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在难以跨入现代门槛的文明或国家中，这里主要讨论三大类：亚洲的佛教国家、伊斯兰世界及非伊斯兰教的非洲。
亚洲以佛教为国教或信仰佛教者占多数人口的国家，包括东南亚的缅甸、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和泰国，以及中亚的蒙古。
二战之后，缅甸长期由意识形态接近共产极权主义的军政权统治。二〇一六年，昂山素季领导的民主联盟在选举中获胜，军政权被迫与之分享权力。但国内种族及宗教冲突并未停止，军方及佛教徒暴力迫害罗兴亚人，演变成人道主义灾难。昂山素季光芒褪尽，亦显示其信奉的佛教思想无法建构民主政治。
尼泊尔是改良后的毛派政党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王室发生血腥的火并惨剧之后，君主制被废除，但政局仍动荡不已，经济相当落后。
柬埔寨独立后，君主制和军政权均无法维持良治。红色高棉崛起，柬埔寨传统的佛教信仰和君主制对共产主义狂潮毫无抵抗力。越南出兵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后，强人洪森的半独裁统治持续至今。柬埔寨在经济上仰赖中国，政府极度腐败，百分之四十的儿童营养不良，百分之八十的国民过着原始的生活，“没有一国国内四分之一的人口被自己的领导人杀害，民众的心理创伤一代传给一代，使整国的人格变得黑暗”。
越南有佛教传统以及由法国人带来的天主教信仰。法国在越南失败的殖民统治导致越共攫取人心，先在北越建立独裁政权，然后通过越南战争颠覆亲西方的南越政权。在此过程中，越南的佛教徒反对南越的腐败政权及美军的介入，间接地帮助北越的获胜。胡志明仿效苏联和中国的统治模式，在土地改革和政治运动中杀人无数。近年来，越共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步伐超过中国，为抗衡与之有领土和领海争端的中国，转而与昔日的宿敌美国结盟，未来能否实现民主转型，尙不得而知。
东南亚佛教国家中社会运行相对较好的泰国，近年来屡屡发生军事政变（王室在幕后支持）而处于民主倒退状态。美国历史学家怀亚特（David K. Wyatt）指出：“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民主实验，泰国还没有设计出一套持久的政治制度，能够成功地调解在一个迅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中的不同利益。”泰国王室享有超越宪法的权力，泰国王室从印度教和佛教中汲取信念：在印度教中，国王是半人半神，是活的神，其法统来自于其神圣的血脉；在佛教中，国王是一位法王，法统来自于他伟大的精神力量。[1]泰国的君主制未能像日本的天皇制那样在战后“去神化”并“走向人间”。泰国的学生运动已经开始突破禁忌，直接批判君主制。
佛教国家中唯一建立民主制度的是蒙古，但其经济状况不佳，民主能否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值得关切。
伊斯兰教在地理分布上幅员之广和信徒人数之多（伊斯兰教徒占世界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仅次于基督教。迄今为止，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成功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国家。历史学者塔米·安萨里（Tamim Ansary）指出，政治的发展和智识的发展息息相关，近代以来伊斯兰的思想固化，原有的鼓励“以推理为基础的自由和独立思考”消失了，“绝对不存在穆斯林版本的欧洲新教改革”，更不会有新教改革所带来的结果——不存在个人主义的教义，没有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没有教会和国家的分立，也因此不存在民主、科学和工业革命。
按族裔和地理位置，伊斯兰世界大致可分为五大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土耳其及中亚突厥-蒙古系带有“斯坦”后缀、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表面上有多党制、选举和议会，但全都是威权主义的家族统治）。
土耳其的西化相对成功，也是突厥系国家的精神领袖。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称雄四百年，但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及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奥斯曼帝国节节败退。一八五三年，俄国沙皇在彼得堡会见英国大使时说：“我们手上有位病人，命在垂危，他需要一位内科医生，而不是外科医生。”这位病人指的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它从此有了“西亚病夫”之称。让沙皇没有想到的是，一九〇五年俄国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现代化和立宪才是东方国家的出路。一九〇八年，“青年土耳其党”发动政变，迫使苏丹恢复一八七六年宪法，建立立宪政府。但一战的战败和民族主义运动让缓慢改革中的帝国解体了。
