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杰
（余杰与王怡 摄于2013年1月）
一家香港媒体在访问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院长邢福增时，从一个小故事写起：2009年秋天，在中国开办家庭教会的两位年轻学者受邀到香港，做家庭教会在中国合法化和社会民主化的讲座。他们一个是来自北京方舟教会的余杰，一个是来自成都秋雨之福教会的王怡。迎接他们的，一个是香港大学法学院的戴耀廷，一个是香港中文大学神学院的邢福增。
邢福增本人在《中国宗教自由愈益收紧的这十年》一文中回忆说：“王怡第一次到香港演讲，是2009年11月。那次讲座安排在11月6日，是由宗文社、崇基礼拜堂及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合办的，题目是“梦难圆？——家庭教会公开化与合法化再思：成都秋雨之福教会个案”，除了王怡外，余杰也是讲者之一。可以说，我跟王怡的认识，也是因为余杰的安排。”
数年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中国家庭教会遭到习近平政权空前严厉的管控和打压，同时香港的自由与法治也被北京摧毁殆尽，四名基督徒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发生剧变：我于2012年流亡美国，之后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仍是中国体制的激烈批评者；王怡因在教会讲道中公开批判习近平，于2018年12月9日被捕，2019年12月30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判监9年；戴耀廷因带领香港“占领运动”，在2019年被判入狱16个月，服刑 4 个月后获准保释等候上诉，2020年7月，被香港大学校委会决定即时解雇；积极参与香港逆权运动并一如既往地尖锐批判中共暴政的邢福增，虽然顺利完成神学院院长的第二个任期，却对香港和中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我也变小心了，问自己可以承受多少，我说不怕说得多大声都无用”。
王怡被捕、秋雨教会被查封时，我写过文章抗议中共的迫害。王怡被判重刑时，我还想写文章，一时间却无从下笔——不是没有可写的，而是一旦打开记忆的闸门，我们过去十年间亲密交往的种种细节便如洪水般涌出，可写的故事实在太多，不知该摘取哪一朵浪花。正如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老师所说，回忆是甜蜜的，也是痛苦的，王怡是我在中国时交往的友人中，交情之深仅次于刘晓波的，若要写王怡，我可以写成一本书。
2012年1月11日，我们全家离开中国时，王怡给我发来一则手机短讯，这是我在中国收到的最后一则短讯，是一句圣经经文——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那一刻，这句经文莫大地安慰了我，我意识到，我所走向的，不是一片未知的大陆和一段未知的生活，而是上帝指引的更美的家园。
王怡被按立为牧师，是2011年年底，也就是说，在2000年至2011年我与他交往最多的11年间，他并无牧师身份。我记忆中最鲜活的王怡，不是“王怡牧师”的那个王怡，而是作为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王怡。
人生若只如初见
在与王怡见面之前，我已经在当时中国最火的论坛“关天茶舍”上看到王怡不少精彩的文章和论述，那种感觉，就好像独自秉烛在黑暗的隧道中走了很久，突然发现迎面有一束光，原来是另一个秉烛行走的人。我心里暗暗赞叹说，同龄人中，我第一次发现写作才华胜过我的人。王怡当版主那段时期，是“关天茶舍”言论最大胆也最具人气的时期，那也是中国网络言论自由的黄金时代，各方英雄云集，关天论剑，百家争鸣，让人目不暇接。
与之平行的是，正是在那几年，中国诸多官方控制的平面媒体走向某种程度的市场化，这样就为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开辟了一定的言说间。王怡在此缝隙中脱颖而出，先在“关天茶舍”成名，然后进入平面媒体如南方报系等开设专栏，他的文章一时洛阳纸贵，人人先睹为快。
那时，我们这些异见者还有少许公开出版自己著述的空间。我在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随笔集《铁磨铁》，书名来自于圣经经文：“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时，我和妻子正在走向基督信仰的途中。我看到了人性普遍的败坏——即便是反对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群体中，彼此的勾心斗角、造谣诽谤亦比比皆是，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很多反对共产党的人，在精神上已被共产党所毒化或同化；当然，我更看到自己的全然败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虚空的虚空”，靠着儒家“吾日三省吾身”的那一套修养功夫，无从遏制个体的罪性和铺天盖地袭来的虚无感。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绝望，便产生了谦卑和敬畏，归向上帝乃是一条必然路径。
