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我们在长达两千多年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将故事的火苗绵延不绝地守护下来。那光芒，在任何时代里、在任何状态下，都保有唯独那光芒才能照耀的固有领地。我们小说家应当做的，就是从各自的视点出发，尽多地发现那固有领地。
村上春树
一部向《1984》致敬的反乌托邦小说
《1Q84》横空出世，一诞生就成为当代反乌托邦文学之新典范。《1Q84》的出版，颠覆了村上春树此前在我心目中的既定形象：他不再是“轻小说家”，而被正名为“重小说家”。“轻”与“重”是一组更易于理解的概念，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文艺理论大师巴赫金创造的概念：“独白小说”与“复调小说”。
“复调”也叫“多声部”，本为音乐术语，巴赫金借用这一术语概括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巴赫金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复调小说”描写出了生活的多种可能性和人性深处的矛盾，不是灌输一种绝对的、统一的思想，使小说既具有辨证色彩，又包含开放的可能。“复调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复调思维”的矛盾性、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切合了现代社会多元、暧昧和边界模糊的状态。
《1Q84》是村上春树创作的最具“复调”特质的作品。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的“复调小说”序列，从来都不属于畅销小说。然而，让人跌掉眼镜的是，厚厚三巨册、洋洋百万言的《1Q84》，居然比村上春树此前那些“轻小说”更畅销。《1Q84》在日本上市之后，十二天内狂卖百万册，书店全部断货，出版社救火般匆忙加印，以至日本媒体异口同声称之为“傻卖”与“过热”的“社会现象”。
《1Q84》的狂卖热潮，甚至波及到书中所提及的管弦乐CD唱片，一夜之间销售一空，连欧威尔的陈年旧作《1984》都搭上便车，销量一路飙升。
数月之后，《1Q84》各种语言的译本相继出版，在各国备受读者青睐。可见，文学没有死亡，思想没有死亡，读者更没有死亡，再厚的书都有读者购买和阅读，只要这本书构筑了一个足以吸引人心的精神世界。
村上的《1Q84》选择在欧威尔《1984》问世六十周年之际出版，并非巧合。两者之间有着某种草蛇灰线般的联系：欧威尔的《1984》开篇第一句为“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村上的《1Q84》BOOK1标明“4月—6月”，月份一致；《1984》以“老大哥”（Big Brother）隐喻独裁者，《1Q84》以“小人儿”（Little People）暗示某种邪恶力量——“《1984》出版之后，老大哥变成一个图示在发挥作用，在现实世界里，老大哥已经变成了过度有名、一眼就能看穿的存在。于是，小小人出现了。”换言之，“小小人”是“老大哥”的升级换代版。
欧威尔写作《1984》的背景是：以史达林体制为代表的共产极权阵营勃然兴起，“极权主义废除了思想自由，其彻底程度是以前任何时代闻所未闻的”，“人类所有的自由，将因此而告终”，他为此而忧心如焚。然而，西方世界对此危机懵懂麻木，“人们尚未意识到其恐怖的结局”。欧威尔遂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发出警世呐喊。1946年，欧威尔来到苏格兰一个名叫朱拉的与世隔绝的小岛，忍受丧妻的痛苦和结核病的折磨，开始《1984》的创作。四年以后，他英年早逝，《1984》却如先知般地预见到极权主义的肆虐。“如果你想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1984》的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一边受着又一轮无情的拷打，一边被告知“你就想像一只皮靴永远地踩在一个人脸上”。
村上春树写作《1Q84》的背景是：经过“九一一”事件和欧姆真理教东京地铁投毒事件之后，本来政治民主、经济富足，战后享受半个多世纪太平日子的日本国民，突然陷入一种“我不知谁掌管明天”的“混沌”世界。地铁沙林事件从根本上撼动了日本人的精神基盘。此前两个月发生的神户大地震，日本人可以咬紧牙关忍耐，“日本人是饱经崩溃的磨练、熟知虚幻的滋味、坚韧地向既定目标前进的民族”。但是，地铁沙林事件却是日本人从未见过、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类型的灾难，它揭示了日本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国家”这一共同观念的崩溃，一个“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告终结。人们发现自己并未拥有真正的自由，意识操控的幽灵近在咫尺。