凯末尔（Kemal）在战争废墟上建立了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首先，他反对奥斯曼帝国加给土耳其人的负担，彻底抛弃帝国征服所得的领土，接受一个小得多的土耳其的疆界；其次，他剥夺伊斯兰教在政治上的影响，打造了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共和国——在伊斯兰世界，只有土耳其选择这种符合西方标准的现代化模式，它也因此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所有继承国中最为稳定的一个。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国，也积极寻求加入欧盟。但这种模式只成功了一半，近年来，倾向伊斯兰主义的正义与发展党长期执政，埃尔多安成为准独裁者且逐渐抛弃凯末尔的世俗化遗产。处于欧亚交汇处的地缘优势成了劣势——土耳其究竟是亚洲国家（东方）还是欧洲国家（西方）？其身份和价值认同悬而未决。
第二个板块是阿拉伯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东和北非。阿拉伯人在历史上曾有辉煌成就，历史学家菲利普·希提（Philip Hitti）指出：“讲阿拉伯语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高举开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慷慨贡献的人们。”奥斯曼帝国崛起后，阿拉伯地区沦为其行省。二战后，阿拉伯国家纷纷独立，其现代化模式分两种。一种是以传统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立国基础，在政治、法律、教育等方面与伊斯兰教相结合，但在经济上引入资本主义，并实行君主政体。表面上有宪法，但君主不受宪法制约，掌握绝对权力。伊斯兰教沦为统治工具，王室与特权阶层并不恪守教规，生活奢侈腐化，却纵容宗教人士用教规奴化平民和消灭异见。此类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特尔、约旦、摩洛哥等。另一类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教分离和世俗化，又确立“官方伊斯兰”，推动除了民主政治之外的现代化，政治结构是强人威权政治，有民主政治的各种标志（如议会、选举、多党制）却无民主之实，这类国家有埃及、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等，它们很多都在“阿拉伯之春”中遭到猛烈冲击，此后经历了漫长的内战和动荡，至今仍看不到建立民主法治的希望。
第三大板块是作为波斯帝国继承者却实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朗（以及国名来自波斯语、也实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沦为恐怖主义滋生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的宪政改革比土耳其早两年，在日俄战争之后第二年启动。二战后，伊朗一度是美国的盟友，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并未阻止伊斯兰革命发生。一九七九年，宗教领袖霍梅尼夺取政权，建立了神权统治。国家主权不属于人民而属于安拉，民选总统受精神领袖（最高领袖）辖制，实行伊斯兰教法，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领域伊斯兰化，敌视西方。但伊朗神权政权的标志和方法，却从欧洲转借而来。比如，大量处决意识形态的敌人，将知识分子流放出境，大规模充公私人财产，暴力统治加上思想改造，种种皆来自罗伯斯庇尔和斯大林，而非穆罕默德和阿里。神权统治给伊朗带来近半个世纪的专制政治、经济凋敝、文化窒息（悠久的波斯文化被切断和清除）、与西方对立导致经济制裁，民众抗议遭血腥镇压，伊朗成为西方眼中的“邪恶国家”。
第四大板块是非洲非阿拉伯民族的穆斯林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塞内加尔、冈比亚、几内亚、塞拉利昂、马里、尼日尔和乍德等国。这些国家大都可归入“失败国家”或“部落国家”之行列。伊斯兰教未能帮助这些国家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和民主化，它们独立后，对同样信奉伊斯兰教的、善于经商且比较富裕的阿拉伯人展开种族清洗。以苏丹为例：一九八九年，夺取政权的奥马尔·巴希尔将军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卡拉什尼可夫步枪，宣称“判教者不配活着”，他与导师哈桑·图拉比一起将苏丹打造成非洲最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也是支持恐怖主义的流氓国家，本·拉登长期以苏丹为策划恐怖主义的活动基地。而在索马里，中央政府消失了，国家解体为部落制，军阀混战、海盗肆虐。