《铁磨铁》出版后，销量很好，编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建议将其作为一个书系的名称，再多约几位作者的书稿，出成一个系列。当时，编辑的手上已有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的书稿，问我还有什么可推荐的作者人选，我立即想到王怡和另一位四川学者肖雪慧。于是，我给王怡发去电邮，王怡很快就整理好一部书稿，那就是我最喜欢的他的一部作品《不服从的江湖》——正如书名所呈现，生长在帝国边缘的四川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服从”的气质，四川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哲学家弗洛姆说过，人类究竟是否有未来，文明究竟是否会终结，端赖我们是否能秉持怀疑的能力、批判的能力和不服从的能力。而为了不服从，一个人须有勇气忍受孤独、忍受愆误、忍受罪咎。在这本书中，王怡通过对武侠小说中江湖的全新解读，展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现状的深刻的批判以及对自由的无比向往，他的文字如黄沾创作的《笑傲江湖》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让人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叹。
那一年寒假，我与妻子回成都探亲，约王怡夫妇见了第一面。正如有人说现实中温和的我跟我笔下凌厉的文字相差很大，王怡其人和王怡其文的差异更大：王怡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虽比我年长四个月，却显得比我更年轻，他说话偶尔有妙语惊人，大部分时候却慢条斯理，有如太极高手。王怡的妻子蒋蓉娇小可爱，性情温和，没有一般四川女孩身上的那种火爆及麻辣气息。我们两对夫妇一见如故，很快无话不谈。
记得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名为“红锦天”的火锅店，后来那里成为我们常常聚餐的地盘。冉云飞和廖亦武陆续加入进来，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四人帮”。这家馆子装修简陋，只能算是一家比路边摊稍好的“苍蝇馆子”，其火锅味道极辣，食材极为鲜美。我离开四川多年，已承受不了如此辣度，每次都汗如雨下，如同蒸桑拿一般。王怡则面不改色，先风卷残云一番，再开口说话。我和王怡均不善饮酒，喝两杯啤酒便满脸通红；冉云飞和廖亦武则喝酒如喝水，非一醉方休不可。廖亦武常跟王怡斗嘴，冉云飞声音最大，一桌人吵吵闹闹，让邻座为之侧目。那段大块吃肉、无辣不欢的日子，当时是如此寻常的“小确幸”，如今回忆起来却如同一段温暖的童话，今生今世，我们四家人还能再聚集在一起开心地吃吃喝喝吗？
每次到成都，我和妻子都会去应邀王怡家做客，他们夫妇偶尔亲自下厨做川菜，如芋儿烧鸡、夫妻肺片等，比外面的餐馆做得还好。王怡是超级影迷，收藏了数千部电影碟片，常在家中放映外面看不到的禁片请我们看，他写的影评有时候比电影本身还要好看。王怡也喜爱摄影，为蒋蓉拍摄了很多美丽的照片，挂满整整一面墙。我妻子观察到王怡对蒋蓉的小心呵护，悄悄对我说：“原来以为你是最好的老公，认识了刘晓波和王怡之后才发现，就对老婆的好而言，你只能排名第三。”我妻子有一个特别的交友理论：交朋友，一定要交疼爱妻子的朋友。一个人如果对他的妻子都不好，又怎么会对朋友好呢？一个人如果连妻子都要背叛，又怎么不会背叛朋友呢？多年经历证明，该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余杰全家与王怡全家在宾州）
在中国，说真话的写作是一条通往监狱的道路
美好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2004年12月13日，中国知识界与“胡温新政”的蜜月期尚未结束之时，我和刘晓波同时被北京警方从家中抓捕，虽然只是被短暂传讯一天，对刘晓波来说是家常便饭，对我来说却是第一次与直面“专政铁拳”。我们被抓捕的原因，只是因为我们企图起草一份中国民间自己的年度人权报告。
