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勇牧师
连载自《美国：以基督教立国—清教徒神学与英美保守主义建国二十五大原则》
原则：国家正确的角色是保护平等的权利，而不是提供平等的物品。
1、公义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各得其所。上帝把公义的宝剑赐给执政官，目的就是确保社会秩序的公义。国家应当致力于保护公民身份上的平等，就是在法律上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保护和审判。
2、罪人生来就有“均贫富”的倾向，那些“无产者”总想夺取“有产者”的财富，此种倾向乃是来自人心中的贪欲。最邪恶的蛊惑者就是要迎合、利用民众这种“均贫富”的心理，趁机夺取政权。谈及国家的时候，麦迪逊强调：“建立政府这个做法，不就是人性弱点的最大反映么？倘若人人都是天使，就用不着政府。倘若组成政府的人都是天使，对政府的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就成为多余。设计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难处就在于此：你必须使治人者具备控制被统治者的能力；然后，使治人者有责任控制他们自己。让政府依赖人民，无疑是对政府的首要控制。”[1]
3、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对国家的崇拜成为一种风潮，国家成为吞噬了无数人血肉的怪兽。其实，真正的国家不过是规模更大的生命共同体，是为了众人的幸福而存在的。诺克强调：“很不幸，鲜有人懂得，正如国家没有所谓它自己的钱一般，也没有任何它自己的权力。它的所有权力不是社会赋予的，就是以各种借口从社会窃取的；此外别无来源。因此，任何国家权力来源学说，不论是宣称赋予的或者是论证夺取的，都会造成社会权力的极大丧失，然而，国家权力的增强不能，而且也绝不可能以社会权力相应的丧失为代价。”[2] 诺克指出，国家最大的危险就是不断攫取社会权力，使得社会权力运作的领域不断缩小。更可怕的是，在国家权力的侵蚀下，“社会权利不仅力量衰竭，就连在这些领域运用其权力的意愿也凋零了。”[3]这样一来，人民就成为靠国家计划和福利而生活的奴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過度福利政策”或“高福利政策”也是如此。因此，在国家方面，我们既要强调国家本身的地位和职能，也要防范罪人通过国家不断攫取社会权力的罪恶倾向。
4、必须建立有权有效的公民政府，否则公民的权利就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不管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政治架构本身都有着天然的和强有力的导向作用。固然美德是共和制的基础，但我们必须承认共和制确实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人民普遍的幸福，共和主义的宪法也能够促进人民的美德，正如约翰·亚当斯所强调的那样：共和主义的宪法“在人民当中传布知识，鼓励他们自尊并成为自由人；于是，便会出现普遍的竞赛，它将产生良性的幽默和社会交往、端正的行为和普遍的美德。受到这种政府的鼓励，人们的情操将更为高尚，普通人会变得勇敢上进。由此激发的抱负使他们更加朴素、勤劳、节俭。”因此，亚当斯总结说：“政府的形式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决定性地影响人民的行为。”[4]
5、人民有权利自己做好的事情，绝不能委托给国家去做，国家也绝不能去做人民并未明确授权的事情，否则就会不断扩权，走向极权专制。在所谓的“福利国家”中，国家承担照顾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需要，这必然导致国家集权。1887年，当得克萨斯州的几个县因干旱而导致农作物欠收时，一些国会议员动议联邦政府拨款对那里的农场主进行救济，但民主党总统克利夫兰( Grover Cleveland) 否决了这一动议。在其否决声明中，他强烈地批评政府提供赈济的做法，重申有限政府的基本主张。克利夫兰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不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义务应该扩至对遭受苦难之个人的救济，它与公共服务或者公共利益不存在任何适当的关联。”[5] 托克维尔则警戒统治者们说，平等会激发各种新的欲望出现，“把自己的权力用在这样的需求上是轻率的，教育他们的每一个被统治者学会自力更生的技术，才是最稳妥可靠的办法。”[6]
6、“兴盛的自由”（freedom to prosper）是指在自由得到保障的环境中，人的本能就是发财致富，结果就是普遍性的富裕，即使穷人也能通过教育和个人的努力而自食其力。那些因为先天问题或天灾人祸而陷入贫穷状态的人，也会得到多种渠道的救济。如果鞭打快牛，惩罚富人，整个国家都会陷入贫困之中。穷人得到平等的机会和保护，大部分人都能通过教育和工作而成为中产阶级，一小部分人通过创新、辛劳和机遇而成为极其富有的人，这样的国家乃是正常的理想的国家。当然，中产阶级的扩大会增加社会的稳定性，但中产阶级容易走向平庸化，正如维沃所指出的那样：“贪图舒适、不爱冒险、畏惧改变，它的目标就是确立一个可以为它除掉威胁的物质主义文明。它有习俗，无理想；它不纯洁，但是被洗得一干二净。今天欧洲所面临的困境，就是中产阶级的影响扩大、腐化世界观的直接结果。”[7]