第五大板块是东南亚伊斯兰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大致可将南亚的孟加拉国计入）。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人口占伊斯兰世界的四分之一，超过阿拉伯人。它们大都实行较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现代转型相对成功。就传统伊斯兰世界而言，东南亚是其边陲地带；但近年来，由于马来西亚和印尼在政治经济、种族和谐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被誉为伊斯兰现代化的榜样。新加坡学者Kishore Mahbubani提出，这两个国家可能取代中东地区和阿拉伯人的伊斯兰领导地位：“迄今为止，没有伊斯兰国家成功现代化，但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远离伊斯兰诞生之地的伊斯兰国家，在亚太经济圈表现突出……伊斯兰世界的风将不再是由西向东吹，而是相反方向，这是重要的历史变化。”马来西亚领导人马哈蒂尔声称：“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理性的伊斯兰国家，在管理、科学、技术、贸易、工业、政治、社会和宗教稳定方面努力进取，我们就能推动真正的伊斯兰事业，这是我们的吉哈德。”但近年来马来西亚的政治纷争给此一“宽容温和、繁荣发展”的理想蒙上一层阴影。
在非伊斯兰教和非阿拉伯人的黑非洲，也没有出现国家治理成功的案例。
基督教在非洲的影响力仅次于伊斯兰教，非洲有超过六亿、接近四成人口是基督徒。基督教出现“非洲大复兴”，却未能带来国家成功转型。非洲国家流行的灵恩派与巫术化的基督教，远离圣经真理，不具备清教徒观念秩序及精神、心灵秩序。在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中，教会人士卷入其中，法国和比利时等前宗主国亦难辞其咎。
总体而论，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的情况好于前法国殖民地国家——南非、冈比亚、波札那等未发生过内战和军事独裁统治的国家都是前英国殖民地，这也符合西方世界中新教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优于天主教国家的规律。
三个基督教占主流地位的非洲国家的治理失败，颇值得探讨。表面上的基督信仰，若没有深厚的清教徒观念秩序支撑，无法成为良治之根基。
利比里亚是一八四七年由三百万从美国回到非洲的黑人奴隶建立的国家，也是非洲唯一没有被西方殖民的国家。然而，以美裔利比里亚人自居的移民，刚脱离奴隶身份，又将当地原住民当做奴隶来奴役。他们模仿美国星条旗制定本国国旗，差别在于其国旗上只有一颗星，且以美元为法定货币。二十世纪六、七〇年代连续二十年担任总统的威廉·托尔伯特（William Tolbert）曾是浸信会牧师，其政权极度腐败。后来，军官发动政变，虐杀托尔伯特，从此利比里亚陷入军阀混战。最后一个军阀泰勒（Charles Taylor）出生于浸信会家庭，曾在美国的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二〇〇三年，泰勒在兵临城下之际被迫下台流亡，在告别演说中将自己与耶稣相提并论。
埃塞俄比亚是东非唯一的基督教国家，一个古老的基督教分支在此承续两千多年，比欧洲很多教会更古老。有“非洲雄狮”之名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自称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后裔，其神授统治受到正教会透过诸多隐修院、教堂、神父予以支持。他曾因反抗意大利侵略军而赢得世界声誉，但其晚年陷入不可自拔的暴政。一九七〇年代，国内大饥荒，饿殍遍野，塞拉西仍穷奢极欲。绝望的民众发动武装起义，皇家军队兵变，塞拉西被迫退位并被软禁，遭人以枕头闷死，尸体埋在皇宫某厕所底下。[2]此后，苏联扶持残暴的军政权掌权多年。这个怪异的前现代国家产生谭德赛式的谎话大王自不足为怪。