在那个北京滴水成冰的夜晚，我在警局接受讯问，王怡在千里之外的成都写了一篇题为《冷兵器时代的政治：抗议北京警方传唤余杰、刘晓波先生》的文章，我读到这篇文章时已是数日之后回到四川老家的时候了。王怡写道：“当我刚听见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回到了冷兵器时代。对付革命者大概需要冲锋枪和导弹，但对付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对付一个以言论为武器的作家、学者、记者或编辑，只需要冷兵器就足够了。”他也准备好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抓捕：“我要抗议北京警方对余杰、刘晓波的传唤，抗议他们以危害国家安全的无耻罪名去构陷两位作家。抗议他们对言论自由的强奸，抗议他们对未来的扼杀。抗议他们的霸道，也抗议他们的愚昧。……我在此时和余杰、刘晓波站在一起，站在独裁者拚命想要忘记的地方，站在独裁者看起来最丑陋的那个位置。”
王怡当然知道，在海外网站发表这样的文章，会让自己也步上刘晓波和我的后尘——被媒体全面封杀、在中国境内再也无法公开发表文字。而那时，王怡是媒体的宠儿，他在好几个媒体都开有专栏，稿费收入比当大学法学老师的薪水还高。在九零年代中期以来有限的市场经济改革中，中国很多自由派公知都是受益者。一旦受益，就会被利益锁定——作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首要考虑的事情，当然不会做那些损害自己好不容易才获得的知名度、言论权的事情。中国知识分子也迎来了一个一个大分化的时刻。王怡则不然，他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更要坚守自己“不服从”的信念——自由和不服从的能力是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他也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果然，他的专栏很快被中宣部下令媒体停掉，他的稿费收入不断减少直至归零。他与我一样成了不能在中国任何媒体上发表文章的“隐形人”，只是我们有三五年的时间差而已。
如果你坚持说真话，你必然从万众瞩目的“才子”变成“党和国家的敌人”。你可以选择刘晓波的道路，也可以选择余秋雨的道路。后面一条道路上人山人海，前面一条则是少有人走的路。那一年，我获释后即遭到警察寸步不离的跟踪、监视，于是便离开北京回成都老家暂时避开风暴眼。刚到成都，成都国保的一名官员立即约我喝茶——无非是警告我在老家不要“乱说乱动”，我是北京人，本来不归他们管，拜托我不要给他们增添麻烦。比起北京那些满脸横肉、凶神恶煞的家伙来，成都的这名国保官员如中学老师般文质彬彬。谈话快结束时，他突然说：“我知道你跟王怡是好朋友，不知你是否可以带话给他，我们想约他谈谈？”
我以在北京的经验考量，跟国保见面谈谈并不一定坏事，像我和王怡这样的写作者，文章全都是公开发表的，没有任何秘密可言，国保提出谈话，我们可以坦坦荡荡地陈述我们的立场和观点，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地认为能说服国保警察，但至少当人被抓走的时候，家人知道该找哪个部门。
我将这名成都国保的意思转告王怡，王怡说当然可以跟他们见面。改日，他们在茶馆有了一次面谈。后来，这位国保官员对我说，“王怡原来比你还温和啊。”我笑着回答说：“难道你以为我们是青面獠牙的猛兽吗？”
作为作家，不能出书是最大的痛苦。不能正式出版，地下出版如何呢？比起我和王怡来，廖亦武是老江湖、具有袍哥气的异议作家和地下作家。老廖说过，在这个时代，没有自己偷印过禁书的作家，即便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基本无足观。于是，王怡的新书便在廖亦武的帮助下，自己投资、自己找地下印刷厂印成“黑皮书”，在朋友之间贩卖和传播。那个过程，简直可以写成一部间谍小说。
王怡的第一本简陋的“黑皮书”就是那本名为《美得惊动党中央》的文集。谈不上有什么设计、排版，素面朝天，纸张和油墨都很差，看完之后手上会有油墨，但比起市面上那些精美绝伦的“传世藏书”来，书中的内容却是真金白银、字字珠玑。党中央缺乏审美能力，不会被被美所惊动，却会被书中的自由气息所震撼——所有的独裁国家、极权政权，都将自由的心灵和文字视为颠覆性的力量。
刘晓波为这本书写了一篇万字长序，这是刘晓波为他人写的最长的序言，可见他对王怡这个年轻后生的厚爱。刘晓波赞扬说，王怡“在‘知识的自负和罪感’的平衡中写出的文字中，有种与其年龄不成比例的广博、睿智和美感，所以才独具超越通行网文的魅力。”他也指出：“王怡等青年一代自由知识分子通过网路而现身，从屠杀的血腥中，他们觉悟到自己也生活在制度性的欺骗和残忍中；从反抗奴役的民间维权中，他们逐渐获得了内在的勇气和明亮。在我而言，王怡们的崛起，绝非‘后生可畏’，而是‘后生可敬’。”刘晓波不会轻易对他人作出溢美之词，他说王怡“后生可敬”，那就说明王怡其人其文真有打动他的地方。
（王怡与刘晓波、蒋彦永等）
（敬请期待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