享天伦之乐，晚餐后，他们通常一起读经、祷告、奏乐、聊天。有时，路德会逗凯萨琳，说她话太多；她会半开玩笑地威胁说，要回修道院去。凯萨琳操作的炽热的烤炉，提醒路德——上帝是炽烈的爱的熔炉。路德的小狗托佩目光坚定地盯着主人手中的一块肉，不让任何事转移它的注意力。路德说：“如果我能够像这只狗盯着肉一样恒切地祷告该多好！”
在外出讲道时，路德给妻子写了许多热情洋溢的书信，其心态宛如热恋中的少年人。有些信件充满幽默感，有一封信这样开头——“我至亲至爱的家庭主妇凯萨琳·路德太太，女博士，养猪场的管家以及所有可以表彰她的技能”。正如路德传记《这是我的立场》的作者、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培登指出的：“这人对自己同胞的影响，最根深蒂固的是在家庭中。家庭事实上是改教运动深刻影响的唯一生活范围。经济走向资本主义之路。政治走向专制主义之路。但家庭接受了列祖亲切而且敬虔作风的质素，那是路德为他自己的家人所订的模式。”这种夫唱妇随的生活，成为德国人心目中的典范。
追求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先驱
2017年是路德改教五百周年，对于新教国家来说，是一个值得隆重纪念的时刻。经过宗教改革的区域，五百年来形成若干新教国家，特别是组成“五眼联盟”的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纽西兰，堪称当今民主、自由、法治及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之典范。而未经历宗教改革的天主教、东正教世界以及未进过自身的宗教改革和近代化的伊斯兰世界和儒家文化圈，则至今仍然问题多多。有宗教改革和没有宗教改革，结果大不一样。
如果说路德对于其他地方的新教徒来说，是一个遥远地方和遥远时代的伟人；那么，对于威登堡人来说，路德就在他们身边。有一位德国史家说过，三百年来只有一个德国人真正了解路德，那人便是巴哈。而在基督教的思想大师当中，若想找与路德等量齐观、“能与上帝摔角”的信心伟人，就只有犹太的使徒保罗、拉丁的奥古斯丁、瑞士的加尔文以及法国的巴斯卡、丹麦的齐克果、俄国的托思妥耶夫斯基、苏格兰的诺克斯、英格兰的约翰·班扬以及美国的爱德华滋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与路德并肩作战的神学家梅兰希顿——他堪称最理解路德的人，他在威登堡的故居与路德故居相距只有数百米之遥——在路德的葬礼上说：“路德乃是上帝给这个末后时代一位严厉的医生。”
在路德故居的一楼，是一间纪念品商店。我购买了一幅克拉赫尔绘制的路德肖像。这是路德本人最喜欢的一幅肖像：画面上是五十岁的路德，稍稍发胖，目光沉静而不乏肃穆。他不再是那个瘦弱的青年修士，俨然有一代宗师的气度。克拉赫尔是当时德国最受欢迎的画家，也是路德的邻居和好友——开设他的工作室和印刷厂的院子近在咫尺。
威登堡不是德国最有名的旅游城市，这里没有宏伟的古代建筑及优美的自然风光，唯有马丁·路德。最近几年，来威登堡参观的世界各国的新教徒和游人越来越多，亚洲人中有很多是韩国的基督徒，米特维克接待过若干韩国教会参访团。我是他接待的第一个中国客人。他从德国媒体上了解到，近年来中国教会发展极为迅速。
从路德故居出来，便走上威登堡的主街——学院路，两边都是精美的商店、咖啡馆和餐厅。威登堡只能算一座“迷你型”小城，却有王者之风，这是因为德国的许多小城都源于神圣罗马帝国，有一种中古遗留下来的“唯我独尊”的自信。
我好奇地问：“威登堡当地教会的现状如何呢？”米特维克坦率地回答，威登堡的教会大都不太兴旺，首先，这里原属东德地区，教会受到各种有形无形之压力，信徒流失严重，统一之后仍未恢复元气。其次，当地经济不太景气，许多年轻人去西部大城市去寻找发展机会，教会后继无人。
基督教的衰落不仅是威登堡，而是整个德国乃至欧洲的景象。路德改教之后两百多年，基督教的世俗化渐呈燎原之势。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诺瓦利斯说，当你谈论宗教的时候，你指的完全是热情，《圣经》的可靠性并不重要。哲学家施莱格尔说，基督教已经变得老弱无力，而艺术受到召唤，来保存宗教的核心，人应当摆脱基督教本真的中心观念——罪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更指出，宗教是审美的，这里涉及到的是感觉和直观，而非道德的行动。于是，“美”取代了“罪”，为了美，罪是被允许的。在精神层面的“德国的现代性问题”由此滋生。