南非是非洲最富裕和现代化的国家。但其“新国父”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离开政坛二十多年后，其“彩虹国家”和“金砖国家”的光环褪尽。曼德拉的成功也是其失败——他所达到的权威和神话式的境界使他“浮游于政治之上”（以戴高乐的方式），他与图图大主教（Desmond Tutu）合力达成种族和解，却未建构出有活力和公正的政治经济模式。曼德拉宣称“英国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前进的航标”，他却用共产主义的方式重建政治和经济：简单剥夺富裕阶级（主要是白人）的财富，破坏了脆弱的经济平衡。记者莫列齐·姆贝基（Moelesti Mbeki）对“黑人经济强化政策”提出尖锐批评，此一政策“造成了一个人数很小、不具备生产能力，但非常富裕的黑人资本家阶级，他们由非国大已退休或尚未退休的高官小圈子组成，成为经济寡头们的同盟者、南非去工业化过程的看管人”。研究南非转型的学者海因·马雷批评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已融入一张过去为白人特权者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路之中。”南非出现了“合伙的统治阶级”，所谓国家企业，“就是统治者攫取收入的源泉，也为维持庇护网路提供必要的资金”。在南非的五千万人口中，七百万人在贫困线下挣扎求生，犯罪率居世界前茅。南非的悲剧正如詹姆斯·鲍德温的警句：“人民陷入历史的陷阱，而历史又陷入他们的陷阱。”
非洲各国独立之后，独裁者渐次登场，他们中很多人标榜是虔诚的信徒，有的是前牧师或前神父。刚果-布拉札维尔独裁者尤卢（Fulbert Youlou）曾是天主教神父；马拉维统治者班达（Hasting Banda）为苏格兰教会长老，回国前是伦敦颇受尊重的执业医生，夺取政权后很快沦为独裁者，教会要求其会众“为这位在权力的牢房里，极为孤单的人祈祷”，班达却威胁说要杀掉反对他的主教们；中非皇帝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掌权时为寻求苏联和阿拉伯世界支持，宣布放弃天主教信仰，先后转信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教，晚年在流亡生涯中每天阅读圣经，自称基督的使徒。他们在一夜之间就从普通信徒蜕变为高高在上的伪神：加纳独裁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设立“缔造者日”纪念他在创建加纳国的贡献，国家赋予其“奥萨基埃佛”（救世主）称号；赤道几内亚独裁者恩盖玛（Ngucma）将整个国家变成“非洲的达豪集中营”，关闭天主教学校，命令教堂必须悬挂其肖像，强迫神父高呼“除了恩盖玛没有上帝”的口号，最后关闭所有教堂并驱逐所有外国传教士。宗教信仰对他们来说，远没有权力重要。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度泛滥于数十个非洲国家，苏联、中国乃至古巴都在非洲施展拳脚并激烈竞争，他们帮助培训的政治和军事领袖多半是恐怖分子。这些非洲国家原本没有其恒定的价值和理念，当共产主义袭来时，根本谈不上抵抗，展开双臂就拥抱。肯尼亚民族主义领袖肯尼塔（John Keyatta）于一九三二年就读于第三世界革命家的摇篮——莫斯科东方大学，此前五年，邓小平、蒋经国曾在此受训。更彻底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坦桑尼亚国父尼耶雷雷（Nyerere）所策动的，他像洪秀全和毛泽东一样实行绝对公有制，建立所谓乌贾玛制度，将一千一百万人集体迁移到新村子中，造成国家经济的崩溃。
非洲独立之后二十年间发生四十次政变。暴政带来经济衰败和社会解体，非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其整体经济产出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二。营养不良的非洲人接近一半，人均寿命比世界平均值少二十年。以离清教徒观念秩序的距离而论，非洲大概是唯一比中国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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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国前国王普密蓬青年时代长期在欧洲求学和生活的，甚至还从西方现代学术中寻找支援——普密蓬深受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启发。马氏认为，一个社会若能神圣化它的传统，便可以透过这种传统取得难以估计的权力与持久优势。普密蓬也念念不忘登基前夕，其岳丈曼加拉亲王的一句忠告，皇家礼仪和传统相当重要，“一旦神话破产，一切随之崩溃。吴哥窟曾是一个伟大帝国的心脏，而今已经爬满了猴子”。
[2] 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在《皇帝：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一书中写道，军事政变发生之后，军官们入宫追讨皇帝的财富，皇帝声称一无所有，等军官们离开，他命令仆人将桌子上和书架上的圣经藏起来，“我们至高无上的皇帝作为所罗门大帝的后代，收藏了一大批被译成多国文字的圣经，在那些圣经里夹了很大一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