东京地铁杀人事件发生之后，最让日本社会震惊的事实是：那些精密实施无差别杀入计划的，都是高智商、高学历、反社会的前精英阶层。这些人为何争先恐后地奉命杀人乃至自杀？村上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指出：“我认为当今最为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类似‘精神囚笼’那样的东西。多数人需要那样的框架，没有了就无法忍受。欧姆真理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此外也有各种各样的围栏或囚笼。一旦进去，弄不好就出不来了。”种种隐秘的宰制手段，构成看不见的“精神囚笼”，成千上万的人不知不觉间成为其囚徒。
《1Q84》的主题，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的反复斗争与起伏更替。村上春树选择以天吾和青豆这两个成年人的视角，以类似事件记录的方式，顺时推进、轮流交替，透过分别发生在两个人身上的事情，亦即“先驱”会社的相关活动和两个月亮的出现，来展现整个世界逐渐被乌托邦式的统治笼罩——原来，人们其实生活在如同好莱坞电影《楚门的世界》所展示的虚构场景之中，沦为被他人操纵的、身不由己的傀儡。
《1Q84》当中没有苏俄及东欧反乌托邦作品中通常具有的悲怆与荒寒的色调与氛围，却充斥着来自日本文化传统的阴冷与压抑的味道与气质。在村上的其他作品中，其基色是“全盘西化”的，看不出跟日本有什么关系，其场景放在纽约、巴黎或伦敦，并不影响故事的展开；唯有《1Q84》具有浓郁的日本风情和清晰的历史脉络，但它揭示的偏偏是超越于国族之上的、根植于人性深处的乌托邦情结。
从毛派到邪教，如同川剧变脸一般迅速
这是一个欧威尔生前不可能想象到的奇妙的巧合：1984年是欧姆真理教开始公开活动的一年。十一年以后，欧姆真理教制造了东京地铁沙林事件。
毒气杀人事件发生时，居住美国的村上春树深受震撼，立即回国深入调查这一悲剧事件，发表了几部虚构和纪实的作品，如《约束的场所》、《地下铁事件》等。然而，村上感到，这些作品不足以承载此事件背后日本社会乃至人类社会的巨大危机，于是写出《1Q84》这部其作家生涯中规制最为宏大的作品。
《1Q84》之中的秘密社团“先驱”，明显是影射现实中的欧姆真理教。这个邪教组织是如何诞生的呢？村上梳理了其前世今生，得出惊人结论：该邪教组织的领袖人物，是当年信奉激进的毛主义的青年。
1968年，在中国“文革”影响下，发生了席卷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的激进左派运动。作为小说人物之一的文化人类学者戎野，如此介绍二十年前的大学同事即现在的教主深田保：“他当时信奉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当时几乎没有消息传入我们耳朵，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具有何等残酷、何等非人性的侧面。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来说，高举毛主席语录甚至是一种知性时尚。他组织一部分学生模仿红卫兵在校内成立了先头部队，参加了学校游行。其他大学信奉他的学生也有人参加了他的组织。他率领的派别一时很有规模。”
左派运动失败之后，很多西方年轻人转向东方神秘主义、毒品和性解放。深田保离开大学和共产党组织，放弃了在全日本掀起革命的理想，在穷乡僻壤开拓了一个有机农业合作社。这是一个类似公社的组织，其成员过着彻底的“共同生活”，靠农业维持生计，也致力于畜牧业，其规模是全国性的。
不知何时，“先驱”由农庄变成宗教法人，由山梨县知事正式颁布了认可。一旦名称变成宗教法人，警察想进入他们的地盘搜查就十分困难了——这种行为将威胁宪法保障的信仰自由。而且“先驱”设置专人负责法律事务，部署了牢固的防御态势。地方警察斗不过它。
在日本社会中，有不少与之相似的人物原形，比如：现实生活中的津村乔（曾与欧姆真理教头目麻原有密切往来）从毛主义活动家转向气功及生态主义，太田龙从托洛茨基主义转向边缘群体研究、生态的原始共产制以及法西斯式的犹太阴谋史观。从毛派到邪教，如同川剧变脸绝技一般，在观众眨眼之间就完成了。
作为左翼学生领袖的深田保，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蜕变成神秘莫测的“先驱”组织教主，这是《1Q84》中的情节；曾是解放军小号手的李洪志，则一手创建名为法轮功的准宗教组织，本来以敛财为目的，却因共产党的迫害而意外地在海外成为强有力的反共势力。无论这些人物、组织和社团的外在形式怎样变换，其奉行的集体主义、民粹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本质始终不变。