碰巧，我们在路上偶遇一名美国路德宗教会的宣教士。这位女士来此好几年了，与米特维克很熟悉，毕竟这是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城。这位热情爽朗的美国女士，在路口与我们高声攀谈起来，一看便与拘谨内向的当地居民不同。她告诉我们，她一边在大学图书馆研究路德神学，一边带领当地一个小小的团契。倘若路德复生，发现威登堡这座当年新教的中心，如今教徒比例仅有百分之二十，居然需要美国派遣宣教士来帮助，不知该作何感想呢？
穿过立有路德及梅兰希顿铜像的市集广场，便可看到玛利亚教堂。这是威登堡最古老的建筑。路德曾在此讲道多年。再往前走，便是城堡教堂——教堂的大门比教堂更有名，因为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便贴在这里。当时，教堂刚刚开幕，大门是学者们发布各种资讯的中心，路德贴出的论纲立即吸引了许多学生和教师阅读。当年路德张贴论纲的那扇木制大门在“七年战争”中被烧毁了，如今看到的大门是一八五八年用青铜仿制的。路德和他的同伴们的雕像陈列在中殿，据说每个夜晚，当游客们都离开之后，这些雕像仍然会继续他们关于神学的讨论，直至深夜。
当教宗向全欧洲信徒出售赎罪券时，当主教台尔彻作为“委托代办”宣称“钱币叮当一声落入银库，灵魂立即出炼狱”时，路德意识到不能保持沉默，即使所有神职人员和信徒都沉默，他亦不能沉默。他并不是没有察觉到脚掌所踏之地的危险。经过一番犹豫和挣扎之后，他写了一系列论题——即被称为《辩赎罪券之效力》的九十五条论纲。路德指出，教宗无权赦免人的罪责，人们通过购买赎罪券来免罪的想法是错误的。这篇论纲表面上没有可能引起骚乱或造反的文字，却点燃了人们的怒火，激起了人们小心掩饰着的对贪婪的罗马教廷的蔑视。
也许连路德本人都未料到，他在这扇大门上贴出论纲，将撼动罗马天主教横亘整个中世纪的、统合整个欧洲的宗教信仰的历史。他将改变德意志及欧洲的政治版图，也将更新数千万基督徒的信仰实质。路德的举动就像今天的人们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公布自己的观点并寻求他人支持一样。他将一份论纲的副本寄给该地区教会的最高统治者阿尔布雷希大主教，并附函劝他停止赎罪券的买卖；但路德并没有要让论纲“保密”的念头，他有意通过将意见贴在教堂大门上的方式让其成为公共事件，“路德将论纲贴在教堂被用作公告板的正门上——这个问题由此提上了大学内外的学术讨论会的桌面上”。这表明路德深切地认识到个人言论必须公开化才有力量。
路德在论纲的开头即表明：“因热切爱慕真理，渴望能弘扬真理，文学及神学博士和常任神学讲师马丁·路德神父将于威登堡主持关于下列论题的争鸣。诚望不能参与口头辩论之士，可用书面形式发表意见。”在路德看来，真理不能用某种封闭的方式、由一小部分人来讨论并确立。他用这样一种没有退路的方式，打破了教会内部少数人对真理的垄断。
就张贴论纲来看，路德是信仰自由的先驱，更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前提，当一名信仰者不能公开表达与传扬其信仰之时，信仰自由便是空中楼阁，便是不完全的和受限制的。路德在反驳教宗谕令时说：“我的愿望是让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意见。……教宗还从未有一次使用《圣经》反驳，也未与反对他的任何人的言论、著作和行为进行辨理。但是他却一直采用镇压、放逐和火刑的手段，用武力与禁令。或者通过各国国王，或利用其党徒进行遏制，或者以虚伪的言词和骗局进行欺压。”路德认为，任何人，包括教宗都不能擅自宣布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更不能以暴力强迫别人接受或放弃真理。他又说：“既然真理与公义历来不禁绝公议，那么乐于接受检查和审判就是光明磊落的表现。”路德相信，“公议”是人们抵达真理的必要途径，真理不能被幽禁在密室之中。
五百年后犹有回声——“这是我的立场”
到了这一阶段，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已非威登堡这座小城及其统治者腓特烈选帝侯所能容纳的了。整个德意志上上下下都在讨论路德惊世骇俗的论点。德意志的诸侯们发现，路德为他们提供了对抗罗马教廷的思想资源，他们纷纷向路德抛出橄榄枝。
罗马发出越来越严厉的指令，要求将路德押送到教廷。新上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夹在拥护路德的诸侯和要求将路德绳之以法的教宗之间，不知所措。在诸侯们的建议下，他命令召开帝国会议，由他本人亲自出席，倾听路德的主张。于是，路德被召到沃尔姆斯。