7、乌托邦国家热衷于“均贫富”，这不过是历代罪人都喜欢玩弄的自欺欺人的游戏而已。实际上，那些有权力没收并重新分配别人财富的人，肯定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而发财致富。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伊拉克、利比亚、委内瑞拉等所谓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那些红色权贵们通过自己攫取的“均贫富”的权力，首先使自己及其家族、亲信获得了巨大的财富，确实做到了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惜，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是真正靠勤劳致富的人，并且他们致富之后也没有以善事回馈社会，而是更加疯狂地掠夺更多的财富，欺压穷人。这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面前制造的最大的丑闻。
8、要怜悯、帮助真正的穷人，鼓励个人和教会从事各样的慈善事业，但国家绝不能介入慈善事业，因为慈善事业的本质就是自觉自愿，这是与国家的权力与强制性质相悖的。柏克指出：“为我们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权力。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傲慢。人民供养他们，而非他们供养人民。政府的权力是阻止邪恶，而不是在这方面或者也许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8] 国家过多介入社会经济生活，就会蜕变为一个“全能型政府”、“极权性国家”，使得人们在一切事务上都指望和依赖政府，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无法承担不断增加的财务支出，而惯于依赖国家福利的人则是欲壑难填，不断喧嚣。这样的国家不是走向专制和贫穷，就是走向混乱和破产。
9、帮助同胞摆脱贫穷和不幸乃是高尚的，也合乎上帝的旨意，但其方式需要智慧的考量。如果我们的慈善或福利事业造成的结果是鼓励懒惰，辅助愚昧，放纵恶人，那就违背了上帝的秩序和公义。那些有劳动能力却不愿意劳动的人，必须自己承担“挨饿”的后果。只有当他们遭受“挨饿”的危险和苦楚的时候，才能促使他们积极地对待工作或劳动。不劳动不得食，只是自古以来各个民族都公认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10、要通过精打细算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要完全帮助有需要的人，帮助他们到他们能够帮助自己的程度即可；要让穷人通过劳动的方式得到帮助，避免直接向他们发放金钱或物资；要让穷人经历从帐篷到小木屋、从小木屋到简陋的房舍、从简陋的房舍到更加舒适的房子的过程，不可让穷人一步登天。帮助遭遇紧急情况的人，要适时停止，不要让人养成依赖性的习惯。
11、始终牢记责任的阶梯：首先是个人对自己负责，其次是家庭，然后是教会，然后是社区，最终才是国家。不要轻易动用国家的力量帮助人，美国宪法从没有赋予联邦政府介入慈善或福利事业的权力。最需要防范的是国家通过提高税收甚至没收的方式来改善人民的生活，这样国家就开始扮演救世主的角色。
12、国家转向以慈善事业为主，直接混乱了国家的职能，导致公民社会的萎缩，国家权力的无限膨胀，最终导致的就是普遍性的贫穷和专制。英国哲学家斯克拉顿指出：“保守主义并不反对慈善事业……保守主义不得不接受某种形式的福利国家。不过，保守主义者不赞同把慈善事业全面转化为国家职能。……由于助长了住房、卫生、财富和享受等方面‘天赋’权利的错误概念，国家既磨蚀了个人的意志，也削弱了自身的权威。国家变成一部机器，一个分配中心，一种异己的实体，时而授予、时而抑制被视为不受约束的权利的东西。保守主义者认为，国家不是一部机器，而是一个有机体，甚至是一个人。它的规律也不是生死交替、推陈出新。它蕴含理性、意志和友情。它的公民并非全部处于同等的水平，一些人享有其他人不具备的特权。因为，它的本质在于权力，权威则是它的形式，就权力与权威两者而言，平均分配前者会导致后者的丧失。”[9]
[1] 《联邦党人文集》，51篇，348页。 [2] 诺克，《我们的敌人：国家》，1-2页。 [3] 诺克，《我们的敌人：国家》，3页。 [4] 伍德，《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1776-1787》，116页。 [5] Grover Cleveland, “Cleveland’s Veto of the Texas Seed Bill,”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Grover Cleveland (New York: Cassell Publishing Co.，1892) ，p. 450. 译文引自王建勋。 [6]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二部分第二十章，496页。 [7] 维沃，《思想的后果》，38页。 [8] Edmund Burke，Select Works of Edmund Burke，Vol. IV，Miscellaneous Writing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99) ，p. 61.引文出于王建勋。 [9] 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35页