在《1Q84》的侦探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外部表现形式之内，隐藏着对那个慷慨激昂的时代的回顾与反省。很多年轻读者不能理解村上春树的良苦用心，轻轻将苦涩的历史感放过去了。就在《1Q84》出版之后不久，评论家川本三郎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我爱过的那个时代》。川本三郎是日本六零年代左翼运动的观察者和报道者，为媒体撰写了多篇重要报道，也曾受牵连入狱坐牢。《我爱过的那个时代》与《1Q84》的时代背景互相辉映，两位作者的青春时期都共同呼吸过六零年代后期到七零年代初期的时代空气。
川本三郎的回忆录被誉为“一个关键性大时代年轻人的‘世代集体风俗实录’”，为日本同时代许多作家的小说解开了谜题。川本比村上大五岁，在漫画作家笔下，两人长相相似，甚至有人问他们是否为亲兄弟。川本也是最早评论村上的评论家，在《都市的感受性》中对村上作品的思想内涵有过深刻剖析。
川本在自传中论及1972年2月赤军连以“反共产主义”为名处死十二名同志这一学运的“恶质化”事件。因内部整肃而杀人，与多年后奥姆真理教策划东京地铁杀人，两者之间有深刻的精神联系。那个杀人事件让川本受到巨大冲击：“随着山中陆续发现遗体之后，我已经失去翻开报纸的力气，也不想看电视新闻了。”他陈述了左派理想覆灭的过程：“这是‘团结’和‘变革’等梦想的凄惨结束。自己所梦想的东西，化为泥泞完全崩溃解体。”他引用谷川俊太郎的诗句为那个世代谢幕：“体内有深深的呐喊，嘴巴因此紧闭。体内有永不黎明的黑夜，眼睛因此而睁大。”
安保事件、全共斗、安田讲堂、联合赤军、浅间山庄枪战……这是经历过那个“经常下雨”（雨暗喻子弹）时代的人们的共同记忆。从崇高的理想到残忍的杀戮，这种转换在一夜之间完成。村上在《1Q84》中得出结论：乌托邦之类的东西在任何世界里都不存在，就像炼金术和永动机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样。那些邪教组织的作为，就是制造什么都不思考的机器人，从人们的大脑中拆除动脑思考的电路。即便如此，“和乔治·欧威尔在小说里描述的世界一模一样。但恐怕你也知道，刻意追求这种脑死状态的家伙，这世上还不少”。所以，从马克斯·韦伯到欧威尔再到村上春树，都把相当的精力投入到“除魅”工作之中。
破除偶像崇拜是迈向心灵自由的第一步
席卷全球的左翼思潮退潮之后，形形色色的新兴宗教或准宗教团体层出不穷，其中有不少属于或接近邪教的定义。村上借小说人物、文化人类学老师戎野之口说：“何为严肃的宗教，何谓邪教，其界限划分原本就十分微妙。并没有确凿的定义，全看怎样解释。凡事留有解释余地的地方，常常会产生政治和特权介入的余地。”小说中这个名为“先驱”的新宗教，就是邪教团体。一般的宗教团体力图增加信徒人数，是为了收入的稳定。“先驱”没有这样的必要，他们需求的不是金钱，而是人才，是拥有明确目的、具备各种专业技能、健康而年轻的信徒，以形成士气高昂、素质优秀、具有战斗性的宗教团体。
“先驱”没有教典。即便有，也只是七拼八凑的东西。这是一个密宗系的团体，并非由琐细的教义，而是由劳动与修行构成生活的中心。追求这种精神生活的年轻人，听说他们的名声，从全国各地纷纷赶来。他们内部非常团结，对外一贯实行秘密主义。其拥有的土地愈来愈多，设施越来越充实，环卫着其土地的高墙也变得愈加牢固。当追逐财富的人生目标无法满足一部分青年人的心灵需求，“社会本身丧失了肉眼可见的目的”，他们便进入一种封闭的生活模式，接受彻底的思想控制，满足于催眠式的幻觉。这就是种种邪教滋生的社会土壤。
法国学者塞奇·莫斯科维奇在《群氓的时代》一书中剖析了偶像崇拜的产生精神土壤：“从传统的意义来说，超凡魅力指一个神圣的男人或女人揭示某种宗教信条，提供安抚痛苦的大慈大悲和信奉者受折磨心灵的福祉，以预言家生动的语言来感化人们的内心，总之，达到师徒内在的和谐。”他指出，偶像是让人既爱又怕的，是要攫取人的心灵自由的：“超凡魅力就像所有基本的和非理性的权力一样，既是一种魅力又是一种耻辱，赋予拥有它的人非凡财富的特性，也给了他国度的、不可忍受的暴力标志。既有吸引力，又令人可怖。一边保护人民，一边令他们害怕。”
这个理论可用以透视“先驱”的教主深田保：“先驱”教团有一个被称作“领袖”的教主深田保，他被认为具有特异功能。据说深田保有时会运用这种能力给人治病，会预言未来，会引发超常现象。从古至今，同样的诈骗行为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手法永远相同。这种浅薄的骗局长盛不衰。世间大多数人并不相信真实，而是主动去相信自己希望是真实的东西。“这样的人两只眼睛哪怕睁得再大，实际上什么都看不见。对这样的人实施诈骗，就像是拧断婴儿的手臂。”