我在路德故居的这间小小的书房里，遥想当年路德与皇帝的会面的场景。这个矿工的儿子，这个从小受到父亲虐待还带着心灵创伤的修士，居然与皇帝平等站在一起。二十二岁的查理五世与三十七岁的路德，是两个多么不一样的人啊：一个衣着华美，一个衣着朴素；一个面色红润，一个面色苍白；一个是欧洲最有权势的统治者，一个是既无权势也无财富的普通修士。他们本来不会有会面的机会，但上帝的安排如此奇妙，让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在大厅内见面，在德意志的历史上，“代表政权的国家人物和代表精神思想界的人物，从来没有如此面对面地互相揣摩对方的外表和内在的力量，进行直接的较量”。初次会面，彼此都深怀成见：皇帝将路德看作是疯疯癫癫的农民，路德将皇帝看作是头脑简单的孩子。
在第二天的召见中，路德先用优美的拉丁文论述其神学观点。皇帝要求他用简单的德文阐述之。于是，路德说出了那段改变历史的话：“除非我发现我有违背《圣经》或犯有其他证据确凿的罪行，否则我将一如既往，绝不放弃我的观点，我的良心将因为我的行动符合上帝的教导而感到安宁。”在路德心中，唯有上帝是绝对真理的代表，基督徒的自由来自于他对真理的追求。此时此刻，路德不再在风吹残叶的响声中战栗，相反，他能站在暴风雨中嘲笑雷轰和闪电。是这种力量，使他坦然说出：“这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愿上帝帮助我，阿门。”这句话是用德语说的，有人要求他用拉丁语再说一遍，于是他又用拉丁语肯定了这一结论，并高举双臂，作骑士胜利的姿态。
路德的论点孰是孰非，性格软弱、知识有限的查理五世没有当场作出评判。如果他将路德逮捕、送交罗马教廷，路德只能是死路一条，但他会得罪德意志的诸侯及民众，他的皇冠不能戴得稳稳当当；如果他选择站在路德这一边，教廷及支持教宗的法国、西班牙等大国，立即会将他当作叛教者。听完路德的宣告之后，查理五世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来应对：他一言不发地离开大厅，留下路德一个人在那里喃喃自语：“我站在那里，动不了了，上帝帮助我，阿门！”
路德自由地走出大厅时，外面的民众热烈鼓掌，向这名卑微却大无畏的修士道贺；也有少数人叫喊着：“绞死他！”皇帝、路德、路德的论敌艾克博士以及所有旁观者都没有意识到，中世纪的帷幕被路德撕开一个口子，这个裂口将继续扩大。
十六世纪是路德的世纪，弹丸之地的威登堡是路德撬动欧洲的杠杆。一时之间，这座呵护路德的小城让多少欧洲名都大邑黯然失色。“我们看到，通过一个人内心发展的狭窄隘道，欧洲历史经历了一场重大转变。”事态的发展影响着路德，推动他承担起这一时代所有革命力量的领导角色。他每到一处，都受到英雄般的欢呼，德意志的任何一个王公贵族、文人学者都没有获得这样崇高的荣誉。看似坚不可摧的罗马教廷的权威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
紧接着，每一事件都像波浪一般，挟带着路德向前进，使他远远超过了先前的立场。“那是历史上非常少有的时刻之一，在那种时刻，一个时代少有的形形色色的趋势似乎不仅仅通过一个人物表现出来，而且用这样一种方式塑造了那个人物，以致我们很难分清哪些东西属于他个人，哪些是属于既造就又同化了他的、同时受益于他的那个变化无端的世界。”
“这是我的立场”这句话，成为路德反对强权的传世名言。这句话表明路德唯独忠于真理而不臣服于任何势力。
路德所期望的宗教改革是一场不流血的精神革命。事态的发展却超出了他的控制：此后新教与天主教之间，新教各教派之间，陷入长久混战；饱受压榨的农民趁机揭竿而起，与德意志各诸侯的军队展开厮杀。
路德一生都反对暴力革命。路德并非统治阶层的辩护者，他明确规定了君主的权力界限，他有一句口头禅是：“君主们无非是神的面具。倘若一位君主撕下了使他作为神的副手身份出现的面具，并命令其臣民行恶或行不敬神明之事，就绝对不要服从他。”对于贵族的贪婪和残暴，路德从不回避，他在《和平的劝谏》一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这不幸的叛乱全要归功于亲王和领主自己……作为世俗的统治者，你们终日无所事事只知鱼肉乡里，过着奢靡的生活。”
另一方面，路德坚持认为，反抗不能上升到暴力层面，当农民起义领袖闵采尔声称是从路德那里获得思想资源并邀约他结盟时，路德回答说，“让每个公开或秘密地打、杀、刺的人记住，没有什么比一次叛乱更恶毒、有害、恐怖的了”，并谴责他们是“杀人越货的农民匪帮”。