希特勒、列宁、史达林、毛泽东、波布等独裁者，同时也是魅力型领袖，在吸引万民顶礼膜拜的同时，按部就班地实施种族屠杀或阶级屠杀。当左翼政治运动退潮之后，又出现许多比他们小一号的邪教教主，在后现代社会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在《1Q84》中，身怀绝技的女主人公青豆，以按摩师身份接近戒备森严的教主深田保，最终将这个奸淫年幼女儿的恶魔一招致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还有那么多邪恶的教主次第登场。
邪教的盛行，表明人们心中存在一处巨大的、物质不能填补的空洞。村上曾写到第一次看到欧姆真理教活动时的观感，那是1990年2月，欧姆真理教推举候选人参加众议院选举，在街头播放不可思议的音乐，一群戴着大象面具和麻原面具的年轻男女翩翩起舞。村上感叹说：“看见那种助选活动的场景时，我不由得背过视线。因为那是我最不愿意看见的东西之一。周围人脸上也浮现出和我同样的表情，做出根本没看见信徒们的样子走了过去。在这里我首先感觉到的是无可名状的厌恶和超出理性的悚然。”后来，当毒气杀人事件发生之后，村上反省了当初“将那一场景作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迅速赶出记忆”的本能反应，进而联想到“魏玛时期的德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看见希特勒时也是同样反应”，“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我们一开始就对什么讨厌至极、怀有强烈厌恶感的时候，往往是因为那是我们形象的负面投影”。这种本能的反应导致回避、漠视的态度而不是挺身与之斗争。
就这样，麻原之类的人物粉墨登场。他们制造了一个海市蜃楼般的远景，将个人缺损关进一个封闭线路之中，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忠实信徒主动放弃自由、放弃财产、放弃家人、放弃世俗价值判断基准（常识），成为被其洗脑、被其控制的僵尸般的存在。村上认为，不是领袖太有魅力，而是群众太愚笨、太怯懦，自动放弃思考和判断的自由，选择奴隶的身份——“信徒们并非单方面受到麻原的精神控制，并非纯粹的被动受害者，而是他们本身在积极地寻求被麻原控制。精神控制既非仅仅被寻求又不是仅仅被给予的东西。那是‘被寻求、被给予’互动性质的东西。”
与之相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在中国，很多人在推特上将异议艺术家艾未未称之为“艾神”，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中也有媒体将学生领袖林飞帆称为“帆神”，尽管此类称呼不无玩笑和戏虐成分，但此种“玩笑”背后蕴藏着某种潜意识：庸众企图将某个活生生的人打造成神，并由这样的“神人”帮助他们解决所有难题。似乎只要由“神人”开口念一声“阿里巴巴”的咒语，财富之门就渐次打开。这种思维方式，与健康的公民意识格格不入。
美国作家拉塞尔·班克斯在《大陆漂移》中写道：“当人委身于具有比自我更大力量的东西，如历史或神、无意识等东西的时候，人势必极为轻易地失去当下事件的脉络，其人生失去作为物语的流程。”俄国学者谢·卡拉-莫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中亦指出：“社会意识操纵颇似一场人数不多、组织严密、武装精良的异族人军队反对庞大居民的战争，只是这居民对战争并无准备。有时甚至还说，意识操纵是对本国人民的殖民化。”在两岸三地华人社会，气功师、神医、温家宝、习近平、李洪志、白龙王、星云、证严、妙天等各色政治、宗教人物受到民众之山呼万岁，足以表明华人社会“去魅”工作尚任重道远。而只有一群心灵自由的公民，才能构筑起健全的公民社会。
为什么小说比报导文学对“精神囚牢”更有颠覆力？
《1Q84》是一本非常好读的小说，但它确实又是一本严肃小说，严肃得不能再严肃的小说。
对于揭露那些宰制性力量，小说比报导文学更有颠覆力。当苏联崛起之际，西方记者对这个红色帝国的报导大都是正面的。《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杜兰蒂帮助史达林掩盖大饥荒的真相，称颂苏俄建造了一个“美丽新世界”，对于史达林血腥的大清洗政策，他轻描淡写地说：“要做鸡蛋馅饼，只能打破鸡蛋。”
与此同时，小说家却以火眼金睛看透极权主义本相。早在二十世纪四零年代，欧威尔就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共产极权国家的邪恶，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在英国，尽管存在特权和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但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新闻和官方统计数字是可以信任的，持有和发表少数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危险。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人们所读到的关于苏联这种国家的报导都自动地化为英国概念，他们很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到一九三九年为止，甚至在此以后，大多数英国人不能认识德国纳粹政权的真正性质，而现在，对苏联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同样一种幻觉下面。
是故，欧威尔选择以虚构文学的方式揭露苏俄的真相。结果，《1984》和《动物庄园》这两本薄薄的小书中蕴含了超乎作者预料的巨大力量，宛如原子弹，打破了苏联官方花费钜资打造的虚假形象。苏联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潮流变成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与欧威尔的小说不无关系，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加迪斯所说，欧威尔痛苦的、阴郁的作品，同后来出现的更加自信的一些人——索忍尼辛、萨哈罗夫、哈维尔、瓦文萨以及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一道，提出了对马列主义的批判，成为其终结者。
在后冷战时代，西方民主国家不再面对共产帝国咄咄逼人的攻势，但乌托邦思想通过另外的方式展现出来。村上春树在《1Q84》中通过探讨邪教何以盛行的议题，对于世界现状以至人类走向作出反思与批判。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整个人类都“因真理得自由”。
文学乃是、也必须是对抗“精神囚笼”的一种武器。作为小说家的职责，就是打磨这种武器，即写出好的故事。因为“好的故事会加深和扩展人的心灵。有了这样的心灵，人就不想进入狭小地方了”。村上曾应美国一家杂志邀请撰写一篇评论东京沙林毒气事件的文章，也许是因为过于尖锐，杂志并未采用。在该文中，他写到一个细节：在他采访几位皈依欧姆真理教的人时，问了他们一个相同的问题：“你在青春期热心地读过小说吗？”回答大体一致：NO。他们对小说没有兴趣，甚至感到格格不入。
村上感概说，也许他们没有完全理解“故事”的构成方式。但凡阅读过一些故事的人，自然就能看出活在虚构与现实间的那条界限。一篇小说，一行文字，可以治愈人们的伤口、拯救人们的灵魂。但自不待言，虚构必须时时与现实严加区别。在某些情况下，虚构会深深吞噬真实的存在。“然而，皈依欧姆真理教的人们拿到的，大多是极其危险的单程票。看来那里根本没有出售往返票的窗口。”当信徒把麻原展示的虚构与事实混为一谈、全面接受之后，就会无止境地、封闭地走向体制化。他们如同同心圆一般，被麻原那内在的个人虚构吞噬。当麻原的虚构受到致命的程序缺陷污染时，信徒便同样受到污染。这就是欧姆真理教、共产党、纳粹、法轮功、传销、义和团、太平天国这些乌托邦体系像蜘蛛网一样网罗人心的秘诀所在。
在此意义上，《1Q84》是村上春树发明的、对付乌托邦主义的最佳“解毒剂”。只要阅读这部小说，无须接受更多学术训练，就可恢复对常识、常理和常情的判断，就能让人摆脱邪教的诱惑。很难想象，阅读过《1Q84》的敏感、丰富而富于反思的心灵，会被传销团伙和邪教组织掳获。
小说不仅是娱乐和消遣，小说更是反抗专制的精神武器，正如村上所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上水面，沐浴光照。为了不让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禁锢和贬损，所以始终投去亮光，敲响警钟，我坚信这才是故事的使命。描写生与死的故事，让人哭泣、恐惧、欢笑，由此证明每个灵魂无可替代。锲而不舍地这样尝试，正是小说家的职责。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他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触手可及的活生生的灵魂，体制却没有。不能让体制利用我们。不能让体制独断专行。不是体制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创造了体制。”因此，生活在真实中的我们，对抗体制的斗争，有十足的获得胜利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