路德并未改变所有德国人的信仰。在德意志北部，路德宗和其他新教教派占上风；在德意志南部，天主教仍力量强大。查理五世是一名顽固的天主教徒，他在西南部城市施派尔召集帝国会议，宣誓要阻止宗教改革。但五名帝国诸侯及十四个帝国城市强烈反对，于一五三○年组成施马尔卡尔登联盟与查理五世及教廷对抗。查理五世随即组织纽伦堡联盟加以反制。双方展开了惨烈的宗教战争。查理五世在战争中取胜，却无法消灭新教势力。
一五五五年，双方签订《奥格斯堡和约》，认同帝国内的天主教与路德宗均为合法宗教，并规定“教随国立（谁的地区，就信谁的宗教）”——三百多位邦国君主及帝国城市当局决定居民的信仰，虽然个人并未争取到信仰自由，但至少可以移居到对其信仰自由有保障的地区。这也导致了德国人以集体而非个体的角度看待宗教信仰自由。此时，路德已经去世九年了。《奥格斯堡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一六四八年《西伐利亚条约》签订，西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确立，现代欧洲的版图才算大致划定，主权国家的概念成为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核心。在此意义上，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了一个“德国的世界史时刻”。
尽管路德未能实现其宏愿，但他对德国人的自我认知和思想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限于路德教会。时至今日，这种影响仍未消失。比如，路德致力于《圣经》翻译，“巴不得这本书被译成各样的语言，放在各人手里，摆在各人眼前，进入各人心里！”他翻译的德文《圣经》被所有德国人阅读，奠定了现代德语的基础，成为令德语实现标准化和更加稳定的里程碑。
路德精通音乐，创作的德语赞美诗朗朗上口，他说：“我为神的儿女创作德国赞美诗，使神的话语能借着诗歌活在人们心中。”他在音乐上的贡献为其赢得了“德国圣诗之父”的美誉——凡有信徒处，皆有人唱路德之圣歌。我还记得，当年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会在一栋公寓楼礼拜聚会时，当大家吟唱凝聚路德一生经历的诗歌“我神是我大能堡垒”时，突然响起轻轻的敲门声。一开始，我们担心是警察上门，开门才发现是邻居——一位来北京工作的年轻的德国工程师。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告诉我们：“一听到这样的旋律，我就知道你们在聚会。”此后数月，他每周都来聚会，还为我们司琴，弹奏路德撰写的其他圣乐。
路德有一种以大众能听懂的语言表达观点的本能力量。他的讲章在各教会宣读，他撰写的礼拜仪式被人们遵循，他撰写的基督教教义问答由家长与孩子们一同背诵，他翻译的《圣经》鼓励了怯懦者、安慰了垂死者。他好像是上帝特意降生在德国的，他的存在便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德意志现象”——没有一个英国人在同胞的宗教生活中拥有类似的地位。
路德对历史的影响不限于此。路德本人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观念，却在与罗马教廷的论战中，无意地确立了作为基本人权之两翼的言论自由与信仰。“这是我的立场”——这是大写的“我”的生命意义的彰显，这是被压抑千年的个人意识的复苏。路德告诉人们，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不必借助天主教会为中介；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不能被任何人剥夺，这是上帝赐予每一个人的。
路德的神学提出个人应当在上帝面前负责召集的生活决策——你应当独自做出判断，就像独自死去。路德认为，信徒生活在两个领域中——一个是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构成的领域，另一个是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责任与义务构成的领域。此一“两国论”是路德神学的一个破口，它将信徒置于作为“利维坦”怪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之下，赋予专制君主或黑格尔意义上的国家以太大的权力，因而埋下了德国走向极权式帝国的祸根。这是路德留给德国的负面遗产之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